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于1975年夏天出版后，大量评论随之而来，毁誉参半。生物学家一向和“人类”没有太多瓜葛，因此，他们几乎一致给予此书好评。其中包括当时生物学界的资深元老，美国医学教授兼科学作家托马斯（Lewis Thomas）以及英国胚胎学家威丁顿（C. H. Waddington）。和社会生物学关系最密切的研究人员，尤其积极支持本书的观点，而且他们支持的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积极。
1989年，国际团体动物行为学会（Animal Behavior Society）成员票选《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动物行为学专著，评价甚至超过了达尔文于1872年出版的经典著作《人类与动物的情感表达》（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两极反响声浪
研究路线倾向于生物学的社会学家也持欣赏的态度，其中包括沙尼翁（Napoleon Chagnon），他是专研巴西及委内瑞拉“蛮人”亚诺玛莫人的民族志学者，还有社会学家范登·伯格（Pierre van den Berghe）和谢弗（Joseph Shepher），他们原本就在为乱伦禁忌、婚姻制度以及其他重要的人类行为，寻求生物学方面的解释。1970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曾经在《新闻周刊》（Newsweek）专栏中赞誉这条研究途径，但是他也说，他知道这个主题无论是在知识上还是学说上，都会是“危险的水雷区”。
萨缪尔森说得没错。很快社会科学家中就掀起了一阵反对浪潮。文化人类学家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他1976年的著作《生物学的应用与滥用》（The Use and Abuse of Biology）中，企图奋力将人类行为从社会生物学的守则里抢救出来。那年11月，美国人类学会（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于华盛顿召开年会，会中考虑要公开谴责社会生物学，同时还要停止早先已计划召开的两场相关主题学术研讨会。提案人的论点大半是以道德及政治为考量。正当大伙热烈辩论之际，米德愤怒地站起身，手上握着一支大拐杖，挺身挑战“为某个理论定罪”的想法。她把这项提议贬为“焚书提案”，这么一来，该提议终于没有通过，但也算不上全面失败。
这类事件被广为宣传，有些新闻记者还把这类冲突称作20世纪70年代的学术论战，因此免不了夸大了反对的程度。事实上，正式的文献多半站在人类社会生物学这边。
自1975年以后近20年，讨论人类社会生物学及相关主题的书籍超过200部。其中，态度偏向赞同的书及偏向反对的书，比例为20：1。社会生物学的基本概念如今已延伸（批评者可能宁愿用“蔓延”这个词）到诸如精神病学、美学以及法律理论等领域中。到70年代末，甚至出现四种新创期刊，以容纳日益增加的研究报告及反响。
大部分的争辩其实都有可能避免，不论争辩有多激烈；对于这些，我必须负起责任。我把《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写成仿佛两本不同的书，然后装订成一本。前面26章占全书篇幅的94%，以百科全书式的视角扫描各种社会性动物，援引的数据结构都是按照进化理论的原理。第二部分，也就是第二十七章所占的29页，章名为“人：由社会生物学到社会学”，其中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以生物学为根基的人类行为假说所诠释的社会科学事实。这本书的前后两部分在内容及论调上的差异，造成社会大众对社会生物学出现两种接受的态度：第一种，社会生物学正如同我试图描述的，是一个学科，能有系统地研究社会行为以及先进社会的生物学基础。第二种则是萨林斯及部分美国人类学会成员所认定的邪恶双胞胎兄弟，是主张社会行为由基因决定的科学意识形态主义。
本书第二部分所引起的反对，主要是冲着“基因决定论”（genetic determinism）而来，这正是社会科学界的忧虑所在。因此，在此我必须再度说明，为何我的论点会被人冠上“基因决定论”的帽子。我的理论推演过程如下：人类遗传了某种习得行为及社会结构的倾向，而且共有这种倾向的人数很多，于是这种倾向就可称为“人性”。符合这项定义的特性包括两性分工、亲子关系、对近亲的高度利他行为、乱伦禁忌和其他各种道德行为、对陌生人的怀疑、部落主义、团体间的统治位阶、雄性优势地位，以及争夺有限资源的领土斗争。虽说人类拥有自由意志和诸多方向的选择权，但是我们在心理发展方面，则依然受基因影响（不论我们多么希望事实不是如此），在某些方面受基因影响的深度，总是超过其他方面。因此，尽管文化天差地别，人类总是同样表现出前述特征。纽约曼哈顿的居民和新几内亚高原的居民之间，虽然在历史文化上已分家5万年，但依然可以了解对方，基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从共同祖先那儿承继来的基因中蕴含了共同的人性。
误入争端
我在《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这本书中所强调的是人性的共同之处，而非文化的差异所在。就这个层面而言，我所说的其实根本算不上是创新言论；近几十年来，早已有许多学者提出类似理论。就以达尔文来说（进化生物学里所有重要的理论，他几乎全都有份儿），他就曾经很谨慎地提出过攻击性以及智能方面的遗传变化理论。但是，在我之前从来没有任何科学家能够以种群生物学的推论，如此合理地解释自然选择下的人类行为的进化。我指出，最重要的是人类的基因组，因为它会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强化生存及繁殖的能力。就某方面而言，大脑、感官以及内分泌系统，促使个人选择自己所偏好的社会行为特征。
为了把种群遗传学模式当成更有效率的基本分析方法来使用，我推测人类的基因组中可能存在某些能影响攻击性、利他行为以及其他行为的单一的、尚未被发现的基因。我当然非常明白，这类特性通常是由散布在多条染色体上的许多基因一同调控的，而且在个人及社会的表现差异上，环境因素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然而，不论基因调控的真正特质为何，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遗传和环境两者能交互作用，创造出一股导向固定途径的引力。这股引力把来自各个社会的人们齐聚起来，送进一个被我们定义为“人性”的狭窄的统计范围内。
我这种论调在70年代算是非常有力的遗传论者（hereditarian）论调。结果，它促使了长久存在的“先天─后天”（nature–nurture）论战再度死灰复燃，当时后天派原本已高奏凯歌，而社会科学也奠基在这场胜利上。但是，即使某些已成气候的学者摒弃了社会生物学，我还是希望包括种群遗传学模型在内的进化生物学，能够吸引年轻一代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兴趣，然后，他们或许会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和自然科学联结在一起。
“人性”超越遗传？
这个愿望真是天真得很。大多数社会理论学家所偏爱的社会文化观都认为“人性完全建筑于经验之上”，而且这个想法不只是准备接受测试的假说，在20世纪70年代，它根本就是根深蒂固的哲学思想。美国学者尤其喜爱这种“人类行为是由环境决定，因此几乎具备无限弹性”的想法。
追溯人类进化过程，如果基因的确曾在某段时期失去主控力，而且假使人脑只不过像是一部万能计算机，那么，生物学就不能在社会科学里扮演有影响力的角色了。于是，真正的社会学内容将会因文化而异，而文化也会被解释为环境的产物。然后，文化人类学应该专注于研究他们所认为的外来人种，也就是研究那些受西方外来文化（包括生物学内容在内）影响最小的社会中的内部细节。这其中同样藏有重大的政治含义。假使人性主要是后天学习得来，而没有什么重要部分是来自遗传的，那么我们应该像充满信心的文化相对论者一样轻易地得出同样的结论：不同的文化在道德上必定是等量齐观的。也因此，在道德观以及意识形态上的文化差异都值得尊重，因为所谓的良善与真理，大多是依照权力而非行为本身的正当性来决定。受压迫民族的文化尤其有价值，因为文化冲突史一向出自胜利者之手。
而人性具有遗传基础的假说，将会使得上述推论出现疑点。由此，许多批评者认为，这项来自自然科学的挑战，不只是知识上的疏漏，甚至也是道德上的错误。他们指出，假使人性根植于遗传，那么某些社会行为很可能会变得难以驾驭，或者至少会被掌权的精英阶层宣称为难以驾驭。于是，部落制度和性别歧视都有可能被判定为无法避免，而且阶级差异和战争也将成为某种形式的“本性”。而这些只不过是开端而已。人们无疑地会具有一些遗传来的生理特征上的差异，因此他们也有可能具有无法改变的能力及情感。有些人可能是天生的数学天才，有些人则生性倾向于犯罪行为。
美、欧态度截然不同
在20世纪70年代，社会大众中的许多人都相信，遗传倾向的说法多少有些真确。但是，任何人要是胆敢在大专院校里推广这种思想，可要冒着被冠上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等重大罪名的危险。相反，那些勇于攻击遗传论者的人，则被尊为真理和道德的守卫者，备受赞扬。
心理生物学家利维（Jerre Levy）曾模仿这种“政治正确”的公式而打趣地说道：“即使缺乏足以支持的证据，社会文化假说依然得视为真确，除非能完完全全证明它是错误的。相反，生物学假说得被视为错误，除非它的支持证据完完全全无懈可击。”[1]
因此，不难理解，处在一个对内部分歧过于敏感的社会中，美国学者有多么害怕“社会生物学”这个词。当美国的研究人员于1989年成立有关人类社会生物学的学会时，他们将之命名为“人类行为暨进化学会”（Human Behavior and Evolution Society），而且在此后召开的年会中，也鲜少用到“社会生物学”这个词。
欧洲人就没有这么具有戒心了。有一帮研究人员组成欧洲社会生物学学会（European Sociobiological Society），总部设在阿姆斯特丹。另外，也有人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成立社会生物学小组（Sociobiology Group）。第三个团体则在巴黎大学创立了动物行为学暨社会生物学实验室（Laboratory of Ethology and Sociobiology）。
在中国、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生物学”这个词以及它背后所代表的思想观念，人们都可自由运用，而赞成和反对的文章也散见于各种不同的期刊中。
加一些催化剂
《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这本书之所以会恶名昭著，主要在于它的混合特性。假如书中前后两个部分分开印行的话，社会生物学的核心理论将会获得动物行为学以及生态学界专家的充分接纳，至于有关人类行为的部分，则可能仅仅遭到摒弃或忽略而已。然而，把它们写在同一本书中，整体分量会超过两者的总和。讨论人类的章节，会因厚实的动物学资料而增添可信度；至于生物学部分，则由于人类的寓意而加深其中蕴含的意义。这样的联结创造出令许多人都深感不快的逻辑三段论法：
社会生物学是生物学的一部分；
生物学是有凭有据的；
因此，人类社会生物学也是有凭有据的。
某些批评者认定，我一定抱有某种政治动机，据他们猜想，有关动物篇章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为人类篇章增添可信度。事实刚好相反。我对意识形态一点儿都不感兴趣。我的目的在于颂扬进化生物学里的多样性，在于展示进化生物学的知识上的力量。身为社会性动物的百科全书的编者，我自觉负有额外的义务，该把人类也纳入其中。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这样难得的机会：可以让有关动物的章节，因为和人类行为具有相关性，而更增添知识上的分量。在某些观点上，我又把关系倒转过来，我开始相信，进化生物学应该能充作社会科学的基础。
因此，我的人类社会生物学概念，并非源自意图宏大、联合自然与社会科学的伟大的孔德构想（Comtean scheme）。我只不过是延伸我感兴趣的主题，由蚂蚁推展到社会性昆虫，再推展到脊椎动物以及人类。我相信生物学与社会科学融合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我采用了感情色彩很强烈、很煽情的语言来揭开序幕。《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的最后一章就是催化剂，预备滴进早已置备好且即将融合的试剂中。
“自由派圣地”不自由
不过接下来，每件事都失控了。
在我原先的预计中，并没料到在哈佛大学也会出现如此激烈的反应。在麦卡锡时代，哈佛大学曾经因多名学者被控诉为共产党员，而成为著名（假使不能算是完美）的圣地。这里被公认为应该是能容许人们文明地交换意见、不受政治意识形态诋毁的学术讨论园地。然而，里面充满了左翼理论家的事实，使得这项崇高的目的受到威胁。
《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出版没多久，15名来自波士顿地区的科学家、教师及学生组成了社会生物学研讨小组（Sociobiology Study Group）。不久后，这个团体又与人民的科学团体（Science for the People）相串联。该团体创建于20世纪60年代，是由激进分子组成的全国性组织，目的在于揭发科学家以及技术人员的失当行为，其中也包括政治方面的危险思想；社会生物学研讨小组则由哈佛大学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新左翼学者所把持。其中两位最著名的成员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和路翁亭，正是我在比较动物学博物馆里的亲密同事。另外三人是贝克威思（Jonathan Beckwith）、哈伯德（Ruth Hubbard）以及雷文斯，他们则在哈佛大学的其他系所任教。
虽然社会生物学研讨小组的非正式总部就设在路翁亭的办公室里，也就是我办公室的正下方，我却完全不知道它的商议内容。开了三个月的会议后，该小组做出了他们早已预设好的判决。在1976年11月13日出刊的《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这些成员写了一封公开信宣称，人类社会生物学不仅缺乏足够的证据来支持，同时还具有政治上的危险性。他们写道：
所有企图要为社会行为建立生物学基础的假说，都是想要为现存因阶级、种族及性别而获得特权的分子，寻求遗传上的正当性。纵观历史，有权有势的国家或统治阶级，总是能把科学界里的这类产物，作为继续维持或进一步扩张权力的支持……美国于20世纪10年代至30年代颁布的禁止生育法和限制移民法，以及导致纳粹德国建立毒气室的优生学政策，全都是由（这类）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我是在11月3日[2]的《纽约时报书评》上了报摊后，才看到这封公开信。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一名编辑打电话给我，说这封公开信正快速流传，恐怕会引起骚动。因为，一群科学家如此公开宣布某位同事犯下技术上的错误，本身就已经是够严重的事了。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火药味十足的学术圈中，把当事人扯上种族优生主义以及纳粹政策，可以说更是火上浇油。再加上社会生物学研讨小组自称站在道德立场上，因此更加暗示他们高高在上、不容挑战的地位。而且，这封信的目的，与其说是在纠正可能存在的技术性错误，不如说是想要毁灭一个人的信誉。
在哈佛大学这个自由和睦的圈子里，保守的教授就好比修道院里的无神论者，默默不语。时间一周周过去，冬雪开始飘落，我从哈佛大学教授群中得到的支持少之又少。
有几位朋友在接受采访及电台辩论节目中，公开反对人民的科学研究小组这个团体的论点。这其中包括迈尔、戴维斯（Bernard Davis）、米切尔（Ralph Mitchell）以及我的密友及合作伙伴霍德伯勒。但是，绝大部分时间我得到的只是沉默，即使是在哈佛大学校园内部辩论演变为全国性新闻时也是一样。经过多次私人交谈后，现在我明白，我那群哈佛大学的自然科学同僚当中，大部分人当时就已经赞同我以生物学方法来研究人类行为，但是，他们被人民的科学研究小组的动机和政治目的给弄糊涂了。他们可能也会想到古谚所谓“无风不起浪”。所以，他们选择专心工作，保持距离，以求安全。
自我肯定，重新出发
我本来就有些弱点可以攻击。原本期望某些社会科学家能以扎实的立论根据，对我发动正面攻击，谁知却反而遭到政治炮火的侧面袭击。有些观察家对于“威尔逊竟然如此惊讶”深感惊讶。资深的英国进化生物学家、前马克思主义者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曾说，他本人并不喜欢《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的最后一章，而且说道：“在我看来，非常明显，我实在无法相信威尔逊本人竟然会不知道，它绝对会引发美国以及其他任何地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反感。”[3]然而，事实正是如此。我之所以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可能是因为（如同梅纳德·史密斯更进一步的观察结果）我是美国人，而非欧洲人。在1975年的时候，我可以说是个政治白痴。我对政治信仰或分析方法几乎一无所知；我很少留意左派激进分子的动态，而且我也从未听闻过人民的科学研究小组这个团体。就欧洲标准或纽约─剑桥的标准而言，我甚至算不上是知识分子。
由于我向来对社会生物学研讨小组成员中那群平日都认识的同事非常尊敬，我起初也忍不住怀疑起自己来。我把社会生物学这个主题扯入人类行为，是否犯了推理上的致命大错？社会生物学研讨小组的激愤反应，和我系里那些沉默不语甚至在走廊上闲聊中都未能给我几句加油打气的生物学同人形成令人惊骇的强烈对比。另外，批评得最卖力的路翁亭，那时刚好正担任生物系主任，更是丝毫没有给我任何道义上的帮助。当时我想到，我正面临被贬为贱民的危机——被认为是位差劲的科学家，以及社会上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接着，我又把自己所使用的证据和逻辑重新思考了一遍。我的说法在科学上完全站得住脚，我所遭到的攻击完全是政治上的，而非来自有凭有据的科学。但是社会生物学研讨小组对于这个主题本身一点兴趣都没有，他们的兴趣只在于怀疑它，显然对其真正的内涵所知极少。
当我定下心来思考这些细节时，我的怒气取代了焦虑。我提笔写了一封愤慨的反驳信投到《纽约时报书评》。数周后，胸中怒火渐渐熄灭，我又重拾昔日的信心，之后，则新生出一股野心。战场上有敌人，一个很重要的敌人；而且，还有崭新的主题——对我来说，它代表了“机会”。
我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杰出的社会学家贝尔（Daniel Bell）和一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吉诺维斯（Eugene Genovese），都对我这个大外行学生鼓励有加。他们两人都对社会生物学没有什么兴趣，但是他们甚至比我更憎恶人民的科学研究小组这个组织的攻击战术。于是，我的阅读范围又扩展到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我因此而爱上了科学史及科学哲学。
距离社会生物学研讨小组发表那封公开信两年后，我写成了《论人性》，这本书赢得了1979年一般非小说类的普利策奖（众所周知，这是文学奖，而非科学上的认可）。第二年，我开始全力准备完成一套更强有力的理论来解释生物进化与文化进化之间的互动。
我渐渐明白，社会生物学的辩论已超过一般的学术论战。人民的科学研究小组成员与我对社会生物学的判断分属不同的议题。他们并未将科学视为一门独立客观的知识，而是把它当成文化的一部分，是政治史和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的社会过程。
我相信，路翁亭最能具体代表这群人的奋战精神。后来他的风头被另一位科学及文学界名人古尔德抢了过去，但是在1975年，这两人的名气不相上下，而且政治立场也大致相同。古尔德也和路翁亭一样，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来研究进化生物学，而且此后古尔德不断地在《自然史》杂志的专栏以及其他地方刊出的短文中，发动了连珠炮似的批评。但是，最深入且全面探究人类社会生物学所牵连的每一个层面的批评者，却是路翁亭；而《纽约时报书评》公开信的主要作者也正是他。从那以后，他发表了很多场反对社会生物学的演讲，把他在遗传学以及科学哲学上的广博知识，全拿出来为批判所用。他投下最多时间来游说可能改变立场的人，此外，他时时保持高度的警觉。假使社会生物学的论点中出现了真正的过失，必定会被他逮个正着，四处去宣扬。
要是没有路翁亭，这场论战不会变得这般紧张，或者该说不会吸引如此广泛的注意。事后回味，当时间冲淡了激情的部分，只留下扎实的智慧核心时，他就是那种最令人珍惜的敌手。聪敏、热情，而且个性复杂，路翁亭是标准的舞台剧中反角的人选。他拥有一股非常矛盾的气质，使得他周遭的友人和敌手难以保持平衡。路翁亭外表态度很亲切，内心却很私密；经常流露出好斗、好发号施令的脾气，但同时又极为敏感，亟欲摆出谦和姿态以取悦听者；会要挟人，但一遇到强烈的反应后，又轻易地退缩回去，表现出一阵短暂的愤怒迷惑，使得人几乎想要去安慰他。麦克阿瑟曾经告诉我（那时我们三人都还年轻），路翁亭是唯一会令他紧张得冒汗的人。
典型的70年代活跃分子
参加委员会议时路翁亭从来不害羞，总是坐在最靠近主席或会议桌中心的地方，发言频率之高超过所有与会者，任何一件提案都逃不过他的质询和意见。他是那种你在学校念书时肯定遇见过的小神童，总是第一个举手答题，第一个上黑板解答代数习题。
少年时的神态依然保存在中年的他身上，圆圆的脸、轻松的笑容、机灵的眼神、一头蓬乱的黑发，以及一件不打领带、永远是蓝色的衬衫，朋友打趣说，那是为了昭告世人他永远和劳工阶级站在一起。新闻记者形容他的长相“好似猫头鹰”，但那只不过是轮廓长得像而已。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的路翁亭太过紧张，也太过活跃，十分不符合这种夜行性动物的慵懒形象。
路翁亭能够快速地从某个角色转换到另一个角色，先是思想深沉、谨慎的领袖，然后是哲学思维奔腾的演讲者，有时忽然又成为爱开玩笑的伴儿，有时候则是莽撞愤怒的激进分子。当他想强调某个论点时，会把双手举到头上，手指张开，等他的声音拉平，开始阐述他的论调后，再把双手放回桌面，掌心向下。起先两手并排摆着，然后再轻轻分开，流露出沉思的样子，然后，两手很快地又举到与胸齐高，而且一只手绕着另一只手快速转动，话题变得越来越复杂，而听众也不得不全神贯注。他说话时一向采用完整的句型和词汇。他的话语偶尔会稍微变缓一下，有时甚至用滑腔连音来强调关键词，而紧接着的就是总结。当他说话时，他会和一定距离内的每位听众交换眼神，抛出灿然笑容，选择能显示出自信的词句，显露出他对演说技巧的重视，一如内容。
在20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的学术团体中，路翁亭的个人自信和独特风格令他非常抢眼。在那个年代里，学生一方面嚷嚷着要求独立自主，同时却又万分渴望寻得领导者。路翁亭在哈佛大学校内及校外的讲课，都非常受学生欢迎。他那些讽刺当权派的话语，伴随着独角喜剧演员的派头，实在令人捧腹大笑——即使你恰好是他讽刺的对象。这些话语总会引来满堂哄笑。学生都知道，他是一位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家，有深刻的革命精神。新闻记者对他也同样印象深刻，他们通常称他为“才华横溢的种群遗传学家”。路翁亭是来自高深的科学殿堂、提倡社会变革的知识分子。
路翁亭在科学研究上的资历好得没话说，他的遗传学研究水平更是一流。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路翁亭还在芝加哥大学时就已经和哈比（J. L. Hubby）合作，成为最早利用电泳技术来分离相似蛋白质而测出种群内基因多样性的学者。他们这套技术立刻成为标准技术，为进化生物学开创出定量研究的新纪元。此外，他也是最先利用计算机来研究概率在微进化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人员之一。根据同样的专业基础，他借由把“统计学上的种群进化”和“种群增长率变迁”联系在一起，探索介于遗传学和生态学间更宽广的领域。
早在39岁，路翁亭还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被选为国家科学院院士，这是美国科学界的最高荣誉。然后，他天性中叛逆的一面浮现出来。1971年，一番疾言厉色后，他辞去院士职务，以抗议国家科学院赞助国防部的秘密研究计划。美国国家科学院成立130年来，共选出数千名院士，而他是仅有的12名辞职者（不论基于何种原因）之一。他跻身于一群十分显赫的同伴当中，包括数学家皮尔斯（Benjamin Peirce）、哲学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以及物理学家费曼（Richard Feynman）。
到哈佛大学来
在1972年早春的哈佛大学委员会议上，身为委员之一的我提议生物系聘用路翁亭担任正教授。当时他被公认为是全世界同辈人之中最杰出的种群遗传学家。一般情况下，任命案很快就会被接受、通过，然后传到院长及校长手中。但是，这一次情况不如往常。路翁亭在当时不只是杰出的科学家，他同时也已经成为政治活跃分子，经常攻击其他科学家。在1970年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的年度会议上，有一小群人迫使某一场提及政治敏感话题的演讲中辍，路翁亭就是其中之一。
许多资深教授因为目睹过他个性里的某一面而深感警惕，所以预备投票否决他的候选资格。他们问道，如果把他引到哈佛大学来，会不会在系里捣乱？在一场由终身教授参与的关键会议上，迈尔和我同声为他辩护。我们反驳道（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还真有点儿自命不凡），个人政治信仰不该左右教职任命。有些成员还是不能信服，他们说，信仰是一回事，但是人身攻击和捣乱又怎么说？那时我非常希望路翁亭能加盟哈佛大学，因此我说，且让我先打个电话给芝加哥大学的朋友，他和路翁亭同系，我来问问他，路翁亭是否曾因意识形态立场不同而攻击自己的同事。大伙儿接纳了这项建议，决定暂缓决议。
这期间，哈佛大学最受敬重的资深教授同时也是大学管理委员会的明智顾问基斯佳科夫斯基（George Kistiakowsky）听到风声，从化学系打电话给我。他直截了当地说：“如果路翁亭来，你们会后悔的。”但我还是履行了承诺：我打了电话，确定路翁亭不曾在芝加哥大学惹是生非。下一场会议中，我们以不计名方式投票表决，决定聘请路翁亭担任正教授。校长包克于1972年11月8日签署任命案，第二年，他来到哈佛大学。
当他一上任，我就明白了，我们处理科学的态度真是南辕北辙，而且这种体会自社会生物学论战开启之后就越来越深刻。路翁亭是位哲学家式的科学家，自我约束得非常厉害，而且对每一个步骤都极为挑剔，十分严苛地捍卫各项准则。他反对任何看似真确的论调和臆测；事实上，假使有机会的话，他会完全禁止。
反观我，则是博物学式的科学家。我同意有必要遵守严格的逻辑和实验考证，但是在精神方面我就比较宽松，在研究的早期阶段，我对假说的态度远不如他严格。由于一辈子经验使然，身为野外采集者和实用主义者，我深信，每个片段数据以及每个合理的假说都应该记录下来，等到知识累进后，再去芜存菁。因此，我的笔记本成为什么都记的大杂烩。在我看来，研究早期太过严谨，以致扼杀了可能合理的论点，是完全违背科学精神的。我希望把进化生物学扩展到每一个可能相投合的题目，即使一意孤行也在所不惜，而且动作还要尽可能地快。然而路翁亭并不如此。
由于选择了严格的科学研究发表标准，路翁亭放任自己追求未受科学阻碍的政治议程。他实行了相对主义者的观点，认为在没有真切事实支持的情况下就接受真理，仅仅是霸道的意识形态以及政治权力的反映。自从转变为激进分子后，他开始大力推销他自己所认可的真理。
路翁亭鄙视进化生物学中的“还原论”（reductionism）思想，即使从过去到现在，这都是无可挑战的自然科学关键所在。而且，在人类社会行为方面，他尤其反对还原论。“采用还原论，”他于1991年写道，“等于是要我们相信，世界被切成许多小碎片，每一小片都有自己的特性，而它们结合起来就会形成一块较大的事物。举例来说，个人组成社会，因此社会不过就是个人特质的总体表现而已。个人特质是成因，而社会整体的特质则是这些成因造成的效果。”[4]
路翁亭所反对的这种还原论，正是我对世界运作的看法。如同我所分析的，还原论奠定了人类社会生物学的基础。但是，路翁亭坚称这不是科学，而且按照他多年以来的政治信仰，还原论也不可能真确。“这种生物世界的个体观点，只不过是18世纪中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的反映而已，这样的意识形态把个体当成每样事物的核心。”[5]相反，路翁亭认为存在着超越自然科学的法则。
自从社会生物学研究小组揭发我为反革命投机专家后，波士顿地区的激进分子就组织起来，四处散发传单，举办时事讨论会，以反对人类社会生物学。当这类活动在1975年冬天到1976年春天越演越烈的时候，我开始担心它会不会演变到令家人及校方困窘的程度。有一度我还真的考虑过是否要接受其他三所大学的教授聘约——它们的代表对我说，假使我想远离这场辩论中心战区的话，可以考虑接受聘约。
不过，这类事件其实都还只是小事。有一名示威者曾经好几天跑到哈佛广场，用强力扩音器喊话，要求我去职。还有一次，两名密歇根大学的学生闯入我的进化生物学课堂，高呼口号，并且不停发表反社会生物学的长篇大论。不过，当我的学生看出他们显然根本没读过《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而且他们更有兴趣的其实是借着它来打倒哈佛大学管理阶层之后，大家就开始反攻。我几乎没有收到过恐吓信，而且从来没人威胁要杀害我。
无缘再见米德
最富戏剧性的泼水事件于1978年发生在华盛顿。2月15日，我来到喜来登公园酒店（Sheraton Park Hotel），准备在社会生物学研讨会中演讲，这场研讨会被规划为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年会的一部分。因其是全球最庞大的科学家组织，美国科学促进协会从过去一直到现在，都特别注意科学与教育及公共政策间的关联。一如预期的，演讲会场人山人海，研讨会的主角为六名人类社会生物学界的主要研究者，以及最能言善道的人类社会生物学批评者古尔德。
这场研讨会的主席为米德，而我也很期望能再次见到她。一年前，在弗吉尼亚州的人类行为研讨会中，她曾邀我共进晚餐，一块儿讨论社会生物学。当时我很紧张，一心以为，这位美国教母级的人物会为遗传决定论可能造成的危害而训斥我一顿。其实我根本没有必要担这个心。她是想要告诉我，她自己也曾发表过一些以生物学为基础的社会行为学思想。其中一个想法是，在每个社会中，都存在着遗传倾向各自不同的人，而且各自适合不同的工作，例如艺术家或军人，而这种差异可以创造出更具效率的分工。在品尝过烤牛肉和红酒（看她两样都尝，令我惊讶不已）后，她推荐了好几篇她自己写的文章给我，认为我可能会有兴趣。
令人难过的是，我没能再见到她。就在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开会前不久，她罹患癌症，而且癌症随时都可能夺去她的性命。
研讨会即将开始之际，演讲厅内以及附近的气氛渐渐变得紧张起来。有人告诉我，国际反种族主义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Against Racism，简称InCAR）计划了某种形式的示威活动，而且这个团体的行动向来以粗暴闻名。在得知议程中将有一场关于人类社会生物学的演讲，而且我本人也会出席时，该团体的领导人向全国会员发出通报。听到这则消息后，我信步踱到国际反种族主义委员会的摊位前，搜集他们散发的文献，顺便拿一枚胸章。当数百名听众开始在讲堂入座后，两名国际反种族主义委员会会员开始到处游走，散发抗议传单。我走向其中一人，但是发传单的女孩马上认出是我，于是又把传单夺了回去。
泼水事件
代理主席是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阿兰德（Alexander Alland Jr.），他为会议揭开序幕，随后多位演讲者也陆续上台宣读论文。截至目前，一切相安无事。
轮到我登场时，我选择坐在椅子上演讲，而不是站在讲桌前；因为我的右脚因脚踝骨折正打着石膏，那是两周前慢跑时不慎弄伤的。当大会一开始介绍我时，大约八名男女（我数学不好，从来没法计算得很精确）从观众席中一跃而起，冲上讲台，而且一字排开站在演讲者们的身后。好几个人高举反社会生物学的标语牌，其中至少有一面牌子画的是纳粹符号。一名青年走向讲桌，抢走阿兰德手上的麦克风。
美国科学促进协会人员在早先已经通告各场演讲的主持人，假使示威者坚持，不妨暂时交出麦克风，以避免肢体冲突；然后再告知抗议者，如果两分钟内不交还麦克风，大会将请饭店安保人员前来处理。因此，阿兰德宣布，他将遵照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的处理程序，把麦克风交了出来。这时，有些害怕发生暴动的听众开始离座，打算远离讲台。然而，他们没法走太远，因为所有座位都坐满了，连走道上都挤满了人。坐在中间位置的沙尼翁，则往反方向移动，想要挤上讲台，驱走示威者，但是也同样被卡在路中间。于是，他和另外几名听众对着主席阿兰德及示威者大喊道：“把麦克风交出去是不对的！”“不应该容许任何团体用暴力接管演讲会。”但是，这是自由平等的时代，任何表达形式都应被认定为言论自由。群众开始安静下来。
接着，当国际反种族主义委员会领袖正在对听众振臂疾呼之际，一名年轻女子提起一瓶水就往我头上倒。示威者们立即高声呼喊：“威尔逊，你全身湿透了！”两分多钟后，他们离开讲台，返回座位。没有人要求他们离开会场，没有人报警，也没有任何反对他们的行动。直到研讨会结束后，还有几名示威者留下来，与几名听众闲聊。
当我用手帕以及某人递来的纸巾擦干自己时，再度取得麦克风的阿兰德为这场意外向我表达歉意。接着，听众起立，给了我一阵特别长的掌声。他们当然会这么做，我心中暗想。不然他们还能怎么办？他们很可能就是下一个遭殃的。
在我简短的演讲开始前，台上其他几名演讲者起身谴责国际反种族主义委员会的行为。古尔德认为为了摆出激进姿态而做出暴力举动，实在是非常不理智的，这刚好和达成有价值的政治目标背道而驰；他这番话好像是在对示威者演讲似的。古尔德称这次意外事件为“幼稚的骚动”。关于这一点，他说得倒是十分正确；我很清楚，我该提防的是那些成年的知识分子。
遗传与文化
事件发生的当儿，我的感受如何？当抗议者的怒气由我头上一浇而下时，我敢说我像冰一般冷静吗？那天傍晚，我和沙尼翁一块儿用餐，然后去史密森学会，和人类学家哈里斯（Marvin Harris）辩论人类社会生物学方面的问题。参与旁听的人非常多，不过，这次倒没有被激进分子接管。之后，我打出租车前往联合车站，搭乘猫头鹰号卧铺车返回波士顿。
在车上我巧遇物理学家戴森（Freeman Dyson），他正预备返回普林斯顿。我对他说：“我今天真是够受的了，在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的社会生物学研讨会上，被示威者泼了一身水。”他答道：“我今天也很不好过，刚刚才遇到一场火车事故，火车在离开华盛顿往北走没几千米，车头就出轨了，于是乘客又被载回车站，等候下一班北上的列车。”
在我看来，这个时候态势已经很明显了，无论在知识上或政治上，人类社会生物学都会麻烦连连。除非能把文化也纳入分析，否则批评者永远可以大声反驳道，既然人类这个物种是以心智及文化为两大基础特征，那么，在解释人类社会行为的时候，却对心智及文化只字不提，根本是徒劳无功。
当拉姆斯登加入我的实验室时，我心里已记挂着人类社会生物学的这项缺点。拉姆斯登是位年轻的理论物理学家，来自多伦多大学，他于1979年年初来我这儿担任博士后研究员。他的兴趣后来转到生物学上，并且看出社会行为分析领域的机会大好。起先我们讨论要合作研究社会性昆虫，但是很快，我们的话题又转到了遗传及文化上面。我说，研究这个领域，虽然失败的风险很高，但成功后获得的高报酬绝对值得，我们来试试看吧。于是，接下来的连续18个月，每周我们会相聚讨论两三次，一点一滴为这个主题建立架构。
我们的推论如下：每个人都知道，人类社会行为是由文化所传递的，但是文化又是大脑的产物。而大脑则是结构严谨的器官，同时也是生物进化的产物。它具有许多深植于感官印象的偏见，以及偏向学习某些特定事物但不去学习另一些事物的倾向；这类偏向对于文化的引导作用仍属未知。从相反的角度看，脑部最显著特征的遗传进化，就发生在由文化掌控的环境下，因此，文化变迁必然会影响到这些特质。所以，我们套用下列说法来描述这个问题，就会显得清楚得多：基因进化和文化进化究竟是如何互动的，才创造出人类心智的发展？
文化基因
毫无疑问，我们刚开始研究这个题目时，可以说是毫无头绪。但是其他人也一样；再说，如果没有人着手研究，又怎么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于是，我们不屈不挠地翻阅堆成小山的文献，它们分别来自认知心理学、民族志以及脑神经科学等领域。我们把文化当成经由学习得来的信息单位，将它并入我们为种群遗传学所建立的模型中。我们研究语义的特色，以便让我们的前提尽可能与现有的语言理论相符合。
我们想要找出引导人类心智进化的基本过程。我们的结论是，那是某种形式的基因与文化互动，我们称之为“基因─文化共同进化”（gene-culture coevolution），这是遗传与文化变迁永不止息的循环。在人的一生中，心智是靠着在某个特定文化范围内，从无数的片段信息、价值观以及可行的行为中挑出的事物自我创造而成的。说得更具体些，每个人都会在所有可行的范围内，选择特定的结婚习俗、创世神话、道德观念、分析方法等。我们把这些脱颖而出的行为及心智概念称为“文化基因”（culturgen）；这很接近另一位还原论同人道金斯所谓的“模因”（meme）。
每当一个人修饰他的记忆或做决定的时候，他会先把接收到的视觉影像、声音以及其他刺激所造成的复杂心理事件，转送给大脑，然后再由大脑的储存部门调出长期记忆的档案，最后再对得到的事物及观念进行情感上的评估。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文化基因都能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认知并没有进化成全然中立的滤网。心智吸收、使用某些信息总是远高于其他信息。拉姆斯登和我从研究文献里找到的遗传相关文化（heredity-bound culture）的例证，包括了对颜色的感觉、对符号的认知、嗅觉、偏爱的视觉设计以及表达情绪的面部表情等。它们全都是具有判断价值的人类特征，也全都可以理所当然地被称为人性。像这种属于生理上的特殊偏好，被称为“外遗传法则”（epigenetic rule），能够左右文化传递的方向。通过这些方法，就能够影响文化进化的结果。也就是说，通过认知的生理机制，基因能够决定心智与文化的发展。
在我们的构想里，基因─文化共同进化的整个循环如下：有些文化基因的选择，能带来较大的生存及生殖概率；于是，那些能使心智倾向选择成功文化基因的外遗传法则，就能够在生物进化过程中较占上风。经过多个世代后，整体来说，人类种群就在众多自然的可能性中转向某一个特定的“人性”。它会从甚至更多种可能的模式中形成文化多样性的模式。
还须默默等待
拉姆斯登和我在多篇专业文章和两部专著[6]中介绍了这个构想。书评好坏皆有；有些盛赞不已，但是好几篇登在重要期刊上的文章则不表欣赏。人类学家利奇（Edmund Leach）在《自然》期刊上表达了自己的震怒；生理学家梅达瓦（Peter Medawar，1960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在《纽约时报书评》上表示不屑一顾；路翁亭，套句他自己事后的描述，在《科学》期刊上表示这想法实在令人不快。有关基因─文化共同进化的话题就这样渐渐消退，大部分生物学家都不看好它，社会科学家也是一样。我既担心又迷惑，因为批评者真的没有说出什么重点；然而，我们是否在某个他们已看见而我们忽略的深度上弄砸了？
20世纪80年代，有少数的研究人员相继投入这个主题，各自沿用他们自己设计的概念和方法。这群天资聪颖的科学家来自遗传学及人类学领域，具备多样化的专才，其中包括遗传学家青木健一（Kenichi Aoki）、人类学家博伊德（Robert Boyd）、种群遗传学家卡瓦利-斯福扎（Luigi Cavalli-Sforza）、生物人类学家杜尔海姆（William Durham）、数学兼生物学家费尔德曼（Marcus Feldman）、遗传学家木村资生（Motoo Kimura），以及人类进化学家理查森（Peter Richerson）。他们的收获也同样很有限，至少就整个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来看是如此。日本最顶尖的遗传学家木村资生曾经告诉我说，他几乎没有收到任何向他索取与这个主题相关文章的要求。
基因─文化共同进化的课题很可能还要再静静躺在那儿许多年，等待人类缓缓增添一些足以说服、吸引学者的知识。无论如何，我依然深信，它的真正性质正是社会科学的中心问题所在；不仅如此，它还会是重要且尚未开发的科学领域。而且我一点都不怀疑，属于它的时代，一定会到来。
[1] Jerre Levy,“Sex and the Brain,”The Sciences 21, no. 3 (1981): 20-23, 28.
[2] 此处的时间与上页的出刊时间11月13日矛盾，似有误。——编者注
[3] Quoted in Ullica Segcrstr?lc,“Whose Truth Shall Prevail? Moral and Scientific Interests in the Sociobiology Controversy”(Ph. D. dis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Harvard University,1983).
[4] Richard C. Lewontin, Biology as Ideology: The Doctrine of DNA (New York: Harpcr Perennial,1991), p. 107.
[5] Richard C. Lewontin, Biology as Ideology: The Doctrine of DNA (New York: Harpcr Perennial,1991), p. 107.
[6] C.J. Lumsden and E. O. Wilson, Genes, Mind, and Cul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The summary of the theory of gene-culture coevolution presented here is drawn, with minor changes, from our article“Genes, Mind, and Ideology,”The Sciences 21, no. 9 (1981): 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