一个持久的环境伦理所要保护的，
不仅是我们物种的健康与自由，
还有接近我们精神所诞生的世界。
由于人类的作为，我们即将面临地质时代的第6次大灭绝灾变。地球终于获得了一种可以打破盛有生物多样性之坩埚的力量。在迪莫纳庄园的那个暴风雨之夜，当雷电的闪光暴露了实验室研究的像猫眼般切开的雨林时，我便了解了这一点，心中感到特别辛酸。未受干扰的森林极少这么清晰地显露其内部的结构。森林的边缘，滨河生长着浓密的次生林，或有别的植物群庇护着，森林的树冠垂倒下来，碰到地平面。夜间的森林景象是一件奄奄一息的人造物，留下最后一眼的野性美。
几天后，我整理妥当，准备离开迪莫纳庄园。我包好泥泞的衣物，把仿制的瑞士军刀送给厨子作为临别赠礼，再观看一次亚马孙绿鹦鹉飞过上空。我把贴上样品标签的瓶子存放在加以强化保护的箱子里，又将田野笔记和一本已经翻旧了的马克班恩（Ed McBain）的警察小说《冰》（Ice）包在一起。由于我的疏忽忘了带其他书，经过这些日子的相伴，现在这本小说已烙印在我的脑海里了。
通往天堂之路难行
刺耳的齿轮声预示着卡车的到来，它将载着我和两名林业工人回马瑙斯。在灿烂的阳光下，卡车开过牧场，我们看到一片焦黑的残桩与原木，这是我的森林终于失守的战场。回程时我尽力避免看到那裸露的田野。接着我抛开我游客级的葡萄牙语，开始独自思考，白日神游。脑海中浮现了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公元前70—前19）写的四行绝佳诗句——我所记得的就是这四行了，是写古罗马的女预言家西比尔（Sibyl）警告冥府中的埃涅阿斯（Aeneas）的诗：
从阿佛那斯（Avernus）火山口下山的路是好走的。
幽暗冥府的大门日夜不闭。
但是要举步折回天堂，
则过道道难关，辛苦致极……
因为没有人类之前的绿色地球是我们要解决的谜，那是指点我们精神源头的引导，但是正悄然地消失。要回到当时景况，似乎是一年难似一年。如果人类未来的动向有什么危机，多不在于人类自身物种的延续，而是生命进化最大讽刺的成就：由于人类的心智才有刹那的自知之明，生命便注定在其美丽的创造下终归消亡。而就这样，人类封闭了通往历史的大门。
缤纷的生命历经择汰而来
生物多样性的诞生历经了悠久的时光与波折：30亿年的进化才有分布在海洋的丰富动物，又过了3.5亿年，才造就了目前栖息着一半多的地球物种的雨林。这中间经过了改朝换代的演替。有些物种分化成两个或数个子物种，这些子物种又分化成了更多的物种，再依次发展出成群的草食性、肉食性、浮游性、滑翔性、善跑性、掘穴性等动物，而这之间有无数种五花八门的组合方式。之后，它们的群体又因部分或悉数灭绝，退位给更新的朝代，如此，就在人类到来之前，生物多样性正达到巅峰。在这个过程中，生命历经平稳的阶段，然后经历了5次大灭绝灾变，每一次都耗费了1000万年才得以恢复，但是推动它上升的力量并未停止。今日的生物多样性比1亿年前要高，比5亿年前更要高出许多。
大部分的世代都会有少数物种不成比例地扩展，而产生了较低层阶的新物种。每一种物种和它的后代，都只是全部生物多样性中的一小部分，平均寿命从十万至数百万年之久。寿命长短依分类的群体而异。例如，棘皮动物族系比开花植物长寿，而两者又比哺乳类动物长寿。
过去的所有物种灭绝了百分之九十九。现代的动物群与植物群是由幸存者构成的，它们在东窜西躲与左闪右逃下，迂回渡过了地质历史上所有的适应辐射与灭绝。当今世界上的许多优势族群（如鼠类、蛙类、蛱蝶类及菊科植物等），都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占有一席之地。不论年龄，现在所有活着的物种，都是38亿年前生物体的直接后代。这些现存生物基因库里的核苷酸序列，相当于书籍中的字与句，记录了整个悠久的进化历史。比细菌复杂的生物体（如原生生物、真菌、植物、动物等），含有10亿至100亿的核苷酸字母，光是储存这些信息，就已远超过一部《大英百科全书》。
每种物种都是基因突变与重组下的产物，那种复杂性是无法靠直觉便能理解的。物种都在无法计数的天择事件下，历经雕琢、磨炼，其中绝大多数生物未能完成其生命周期，不是身亡便是无法繁衍。从进化时间的角度来看，所有其他的物种都是我们的远亲，因为所有物种都有共同的远古祖先。我们仍然使用着相同的字母，即核酸编码，尽管它已被组合到彻底不同的遗传语言里了。
这就是每一种生物（不论大小，每一种甲虫和杂草）的最终、最神秘的真相。长在墙缝里的花——确实是奇迹，假如这奇迹不是像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浪漫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所揭示的渊博知识之威力（因而“我得以知晓上帝和人为何物”），那么至少我们可以从现代生物学所了解的一切，来体认这件事。眼前的每一种生物莫不是借着像穿针般辛苦地运用卓越的计谋，排除万难地生活与繁殖，才有今日的生命。
生物体的各种结合方式真的是惊人的。拔出隐匿在墙缝内的花，抖下根群的泥土，捧在手掌内，在放大镜下仔细地观察。那黑色的土壤是有生命的，充满各种生物：藻类、真菌、线虫、螨、弹尾虫、线蚓，以及数千种细菌。这一撮泥，可能只是一个生态系统的一小部分而已，但生存其中的生物，其基因编码之井然有序，不亚于太阳系中全部行星表面的所有秩序。这只是一个推动地球生命力的样本——这与人类存不存在无关，地球生命仍会活下去。
蕴藏知识的宝藏
或许我们以为已经彻底地探索过这个世界。当然，我们为千山万水取过名字，对海岸和大地测量的调查业已完成，没有忽略海底最深处的海沟，甚至进入大气层并分析其化学成分。现在，地球由太空的人造卫星监测着；还有相当重要的，最后的原始大陆——南极洲，已有一个研究站，并成为昂贵的观光据点。然而，我们仍未揭开生物圈的神秘面纱。尽管已知地球有140万种的生物，“已知”也不过是指收藏了标本与赋予其正式学名的物种，然而全球现存生物物种总数约有1000万至1亿之间，没有人能确定哪个数字才较接近事实。其中有学名的物种，只有不到百分之十进行过比大体解剖学更深入的研究。崭新的分子生物学与医学成就只是沧海之一粟，不过只研究了大肠杆菌、玉米、果蝇、家鼠、恒河猴及人类等，还不到100种物种。
眩惑于日新月异的新科技，挥霍着充裕的医学研究经费，生物学家至今仍陷在偏窄的尖端科学里，从事拓荒性的深入探索。现在应该到了横向扩展研究范围的时候了，继承林奈氏的分类伟业，完成生物圈之勘测工作。扩大研究目标的最迫切理由是：生物多样性研究和其他科学研究不同，它有时间上的限制。人类活动造成物种急速加快地消失，主因是栖息地的破坏，但还包括污染及引进外来物种到仅存的自然环境。我曾说过，要是我们再不更努力去拯救，到了2020年，会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或注定提前灭绝。这是根据已知的栖息地面积与栖息地所能维持之生物多样性二者之间的定量关系估算出来的。
这种“面积—物种数”关系曲线说明了一个重要现象，灭绝现象确实相当普遍。还有一个推论：出土的动植物遗体，大多是已灭绝的物种与种系。当砍掉森林重镇（例如菲律宾和厄瓜多尔的雨林）里最后的森林，物种消失的速度就更快了。就整个世界而言，目前的灭绝速度是人类出现之前的数百倍乃至数千倍。这种快速的灭绝速度，是无法在对人类有意义的时间内，靠新的进化来平衡的。
我们为什么要在乎呢？要是某些物种灭绝了，甚或全球消失了一半的物种，又会怎样？让我告诉你，我们会没有了新科学信息的来源。未探勘的生物大财富将被摧毁；尚未开发的药物、作物、化学药材、木材、纤维、纸浆、恢复土壤肥力的植物、石油替代品，以及其他产品和使人舒适的功能等，将永远不得问世。
社会上许多人通常看不起微小而不起眼的生物（例如昆虫、杂草等），但这些社会人士忘了：一种拉丁美洲的不起眼的蛾，曾遏止了澳洲牧场上仙人掌的泛滥；常春花治疗了霍杰金氏病与儿童淋巴性白血病；短叶红豆杉的树皮为卵巢癌与乳腺癌患者带来了希望；从水蛭的唾液中提炼出的一种化学物质，化解了手术中所产生的血块。诸如此类的例子已多得不胜枚举，而且成果辉煌，尽管我们对这方面的研究仍十分有限。
大地之母——盖亚
由于我们的健忘与幻想，我们很容易忽略生态系统提供的各项免费服务。它们肥沃了土壤，创造了我们所呼吸的空气。失去了这些好处，人类的余年会是艰辛而短暂的。巩固永续生命的基础是绿色植物、繁富的微生物，以及那些微小而不起眼的动物——换言之，即靠着杂草与虫这些生物体的高工作效能，才能支撑这个世界。因为它们非常多样化，才能各司其职，遍布于全球的每一寸地表。
因为人类是在有生命的群落里进化着，而我们的身体功能已细微地适应这创造出来的独特生态环境。大地之母（近来被称为“盖亚”，Gaia），只不过是所有生物集合的共同体，以及在生命流逝的每一瞬间维系着物理环境，假如其中的生物受到太过分的干扰，这个环境会变得动荡不安而具有杀伤力。我们设想几近无穷的其他类似大地之母的行星，每一个都有自身的动物群与植物群，但全都产生了不适合人类生活的物理环境。漠视生物多样性，就好比冒险将我们送往一个外星球环境。那么我们将会像领航鲸（pilot whales）那样，莫名其妙地搁浅在新英格兰的海滩上。
人类与其他的生物共同在地球这个特定的行星上进化，然而因为科学家尚未命名大部分的生物种类，而且人们又不太了解生态系统的运作，因此，设想生物多样性可以无限地丧失而不会威胁到人类，这根本就是轻妄的念头。田野研究者指出，当生物多样性降低时，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质量也随之降低。饱受逆压的生态系统也呈现出意想不到的质量急速直降。随着灭绝的扩大，某些一去不复返的生物竟是关键种，它们的消失狠狠冲击了其他物种，引起幸存物种的族群结构发生连锁反应。关键种的丧失，就像钻头意外地钻断了输电线，所有的灯都熄灭了。
这些服务对人类福祉很重要，但它们无法形成一个永久的环境伦理基础。假如我们可以为某种物种定一个价码，那么我们也可以将其贬值、贩卖或扔弃。也有人可能梦想人类可继续舒适地生活在一个生物贫乏的世界里，他们认为人工环境是科技做得到的事，认为人类生命仍旧可以蓬勃地生活在一个完全人类化的世界，那里的药品全由现成的化学物质来合成；粮食全靠一二十种栽植作物的收成；大气与气候靠计算机驱动的核聚变能源调节；如此变本加厉地改造，直至将地球变成（而非仅象征意义的）一艘实实在在的宇宙飞船，人类在控制室里阅读仪器与操纵各种按钮。这是免除主义哲学（philosophy of exemptionalism）的终点：不为过去哭泣，人是生命的新秩序，凡是阻碍进步的物种，就让它们终结吧，科学和技术的天才自会另辟蹊径。抬起头来望望那些等待着我们移民的星星吧。
回归真性情
我们必须考虑到：人类的进步并不单由理性所决定，而是由我们这种物种特有的情感，再加上理性的辅助与调和所决定。就是因为情感，人才有别于计算机。我们不太了解我们的本质及身为人类到底是怎么回事，因而也不明白我们的子孙将来可能希望我们把“地球宇宙飞船”驶往何方。如维克斯（Vercors）在他的《你将知道他们》（You Shall Know Them）一书中所说的，我们的麻烦来自一个事实：“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也无法确定我们想要什么。”这项学识上的失败，其主要原因是我们对自己的起源无知。我们并不是像外星人一样来到这个行星的。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在与其他物种共处下进化的物种。我们愈能认同其他生物，我们便能愈快地发现人类感觉意识的来源，并能愈快地获得知识，根据这个知识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持久的伦理，来确定我们想要的方向。
人类遗传的本质并非只能追溯到传统上认为的8000年左右有记录的历史，而至少可以推到200万年前，当第一批“真正的”人类，即构成人属的最早物种出现的那个时代。经历了数千世代，文化的出现一定是深受基因进化的同时发生的事件的影响，特别是那些发生在大脑生理结构上的事件。相反，基因进化必定深受文化衍生的择汰的引导。
只有在人类历史的最后一刻，我们才产生错觉，即人类能独立于其他有生命的世界之外而蓬勃繁衍。没有文字的人类社会，会密切地与深奥难解的各种生命接触。他们的心智不能完全适应环境的挑战，但是他们努力去了解关系最密切的部分。他们知道正确地响应会带来繁衍和满足，错误地回应会招来疾病、饥馑与死亡。那种努力的深刻印记，是无法通过几个世代的城市生活就可以消除的。依我之见，我们可以在人性的细微特质中找到那个印记，这些细微特质包括：
◆人对自然中会威胁人类的物体和环境有恐惧症——一种突然的与不自由的反感。这些物体和环境包括高度、密闭的空间、开阔的空间、流水、狼、蜘蛛、蛇等。他们对晚近发明而危险得多的对象（如枪、刀、车、电插座等）则极少恐惧。
◆人们即使从未在生活中看见过蛇，却对蛇的感觉既厌恶又深受吸引。大部分文化里的蛇，是具有神话与宗教象征意义的重要野生动物。纽约曼哈顿居民和非洲的祖鲁人，梦见蛇的频率是一样的。这个反应的起源似乎可以用达尔文主义来说明。毒蛇几乎是任何地方的人的重要死因，从芬兰到塔斯马尼亚，从加拿大到巴塔哥尼亚，均不例外；碰到蛇的人，唯有机警者始能全身而退。我们注意到许多灵长类动物也有同样的反应，包括旧大陆的猴子与黑猩猩：这些动物会往后退，警告伙伴，双眼紧盯每一条可能具有危险性的蛇，直到它爬开为止。
对人类而言，蛇的隐喻可扩大到神话上转化过的蛇已变成具有建设性与毁灭性的神力：迦南人的阿什脱雷斯（Ashtoreth），中国汉族的伏羲氏与女娲，印度教徒的穆达玛（Mudamma）与摩纳娑（Manasa），古代埃及的三头巨人尼赫伯考（Nehebkau），《创世记》里赋予知识与死亡的蛇，以及阿兹特克人特有的分娩女神及人类之母奇瓦扣特尔（Cihuacoatl），雨神特拉洛克（Tlaloc），以及羽蛇神（Quetzalcoatl）——它是人头覆羽的蛇，为晨星与昏星的统治者。
蛇的力量也延伸到现代生活中：两条蛇缠绕在节杖上，这起先是众神的信使墨丘利（Mercury）的有着双翼的节杖，之后是使者与传令官的安全通行证，而在今天它是全球医学界的标志。
◆大部分的人喜爱住在靠近水的高地上，从那里可以看到稀树草原。这样的高地常是有钱有势的人的住宅、大人物的墓园、庙宇、议会建筑以及部族荣耀的纪念碑所在地。今天，偏好这种地点是出自审美的选择以及居住的自由度，也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在讲究实际的古代，这样的地势是一个可以撤退的腹地，也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可以发现远处袭来的暴风雨与敌人。每一个动物物种都会挑选能使其个体获得安全又有食物的栖息地。在早期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人类居住在东非的热带与亚热带稀树大草原里，那是点缀着河流与湖泊、乔木与灌丛的开阔地区。若有相似的地形与有选择的余地，现代人会设计成公园或花园。他们既不会模仿吸引长臂猿的茂密丛林，也不会模仿阿拉伯狒狒所喜爱的干草原。他们会在花园里种植类似非洲稀树原生树木（如合欢类与萍婆类）以及其他植物。他们追求的理想树形是冠幅总是要大于树高、最低的枝条要平伸，接近地面，这样可以摸得到，又方便攀爬，还有复叶或针状的树叶。
◆倘若有足够的金钱与闲暇，许多人会徒步旅行、打猎、钓鱼、观鸟、养花、种菜。在美国和加拿大，到动物园和水族馆的人数，比所有进场看职业运动比赛的人还多。他们拥向国家公园，欣赏自然风景，驻足高地放眼嵯峨的地形，一睹滚滚流水与自由徜徉的动物。他们千里迢迢到海边散步，并无特殊理由。
以上是我称之为“亲生命性”（biophila）的例子，是人类潜意识地在追寻与其他生物的亲密联系。在亲生命性之上，还可以加上亲近自然野地的概念，即所有未被人类占用、无污染的陆地与动植物的群落。人们造访自然野地，寻找新的生命与奇妙事物，又从自然野地回到人类化的地区与安全的环境。自然野地可平抚心灵，然而自然野地是人类无法创造的。自然野地隐喻着无限良机，这个隐喻是从人类遍布世界各处时就烙印在了各部落的记忆中，在各个山谷与各个岛屿，他们敬畏神，坚信原始土地是永远绵延于地平线之外。
珍爱生命
我列举出这些人类心灵共同之所好，并不是要作为人类天性的证明，而是建议我们更要谨慎地思考，把哲学转向人类起源于野地环境的中心问题。我们还不了解自己，假如我们忘却自然界对我们的意义有多么重大，我们会更远离天堂。俯拾可得的信号显示，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不只危及肉体，也会伤及精神。假如这是正确的，那么目前所发生的改变将会伤害到未来的所有世代。
因此，伦理规范第一条应该是：审慎。当我们学习利用生物多样性，并了解它对人类的意义时，我们应该判定生物多样性的一点一滴都是无价之宝。我们不应该眼睁睁地让任何物种或种系灭绝。还有，我们不应该只是采取拯救的措施，而应该开始恢复自然环境，以增加野生生物族群，遏止生物财富的巨大流失。最令人振奋的一个目的，便是开启这个修复的时代，重新编织还在我们四周的、奇妙的生物多样性。
环境的急遽变化，说明了我们需要一个独立信仰的伦理体系。那些笃信地球上的生物是神造的人，会认识到我们正在摧毁神所创造的天地。而那些认为生物多样性是盲目进化产物的人，也会同意这一点。跨越不同哲学的鸿沟，则物种是否有自主的权利，或者说，道德思辨是否属于独特的人文关怀，就无关紧要了。这两种前提的护卫者，似乎必会被吸引到相同的保护立场上来。
环境的监护工作属于较不玄妙的形而上学的范畴，所有思考过这类问题的人都会找到共同的立场。因为，归根结底，什么是道德，莫不是借着对前因后果的理性检视，而推断出来自良心的命令？什么是根本的原则，莫不是有益于所有的后世者？一个持久的环境伦理所要保护的，不仅是我们物种的健康与自由，还有接近我们精神所诞生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