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生物多样性真的濒临高度危机，
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解决此事的方法
是要靠各自为政已久的各学科专家的合作。
每个国家都有三种形式的财富：物质的、文化的与生物的。前两种财富我们都很熟悉，因为那是我们每日生活的要素。生物多样性问题的本质就在于，我们对生物财富的重视程度太低了。这是一个重大的策略错误，一个会令我们愈来愈后悔的错误。生物多样性是无尽的未开发物质财富的可能来源，呈现在食物、医药或生活的便利性上。动物群与植物群也是各国传统资产的一部分，是以某个特定时间和地点为中心、历经数百万年进化之产物，因此绝对有理由说和语言、文化一样，是一国关心的大事。
全球的生物财富正历经着一个瓶颈，这个瓶颈会再持续50年以上。因为世界总人口数已超过54亿，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85亿，到21世纪中叶可能介于100亿至150亿之间。人类生物量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增加，而发展中国家对物质与能源需求之增加速度甚至更快，在此情况下，短时间内能留给大部分的动植物物种的空间势必少得很。
人类骇人的毁灭力量创造了极大规模的问题：如何才能以丧失最少的生物多样性以及如何付出最低代价来渡过这个瓶颈，迎接21世纪中叶的到来？至少在理论上，将灭绝速度降到最低和经济成本降到最小，两者是兼容的：利用和保护其他生命形式愈多，我们自己的物种就会更有生产力，更有保障。我们所采取的明智的生物多样性决策，将会对未来的世代有所裨益。
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建立长时段的知识与行动伦理。理想的伦理是以一套人为的规定去处理非常复杂或极其前瞻性的问题，解决超出一般情况的高层次论述。环境问题的本质是伦理问题，需要同时做长时段与短时段的观察。此时对个人与社会有益的，可能10年后就变得有害了，而在未来数十年内看起来很理想的，可能会毁了未来的世世代代。要选择一个对短期及未来都是最好的做法是项困难的工作，它往往看起来是自相矛盾的，并且所需要的知识和伦理规范，目前大多还尚未成形。
既然生物多样性岌岌可危，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即使是现在，问题开始明朗化，我们应该做什么也一清二楚；但要解决就必须合作，聚合各自为政已久的学术理论与应用实践界的专家。生物学、人类学、经济学、农艺学、政治、法律等领域必须要找到共同的意见。它们的结合发展出了一个新的学科，称为“生物多样性研究”，其研究范畴为对整个生物多样性及其起源的系统研究，以及维持并利用此多样性来造福于人类的方法。
因此，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内涵兼具科学性（理论生物学的一个分支）与应用性（是生物技术学与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它不但专注于生物体和族群的部分，也重视生物医学研究的细胞与分子部分。其间的差别是，生物医学研究专注的是个人的健康，而生物多样性研究专注的是全球生物的健康，以及多样性对人类的适用性。接下来的几项叙述应是大部分关注生物多样性的人，极可能会同意这是该做的事。所有胪列的诸项都针对相同的目标：无止境地拯救并尽可能地利用地球上生物之多样性。
一、调查全球的动物群与植物群
在探讨多样性上，生物学家几乎是在摸索中进行。他们对于地球上物种的数量及其大部分的分布情况只有非常模糊的概念；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物种生物学，科学家仍然一无所知。系统分类学家深知此问题的迫切性，但是对于最佳的解决方案并没有达成共识。有的人建议着手全球性普查，目标放在发现与分类所有的物种；其余的人鉴于人手、资金与时间的短缺，认为唯一的实际做法是迅速确认濒危特有物种最多的栖息地，即所谓确认危机区。
物种灭绝危机迫使系统分类学肩负更大的重任，实践者必须商定时间表与经费预算的明确任务。最可能奏效的策略很可能是综合性的，其目标是全球物种的完整调查清单，但是以跨越半个世纪与分成几个层或几个时空尺度，从鉴定危机区进行全球性调查，每隔10年进行稽查和重新调整。每10年终了时，评估其进展，并确定新方向。刚开始可将重心放在已知最严重的或最有可能濒临危机的地区。
我们可以设想三个总调查层级：
第一个是“快速评估计划”（Rapid Assessment Program），是以保护国际基金会（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的计划为蓝图发展出来的，这个组织的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致力于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该计划的目的在于数年内迅速调查可能是局部危机区而真相未明的生态系统，以便为进一步的研究与行动提出急救建议方案。目标区的面积可能不大，例如一个独立的谷地或孤山。由于我们对绝大多数生物的分类了解非常少，以及能做研究的专家也屈指可数，即使对一个小小的濒危栖息地进行整体动物群与植物群的编目分类几乎都办不到。我们的变通办法是成立一个快速评估计划小组，这个小组是由研究所谓的“精华焦点生物群”的专家组成。这些精华焦点生物群是指那些熟悉（如开花植物、爬行类、哺乳类、鸟类、鱼类、蝴蝶等）而可以马上登录并且可作为其周围整个生物区系（biota）代表的生物体。
第二个总调查层级是“新热带生物多样性计划”（Neotropical Biological Diversity Program），所依据的蓝图是1980年代末期，堪萨斯大学和其他北美大学共同提出的计划。此计划与快速评估计划不同，新热带生物多样性计划局限于特选的小规模灭绝地带，而快速评估计划，是较有系统地探索、认定主要危机区，或至少是集合数个危机区的广大地区。这种区域包括安第斯山脉的东坡和危地马拉与墨西哥南部数处零散的森林。除了确认危机的数个地点外，较大的目标是设置研究站，涵盖不同纬度与不同海拔高度的地区。这项工作先从少数焦点生物着手。当采集到足够的样本与聘妥了各类物种的专家后，这项工作便扩展到较陌生生物群（例如蚁、甲虫、真菌等）。不用太久，有关降水、气温及其他的环境属性都要纳入物种调查项目里。届时，最重要与设备最好的研究站，很可能发展成长期生物研究中心，由东道主的科学家担任领导者。这些研究站也可以用来训练自世界各地到来的科学家。
现在要进入生物多样性调查的第三个（也是最高的）层级。借由世界各地的快速评估计划与新热带生物多样性计划两个层级的现存生物调查，以及陆续的生物群专题研究，对生物界的描绘便会慢慢地合并成一个清晰的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图像。因经济规模的效应（因生产设备与生产规模的扩展，每一单位的生产成本会下降的情形。——译者注），即使维持着原有的努力程度，这方面知识的增长势必愈来愈快。当新的采集与分选样本的方法出笼，以及获得信息之程序的改进，在调查清单里登录每一种物种的成本都会降低。当包含非焦点生物群时，研究费不会呈简单直线式增加，单位物种的成本费反而会下降。例如，植物学家可以在其研究的植物上收集昆虫，同时为昆虫学家鉴别这些昆虫的寄主植物，而昆虫学家也可以将这程序反转过来，在收集昆虫时收集植物样本。诸如爬行类、甲虫、蜘蛛等生物群，其样本都可以在整个栖息地里收集，然后再分送给每位生物群的专家。
当这三层级的生物多样性调查持续进行，所获得的知识便逐渐成为凝聚其他科学的强力磁铁。田野指南与附图的论文集激发了大家的想象力，科技信息网络吸引了地质学家、遗传学家、生化学家，以及其他的学者投入这个研究。各生物多样性中心势必要举行许多的活动，进行资料收集并拟定新的计划。
生物多样性中心的模范，是哥斯达黎加的国家生物多样性研究所（Instituto Nacional de Biodiversidad，简称INBio），于1989年在首都圣何塞（san José）的市郊成立。该研究所的目标就是记录这个中美洲小国家所有的动植物（50多万种），并用这些信息改善哥斯达黎加的环境与经济。居然会由一个发展中国家带头从事这种需协同努力的科学工作，是有点难以想象，但是其他国家跟进了，大不列颠、瑞典、德国，以及其他的欧洲国家，已在政府与民间的赞助下，完成了详尽的植物和许多种动物的分布图。正当我下笔的此时，史密斯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提出在美国成立一个全国生物多样性中心的计划，并且广受讨论。设立中心的立法议案已在国会提出，但尚未通过。
美国的全国多样性中心不必从零开始建立，因为已有许多已经仔细研究并绘制了生物分布图。有几州，例如马萨诸塞州与明尼苏达州，已着手进行查明其州内濒危植物与脊椎动物物种的计划。15年来，大自然保护协会（Nature Conservancy，美国首要的私人基金会之一）已在全美各州从事了类似的工作。这项作业最近已扩展到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的14个国家，各国陆续成立了自然资产数据中心。
在所有生物多样性调查层级上，还有一个关键要素，就是微地理学（microgeography），即尽量详细测绘生态系统结构，以估计个别物种的族群数及其生长与繁殖的环境。目前正在使用的地理信息系统科技，收集数个层级的有关地形、植物、土壤、水文以及物种分布等数据，用计算机记录，储存在共同的坐标系统。当用在生物多样性与濒危物种方面时，这种图表称为“缺口分析”（gap analysis）。尽管缺口分析的完整性并不够，却可以显示现存公园与保护区的效果，亦可以用来协助解答保护措施上较大的问题，例如，保护区事实上可包含最多数之特有物种吗？尚存的栖息地碎块区的面积是否足以永久维持这些族群？如何计划以最合乎成本效益来取得更多土地？
同样的，这些信息可以用来划分较大的区域。我们必须划出某些地区作为免于破坏的保护区。其余的地区则被定为采收保护区，用作短期农业与有限狩猎的缓冲地带，以及变更为完全供人类使用。在这项扩大的作业中，地景系统设计将占有举足轻重的功能。受到人类影响的环境变动很大的，仍然可借巧妙地设置小林区、绿篱、集水区、水库及人工池塘与湖泊，来维持高度的生物多样性。总体规划不仅可以结合经济效益与美感，也可达到物种与种系保护的目的。
多层次的数据可以进一步协助界定“生物区”（bioregion）。生物区是指大面积的集水区与森林区，连接了共同的生态系统，但是往往延伸到市镇、州，甚或国界以外。一条河流可划开成两个政治区，此虽然合于经济或军事的目的，但是不合于土地管理的规范。生物区主义在美国国内有段长远但未定论的历史。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缪尔（John Muir，1838—1914，自然文学作家）成功地提倡国家公园的设置，以及1891年成立的国有林系统。自1930年代开始，生物区的概念日益得到政府的支持，而有各种不同的特定计划，从成立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Authority，为总统直辖的独立政府机构。——译者注），借以管理土地并开发东南部一个广大地区的水电资源，到建立阿巴拉契亚国家风景区（Appalachian National Scenic Trail）、联邦及州政府经营南佛罗里达州之供水系统与大林泽，以及在1967到1981年间，新英格兰流域管理委员会（New England River Basins Commission）之多种管制与促进活动等。
地理信息系统将物理与生物环境资料之数据相结合，所综合而成的资料可用于管理地景系统，借以保护濒危物种、生态系统及指定自然保护区。
其他美国国内之生物区主义的例子虽然很多，但是很难说这一运动已结合形成一个土地管理的哲学，而且保护生物多样性充其量不过是个附带性的目标而已。事实上，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所建的几个大水坝，虽然为美国的贫穷地区提供了廉价的电力，却意外地摧毁了相当可观的原有河流水域的动物群。未看重生物的多样性，并非蓄意的，而是未曾完整认识到受影响地区之动植物群的缘故。
“系统分类”虽是长期有效的区域划分作业与贯彻生物区主义的先决条件，却是一项相当耗费人力的工作。研究特定生物（例如蜈蚣、蕨类等）的分类学家，常因无同行而成为研究那些生物之一般生物学的唯一权威。美国和加拿大约有4000位这样的专家，企图对数千种北美洲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勉力进行分类。他们或多或少也要负责分类世界其他地方的数百万种物种，因为在其他国家从事这项工作的分类学家，甚至还要更少。目前最多约有1500位训练有素的专业分类学家，有能力处理热带（占全球地区生物多样性一半以上）的生物。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白蚁专家的短缺。白蚁是木材的主要分解者，翻土功夫可与蚯蚓匹敌，占热带动物生物量的百分之十，是所有害虫中破坏力最大的昆虫。可是只有三个人有能力处理全世界的白蚁分类工作。第二个例子则是关于甲螨（oribatid mites），长相像蜘蛛和陆龟之杂交物种的小生物，是土壤中最多的生物，也是主要消耗腐殖质与真菌孢子的生物，因此是陆地生态系统最常见的关键生物。在北美，只有一位专家全职地致力于甲螨的分类。
只有这么少的人有能力展开这项工作，那么要完整调查地球生物多样性之庞大蕴藏量，似乎是没有指望的。但是如果与勇往直前、成就非凡的高等物理学、分子遗传学以及其他尖端科学相比较，这项挑战就不算是那么大了，即使采用最没有效率、最老式的方法，50年内也可完成1000万种物种的分类。假如一位分类学家以每年10种物种的谨慎速度进行分类工作，包括收集资料的田野调查、在实验室的样本分析以及发表论文等，再加上假期和与家人团聚的时间，则若有100万人从事这项工作，一年即可完成1000万种物种的调查；每位科学家若以40年的工作生命计，则这项工作只需要2.5万个职业人员。目前只以美国一国的科学家人数而言，这个人数连百分之十还不到，比蒙古常备军人还少很多，更不用说和密西西比州海恩兹郡（Hinds County）的贸易、零售商的数量相比了。所发表的著作，若以一页一种物种计，则只能放满哈佛比较动物学博物馆（Harvard’s Museum of Comparative Zoology，致力于分类学的较大研究机构之一）之图书馆里百分之十二的书架空间。
以上只是根据最没有效率的程序估计的，以便证明编制全球生物多样性清单的可行性。分类工作因采用了现已逐渐普遍的新技术，而加快好几倍。“统计分析系统”（Statistical Ananlysis System，SAS）是一组业已在全世界数千个机构里运作的计算机程序，可记录个别样本的分类归属与分布地点，并自动将数据整合到目录与分布图里。其他计算机辅助的技术能借助无偏差的计量相似度，自动比较物种的许多特性，这种程序叫作“表型学”（phenetics）。其他如“进化枝学”能协助追溯物种最可能之谱系（世系）。扫描电子显微术加速了对昆虫与其他小型生物的图解。假以时日，计算机科技会包括影像扫描，能瞬间鉴定物种，以及归属难以定位的新物种样本。生物学家也会采用电子出版物，借助于台式个人计算机，读取出版物中对某生物群的描述与分析。
物种的各种其他形式的生物学数据（如生态学、生理学、经济用途、传染媒介物、寄生物、农业害虫等），可以分层存进数据库。也可以存入DNA、RNA序列及基因图谱。“基因库”（GenBank）是基因序列库，业已成立，可提供所有已知DNA与RNA序列及其相关生物学信息的计算机数据库。到1990年，基因库内累积了1200种植物、动物与微生物的3500万个基因序列。随着确定序列方法的改良，取得数据的速度会愈来愈快。
如果生物多样性真的濒临高度危机，
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解决此事的方法
是要靠各自为政已久的各学科专家的合作。
正在登录与分析新英格兰诸州的动植物群的工作，都依赖日益精密的电子计算机程序协助完成。（蓝德瑞绘）
二、创造生物财富
当物种清单扩充时，便可以进行生物经济分析（整个生态系统之经济潜能的综合评估）。每一个生物群落都有具潜在商品价值的物种。可以根据永续原则，采收木材和野生植物产品；可以移植种子与插条到他处，培育成作物及观赏植物；可以培育真菌与微生物，用作医药资源；从许多种生物身上可以获得科学新知，开发更多的实用途径。野生栖息地具有游乐价值，势将成为更多民众的旅游去处，并用于培养人们的博物学兴趣的园地。
让生物经济分析成为土地管理政策之例行事务的决策，将利用指定生态系统的未来价值来保护生态系统。此决策可推迟摧毁整个生物群落的时间，拯救那些原以为没有这种价值的生物，因此做到以时间换取价值。如果更能认识地方性的动物群与植物群的价值，便可以决定采取最有利的利用方式——采取完全保护，或在永续生产的基础上采收产物，或摧毁栖息地由人类完全占有。环保主义者憎恶破坏，但事实上大部分人因缺乏知识而完全照单全收。因此，以某种方式推广知识和理性是必要的。我敢说，只有深入了解才能拯救生态系统，因为逐一观察其中每种物种后，生物经济价值与美感价值才会一一出现，保护的情感也会由衷而生。明智的程序是让立法过程来推延，科学来评估，深入了解以保护。保护上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人类的天性，即“人们对生态系统的了解愈清楚，破坏的可能性愈低”。正如东非的塞内加尔（Senegalese）的环保主义者迪乌姆（Baba Dioum）所说的：“到头来，我们只保护我们所爱的，只爱我们所了解的，只了解我们被教导的。”
生物经济分析的另一个关键性工作，是艾斯纳所称的“化学勘探”（chemical prospecting），即在野生物种中，寻找新的医药与其他有用的化学物质。勘探的逻辑是由我们对生物进化的所有知识架构而成。每一种物种都进化成一个独特的化学工厂，在严酷的世界里制造出求生的物质。一个新发现的蛔虫物种，可能会制造出一种极强的抗生素，有一种尚未命名的蛾，具有阻遏滤过性病毒的某种物质，此为分子生物学家从未想到的现象。从近乎灭绝的某树种的小根培养的一种共生性真菌，可能会制造新出一种的植物生长促进剂。一种不起眼的禾草，可能作为百求不得、上好的驱墨蚊（blackfly）药的来源。历经数百万年天择的考验，生物成为具有超乎人类之技巧、能解决大部分危害人类健康的生物问题的化学家。
因为化学勘探相当仰赖分类学，最好与生物多样性调查齐头并进。为了成功，化学勘探研究者还必须在有先进设备（通常只有工业化国家才有的这些设备）的实验室里工作。在1991年，世界最大的制药公司——默克（Merck）公司，同意给哥斯达黎加国家生物多样性中心100万美元，协助其在这方面的筛选工作。该中心要收集并鉴定生物，将最有希望的物种之化学样本送到默克实验室做医药生物鉴定。假如有天然物质能因而上市销售，该公司有义务付哥斯达黎加政府若干专利权使用费，这笔钱将专门用在环保计划上。默克公司先前曾在市场上销售四种来自其他国家土壤中生物的药物，有一种是从一种真菌中提炼出来的，药名为“洛伐他汀”（Mevacor），是降低胆固醇含量的有效药剂。1990年，默克公司单靠这种药物就有7.35亿美元的销售收入。因此可以说，在哥斯达黎加只要有一项成功，好比从该国的1.2万种植物与30万种昆虫中，只要有任何一种物种，能生产一种有用的商品，除了能回收默克公司的整个投资成本外，还有利润可图。
默克公司和其他研究所与商业组织，愈来愈往化学勘探的工作前进，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寻找天然药物与其他化学物质，多年来有周期循环现象。在1960年代与1970年代，制药公司以太复杂也太昂贵为借口，逐步结束筛选植物的工作。从一万种物种中，才可能获得一种能生产有希望的物质（按照当时所使用的开发程序），而且需要数百万美元，才能使一种产品完全推上生产线，其最终的报酬似乎微不足道。各公司遂求助于微生物学与合成化学的新科技，希望能以现成的化学药剂设计出新医药时代的“仙丹”。仰仗人类的巧智，不靠遥远的丛林里进化出来的自然化学物，似乎是比较“科学”而直接的，或许也比较省钱。
然而，寻求天然产物一直是一种极具潜力的快捷方式，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样的西方之旅，从天然物的分子结构中获取新创意与知识，才能言及再应用与开发。现在由于科技的进步，风向开始回吹。因为由大量的仪器控制的生物检测分析，容许大公司每年能筛选出多达5万个样品，而且只需从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空运而来的小量新鲜组织或萃取物即可。
从野生生物到商业生产，有时可得自原住民的知识与传统医药，这样可更加缩短过程。世界各地采用的119种已知的纯医学药物中，有88种是靠传统医药提示而发现的，这是令人瞩目的事实。世界所有本土文化的知识，若加以收集并编目，将可构成一座像亚历山大图书馆那样大的藏书。例如，中国人采用该国3万种植物中约6000种物质入药。其中发现一种青蒿素（Artemisinin），是从一年生的黄花蒿（artemisia annua）中提炼出的一种萜烯（terpene），可望作为取代奎宁治疗疟疾的替代品。因为这两种物质的分子结构完全不同，要不是因为它在民间的知名度，青蒿素的发现不知还会晚多久。
许多传统药典世世代代以来，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并维系着巫医的名誉，所以相当可靠。药物萃取程序及用量都在“试错法”的无数考验下通过了。但这种在文字发明之前的知识，就像许多和它有关的动植物物种一样，随着部族纷纷迁离家园搬入农庄，进入城市和乡镇，正快速地消失。他们从事新行业，放弃了原有的语言，遗忘了昔日的生活方式。
在1980年代，婆罗洲的1万个本南族人（Penan），除了500人以外，全都放弃了几个世纪以来在森林里的半游牧式生活，而定居在村庄里。今天，他们的传统记忆流失得非常快。林登（Eugene Linden）记录道：“村民知道他们的老一辈过去常常关注某种蝴蝶的出现，它的出现总是预示着将出现一群野猪，并保证狩猎成功。如今，大部分的本南族人已记不得是哪一种蝴蝶了。”
在南美洲，自1900年以来，巴西的270个印第安部落中，消失了90个，剩下的部落有三分之二人口不到1000人。许多人已经丧失了他们的土地，也遗忘了他们的文化。
世界各处的小面积农耕，正沦为农业科技的单一作物生产作业。印加人堆起的园圃似乎已全然消失；中美洲和西非洲密集多样的菜园岌岌不保。振兴地方性农业是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另一个目标。其目的是使农业更合乎实质的经济，同时保存基因库，为将来的作物早作准备。具有高经济效益的物种和种系（从多年生玉米到苋属植物，再到鬣蜥），可以经由研究中心供应给最适用的地区。这种作业的一个成功典范，是哥斯达黎加的图里亚尔瓦（Turrialba）的热带农业研究培训中心（Tropic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Training Center，简称CATIE）。该中心由美洲国家组织于1942年创立，保存有大量植物物种的样本，包括能抗病的可可种系及其他热带作物。该中心的工作人员进行作物与树木繁殖方法的实验、设计野地保护计划、寻找新作物之物种与品种、培训学生新的农业技术与保护方法。未来的许多机构可不只包括这些工作项目，还可包括化学勘探，将基因从野生种转移到驯化种的分子科技，则更有可为。
三、推广永续发展
第三世界的乡村贫民沉溺于不断恶化的贫穷以及生物多样性受到摧毁的双重洪流之中。为了摆脱困境，他们需要工作，这工作必须能提供基本食物、居住地、保健等工业国家理当提供的条件。若无这样的工作，他们就没有通往市场的渠道，那么在人口爆炸的冲击下，他们会愈来愈要求助于最后的野生生物资源。他们猎尽徒步范围之内的动物，砍伐无法再生的森林，到任何无法强制驱离牲口的土地上放牧牲口。他们栽培不适宜其环境的农作物为时太久，因为他们不知道有其他替代的方法。他们的政府由于缺乏充足的税源，同时背负庞大的外债，遂助长了环境的恶化。他们用会计师的障眼法，记录森林与其他无可取代之自然资源当作国民所得，而不计算永久性的环境损失这项支出。
穷人无法得到适当的教育，也无法全数迁移到城镇。在大部分的国家（特别是热带国家），工业化进展缓慢，顶多只能吸收一小部分的人为劳动力。这些国家有数十亿挣扎中的人，至少在下个世纪，还得生活在乡村地区。因此，有关议题便可归结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如何能从土地上谋取一个像样的生活，而不破坏它？”
永续发展的试验地将会是热带雨林。假如拯救雨林的方式能从改善当地的经济状况着眼，则生物多样性危机便可大幅度降低。在这个“假如”条件下，兼容了悬置良久的科技与社会难题。但曾有许多通往这个目标的途径构想，其中不乏经验证是可行的方式。
到目前为止，最鼓舞人心的进展是一个示范表演（这在上一章已引述），秘鲁雨林采收的非木材产物的收入和伐木作业、农耕收入一样多，尽管目前当地市场的销售渠道很有限。巴西的橡胶采收人完全不凭理论或成本效益分析，就已规范化这种作业法了。但巴西的橡胶采收人是巴西东北部的移民后裔。其先民在19世纪末迁移到亚马孙河流域的若干地区，便已靠采收乳胶为固定收入了。他们有50多万人，主要收入除了橡胶外，也包括巴西坚果（Brazil nuts）、棕榈心（palm hearts）、零陵香豆（tonka beans）及其他野生产物。每家房屋建在苜蓿叶形采收路径的中央。除了采收自然产物外，橡胶采收人也狩猎、捕鱼，并在森林空地上从事小规模的农作。因为他们仰仗的是生物多样性，橡胶采收人致力于保护森林，使之成为稳定而有生产力的生态系统。他们事实上是这个生态系统内的正式一员。1987年，巴西政府批准在国有土地上成立“橡胶采收人保护区”，签发为期30年的租借权，并可延长，但禁止皆伐木材。
采收保护区虽然代表了一个重要观念的进步，但是只能拯救雨林的一小部分。1980年，采橡胶户面积占巴西亚马孙北区[包括亚马孙州（Amazonas）与阿克里州（Acre）]百分之二点七的地区，而农牧地则占了百分之二十四。在大批涌入该地区的新移民中，只有一小部分能成为橡胶采收人，其余的移民只赚取其他方式的收入，主要是扩大开垦新农牧地。亚马孙河流域和其他热带雨林区的前程关键在于提供给这些新移民的就业机会是能拯救环境，还是会破坏环境。布劳德（John Browder）写道：“真正的挑战并非划出采收保护区的位置，而是设法把永续采收与其他天然林管理作业整合到现存的农村产业（小农田和大牧场）的生产策略。这些产业是亚马孙雨林内最主要的破坏根源。基本问题并非在哪里隔开森林，而在于如何使居民变成较好的森林管理者。”
要大面积并有利可图地采收亚马孙河流域的产物及雨林内的木材，而只丧失少许生物多样性是办得到的。最好的方法早由哈茨霍宏（Gary Hartshorn）于1979年提出的，后为其他林业人员广泛引用，亦即带状采伐法（strip logging）。由于低地森林流域的地形并不崎岖，大部分面积是缓坡起伏，有界线明显的坡与密布的排水系。带状采伐法乃以人为方式沿等高线，开出有如森林自然倾倒后产生的带状空隙，乔丹（Carl Jordan）对带状采伐法之描述为：
这种作业法规划的带状采伐带，是沿坡地的等高线，与溪流平行。沿着采伐带的上缘，作为原木运送出去的道路。采伐之后，这个带状地区便要闲置数年，等待幼树在采伐地长高。然后采伐工人便在林道的上方进行采伐另一个林带。这种作业法的优点是，新采伐的第二个林带的养分，冲刷到下坡时会进入正迅速再生的前一个林带内，供该处的树木迅速利用。上方采伐区之成熟林的种子，会进入最近采伐过的地带。相反，皆伐作业无法营造根系发育健全、能保留系统内养分的幼树，也无法提供森林再生的种子来源。
带状采伐法可带来木材永续生产，即使是比较怕干扰的雨林亦然。沿林地的等高线开出一条林带，不要太宽，可让自然林在数年内滋生。在此林带上方嗣后再砍掉一条林带，如此循环，达数十年之久。
到这里都没有问题，但是要如何说服政府当局和当地人，接纳采收保护区和带状采伐的新方法呢？要向永续发展迈进，仰仗教育与社会变迁的程度，不亚于对科学的仰赖。在世界各地，谨慎而适度地推进计划方案，假如所采用的程序是专为某特殊案例而设计的，则经济发展与保护可同时兼顾。居民是可以被说服的，他们知道长期利益，他们也能适应。以下是拉丁美洲的三个成功例子。
◆根据巴拿马法律，库纳印第安人（Kuna indian）拥有圣布拉斯群岛（San Blas Islands）及毗邻大陆的30万公顷林地的主权。库纳族人维护其“神灵圣区”的原生林，只准砍伐某些特定的树木，并禁止农耕作业。当地部落的大部分蛋白质所需取自海洋，依赖森林提供木材、猎物、医药以及小面积皆伐地上栽植的农作物。当泛美高速公路（Pan-American Highway）的一条支线经过他们的土地边缘时，库纳人就设置了一个森林保护区，并动用全族人来保护它。这些部族相当了解外面的世界，也欢迎观光客前来。然而，他们决定阻止外来移民，要在数千年来孕育他们丰富的自然环境里，保护自己的文化。
◆不同于库纳人的土地，大部分的中美洲深受土壤侵蚀与养分流失之害，因为过度栽植玉米和其他作物，而这又迫使他们砍伐更陡峭山坡上的森林。所有这一切，归根结底，是人口过度膨胀的结果。当土地生产力衰退时，农民便侵占剩下的自然地区，寻找更多的可耕之地。这个过程在洪都拉斯的吉诺培（Güinope）地区特别严重。1981年，一个国际性的基金会与另一个洪都拉斯的民间基金会合作，在政府的赞助下，于吉诺培的某些村庄，开始了一个提高生产力并恢复地力的实验计划。他们引进了排水沟渠、等高线栽植沟、草篱，并且栽植可以恢复氮肥的豆科植物。田地劳力和设施上的花费悉由农民负担。不出几年，产量增加三倍，人口外移的现象也几乎停顿了。这些新的农业法开始流传到邻近的地区。
◆当林缘公路（Carretera Marginal de la Selva）切进秘鲁的帕尔卡素山谷（Palcazú valley）时，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土地面积都还是雨林。就像安第斯山山脉东侧大部分的热带山坡一样，这个山谷的生物非常丰富，以乔木为例，就有1000多种。这一地区还有约3000个阿梅萨印第安人（Amuesha Indian）生活其间，以及同等人数的外来居民，后者在50年来陆续开垦了一些小块的农田。一旦对外开放，商业来往，西部亚马孙谷地的典型命运，就是由新移民和伐木公司进行皆伐作业，然后变为养牛场与小型农场。浅薄而呈酸性的土壤很快将丧失其大部分游离的磷酸盐与其他养分。下一个阶段接着就是土壤侵蚀、肥力硗瘠、部分弃耕。然而，这个山谷的际遇却不同：美国国际发展署（U. 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提出一个不同的计划，并得到秘鲁政府的赞同。采用带状采伐法来收获木材，实施管制以使森林能通过30至40年的轮伐期而恒久更新。这个计划限制可耕地永久变更为农业与牲畜业生产。同时也要求其毗连的圣马蒂亚斯（San Matias）山脉，设置一个集水区保护区，并指定附近的亚纳查嘎（Yanachaga）山脉为亚纳查嘎-金米耶国家公园（Yanachaga-Chemillén National Park）。运气好的话，帕尔卡素将提供一个健康的人口数与一部分秘鲁生物多样性，直到下个世纪。
自然野域与生物多样性，就法律而言是该国的财产，但在伦理上它们是全球公产的一部分。任何一个地方性物种的丧失，都会减少全球的财富。今天，最贫穷的国家正迅速地伤害它们的自然资源，并且在穷于应付其外债与慌忙提高生活水平之际，无心地消灭了大部分的生物多样性。出于自认为的必要性，他们实行能产生最大的短期利益但会破坏环境的政策。富有的债权国鼓吹在贫穷国设立自由市场，而补助其国内农民，如此使得这项破坏作业变本加厉。
我们不妨思考一下臭名昭著的美国与中美洲之间的“汉堡连接”（hamburger connection）。因应美国旺盛的牛肉市场，哥斯达黎加的土地所有者加速开发新的牧场，直到1983年哥斯达黎加原有的森林面积只剩下百分之十七为止。有一段时间，该国是世界上外销牛肉到美国最多的国家。当北美洲的口味有点改变使市场衰落之际，哥斯达黎加剩下的是一个裸露的地景系统和普遍的土壤侵蚀，也丧失了其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
在国际自由市场中竞争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很强烈的诱因，促使他们将资金投资到诸如香蕉、甘蔗、棉花等经济作物上。为了这个目的，政府往往不断开垦野地，以及过度施用农药与肥料，以期在最短时间得到最大的外销收入，使得更多的土地集中于较少数有政治势力的地主手中。小农于是只得寻找仅具有边际生产力的新土地，包括自然栖息地。面临摧毁的林地，他们又只得侵占肥力低的热带雨林、陡峭地形的集水区、海滨湿地，以及其他的陆地生物多样性之最后庇护地。
这个通往危险境地的旅程，因为最富有国家的农业补助制度而加快了。目前，发达国家的农民所得到的补助，每年共计3000亿美元，是第三世界所得到的官方外援的6倍。欧洲共同体内的国家最近同意拨款，进行一个“围栏肥育饲牛”的大计划，就这样人为地创造了一个庞大的木薯市场。在泰国地主的因应下，开垦了更大的热带雨林种植木薯。在这个过程中，逼迫大批自耕自给的农民，深入雨林里与侵蚀中的山坡上。当美国为协助本国的蔗农而紧缩蔗糖的进口额度时，美国从加勒比海国家的进口量，在10年内下降了百分之七十三，迫使甘蔗种植园里的许多农村贫民失业，而进入贫瘠的栖息地，从事自耕自给的农耕。日本对其国内稻农的过度补助，其目的在于持续一个古老的农业传统（稻米在日语里的意思为“生命之根”），因而减少了从亚洲热带地区进口稻米。同样，也增加了对自然环境的冲击。
最富有的国家设定了国际贸易的规则，它们提供绝大部分的贷款与直接援助，并控制贫穷国家的科技转移。这些富国有责任明智地使用这个权力，做到既可嘉惠这些贸易伙伴，又能保护全球的环境。假如自然野地和生物多样性没有放进贸易协议与国际经援的考虑之列，则富有国家将自食恶果。
肆虐土地的怪兽就是人口膨胀，面对它，“永续性”不过是个脆弱的理论概念。许多人这样说：国家的困难不应归咎于人民，而应归咎于差劲的意识形态，或土地利用管理政策。但这样的说法是一种诡辩。假如孟加拉国的人口不是1.15亿人，而是1000万人，那么它的赤贫的人民可以居住在远离危险的洪泛区，可以居住在自然而稳定的高地环境之中的富庶农田上。把荷兰和日本说成是高人口密度的富足社会，也是诡辩。这两个国家都是仰赖从其他国家大量进口自然资源的高度特殊化工业国。假如所有国家都拥有每平方公里同样的人口数，所有的人民将过着像孟加拉国而不是像荷兰和日本那样的生活，它们无可取代的自然资源，亦将成为一个远古历史的零散遗迹。
每个国家都有经济与外交政策，但现在是坦率谈论人口政策的时候了。我这不是指当人口膨胀到不堪负荷时，便像中国和印度那样设定增长上限，而是以理性解决下面这个问题为基础的一个政策：在全球人口结构的背景之下，依次考虑每一个国家的人口，根据各个国家的有见识公民的判断，什么是“最适度”的人口数？其答案仰赖各个社会的自我形象、其自然资源、地理及其在国际社会里最有效扮演的特殊的长期角色等评估而定。最适度人口政策可经由鼓励或放宽节育，以及外来移民的管制等来实施，致力于达到某个人口密度和全国人口之年龄合理分布的目标。
最适度人口的目标必须涉及综合经济与环境、国家利益与全球公产、这个世代与未来世代的福祉等全部过程。相关事宜不只应在各智囊团中讨论，也应公开让大众辩论。假如在这样的过程之后，人类选择要过度繁衍并使自己和其他生物生活于赤贫之中，那么至少他们是在知情的状况下做这样的选择的。
四、拯救尚存的生物财富
我们可以综合若干计划来拯救生物多样性，但并不是所有的计划都能奏效。我们不妨考虑一个经常为未来主义者（futurist）所提及的计划：假设我们输掉了拯救环境的这场竞赛，让所有的自然生态系统消失了，那么，遗传工程学家能用简单的有机化合物组合生命、在实验室便可以创造新的物种吗？这是令人怀疑的。没有人敢说人为方式可以制造生物，至少像花或蝴蝶，甚或变形虫那样复杂的生物体，都是无法创造的。即便是有如上帝般的力量，也只能解决一半的问题，而且是简单的那一半。
科技人员无法模制已灭绝却不知其生物史的生物，而且关于无穷尽的突变与天择事件的知识，也一无所知，即使是要演绎一小片段的知识也没有，遑论数十亿的核苷酸构成的基因组。即便能制造出新物种，也只是人类智慧的产物，也就是人造的，既无进化史，也无适应性，若是离开人类便无生存能力。靠人类制造的新物种组成的生态系统，就像动物园或植物园一样，需要多方的照料。但是，现在不是做科学梦的时候。
接着谈到下一个科技补救方法，那些常见于科学会议上及会外辩论场合的言谈。灭绝的物种能由保存在博物馆的标本，以及化石中的DNA，而有复活的机会吗？当然没有。科学家已经列出2400年前的埃及木乃伊和1800万年前保存在化石里的木兰树的叶子的片段基因编码的序列，但是这些只不过是构成极小部分的基因编码，同时还极其凌乱。要用无性的方法复制猛犸、愚鸽，或任何其他已灭绝的生物，将如分子生物学家希格奇（Russell Higuchi）最近所说的：“那就像要把一部已撕得粉碎、以我们不认识的文字书写的大百科全书，不用双手重新组合起来一样。”
现在再谈谈下一个大家常说的可能性：何不放下这问题，就让天择更换掉正在消失中的物种呢？假如我们的子孙愿意等上数百万年，是办得到的。过去地质史中的5次大灭绝事件之后，需要1000万年到1亿年才能完全恢复生物的多样性。即使智人能活那么长，也需要把一大部分的土地回归到自然的状态才能办得到。人类侵占或干扰百分之九十的陆地，已封闭了大部分天择上演的舞台。即使我们真能恢复旧大地的面貌，也能活得那么久，新的动植物群也跟我们所摧毁的大为有别。
那么，为什么不赶紧收藏现有活物种的组织样本，冻结在液态氮里？日后便可用来复制整个生物。这种方法可以用在某些微生物身上，包括滤过性病毒、细菌、酵母菌及真菌孢子。位于马里兰州罗克维尔（Rockville）的美国模式培养收集中心（American Type Culture Collection，简称ATCC），有5万多种物种处于无生化活性的深度蛰伏状态，待需要时可以解冻，并使之恢复活性的物种。这些培养物是供研究用的，主要用在分子生物学与医药学上。我们可以如法炮制许多较大型的生物体（至少是其受精卵）保存在液氮里，以便来日可培养成为成熟的个体。甚至未分化的组织的碎片，也可能刺激后使其正常的成长与发育。这种方法已用在像胡萝卜和蛙等复杂的生物体上。
所以，我们就不妨在理论上假设：所有的动植物物种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拯救。生物学家会发展出完全无活性化与完全复原的完美技术。物种长眠的“超低温室”，堪称新的诺亚方舟，但要能容下数千万物种才行。但是，哪怕只是保存一个濒危的栖息地（例如厄瓜多尔的一座山脊森林）的生物，也是涉及数千物种的庞大作业，而其中大部分物种是尚非科学所知。即使涵盖所有的物种，实际上，只能收藏每一物种的一小部分的多样型。除非样本数高达数百万种，否则仍会丧失极大量的自然产生的基因品种。等到要将物种回归到野生自然时，届时生态系统的物理基石（包括土壤、独有的养分组合、降水形式等）也已改变了，复原的成功性大为可疑。
超低温保存法充其量只是最后的一着棋，只能拯救若干特选、一些即将灭绝的物种与种系。但这个方法绝非最佳的拯救生态系统的办法，而且失败率极高。若需要把整个生物群落放到液态氮里，将是件悲惨之事。而且这样做会是违背自然的败德行为。
到目前为止，我谈的只是维持于自然栖息地之外的物种与基因种系。其实并非所有这些方法都是极好或极坏的。就许多植物而言，种子库的保存就是个有效的做法：将种子干燥并长期保存在贮藏室里。种子库保持在低温状态（一般约零下20摄氏度），但不是用液态氮暂停其活性。植物学家证实了这种科技能有效地保存大部分作物物种的种系。
目前有种子库的国家约有100个，并且靠种子交换与新采收来增加其库存。绿色委员会（Green Board）一直在资助这方面的工作；该委员会的原名是“国际植物基因资源委员会”（International Board for Plant Genetic Resources，简称IBPGR），是位于罗马的自发性科学组织，也是国际农业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Center）网络的组成部门。在1990年，其种子库已有超过200万组的种子，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种子，是已知地方性地理变异种——亦称之为“地方品种”（landrace），其中多为基本粮食作物，尤其完整地收藏了大麦、玉米、燕麦、马铃薯、稻米、小米。现在也已开始收集当今作物物种的野生近缘，例如充满希望的墨西哥多年生玉米。这套保存方法可以延伸到全球的野生、非粮食植物。
但是种子库也有大问题。多达百分之二十左右的植物物种，即约有5万种植物的种子“难以处理”，无法以一般方法保存。即使能完善保存所有植物物种的种子（这在短期的未来还无法办到）采集与保存数千濒危物种和种系，将是一项惊人的大任务。目前辛勤维持的现存种子库的规模，还只能保存100种物种，并且其中许多记录不全，而且存活与否都无法确定。还有另一项困难：假如完全仰仗种子库，然后野生自然里的这些物种又消失了，那么岂不是剥夺了活在种子库里的物种，与那些无法一同放进冷藏室的生物（例如昆虫授粉者、根部真菌）及其他共生生物的相处机会。大部分的共生生物势必会灭绝，于是被拯救的植物物种也无法重新栽回到其自然野地。
其他迁地（ex situ）保护法，比较实际地仰赖生长、繁殖的豢养之族群。全球约有1300处植物园，有不少栽种在野地是濒危或灭绝的植物物种。在1991年6月时，美国的国立濒危植物收集中心（National Collection of Endangered Plants），保存了372种美国特有种的种子、植物与插条。北美与欧洲的某些植物园收集范围则较为全球性。其中之一是哈佛大学的阿诺德植物园（Arnold Arboretum），以收集亚洲的乔木与灌木闻名。英国宏伟的邱园植物园（Kew garden），则野心勃勃地想保存并繁殖在原产地圣赫勒拿岛（St. Helena）几乎消失殆尽的乔木群的仅存者。
迁地保护动物比保存植物与微生物困难得多。动物园和其他的动物机构，曾以英雄式的作风企图从事这项任务。在1980年代末，根据全球的动物园之类的机构记载，共有54万只繁殖族群，分属于3000多种哺乳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等动物物种，约是已知陆栖脊椎动物物种的百分之十三。经费较充裕的动物园（包括伦敦、法兰克福、芝加哥、纽约、圣地亚哥、华盛顿等城市的动物园），均从事基础的与兽医方面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均可应用到园内与野生动物族群。
欧洲与北美有223座动物园的动物名单，纳入“国际物种编目系统”（International Species Inventory System，简称ISIS）；该系统利用这一数据来协调动物的保护与杂交工作。该系统属下的动物园与研究机构的宗旨，不只是在拯救濒危动物，也在能取得土地时，放归物种到其原来的栖息地上。成功的放归物种有三：阿拉伯长角羚、黑足鼬与金狮狨。已着手或正计划要拯救的至少有四种物种：加州秃鹫、巴厘椋鸟、关岛秧鸡、普氏野马（所有驯养马的祖先）。该机构正努力为应付一旦发生了大熊猫、苏门答腊犀牛、朝鲜虎等在野地灭绝的事件而做准备。
尽管极其努力于动物园、水族馆及研究设施等工作，推迟灭绝趋势的功效也仅是微小得难以察觉。即使是最受大众喜爱的动物群，也难以照顾周全。保护生物学家估计，多达2000种的哺乳类、鸟类、爬行类，只有在被豢养时才能保全。这就手边现有的力量而言，是难以办得到的事。纽约动物学会赞助的一所综合动物园园长康威（William Conway）认为，全球现有的设施所能维系的有繁殖力的族群，不会超过900物种。这些动物最多只包含该物种之原有基因的一小部分而已。更糟的是，对同样濒临危机的数千种昆虫和其他无脊椎动物，我们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科学家的梦想演变成：在迁地保护还是不够，而且永远都是不够的。把迁地保护的方法，用在生物学家最了解且大众支持的少数濒危物种，有如安全网一般，是极具价值的。但即使世界各国都愿意出资大幅扩充超低温生物储藏库、种子库、植物园、动物园等，这些设施对于栖息地遭破坏而濒临灭绝的大部分物种而言，也无法及时完成拯救工作。生物学家因为缺乏对地球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真菌、昆虫以及较小的微生物等物种的知识，拯救行动便不顺利。即使对于拯救的物种，他们也无法保证取得的基因变异的方法是适宜的。他们对所拯救的物种重新组成其栖息的生态系统，假使这样的壮举是可能的话，概念也异常模糊。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全程工作是非常昂贵的。
全盘考虑上述的结论为：迁地保护法虽然能拯救数个将要灭绝的物种，但是世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真谛与方向，是保护自然的生态系统。在此结论之下，我们就必须面对两件事实：第一，栖息地的丧失日益加速，全世界四分之一的生物多样性也正在消失中；第二，拯救栖息地的条件，是要先努力对生活在其栖息地内及周边的穷人有立即见效的经济好处。终有一天，理想主义和崇高目的可能散见于世界各地；终有一天，有经济保障的民众将会为了他们自己而珍惜他们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但是此时此刻他们没有经济保障，而他们，还有我们，也都已迫在眉睫了。
要拯救生物多样性，只能靠巧妙地结合科学、资本投资和政府。也就是靠科学开拓研究与发展的路径，靠资本投资以创造永续的市场，靠政府推广结合经济增长与保护。
保护的主要战术应该是定位世界的危机区，并保护这些地区所处的整个环境。整个生态系统是优先的目标，因为即使是最有明星魅力的物种，也不过是代表与其同受威胁的数千种较不为人知的物种及其共栖的栖息地。在美国，适用范围最广的联邦法律，是1973年制定的《濒危物种法》，保护受人类活动影响而“濒危与受威胁”的“鱼类、野生动物与植物”物种；1978年的修正案也包括了亚种。
虽然该法律是大胆而有创意的举措，却注定会惹上日益增加的诉讼。因为一旦任何自然环境的面积缩减了，内部栖息的物种数也会无止境地减少。换句话说，即使从今开始保护所有残留的栖息地，某些物种还是注定会灭绝。如我所强调的：生态学的原理之一，物种数终究会减少——大约略等于其丧失面积的六到三次方根。由于科学家不熟知大多数的微生物、真菌、昆虫等物种，结果它们便不知不觉地从《濒危物种法》的漏洞中流失了。
开发者与保护者之间因鸟类、哺乳类、鱼类等引起的冲突已经屡见不鲜。随着人类对生态系统之调查研究的日益详尽，较不瞩目的濒危物种将会曝光，冲突的频率也将增加。
有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走出这一困境，而不必完全废弃美国法律对动植物群的保护。随着生物多样性调查工作的改善，危机区将更清晰。这类资料详尽的例子有受害的佛罗里达群岛的珊瑚礁、夏威夷与波多黎各的雨林。当确认了其他局部性栖息地之后，便可列为最优先保护的地区。换言之，该地区往往划为不可破坏的保护区。轻度危机区指威胁较小或其内特有物种数较少的地区，可划为部分开发区，并设置核心保护区，保护特有物种与种系。保护区外围设为缓冲带，保留其半自然状态。农业地景系统与采伐过的林区，可以更妥善地用来庇护稀有的物种与种系。
所有上述的行动一并采用，在睿智的管理方式下，便会产生效果。但我们还是需要《濒危物种法》或类似的法案，作为所有环境中濒临威胁生物的保护网，不管它们是否有保护区的庇护。最后，纳税人认为花费高得离谱的若干罕见案例，我们可以借“族群管理”的手段寻得妥协的办法。这是指将那些物种移到附近适当的栖息地，或移到争议地之外、该物种曾分布但已绝迹的地区，并修复该区的环境；或者，都行不通时，才将之外放到植物园、动物园，或其他迁地保护区。
支配着生物多样性的栖息地面积与物种数之间的关系，显示了维护现有的公园与保护区，并不足以拯救所有其内的物种。目前只有百分之四点三的地球陆地有法律的保护，分属于国家公园、科学研究站及其他各等级的保护区。这些零散分布的地区便是最近面积缩减的栖息地岛屿，其内的动物群与植物群会不断地丧亡，直到有了新的、往往是较低的平衡为止。剩下的百分之九十的陆地表面（包括大部分幸存的高度生物多样性的栖息地）业已遭到各种改变了。假如这样的破坏未能严令禁止，等到消失了大部分保护区外的自然野地，那么全球的陆栖物种将有大部分会绝迹或面临极大的危机。还有，即使是现存的保护区也并不安全。盗猎者与非法采矿者会进入，盗伐者在林缘作歹，开发者设法变更部分土地的用途。近年来的埃塞俄比亚、苏丹、安哥拉、乌干达及其他非洲国家的内战期间，许多国家公园都任其摧毁了。
所以，我们应该努力将保护区的陆地面积，从百分之四点三增加到百分之十，尽可能涵括未受破坏的栖息地，并优先考虑危机区。要达到这个目标，一个较有希望的方式是实施“债务交换自然”（debt-for-nature swap）计划。就目前施行的情况来说，诸如保护国际基金会、大自然保护协会、驻美的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等募基金，低价购买某国的部分商业债务，或者说服债主银行捐出部分债权。第一个步骤实行起来比想象中还容易，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濒临不能履行债务的地步。然后，债款便以优惠的兑换率，兑换成当地的货币或公债。这增加的资产净值便用来推动保护工作，特别是用于土地购买、环境教育与改善土地经营。到了1992年初，在9个国家（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墨西哥、马达加斯加、赞比亚、菲律宾、波兰）达成了20项总价为1.1亿美元的这种协定。
例如，1991年2月，保护国际基金会授权，向墨西哥的债权国买下400万美元的债务。经次级市场的折扣后，实际的价钱预计只有180万美元。该保护组织同意墨西哥不必偿还整笔债务，以交换墨西哥在一大项保护计划的260万美元的支出。最重要的行动在于保护墨西哥最南端的拉坎丹（Lacandan）大面积的土地，那是北美洲最大的雨林。
经由“债务交换自然”的做法，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到目前为止，只减少了万分之一。这样的安排对债务国而言，并不是没有风险的万全之策，特别明显的是会削减国内的经费，并引起当地的通货膨胀。但是纯就金钱而言，这些暂时的效应会因环境稳定上的巨大收益而抵消。
更强有力的还是那些经由国际经援组织，并慎选目标，给予来自富有国家无条件的捐助。其中最重要的大计划是由世界银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及联合国发展规划署等单位，共同于1990年设立了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到撰写本书时为止，已拨用了4.5亿美元，在发展中国家成立国家公园，提倡永续林业，并建立保护信托基金。正在考虑的提案或已批准的提案有来自不丹、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越南与中非共和国。在推行全球环境基金的工作事项时出现了两大困难：第一是受限于接受国的吸收力。由于专业人员与专业知识不足，接受国领导人无法抉择最好的计划与有效率地推行。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这种短期提供的财源，很难指望金钱用完时，保护区还能得到适当的经营与保护。由于害怕失业，最杰出的专业人员很可能会另谋职业，以保障他的未来生活。解决这两项困难的方法可能是要成立国家信托基金，其收入可以逐渐地在若干年时间内纳入保护计划。最近不丹在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协助下，就成立了这样一个基金。
接着我们要谈到保护区本身的设计了。拨出了土地之后，最主要的目标是将保护区设置于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区域，而且保护区愈大愈好。另一个目标是所设计的保护区的边界形状与各区的间隔，要能增强其护育的效率。有关第二个目标的达成，在保护圈内引发了一个所谓“一大或多小”难题的辩论：拨出来的土地是要设计成“一个大保护区或几个小保护区”。最简单地说，一个大的保护区可有较大的各物种族群数，但它们全都摆在同一个篮子里——可能有全军覆没之虞。一场大火灾或一次洪灾，就可以消灭一个区域内绝大部分的生物多样性。将保护区分散为几块，可以缓和这个问题，但是也减小了组成物种的族群数，因而令它们有灭绝之虞。当面临全面的环境逆压（如干旱或反常的寒冻），它们很可能全都轻易地衰减。
某些生物学家对“一大或多小”问题提出一个妥协的解决办法，即将几个小保护区之间，用自然栖息地通道连起来。例如，几处林地（譬如说每块有10平方公里）之间，由100米宽的带状森林连接起来。如此一来，假如某物种从其中的某森林区消失了，那么其他森林区的同物种动物，可以经由森林通道迁徙过来，继续繁殖。许多批评人士也很快地指出这种妥协的缺点：疾病、掠食动物与外来竞争者也可以利用这些通道进出该系统设计。由于每块森林里的族群数小而易受伤害，所有的物种都可能像一排多米诺骨牌一样，逐一倒下。
我怀疑现有的族群学的任何通则，能解决“一大或多小”的争议，至少无法像简单的几何图形暗示的那样简洁利落，而是每个生态系统必须要单独研究，以决定最佳的设计，这有赖于对该生态系统的物种及其物理环境逐年波动状况的了解。至少，保护生物学家目前都同意一个基本准则：要拯救最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设置就要尽可能地大。
五、恢复自然野地
这个时代的可怕特征是自然栖息地的减少，到目前为止，已有大量的动植物物种（毫无疑问地超过百分之十），已消失或注定提早灭绝。基因种族（genetic race）的丧失量虽然从未有人估计过，但是几乎无疑地超出物种的丧失量。但我们仍然还有时间可以拯救许多“活的死物”（living dead）——那些濒临死亡、即使人类不再干扰也很快就会消失的物种。假如不只是去保护那些自然栖息地，甚且加以扩大，让可存活物种的数量能以对数曲线逐步回升，根据生物多样性的数量与栖息地面积的关系，拯救工作便可达成。这是结束大灭绝灾变的方法。我相信，下个世纪将是恢复生态的时代。
看来非人为刻意的安排，过去百年来大抵是由于小农田的弃耕，美国东部的针叶林与阔叶林面积一直在增加。人为地特意扩大野地的面积也在进行着。1935年，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是致力于栽培了一块24公顷的高草原，它位于威斯康星大学植物园里。该植物园也是复原生态学中心（Center for Restoration Ecology）的总部；此一中心致力于研究与汇总美国其他各地计划之信息。在美国其他地方，已有数百个小规模的复原计划，全都努力增加自然栖息地的面积，以及要完全恢复已破坏的生态系统的健康。这些计划涵盖了极多的生态系统类型，包括从圣卡塔利娜岛（Santa Catalina Island）的美洲铁木丛、亚利桑那州的托波萨禾草原（Tobosa grassland）、加利福尼亚州圣塔莫妮卡（Santa Monica）山脉之栎林的下层植物、科罗拉多州壮丽开阔的山地林，到伊利诺伊州仅存的稀树残留地等，也包含了从加利福尼亚州到佛罗里达州和马萨诸塞州零星分布的咸水与淡水湿地。
在哥斯达黎加，由于美国生态学家詹森和当地保护领导人不畏艰难的努力，而促成了瓜纳卡斯特国家公园（Guanacaste National Park）的设置。这是位于哥斯达黎加西北角的一处占地5万公顷的保护区。这座当真是创造出来的公园，是从牧牛场上栽植而再生的干旱热带森林。能实现瓜纳卡斯特之梦，是出于一项认识：在中美洲，干旱森林甚至比雨林还危机，已少到原有面积的百分之二。这项计划是利用原有森林的残留区，以播种方式，逐渐平稳地增加其面积。该地区的人口密度低，变更便较易进行。这片再生的森林地区，将可提供一个受保护的集水区，而且预计每年会有高达100万美元的观光业收入，以及增加该地区居民的就业率。最重要的是长远的功效：拯救哥斯达黎加一项重要的自然遗产。
以上我们谈论了现存生态系统的拯救与再生。日后在科学知识的帮助下，我们会有更多的成就。回到生物学“伊甸园”的，还可能包括人工组合的动物群与植物群——慎选世界各地的生物群，并将之引进生物群贫乏的栖息地。
那是有一天下午，我坐在迈阿密大学校园中心附近的一个人工湖边，周围是拥挤的科勒尔盖布尔斯（Coral Gables）市区，这个理念深深地打动了我。那泓清澈的咸水湖里，离岸2米处有许多鱼，至少有6种是单独的觅食者，其余的为成群活动者，大多为外来种。它们非凡的多样性与美丽，令我想到一个全新的、创造出来的珊瑚礁。当太阳西下与湖水转暗之后，一条硕大的掠食性鱼类，大概是雀鳝，在湖中央的水面游过。一只小小的短吻鳄从对岸的芦苇丛里游出来，进入开阔的湖面。对岸远处的天边，一群聒噪的鹦鹉回到它们夜晚栖息的棕榈树顶。这些鹦鹉是20余种外来鸟种中的一种，是在迈阿密繁殖或分布的鸟，每只都是笼中逸鸟或刻意放归的鹦鹉。鹦鹉科鸟类就这样大大咧咧地回到了佛罗里达州——距离最后的北美特有种卡罗来纳鹦鹉（Carolina parakeet）的灭绝，不过数十年而已。以闪烁的双翼，它们向已消失的本土物种致意。
我必须马上指出，太无约束地引进任何地方的外来种，是一件危险的事。它们可能适应，也可能不适应新的环境——成功引进的有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五十的鸟种，这要视引进到什么地方以及企图引进的次数而定。外来物种可能变成经济上有害的物种，有可能排挤掉本土物种。有一些种类，例如兔、山羊、猪，以及声名狼藉的尼罗尖吻鲈等，不仅能消灭每种物种，还会恶化整个栖息地。生态学还是一门相当年轻的科学，无法预估预先设计的人造动植物群的后果。有责任感的人，绝对不会冒险，将毁灭性生物丢到业已萎缩的群落之内。我们也不应该误认为，人造的动植物群会增加全球的生物多样性。这样做只是扩大所选物种的分布范围与增加族群数，因而增加了当地的生物多样性而已。
然而，寻找生命合成的安全法则，是一项需要高度知识的创意工作。假如这项努力能成功的话，已经消失了其土生动植物族群的区域，可以复原多样性与环境稳定性。荒芜之地可以重新合成像样的自然野地。那些已经从自然野地里灭绝、目前被关在动物园与种在植物园里的物种，应该给予最高的优先性。那些移到贫乏的或人为的生物群里的物种，便成为生活在生态系统里的收养的孤儿物种。尽管它们已失去了原有的家园，却可重获安全与自立。我们得到的报酬是：它们符合了自然野地的一项标准，也就是，我们可以卸下照料它们的担子，给以平等的同伴待遇，有空时去拜访它们。有少数物种具有修复性，关键要素是，譬如像一株生长快速的乔木，可庇护许多其他动植物物种，在聚合新群落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最后，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是，在50或100年后走出瓶颈时，我们能预期保有多少世界的生物多样性？容我大胆做个猜测，假如生物多样性危机依旧是个相当不受重视的问题，而自然栖息地持续地衰微，我们会丧失起码四分之一的地球物种。假如我们能利用已拥有的知识与科技来因应，我们可能使物种丧失率维持在百分之十。乍看之下，这差异似乎是可以忍受的；然而不是，这差异等于数百万物种。
我毫不犹豫地主张，强力执行保护生物财富的保护法与国际协议，而不是实行税征优惠与贩卖污染许可证的办法。在民主社会里，人们可能会认为政府会遵守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之生态版本，不会明知故犯地采取会危害生物多样性的举动。但这样是不够的，必须还要有更强烈的承诺，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任何物种的灭亡，要采取所有合理的举动，来保护每一种物种与种系的永续。政府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上的道德责任，和其在公共卫生与军事防卫上是不相上下的。跨世代的物种保护是超乎个人，甚至高于民间机构的能力。但只要生物多样性被认为是不可取代的公共资源，那么对它的保护就应该成为法典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