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哈佛杂志》（Harvard Magazine）的编辑邀请了七位哈佛大学教授，请他们提出未来十年全球即将面对的最大难题。其中四人提出贫穷问题，缘由分别是人口过度膨胀、乡村人潮大举涌入城市，以及资本主义盛行。另一位教授把焦点放在美国，提出福利国家和政府管控过度的议题。第六位教授则选出全球核武器威胁。
这些学者中没有任何人提到环境问题。对于20世纪80年代遗留下来的难题可能会对后代子孙造成何种冲击，也全都不大在意。身为七人小组里唯一的自然科学家，我挑选了截然不同的主题，而且它的时间性也更为宽广。我提出，物种灭绝的速度越来越快，生物圈岌岌可危；人类正大举削减古代的生物多样性宝藏。我当时是以进化生物学家的角度，就进化时间来思考。“可能发生，或‘必然会’发生的最糟状况，”我这么说道，“并不是能源短缺、经济崩溃，或发生小规模核战争，或遭到极权政体的统治；这些灾难对我们来说固然可怕，但是至少它们可以在数个世代之内恢复。目前持续演进到80年代，而未来将耗费数百万年方能匡正的难题是：因摧毁天然栖息地而减损了基因及生物多样性，才是后代子孙可能最无法原谅我们的愚行。”[1]
一个焦虑的梦
这篇文章算是我作为一名环境保护运动者的初次登台之作。老实说，我得承认自己的行动迟得难以原谅。生物多样性被摧毁的这个问题已经挂在我心头几十年了，但是我极少公开反映出来。20世纪50年代，当我还在亚拉巴马州光秃秃的红土沟壑中工作时，还在古巴寻找消失中的热带雨林时，我就察觉到情况很不对劲。在我细读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红皮书》中有关灭绝及濒危物种的名单后，我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60年代，当麦克阿瑟和我发现，只要栖息地面积减少，动物及植物的物种数必定随之减少，前景似乎又变得更加黯淡了。我们很粗略地估算了一下，每减少90%的森林面积（或大草原、河流水道面积），将会使得原本生活在其中的生物物种数减半。
让我更加忧心的是那个梦。那真是一个令人非常焦虑的梦，而且直到今天，我还会不时地梦到它。
梦中，我在一座靠近机场的岛屿上（或一座小城里），每天晚上我总能立刻就认出那个地方，可能是富图纳岛（Futuna），也可能是新喀里多尼亚，两者都位于南太平洋上。我已经在该地待了好几个星期，当四周景物快速清晰呈现后，我突然想起该离去的时间即将到来。而且我发觉，我既未详查该岛的动植物区系，也未开始采集蚂蚁——它们大多是未知的新种。我开始发狂地寻找当地的原始森林。远远地，我看见一处仿佛灌木林边缘的树丛，飞奔过去，发现只是一排由外来植物筑成的防风林，背后其实躲着更多的房舍和农田。这时我坐在一部汽车里，并快速冲向下一条乡间小路，但是路边除了房舍和农田外，什么都没有。群山出现在遥远的北方——每一次梦到的总是北方。或许某些原始森林就躲在群山里。我笨手笨脚地抓着地图，寻找上山的路，但总是找不到路，而我已经没有时间了。噩梦结束，我带着焦虑、悔恨的心情醒来。
然而，明明心里明白，也做了这些梦，我依旧迟疑不决，把自己在真实世界里扮演的角色，完全限定在对其他主题的研究及撰写著作上。到了20世纪70年代，我开始想，科学家应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变成社会运动家？由于有过痛苦的经验，我深知介于科学和政治活动之间的地带，是相当险恶难测的。过去那场社会生物学争议令我心有余悸。我的看法是，如果发言太过强硬，别的科学家就会把你归为死命奉行意识形态之人；如果发言太过温和，你又等于规避了道德责任。我迟疑地选择站在谨慎行事的这一边。
我知道许多非学术机构早已积极进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活动，我因此而稍觉安慰。这些机构包括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简称WWF）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它们无论在前景、竞争力还是名声方面，都达到世界级的水平。另外还有热带研究组织，这是由多所大学和其他机构组合而成的协会，专事训练年轻的生物学家，我曾在1963年参与它的奠基工作。这批新生代学者专家中，据我所知，许多人都将投入生态保护科学。于是我想，就让下一代去做吧。
然而，生态保护运动终归还是需要资深生物学家的声音。
跨出生态保护的第一步
对我来说，1979年英国生态学家迈尔斯（Norman Myers）发表有关热带雨林毁灭速度的第一份报告，是促成我投入生态保护运动的临门一脚。通过逐一累加由各地得来的数据，他计算出，全球热带雨林面积每年约减少1%。这则坏消息立即引起全世界生态保护专家的重视。从过去到现在，热带雨林在保存生物多样性方面，一直都居于关键性的地位。雨林拥有全球生态系统中最富变化的动植物区系，然而，在迈尔斯发表那篇报告时，它们的总面积只占全球土地面积的7%。这样的大小差不多和美国本土48州的总面积相当，至于每年减少的雨林面积，则约有半个佛罗里达州大。如果按照一般生态系统栖息地和物种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来换算，通过上述面积减损的速度，我们可以粗略估计出每年有0.25%的物种会灭绝或注定提早灭绝。雨林遭到砍伐或焚烧的速度似乎越来越快，主要是急需土地的农民大举侵入，再加上全球木材需求量增长所致。
读过了迈尔斯的报告，我终于积极投入社会活动，并且以友人雷文（Peter Raven）为榜样。雷文是位很杰出的科学家，也是密苏里植物园园长，身为一名日益知名的公众人物，他做起事来显得非常有决心，而且天不怕，地不怕。雷文对于行动主义深信不疑。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不只撰文、演讲，同时若有人依然怀疑生物正大量灭绝的证据，他也会和那些人激辩。
1980年，他主持了名叫“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的机构，专门研讨热带生物学研究的优先顺序，以强调最为紧迫的森林破坏及物种多样性消失的问题。雷文比任何人都更明确地指出：所有任职于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科学家，都应该参与进来，我们不该让生态保护专家单独肩负此一重任。
有一天，在一阵冲动之下，我跨了出去。我拿起电话说道：“雷文，我想告诉你，我要和你们并肩作战。只要是我的能力办得到的，我什么都愿意干。”那时被我戏称为“热带雨林黑手党”，由资深生物学家组成的松散联盟已经成立。除了雷文和我之外，成员还包括戴蒙德[ Jared Diamond，《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的作者]、埃利希（Paul Ehrlich）、艾斯纳、詹曾（Daniel Janzen）、洛夫乔伊以及迈尔斯。从那时起，我们就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不久之后，我又加入WWF美国分会的顾问团，并进而成为他们的科学顾问。我鼓励顾问团的成员，加强拓展他们的科学研究计划，方法是将该组织赞助的研究推广到整个生态系统，而非只限于个别的明星物种，例如大熊猫或白头海雕等。我在WWF中，参与了“新环境主义”（new environmentalism）的构想。这套较实际的方法，可以将保护计划和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并且能够协助针对因拯救物种多样性而生活受到影响的当地居民。我们都知道而且也主张，自然保护计划永远无法避开那些无法从中获益的贫苦大众。倒过来看，这群人的长期经济前景，也会因为他们的自然环境受损而受到某种程度的不利影响。
生物多样性
我到处演讲并撰文，讨论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物种灭绝以及可能的社会经济解决之道。1985年，我在国家科学院的政策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生物多样性的危机——科学面对的挑战》（“The Biological Diversity Crisis: A Challenge to Science”），引起广泛的注意。[2]第二年，我在“生物多样性国家论坛”上，负责其中一场基本政策演说。这次的研讨会是在国家科学院及史密森学会的赞助下于华盛顿召开的。当时，我负责编辑这场会议的论文集《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这本论文集后来成为国家学术出版社（National Academy Press）有史以来最畅销的著作之一。
这场论坛首次使用了“生物多样性”这个名词，而在论文集出版后，这个名词更是以惊人的速度传遍世界；到了1987年，“生物多样性”已经成为生态保护文献里最常引用的词之一。生物多样性也开始变成博物馆展览及校园演讲中的热门话题。
1992年6月，超过100名各国领袖，聚集在里约热内卢参加地球高峰会议，这时“生物多样性”进而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名词。老布什总统拒绝代表美国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把这个话题引入了政治主流中。末了，持续不断的争论绕着《濒危物种法案》（Endangered Species Act）以及北方斑点鸮（northern spotted owl）打转，更使生物多样性的话题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生物多样性的理念已经成为生态保护的护身符，范围涵盖每一种生物。那么，它的含义到底是什么？生物学家和保护专家很快就同意以下的定义：贯穿所有生物组织阶层，从各个物种内的基因、染色体，到物种本身，最后再进一步到最高层，即生态系统中的生物群落，比如森林及湖泊等，这些多样化的生命形式，整体就叫作生物多样性。任选一个角度，剖切这蕴含无限可能的生物多样性，得到的可能是古巴某种淡水鱼种群中不同的染色体和基因；另一个剖面可能是古巴的所有淡水鱼类；再下一个剖面，可能会是在古巴每一条河流中生活的所有鱼类及生物。
由于我在1988年编成《生物多样性》论文集，许多人以为这个词是由我创造的。事实上，我一点儿功劳都没有。这个名词是由罗森（Walter Rosen）首先提出来的，他是国家科学院的一位行政官员，负责统筹1986年的华盛顿会议。当罗森和其他国家科学院成员找上我，要我担任会议论文编辑时，我提议用“biological diversity”（生物学的多样性）这个词，因为直到那时，我和某些人都很偏爱这种讲法。我指出，“biodiversity”（生物多样性）一词太引人注意了，而且不够庄重。但是，罗森和他的同事不肯让步。他们坚称，“biodiversity”这个名词比较简洁，也比较特别，因此社会大众也比较容易记住它，而我们当然需要让这个主题吸引越多注意越好，而且速度越快越好。我终于让步了。
亲生命性
如今我简直搞不懂当初为什么会反对使用这个名词，因为它不仅活泼，而且兼具庄重与顺口。毕竟，我自己也曾在1979年创造了很类似的词语“亲生命性”（biophilia），当时是用在刊登于《纽约时报书评》上的一篇生态保护文章中。[3]稍后在1984年，我还把它当作我的新书《亲生命性》（Biophilia）的书名以及中心思想。“亲生命性”的意思是指，人类与生俱来的对其他生命形式的亲切感，这种亲近是由不同情境激发出来的，比如喜悦，或安全感，或敬畏，甚至是混杂了憎恶的迷恋。
我所谓的“亲生命性”，有一个很基本的例证：人类偏爱居住于某些特定的天然环境中。华盛顿大学动物学家奥里恩斯（Gordon Orians）在有关这项主题的先驱研究中，分析了大部分人在拥有绝对自由选择权的情况下心目中的“理想”住所。结果，他们会希望家园位于偏高地势的顶端，靠近一个湖泊，或一大片海洋，或其他水体，而且周围环绕着类似公园般的区域。从屋内往外望，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树木是顶端拥有宽广的树冠层，而主干又生有水平且贴近地面的茂密树枝，而且还长满了细小美丽叶片的那种树木。
这样的原型刚刚好吻合非洲遍地可见的热带大草原风貌，而非洲正是人类数百万年前的发源地。对于居住该地的人类祖先来说，最安全的地方莫过于一处开阔的空间，因为那儿视野宽广，可以容许他们搜寻食物，同时警戒敌害。由于拥有相对于其他动物来说颇为脆弱的身躯，早期人类还需要撤退时的掩体，有了树木，被追逐时就可以逃到树上去。
难道这只是巧合？人类祖先的居所碰巧和现代人类偏好的居所非常类似？所有的动物，包括和人类亲缘最近的灵长类，都拥有与生俱来的“按照生存条件选择栖息地”的习性。因此，不大可能只有我们的老祖宗例外；而人类在农村及城镇生活的简短历史，也不大可能抹去我们基因中的居住偏好。试想，某位住在纽约的百万富翁，家财万贯使他拥有自由选择居所的权利，结果他挑中了一间能俯瞰中央公园的高层公寓，可能的话，还可以望见园中的湖泊，而且阳台上还摆了一圈盆栽植物。在可能已经超过他理解范围的更深层意识中，他正在回归他的本性。
对蛇的迷恋
康涅狄格大学人类学家兼艺术史学家孟德克（Balaji Mundkur），也提出类似的说法来诠释人类的一项怪癖：对蛇的迷恋。
这些爬行动物在人类古代的生活环境中，属于能轻易引起人们恐慌的动物。其他会引发恐慌的事物还包括蜘蛛、野狼、高处、密闭空间以及奔腾的水流等。只要经历一次与蛇有关的受惊事件，甚至只是听了一则可怕的故事，就足以令小孩强烈憎恶和恐惧蛇。诸如慌乱、恶心及冒冷汗等恐惧的感受，是属于自主神经系统里的反应，超越理性所能控制。这类反应来得非常快，然而，要摆脱它们，却出奇地困难。
针对蛇产生的这种高度的直接反应，似乎也具有遗传基础。以下的明确事实可以作为证据：人们很少会对现代生活里真正具有危险的物品产生恐慌，例如枪支、刀具、电插座以及疾驰而过的汽车等。我们这种动物接触上列致命源的时间，还不够长到足以在进化过程中发展出倾向自动避开它们的基因。
世界各地的人不只是排斥蛇类，同时也对蛇类着迷，而且只要安全有保障，人们总喜欢靠近观察蛇类。蛇类可以说是最常出现在梦中且最常被用作宗教象征物的野生动物——与人类或其他动物杂交混血、成双成对、生得既巨大又快速而且无所不见；这类梦境的变体就是天神，它们能够复仇，也能够传递智慧，完全依情境中的诡谲幻想而定。希腊罗马神话中的蛇杖，也就是众神的使者墨丘利（Mercury）手中盘绕了一对圣蛇的手杖，如今成为医学专业的标识。
我的信念
我们这种对蛇类特别关注的根源，可能正和其他灵长类恐惧、着迷于蛇的根源相同，那就是蛇类的致命习性。毒蛇的踪迹遍布全球，就北半球而言，甚至向北分布到加拿大、芬兰，而且在大部分地区，毒蛇对于居住在大自然环境中的人类来说，都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致死源。亲生命性的进化过程，正如我在1984年引用孟德克的证据所诠释的，它的运行方式如下：经过漫长的进化时间，某些蛇类的致命性在人类心中造成天生的恐惧与入迷。因此，它们不断以各种含糊象征性的姿态闯入我们的梦中。萨满教巫医（Shamans）和先知把他们自己的梦当成神谕，将梦中臆想植入神话及宗教里。于是乎，来自这些神圣堡垒、经过转化后的耀眼神蛇，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故事和艺术中。
按照自然科学的一般标准，亲生命性的证据仍嫌薄弱，而且有关它遗传源起的理论也太多臆测性质。然而，这个想法的逻辑推论仍属合理，而且这个主题也实在太重要了，不容忽视。1992年，一场聚集了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及其他学者的研讨会，在马萨诸塞州的伍兹霍尔召开，广泛讨论并评估我们正在进行的研究。其中有些属于实验性质，颇为吻合早期的数据，而且很具说服力。[4]
依我看，生来具有亲生命性的最重要含义在于，它为恒久的生态保护伦理奠下基础。如果关怀其他生物是人类的天性，如果我们的部分文化源于自然野性，那么单就这个基础而言，我们就不应该消灭其他生物。
大自然是我们的一部分，正如同我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一样。
亲生命性是我的最新理论，可以算是在我这大半辈子中，最能持续吸引我的想法。我有如下三个信念：第一，人性终究是生物进化的结果；第二，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的摇篮，也是人类最宝贵的自然遗产；第三，如果不考虑上述两项理念，哲学和宗教将不具太大意义。
天堂海滩上的小男孩
在这本回忆录中，我为自己也为你们描述了我是如何形成这样的自然世界观的。虽说许多源头埋藏在记忆深处，但是就在我写下这些字句的时候，就在我66岁的年纪，它们依然把持着我的想象力。我不愿意舍弃我童年及青年时期留下来的这些珍贵印象。我小心翼翼地守护它们，把它们当成我创造力的来源，不断地去芜存菁，并累加由它们衍生而来的产物。在谨遵重复试验的规条时，所获得的知识就是我所谓的“科学”。
这些印象营造出一股重力，牵引着我的生涯，围绕着我的研究打转。在我心底，我终身都是名探险博物学家。我不认为这样的概念会太过浪漫或不切实际。或许，一般大众想象中的自然野地已不复存在；或许要不了多久，每一平方千米的土地都将被人类的足迹踏过。据我所知，亚马孙河源头、新几内亚高地以及南极洲大陆，现在已全都成为观光旅游的地点。但即使如此，在我想象中的无限新奇的世界中，依然拥有真凭实据。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生物（很可能占地球总物种数的九成以上），仍然是科学界尚未发现的新种。它们存活在某处，尚未被发觉，甚至连名字都没有，静静等待它们的林奈，它们的达尔文，它们的巴斯德。其中大部分未知物种集中在热带偏远地区，但是，也有许多就存在于工业国家的城市附近。
地球，这颗孕育着令人眼花缭乱、多样生命的行星仍然鲜为人知。
要估量生物多样性的关键，我们必须把观察尺度往下调整。生物体积越小，其可能分布的未知疆域就越宽广，待开发的领域也就越深远。传统的大型野地也许已经消失，地表上大部分大型物种（哺乳动物、鸟类及树木）也已被人类观察和记录过，但是，微观的野外世界依然存在于世上，这样的微型世界存在于任何一把泥土或淤泥中。这些小世界很接近于原始风貌，而且人类还未对它仔细访查过。细菌、原生生物、线虫、螨类，以及其他环绕在我们四周的小小生物，与地表结合，构成生机盎然的小宇宙。这些东西拥有无穷无尽的潜力，等着人们去研究，值得人们去赞赏。只要我们愿意把视界从眼前垂直下移一臂之遥，就可以把一辈子投入在一株树干的麦哲伦之旅上。
如果我的人生能重来一遍，让我的视野在21世纪重生，我会做一名微生物生态学者。1克重的寻常土壤，只不过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捏起的分量，里面就栖息着100亿个细菌。它们代表着成千个物种，而且几乎全不为科学界所知。届时我会在新式显微镜和分子分析技术的协助下，进入那个世界。我会穿越沙粒上的森林，乘坐想象中的潜艇，横过相当于一片湖泊的水滴，追踪捕食者与猎物，以发掘新的生活方式以及特异的食物链；上述的一切，只需要踏出我的实验大楼不出10步，就可进行探险、发掘。美洲豹、蚂蚁和兰花，仍将会光彩夺目地占据着远方的森林，只不过，如今更奇特、更复杂、事实上是无穷尽的世界也加入了它们的行列。
若时光再次流转，我仍然会是天堂海滩上的那个小男孩，那个对赛弗柔安水母着迷不已但只瞥了一眼水底怪兽的小男孩。
[1] “Resolutions for the 80s,”Harvard Magazine, January-February 1980, pp. 22-26.
[2] In 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1) (Fall 1985): 20-29.
[3] “The Colum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January 14, 1979, p. 43.
[4]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were published as The Biophilia Hypothesis, ed. Stephen R. Kellert and E. O. Wilson (Washington, D. C.: Island Press, 1993).
后记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与生俱来的习惯与脾性过滤掉了童年的青涩，形成了成熟的心智。在经历了个人成长的坎坷之后，我最终成为一位博物学家，并定下切实的人生目标——以研究和教书为生。从那以来，我经历了无数冒险，我将这些都忠实地记述在了《大自然的猎人》和其他书中，但在内心深处我从未改变。也许我变得比过去更能干、更谨慎、更不容易为激情所动了，但只要我热爱大自然的心还在跳动，并执着于思考这一生所能做出的成绩，我就还是从前那个小男孩。
在60年的学习和职业生涯中，我一直对基础科学知识深深着迷，特别是我天生熟悉的分类学、生物地理学、进化理论、生态学和社会生物学，我愿意将这些学科整体视为科学的自然历史。在中途我又接触了非虚构写作，因为我颇具写作天赋，也因为行云流水的散文甚至比音乐更能启发我，还因为童年记忆里钦定本《圣经》与福音讲道的优美韵律在我耳边萦绕不绝。在生物学家的身体里居住着一位美国南方作家，迫不及待地想要表达。
如果我在大学里修习写作课程，并只从科学中寻找写作素材，我会不会另有一番成就？也许吧，我不敢确信。我现在认为还是先研究科学再从事写作为好，虽然不少人跟我正相反，并取得了突出成就。为了更深刻地理解科学文化，甚至为了更好地表达科学探索过程中掺杂的情感，都需要作者熟习科学，将其当作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致力于做出重要发现并让它们青史留名。
在20世纪70年代初，我曾受到第三种“献身呼召”（altar call）的召唤，也就是演讲。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便是《创世记》，就连身为世俗主义者的我也将它当作精神信仰，现在生物多样性正在消失。数百万年的进化成果正被人类盲目的索取抹去。生物学家是最能理解生物多样性及其消亡原因的人，我认为，人类整体现在应当迈出拯救生物多样性的一步。
就在1994年，《大自然的猎人》问世那年的7月，我获得佩莱格里诺教职，这是哈佛大学仅15个全校教职之一，目的是保证教学达到最大的广度，不过事实上和我以前从事的教学活动非常类似。三年前，我在68岁的时候退休了，彻底和教学与行政工作说再见。我不是被迫辞职的：哈佛大学的强制退休年龄上限已提高到全国水平。我想全情投入研究、写作以及物种保护活动中。但我必须承认退休背后还有更深层、更感性的理由，那就是从必须长期同时应付研究和教学以做出差强人意的成就的负担中解脱出来。在若干年之后，2004年春季毕业典礼上，我获得了荣誉博士学位的殊荣，哈佛大学每一两年就将这个学位颁给一位已退休的本校教职员工。我在这所大学里经历的风雨已经够多，宝剑轻点双肩的时刻，我打心底里感到愉快。
在退休以后，我便能灵活安排研究，也不放弃其他职责，还能专注于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我一直效力于大自然保护协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理事会，也担任纽约植物园（New York Botanical Garden）的首席顾问，现在我把精力放在保护国际（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这个最年轻但在我看来最具创新活力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组织成员上。其中两位年轻的领导人物尤其令我瞩目：鲁塞尔·米特迈尔（Russell Mittermeier），他是位杰出的生物保护学家，也是一位仿佛拥有无穷精力的灵长类动物专家；彼得·塞利格曼（Peter Seligmann），他在管理企业、对物种保护发表令人信服的观点、筹集资金等方面可谓天才。在生物多样性高却大力发展周边地带经济的热带国家，需建立和抢救栖息地，保护国际已成为这个方面的先驱。
所有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组织都在商界和业界寻找理事会的主管人，这其中也包括物种保护的专家和独立而富有的热心人。保护国际在招募成员方面尤为成功，每一次都能吸引到如福特汽车公司、盖璞（Gap）、英特尔、星巴克和沃尔玛的巨头。纯粹环境主义者不会满意这样的理事会名单，但我清楚商业公司和环境保护领袖之间没有内部矛盾。确实，某些公司的政策和高层人士是邪恶的，或者至少对环境保护漠不关心，但其他公司正在参与环境保护，并投入可观的时间和金钱，也尽可能不大肆宣扬。如果你想拯救在圭亚那、利比里亚或其他急躁冒进的发展中国家的一片雨林，有这样的企业家站在你这边，往往好过外交官或职业的环保主义者。
在保护国际，我曾担任项目委员会的主席，并作为保护国际的生物多样性应用科学中心（Center for Applied Biodiversity Science）组建期间的顾问。后者接受了保护国际理事会主席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数百万美元的捐赠，成为全世界首屈一指的保护性研究组织。
在其他领域里，我则作为作家和演说家，努力向大众发表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科学讨论。《知识大融通》（Consilience: The Unity of Knowledge，1998）向我们召唤，应当重回启蒙时代，这本书的终章以“为的是什么？”（To What End ?）为题，说的是我们人类这个物种作为整体的终极目标。我随后在《生命的未来》（The Future of Life，2002）中用整本书的篇幅来探讨答案，我认为这个终极目标应当是带领全体人类通过当前人口过剩的瓶颈，为提升所有人的生活质量而提高人均消费水平，但同时也要通过科学技术和知性伦理来延续其他物种的生命。如果我们能有更少但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口，获得独立的、生物多样性丰富的自然世界的无偿支持，我们就能将地球打造成一个近乎完美的人类栖息地。
在2005年，我将一本题为《造物》（The Creation）的新书交给出版社。这本书描绘了南方浸信会信仰是如何培养我的文风和思想的。我举了个例子来说明科学和宗教——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两股社会力量——应当联合起来拯救地球的生物多样性。我提醒我满怀希望的教友们，所有生命都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神圣经文中有生命的“造物”。而我作为一个科学人文主义者，只想阐述有关我们生存环境状态的科学知识，对保护缤纷多样的地球生命进行理性讨论。我相信这种普世观念是从一种基于宗教的信仰中提炼出来的。换句话说，让我们抛开形而上的不同，关注一个明确存在的、与我们休戚相关的问题吧。
在有关全球物种保护的诸多议题中，我个人近些年一直关注科学知识方面的某个巨大鸿沟。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我们探索并分析的只是地球生物多样性中很小的一部分。我们缺少一整套坚实的物种保护学基础。生物界多达90%物种还是未知的生物，它们不仅缺少研究，也没有学名，这当中大多是无脊椎动物、原生生物和细菌，不过也包括少量鸟类和哺乳类。我们已经辨明了约18万种显花植物，可以推测现存大约23万种显花植物，还有大量的陆生脊椎动物（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类），足以让我们推进物种保护科学和实践。但是有些“让世界动起来的小东西”，它们维持着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转，对我们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对它们的了解还少得令人震惊。美国长年花费数十亿美元去探索太阳系，每年投入在发现甄别物种方面的公共和私人资金总共还不到两亿美元。
吝啬的资助水平让生物分类学——生物多样性的基础学科——在众多生物学科中显得一贫如洗。许多重要的昆虫群和其他无脊椎动物群，代表了很大一部分现在已知的物种，却只有屈指可数的专家在研究，他们年事已高而且薪水太低。在演讲和对谈中，我向公众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催促他们思考：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多的金钱和精力去规划太空，却对地球家园投入如此之少？
从2000年起，我一直通过其他方法向科学家和公共分析师抛出这个问题。我成为全物种基金会（All Species Foundation）的首席顾问，这是一家新近创办的以促进世界生物多样性调查为目标的基金会。在2001年秋天，哈佛大学和保护国际共同组织了一场全球和各大洲此类项目的领袖会议，我也参与其中。我们一致同意，若能有与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同等水平的资金帮助，生物学家就可以在25年内，也就是一代人的时间内，画完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地图。这些努力虽吸引了不少赞赏的目光，却几乎没有获得捐款。新世纪之初的美国正遭受恐怖主义和经济衰退的肆虐，政府和基金会还有别的事要优先去做。
我们中的一些人所主张的复兴和公众对生物多样性图谱的赞赏已经被一种普遍的误解所阻碍，这种误解在科学界也很普遍，人们认为生物分类学就是生物“集邮”，并非现代生物学的一分子。这可大错特错。生态学的基础知识、研究生物地理学和进化所需的资料、贯穿整个进化过程的生命之树的实质、如何从整体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知识来源，所有这些有关生物学的伟大探索都有赖于对全球动物群和植物群的完整归类。
在思考如何简要说明制作生物学分类图谱的原因时，我意识到，我的议论应该表达出一个更坚定的目标、一个完成的时间规划表，并把分类学的重要性说得更明白无误。这个目标应当是，生物分类学图谱在形式上要像电子版的生物大百科那样给所有已知的、被发现的、多达200万的物种和未发现的数以百万计的物种都建一个页面。页面必须能够不受限制地扩展，包含所有已知的相关知识，包括指向其他数据库的链接，提供从基因组到生态系统中的功能甚至是对人类文化重要性的种种信息。
当生物分类学家列队穿过这门学科备受忽视的黑暗山谷时，常能听到抱怨的声音说，完成全球的物种图谱的计划太过庞大，无法执行。但我能断言，事实并非如此，而且我能拿出自己最近的成果来证明：我已经掌握了全世界最大的蚁属——家蚁属的分类。在这个蚁属内有太多物种广泛分布于世界上的温带地区，以至于没有人试着分类和辨别它们。家蚁属也是昆虫界物种最丰富的，因此也是陆地生态环境中重要的活动因子。为了搞清楚这些家蚁，生物学家不得不给种群编上序号——比如说，家蚁属1号，家蚁属2号，以此类推，一个地区最多可编号到家蚁属50号。未查阅博物馆馆藏里标本原件就从不同采集区域收集归纳信息的做法是没有前景的。家蚁属可谓是蚂蚁分类学界的珠峰，现在已经被我征服。
在1985年，我开始“攀登”家蚁属的高峰去寻找其多样性的起源地这片“新大陆”。我在哈佛大学的蚂蚁收藏品中拥有成千上万的标本，由我和其他同事收集而来。我拥有所有必需的文献，最远可追溯至19世纪，我还借来几乎所有类型的标本并将它们留在哈佛大学，标本上拉丁文的学名是上述物种命名的基础。
我昼夜不分地在实验室里工作，把实验室当成了家，一边听着古典乐和轻摇滚，一边从博物馆馆藏中摸索出自己的方法。我仿佛在织毛衣——但放松自在而不会厌倦——不断调整，偶然发现新物种时激动不已。直到2001年，在做了约6 000次精确到0.02毫米的测量又亲手画了超过5 000条线之后，终于要完成了。我区分并检测了624个物种，包含337个分类学上的全新物种，在当时约占西半球已知蚂蚁物种的19%，在全球蚂蚁中则占6%。我的研究成果在2003年出版，题为《新大陆的家蚁：多样而具优势的蚁属》（Pheidole in the New World: A Dominant, Hyperdiverse Ant Genus），共794页，其中包括对这一蚁属进化的分析和有关这些物种的生物学知识。
家蚁属从此向兴致勃勃的科学家们敞开了研究其多样性与生态的大门。在我心中同样重要的是，我证明了人可以凭一己之力在业余时间熟悉全球生物多样性中的重要分支。假设世界上共有2万种蚂蚁（正如我在2006年所说，大约有1.2万是已知的），那就只需要30来位专家就足以完成发现和分析工作，而且说不定只需要不到20年的时间。那么要在同样长的时间里，检测并给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分类又需要多少专家呢？先不管细菌和古菌（archaea），因为我们对它们庞杂的多样性几乎一无所知。除此之外，关于地球上现存物种数的合理猜测是1 000万，首轮调查需要的专家人数不超过2万人。这只占当前全世界在职生物学家的一小部分，而他们在生物学的其他领域里众多有价值的发现将数不胜数。
事实上，新技术使得人们对时间预估的期待过高。当《新大陆的家蚁》面市时，我得知新近发展出的画像技术已经开始革新生物分类学。那是一种将自动合成的高分辨率数码摄影和互联网发布相结合的技术。自动合成需要同一种蚂蚁在不同比例尺下的照片，从头到脚，从一侧到另一侧（自动化技术可以迅速实现），然后再将照片通过电脑拼接起来，形成完美的三维图像。这种方法使得极小物体的图像，比方说某种昆虫，比在立体显微镜下看到的更清晰。图像还能通过网络传输给其他人，或收集起来出版为一本专著或田野调查指南。
我将这种技术推荐给彼得·纳什科列斯基（Piotr Naskrecki），他率先将其应用在分类学实践中。他为哈佛大学馆藏的家蚁标本拍了照片，并制成光盘附在我的书中。在我看来，这个数字化的出版物说明多个世纪来依靠古老印刷术的分类学日渐式微，光盘取代书的内容代表了一种更新、更快的研究技术和出版手段的开始。我乐见印刷版的《新大陆的家蚁》成为“最后的巨型帆船”。这样一来，向大众传播有关庞大而复杂的昆虫及其他生物分类应该会变得更加容易。
下面要说到我保持中庸的一生里最后也是最跌宕起伏的一段，现在距离《大自然的猎人》初版问世已经过去12个年头了，这期间社会生物学也遭遇了不少改变，作为这个学科名义上的创始人，我从中获得的既有痛苦辛酸，也有心满意足。社会生物学被应用于研究蚂蚁和其他动物上，现在已经开花结果。它同样也被用在研究人类社会行为上，也得到长足进步，不过往往是在有着独立发展过程的新学科“进化心理学”的名义下。进化心理学中有一些不错的研究，但总体来说还不出彩。它创造出大众图书产业的新门类，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多重影响，并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1975年我的《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出版后，出现的对此类理论的批评声音，现在大多已经消失。不过早年间的批评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的色彩，给社会生物学的内容以及这个术语本身的含义留下了一丝误解的阴霾。我们应当记住，社会生物学只是一门学科，被定义为系统性地研究所有社会行为范式的生物学基础。有种现在已被证明是错误的观念认为，人脑是一片白纸，20世纪70和80年代对社会生物学的猛烈抨击就受此观念影响，以为社会生物学的目标是所谓“生物决定论”的信仰。这真是个叫人啼笑皆非的误解。社会生物学不是什么教条，也不是具体的结论，而是一门学科，一个能接受质疑的开放领域，既接受人类的脑子可能是一张白纸（已被否定），也接受人脑生来就被决定好了（还没人提出），或者人脑是遗传预先倾向性（genetic predisposition）和环境互相作用的产物（已被充分论证并得到普遍接受）。
另一项不断增长的争议是社会生物学的广义概念，人们认为它是研究社会行为的遗传进化的学科。然而，在生物学的所有分支中，社会生物学选择了两个研究领域。一个是功能社会生物学（functional sociobiology），研究社会系统是如何结合运作的。这个领域内包含分工理论和化学通信理论，我主要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做了些贡献。另一个领域是研究社会行为的遗传进化过程，由霍尔丹和汉密尔顿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开创。在1975年，《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第一次将功能社会生物学和进化社会生物学（evolutionary sociobiology）结合起来，给这个主题划定了界限。很不幸的是，在那之后大众的争议重点并不在于学科分支，而在于社会生物学的原则对人类的应用，随后更是只聚焦到人类社会行为的遗传学解释上。这对于一个重要的学科分支来说是多么令人悲伤而具有毁灭性的误导啊。
《大自然的猎人》出版五年后，我步入古稀之年，心中对此却十分淡然。我的心就像离岸的船只，背后的港湾缓慢地退去，静静地留下模糊的回忆。到了2006年我已年近八十，但如我所写的那样，我还很幸运：身体健康、我的工作环境顺心、创造力还未衰退（关于这一点，我自己不好保证）。我的学识比以前更丰富，但我仍不断前进，就仿佛我能活到永远。
由于我的思辨性写作中强烈的自然主义思想，我常需要表达内心最深处的信念。这些信念很简单，我把它们写在这里。科学是全球的文明，而我是其中的公民之一。科学的民主伦理观和它的统一凝聚力给了我对人性的信仰。寰宇之内无数令人惊奇的未解之谜，不断地被科学揭开答案，这就是我的神殿。人类心智的能力，因为理解了人类仍是孤独的、地球唯一的管家而得到解放，这就是我的宗教。人性的潜能将把这颗星球变成未来世代宜居的天堂，这就是我的余生所愿。
这样一来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在60年来一直满怀着希望和热忱从事这些学科，从蚂蚁的自然史开始，穿过行为与进化生物学的迷宫，去面对我们所有人——无论是全体公民还是科学家——都要面对的地球生存环境的巨大挑战。我仍想继续对西印度群岛的每一个岛屿的蚂蚁进行田野调查。和我一同短暂访问那里的有年轻的蚂蚁学家、朋友和一道研究蚂蚁的同人。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我们进入无人涉足的栖息地，探寻新物种，学习并记录自然历史的新知，分享此前冒险中引人发笑的奋战经历。经验应该是最根本的东西。真正的博物学家是训练有素的猎手，我们是一队快乐的猎人。在很久以前，我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曾在亚拉巴马大学体验过类似的情感，那时我便立下人生志向，要成为这种科学家。从此我便能够以加缪那般优美的眼界见证真实：
人的创作不过是借助于艺术，
通过漫长的道路，
重新发现那两三个淳朴而伟大的形象，
而心扉首次敞开就是向着这些形象的。
爱德华·O.威尔逊
2006年1月15日
致谢
我要感谢那些在我重拾童年回忆时提供了重要帮助的人：他们是住在密西西比州比洛克西海湾港的威廉·B.卡林二世、已退役的爱德华·B.基钦斯准将和穆雷拉·鲍威尔，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的弗兰克·哈迪爵士、芭芭拉·麦克沃伊和帕特丽夏·休梅克，华盛顿特区的埃利斯·G.麦克劳德。我从伊丽莎白·威尔逊·科文那里了解到祖先的详细情况，她是我们家族的族谱专家。感谢我的母亲英妮兹·琳妮特·赫德尔斯顿，还有纽约州立大学的威廉·M. P.邓恩教授，他也是一位墨西哥湾导航历史的专家。我在亚拉巴马大学和哈佛大学度过的读书岁月也有赖于朋友们提供的信息而重现：威廉·L.布朗、托马斯·艾斯纳、亚拉巴马大学的图书管理员乔伊斯·拉蒙特，以及我在田纳西大学的导师亚伦·J.夏普，他帮助我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入学资格。
我也要感谢以下阅读我的手稿并慷慨地提出帮助和建议的朋友和同事们：亚历山大·阿兰德、加里·D.阿尔珀特、斯图亚特·奥尔特曼、乔治·E.鲍尔、乔治·W.巴洛、赫伯特·T.波雄、拿破仑·沙尼翁、富兰克林·L.福特、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威廉·D.汉密尔顿、博尔特·赫尔德布勒、罗伯特·L.让内、恩斯特·梅耶、巴希尔·G.纳夫帕提提、威廉·帕特里克、里德·罗林斯、乌利卡·赛格斯特罗勒、丹尼尔·辛博罗夫、劳伦斯·B.斯洛博金、弗雷德里克·E.史密斯、肯尼斯·蒂曼、罗伯特·L.特里夫、巴里·D.瓦伦丁和詹姆斯·D.沃森。我的妻子伊雷娜（勒妮）在成书过程中与我讨论，一直帮助并鼓励我。约翰·P.斯科特为我送来一些社会生物学早期的背景资料，迈克尔·鲁斯针对社会生物学备受争议的那段时光提出不少睿智的劝告和建议。当然，所有这些提供建议的朋友，都不应对书中可能存在的错误或者我的擅自解释负责。
第3章中彭萨科拉第一浸信会教堂在1943年的服务，我对其充满敬意并不加伪饰地信任，这些记述来自我50多年的记忆、和健在的朋友芭芭拉·迈克沃伊的谈话、托尼·莫尔·克莱文杰1986年所著的有关彭萨科拉教堂的历史书籍《在海湾边，在山丘上》（On the Bay — On the Hill）。
第一部篇章页中所引的诗歌《亚拉巴马之晨》（Daybreak in Alabama）节选自《兰斯顿·休斯诗选》（Selected Poems of Langston Hughes，New York: Alfred A. Knopf，1959），并得到了出版社的重印许可。第6章中我捕捉棉口食鱼蝮的事迹、第13章中和罗伯特·麦克阿瑟就岛屿生物地理学的对话以及对麦克阿瑟性格的描述，我的记述和《亲生命性》中稍有不同。第15章中对康拉德·洛伦茨在1953年演讲的总结来自不完美的记忆，我可能在其中加入了后来从书中和讨论中获知的细节，但其精神主旨我相信是准确的。
至于我过去出版的所有书籍，最早的一本可追溯到与麦克阿瑟在1967年合著的《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我十分感谢凯瑟琳·M.霍顿在编辑方面无比珍贵的帮助和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