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在剑桥最不好的季节，寒冷的3月天，达林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他问道：“你想不想去新几内亚？”原来，哈佛研究生奖助学会和比较动物学博物馆愿意赞助我去那里进行长期研究。
从来没有哪位专家曾经到过这个动物群异常丰富而且大部分都还人迹未至的地区去采集蚂蚁。途中我还可以顺便探访其他岛屿，比如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大约一百年前，年轻的博物学家华莱士（Alfred R. Wallace）就在这儿开始把专门研究动物地理分布的动物地理学（Zoogeography）纳为一门科学。如今我也可以积极投入这个竞技场。有谁能预料，身为动物地理学家，这趟经历会令我的思想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此外，如果我还能顺道搜集些陆生甲虫（这是达林顿的最爱），那就更好了！
对于年轻的田野生物学者来说，这真是个大好的机会。恐怕还要好多年之后，才会有另一批经费充裕的研究人员，能够结队来到新几内亚及其他南太平洋群岛上设立田野调查站。我将成为先驱人物。达林顿又说：“趁着你现在还无拘无束，没有感情牵绊，快去吧！”
但是，我可不是无拘无束，没有感情的牵绊。事实上当时我正在恋爱。就在前一年秋天，我结识了年轻貌美的女孩勒妮（Renee Kelley）。她来自波士顿的后湾（Back Bay），而且我们已经决定要结婚了。她内向、害羞，喜欢静静地与人长谈。她还是刚刚崭露头角的诗人，热爱文学，具有学者气质。正因如此，她虽然不从事科学工作，却很能理解我想要到遥远地方去的梦想。我们的婚姻生活将会是快乐而又长久的。
然而，1954年时的我们还非常年轻，才刚订婚就要分隔两地，简直让人没法忍耐。不过，我俩还是一致同意，我应该去新几内亚。我将会离开10个月，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偏远地区。当时还没有喷气式客机能载着我飞来飞去，由于距离遥远，而且其他交通工具的价格又昂贵，我不可能中途回国探望。至于越洋电话，也是又贵又难打，只能用于紧急状况。
最后的独行侠
11月24日早晨，东方航空公司飞往旧金山的班机，由波士顿罗根机场（Logan Airport）登机门滑出，驶向机场跑道。我可以看到勒妮靠在旅客观景台的玻璃上，徐徐挥动右手。她的脖子上系了一条很长的羊毛围巾，上面带有代表哈佛大学的深褐色与白色条纹，带着流苏的末端几乎碰到了地板。我们两人都在流泪。
我仿佛一名年轻的水手正要开始另一段长期的、不确定的远航，但是我的内心被两份热情撕扯：热带地区的吸引和对勒妮的爱。在我返回美国前，我俩每天都写一封长信给对方，总共有大约600封日记般的长信。
我决定要到美拉尼西亚（Melanesian）外缘的群岛走一趟，然后去澳大利亚，最后再到新几内亚。我从旧金山搭乘泛美航空公司的螺旋桨飞机横越太平洋。飞机中途在檀香山附近的菲尼克斯群岛（Phoenix group）加油，地点是其中一座干巴巴的无趣环礁岛坎顿岛（Canton Island）。飞机加完油后，再继续飞往斐济。
第二天早晨，当飞机终于俯身飞向维提岛（Viti Levu）上的机场时，我低头俯视，看见一片白绿相间的环礁浮现在湛蓝的大海中。在那短短的几分钟内，我感受到一股今生（不论是之前或之后）未曾再有过的高昂期待之情，一股全然的狂喜。
现在，我知道，那样的时代在生物学史上已经结束了。在那个时代，年轻科学家可以到世界边远地区旅行，可以全凭着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成为探险家。没有专家小组在旅程中陪伴我，或是在目的地等我，一切由我自己做主。这正是我想要的。
我没有随身携带高科技工具，只带了放大镜、镊子、标本瓶、笔记本、奎宁、磺胺，除此之外，就只有年轻、热切而无尽的期待。
南太平洋好似由成千岛屿组成的银河，岛屿的分布情况促进了诸多进化生物学上的重要进展。达尔文根据他对加拉帕戈斯群岛（Galápagos Islands）上鸟类的观察，构建出他的自然选择理论；而华莱士也是在研究过马来群岛、文莱及印度尼西亚的蝴蝶和其他生物后，有了同样的想法。
岛屿——大自然的实验室
当我走出维提岛的机场大门并环顾四周之际，我知道我踏上了真正具有生物地理学意义的岛屿，它将岛上大部分生物紧密地搂在自己的世界。这样的岛屿是研究生物进化的理想场所。有足够的生物自外地迁徙而来，不管是用飞的、游的还是漂流的方式登上这座岛屿，并落脚繁衍；然而，自外地迁入的生物，每个世代的数量也不至于让自己的种群独大。如果这座岛屿够大、够老、够遥远的话，自外迁入的子子孙孙，将会针对新岛屿的环境进化出独特的新种。如果时间够长，这些独特的新种与邻近大陆及岛屿上的姊妺种群的分歧发展得越来越大，最终达到能在分类学上分属不同物种的标准。
我们把这类区域性的物种（或亚种、变种）称作“特有种”：它们只生长在这座岛屿上，世界上其他地方都不见其踪迹。夏威夷（Hawaiian hawk）就是特有种的绝佳例子，另外还有牙买加的巨型燕尾蝶（Jamaican giant swallowtail），以及原产于诺福克群岛的小叶南洋杉（Norfolk Island pine）等。生物学家可以根据岛屿的年龄以及外来生物移入的时间，分析重建当地动物与植物的进化过程，这要比分析大陆动植物的进化过程容易得多。正因为具备这种“单纯性”，岛屿就成了天然实验室中的佼佼者。
这儿的实验进行方式和一般实验室刚好相反，是在追溯过去已经发生了的事件，而非预测未知的结果。大多数生物学家都是在人为控制的情况下改变几个因子，然后再观察各个因子改变后所造成的影响。但是，进化生物学家则先观察已经由博物学研究得出来的结果，然后再推论进化过程中的变因。于是，实验生物学家预测实验结果，但进化生物学家则反推大自然已经做完的实验过程；也就是说，是反过来用历史考证科学。又因为在整个进化以及新种生成的过程中，曾经有过大量的影响因素，所以反推方法只有在较小、较单纯的生态系统中，才能得到最理想的结果。岛屿，正是这样的生态系统。
敞开心胸进入田野
和实验生物学家不同，进化生物学家对于博物学十分精通，自然中总有丰富的答案等着人们来挑拣。对进化生物学家来说，最重要的是提出适当的问题；最重要的进化生物学家，就是能发掘出最重要问题的人。他们汲汲寻找大自然要告诉我们的精彩故事，因为他们正是负责讲故事的人。
如果他们同时也是博物学家（一流的进化生物学家绝大部分也是博物学家），他们会睁大眼睛，敞开心胸，进入田野中，朝各个方向观察；寻找重大问题，寻找关键机会，他们是全然的机会主义者。
要进展到这样的程度，博物学家必须精通一到两种动物或植物，熟练到有办法能鉴定样本的属别或种别。而这些被挑中的生物类群，就是他想象中的戏院里的演员。否则，缺乏这类知识的博物学家进入野外后，将会发现自己迷失在一片绿雾之中，无所适从，既分辨不出其间的生物，也无法认出什么是新现象，什么是早已为人熟知的普遍现象。然而，要是他有备而来的话，他可以一边飞快地搜集信息，一边不停地思考：我搜集到的资料会形成什么样的模式？这模式代表什么意义？它们能解答什么样的问题？我能根据这些说出什么样的故事？
我就是带着这样的策略去拜访太平洋岛屿上的蚂蚁的。我打算搜集每一种能找到的蚂蚁，观察它们的生态及行为，并完整记录下来，同时还留心观察地理趋势的形成模式，以及物种适应环境的模式。我对于自己钻研的学科里的现存理论和一般知识都非常清楚，但是我仍然会敞开心胸，随时准备迎接美妙的新现象。
只剩下外来种
1954年12月，维提岛，那达拉（Nadala）。
就某个可怕的层面而言，斐济简直就是古巴和墨西哥的翻版；当地土生的生物早已被驱退到零星且几乎没有通路可到达的地区。我在南迪（Nandi）雇了一名司机，沿着维提岛的北部海岸公路而行，一路穿过小村庄、小树丛以及牧场。事实上，完全没有天然森林能在这条大道的两旁生存，因为沿途早就挤满了来自东印度的移民。我们由塔夫哇（Tavua）转向南行，前往中部小丘寻找原始林区，它们全都位于斐济土著岛民居住的土地上。
我遇到的一名长者告诉我，他还记得大约在40年前，也曾碰到过一位专程搜集蚂蚁的人，那个人曾经到附近的南达里瓦图（Nandarivatu）拜访。他已经记不得那人的名字了，但是我知道他指的就是曼恩，也就是先我一步到达古巴的前辈。
他是在1915年到1916年间，被哈佛大学派遣到这座岛屿为比较动物学博物馆采集标本。我去的森林与曼恩当年去过的森林大同小异，只有一点不同：如今，木材业的高度发展让森林饱受侵扰，火耕方式也让森林坑坑洼洼。
在那达拉，我越过位于浮石岩堆上方的陡坡，来到一处阴凉洼地，那儿长满了原生的树种，树上挂着浓密的攀藤植物，我在其中找到了好几种当地特有的蚂蚁。其中有一种令我血液中的肾上腺素激增，那就是Poecilomyrma属，这个属只有斐济才有，而且在这之前只被采集到一次——当然，采集它们的人就是曼恩。
第二天，我在靠近柯鲁佛（Korovou）的沿岸道路工作时，又发现了另一桩与生态保护相关的令人难过的事。在一小片显然是天然林的树林中，我却只能找到外来种的蚂蚁。据我了解，岛屿上本土物种的多样性若是很有限，那么，岛屿上的生态系统将很容易遭到外来生物的进犯（即使环境看起来没有实质上的改变）。许多太平洋原生的动物群都已臣服在猪、羊、老鼠、阿根廷蚁、芒草以及其他经由人类商业行为引进的高竞争力物种之下。外来种攻占了世界上的众多岛屿。
我没在斐济多逗留。这儿的蚂蚁早已为人所熟知，这要感谢曼恩曾在这儿长期居留。第二天，我搭乘澳大利亚航空公司的水上飞机，由苏瓦（Suva）前往努美阿（Nouméa），那是新喀里多尼亚的法国殖民地中心。
1954年12月，新喀里多尼亚，茂山（Mount Mou）。
我一抵达新喀里多尼亚就踏上了此生最钟爱的岛屿。它位于澳大利亚海岸以东1 200千米处，是美拉尼西亚群岛的最南端。这座巨大、铅笔状美丽岛屿的名字，对我来说，应该是“异国”加“遥远”——直到现在我依然这么觉得。
根据博物学前辈的研究，我知道这儿的动植物是在数百万年间陆续进驻这座岛屿的，而且岛上大部分生物是由澳大利亚往东或由所罗门群岛（Solomon Islands）往南经过新赫布里底群岛（New Hebrides）迁移过来的。这些生物彼此交流，混居在一起，并进化出独特的生态系统。
这些本土生物包括一些原始的树种以及其他植物，某些是源自冈瓦纳古陆（Gondwanaland），它们的祖先曾经远居到南极洲（当时地球气候正处于温暖时期）。此外，也有许多动物与植物在这儿进化出极端奇特的形式，是世上其他地方都见不到的。著名的卡谷鸟（kagu）就是其中之一，它是鹭鹤科（Rhynchochetidae）鸟类唯一的现存物种。这种不会飞的当地特有鸟类，叫声尖厉得可以撕裂夜空。自从19世纪60年代法国开始殖民该岛之后，卡谷鸟的数量就开始减少，几近绝种。
根据早期的博物学记录显示，蚂蚁也具有同样宽广的生物地理分布模式，来源复杂且本土性很强，其中某些品种极为罕见。我决心要把它们找出来。
独行探险
此时南半球正值盛夏，在燠热的日子里，我由努美阿搭上北行巴士，在帕伊塔（Pa?ta）的小村庄里下车。然后，我沿着泥土小径走了6千米的山路，来到鲍迪尼特（Bourdinet）家的庄园。我把装备放在凉亭里，准备在那儿扎营。那一周，他们刚好没人在家，因此也没法招待我。但是没关系，我很高兴能够完全专注在工作上。我又徒步走了1千米路，到鲍迪尼特家最近的邻居彭特科斯特（Pentecost）家，这趟路程的垂直高度约有300米。我的目标是再往上爬高1 200米，前往位于茂山顶上的原始森林。为了要赶到那儿，我强行穿过一大片浓密、干燥的蕨类丛。当我终于来到西边山脊上时，我发觉自己依然置身在蕨类丛中。但是，好歹我已经来到了登顶的路上。接下来的路程就容易多了，满布森林的山顶也已经在望，就差1千米了。
我完全是独自行动，而且从路过帕伊塔后，就再没碰到过任何人。这时我忽然想到，如果我发生意外，例如扭伤脚什么的，我在努美阿的联络人必须等三四天后才会发觉事情不对劲。因此，在接下来的攀爬过程中，我开始步步小心。
正当山顶新起的大雾将我团团围住之际，我终于进入了森林。最先遇到的是一丛低矮的灌木以及散生的树木，接着就是一大串像南洋杉、罗汉松等针叶树，它们的树干和枝丫间布满了苔藓或其他的附生植物。再往前走一些，到了靠近山顶的地方，我总算进入了真正的云雾林。这里的树木满身节瘤，发育受阻，而且枝叶交织成的树冠层就在我头顶上方约10米处。另外，地面以及树木的枝干上全都覆盖着密密的苔藓，好似湿黏的地毯。
与小鹦鹉对话
我已经来到了一座岛屿中的岛屿，一处纯然属于我的世界。我童年时期所拥有的温暖的私人情感，又重新涌流出来。我让想象力穿透时光隧道，奔向过去。
这里的针叶树都是南极洲地区的古老成员，直到现在依然分布在澳大利亚南部、新西兰、南美洲的温带区以及这儿，新喀里多尼亚的高地。这里的某些动植物甚至可以追溯到中生代（Mesozoic Era，2亿4 800万年前至6 500万年前），当时，它们想必都曾让恐龙啃食过，而且当时的南极大陆，有些区域还很适合各种生物栖息。
当我开始寻找蚂蚁时，有只娇小、长着红帽冠的绿鹦鹉降落在附近的树枝上，并且一直停在那儿。隔不多久，它就会用神秘的鹦鹉语对我嘀嘀咕咕一番。在这座长满苔藓的森林中，我俩真是绝配，土生土长的它与外来的我暂时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我告诉小鹦鹉，我不会做什么坏事，而且很快就会离开。但是，这个地方将永远活在我的记忆中。
不只是蚂蚁，我在这儿看到的每一种动物和植物，对我来说都是新奇的，这些生物全是外来物种。现在正是我向各位坦白的时候：我是一个热爱新鲜事物的人，极端热爱新事物，热爱多样性的本身。如今我竟然置身在这样处处令人惊喜的地方，而且只要我愿意，随时都可以提出具有科学价值的新发现。我那原始的梦境变得清晰起来：
主啊，请带我到无人探测过的星球，与新形式的生物为伍。把我放到点缀着小圆丘高地的处女沼泽地边缘，让我以自己的步调穿越它，并攀登最近的山峰，在适当的时机，越过远方的山坡，寻找更遥远的沼泽、草地以及山峰。
让我成为这个世界里的林奈（Carolus Linnaeus），我只求带着标本盒、植物采集罐、放大镜、笔记本，但是不要只赐我几年的时光，请赐我几世纪的时光。
此外，万一我对大地有些厌倦时，请让我上船出海，寻找新的岛屿或群岛。请容我至少有一阵子能够独自行动，而我将会不时向您以及我所爱的人报告，另外，我也会为同事发表我的发现报告。因为，如果是您赐给我这样的精神，那么就应该为它的实际用途设想出最恰当的回馈。
奔向天涯海角
1954年12月，新喀里多尼亚，卡纳拉山（Mount Canala）附近的智欧（Ciu）。
北部海岸的蚂蚁生活在潮湿的低地以及小山丘树林中，为了采集它们，我必须前往一些仿佛天涯海角的地方。这里的昆虫和努美阿附近所能找到的昆虫种类似乎不同，而且可能包括至少两种罕见的特有属，前人也曾采集过它们。
我在清晨3点34分起床，搭乘每天发一班的巴士前往卡纳拉。这辆老爷车行走的路线穿过该岛的中央山区，共绕行了170千米。司机不停地绕路、停车，接送当地的新喀里多尼亚人。上午10点半的时候，我们在倾盆大雨中抵达卡纳拉，这场雨持续下了一整天。我在卡纳拉旅馆用过午餐后就倒头大睡。在梦中，我见到了晴朗的蓝天。
1954年的卡纳拉，总共就只有20间破房子、一家旅馆，以及一所天主教堂。村民最重大的社交活动是板球，男女同队一块儿打，旁边还有啦啦队队长敲打竹杖助阵。不过，异国情调的魅力也仅止于此。卡纳拉旅馆里有一间厨房、一间餐厅以及一排六间的方形小房间。每间房间约9平方米，摆设了一张床、一张书桌以及一个脸盆。每晚住宿费用为4.8美元。我隔壁的小房间是一位女性性工作者的营业室，她做起买卖来，声音吵得要命。所有的旅客都共享同一间浴室以及恶臭难当的户外茅厕。这儿的餐点让人看不出是什么东西做的，而且通常凉得令人费解。不过，这些我都不在乎。晚餐包括酒在内，只收1.6美元，再说，我只要求营养足够，让我能来回附近的森林，而且不染上痢疾就可以了。
孤独真好
第二天早晨，我带着三明治和一瓶稀释了的红酒，沿着泥土路徒步向南方7千米外的智欧走去。
智欧是农庄聚集的地方，位于内陆森林的边缘。途中，小路一度穿过一处湿地，在那儿，成群的斑蚊（Aedes）在炙热的阳光下如乌云般蜂拥而出。它们仿佛是狙击手发射的子弹（世界其他地方的斑蚊也一样），只要一触着裸露的皮肤，就立刻开始叮咬。我往身上猛洒驱虫剂，但对它们几乎没什么作用。我把这条路命名为“蚊子大道”，然后拔腿就跑，低着头，双臂交叉，就好像在两道人墙中边跑边挨揍一样。
我的目的地是费瑞农庄（Fèré farm），外围环绕了一条河。不过，以亚拉巴马州的标准来看，那只能称为小溪。又一次，我遵循了进入热带森林的通则：爬过一面有倒钩的铁丝网篱笆，走过牧牛场，涉过河流的浅水部分（只不过这一次还装点了一帘瀑布），然后爬上小丘，进入森林。结果证明，这样大费周章的努力非常值得。我很快就走进一片土生林的浓荫下，步入了史前的新喀里多尼亚世界。
由卡纳拉到智欧的路上，我并没遇到任何人，而且当我进入森林工作时，也看不出最近有人来过的痕迹。一如往常，这份孤独的感觉非常好。虽然有人陪伴能有几许安慰，但同时也意味着浪费田野生物学家的时间，打断原本专心致志的你。此外，对于置身于未知地区的陌生人来说，多少也意味着某种程度的人身危险。
发现蚂蚁女兵大队
费瑞农庄这儿并不是一般人熟悉的、亚马孙式的热带雨林。它总共只由两层树林组成，顶部的树冠约20米高，而且树冠的缝隙也够多，使得大把阳光能够洒在树林的地表上。这样的栖息地实在太适合蚂蚁生活了。这儿盛产新喀里多尼亚特有的蚂蚁，其中有许多都是科学界还未曾发现的新种。令我讶异的是，到处都看得见红黑相间的工蚁，在地面上来来回回觅食。但是在努美阿附近的查波甘达米（Chapeau Gendarme）地区，同种的蚂蚁几乎都是黄色的。
这个地区特有的颜色信号到底有什么含义？或许这只是巧合，但是我怀疑它和拟态伪装（mimicry）有关。依我猜测，在当地的蚂蚁当中，至少有一种一定是有毒的，就如同我以前猜想的古巴的金属色蚂蚁那样，而且那次我也猜中了。它们身上明亮的惹眼色泽，可以告诉视力良好的潜在天敌（诸如鸟类及蜥蜴）：“要吃我？最好想都别想，否则你会吃不了兜着走。”理论上，这样做要付出的代价是，这块区域所有的有毒物种都得进化出同样的颜色，形成具有“广告效果”的集团才行；此外，还得付出另一个代价，也就是那些无害但味美可口的物种，也会进化出一样的外表，因为模拟令人憎恶的外形能让它们享受搭便车的好处。然而，此刻我实在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去验证上述的假说。
我的注意力很快转移到另一个现象上，这个现象除了比较容易进行实时研究，事后证明也对于追踪蚂蚁进化过程的某些主题非常重要。我在努美阿附近采集到的粗角蚁属（Cerapachys）以及Sphinctomyrmex属，是新喀里多尼亚首次的采集记录，后来我甚至把新喀里多尼亚所有记录过的粗角蚁属蚂蚁都采集齐了。它们在智欧的数量真是丰富，所以到达这儿虽然才几个小时，我已经可以细细观察它们了。
我发现，这些身体坚硬、呈圆筒状的工蚁，会吃食其他蚁类。为了征服厉害的猎物，工蚁会以类似热带大陆地区的行军蚁的方式，集群出猎。我亲眼看过它们的出击行动，虽然规模较行军蚁小，组织也较松散，然而还是能够有效破解目标蚁窝的防御力。
真正的行军蚁是亚洲和澳大利亚那种排列成密密麻麻一大队的蚂蚁，它们从来没能横渡珊瑚海（Coral Sea），到新喀里多尼亚来定居。于是，这种不怎么壮观的粗角蚁在此地颇为“成功”，尽管它们不算多么可怕的女猎人，但是它们在此占有类似行军蚁的生态位。我想，或许这就是它们在新喀里多尼亚数量特别丰富而在其他大陆地区却很罕见的原因。当时这个想法在我心里并未形成。我之所以记录它们的习性，纯粹是因为对它们深感兴趣而已。然而，三年之后，在我重建行军蚁的进化起源时，这份田野观察记录派上了用场，成为一份关键性资料。
踏脚石的故事
1955年1月，新赫布里底群岛，圣埃斯皮里图岛（Espiritu Santo），卢甘维尔（Luganville）的瑞塔（Ratard）林场。
好奇心外加机缘，带领我来到这座遥远且在南太平洋诸岛中最不著名的大岛。新赫布里底北部大多数地方依然覆盖着未受人类侵扰的雨林，从来没有人来这里采集过蚂蚁，因此，我在笔记本里留下的每一行记录，都将会是新发现。即使只是短暂扫视该地整体的动物群，可能就足以让我把新赫布里底（也就是现在的瓦努阿图共和国）摆在更为宏观的生物地理版图上。
这座群岛能够成为前往西太平洋更偏远岛屿的踏脚石：往北方看，新赫布里底能接收从以亚洲大陆为起点、经过所罗门群岛迁移而来的热带生物；往南方看，又可以收留由澳大利亚出发经过新喀里多尼亚而来的亚热带生物。
然而，我在这个地区的探测活动被迫缩短。我发了一场高烧，卧病在床。令人不解的是，在病中我的脑海里净是《天鹅湖》（Swan Lake）的旋律，一遍又一遍，把我的思路搅得一团糟。更让我难受的是，我还得忍受不时发生的余震，因为三天前才发生过一场地震，震中在马勒库拉岛（Malekula）附近。我的胸口上整齐排列着巨大的圆形瘀痕，那是让卢甘维尔地方上的一位医生（他“自称”是医生）弄出来的，他想用真空拔罐的方式把热病直接吸出我的身体。想必我一定是西方世界最后一位接受这种古老、无用疗法的病患。
接待我的主人是瑞塔（Aubert Ratard）、他的妻子苏珊（Suzanne），以及两个十来岁的儿子。瑞塔是圣埃斯皮里图岛上200户经营椰干农业的法国家庭中最富有的几户之一。从他们家沿海的产业往下走，可以看到临时机场和活动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留下的美军基地。美国作家米契纳（James Michener）写作《南太平洋的故事》（Tales of the South Pacifi）时，灵感正是来自美军及新赫布里底的居民。
差不多10年前，米契纳本人也曾是瑞塔家的房客，而瑞塔正是《南太平洋的故事》中及歌舞剧中法国农场主人的灵感来源。晚餐桌上，瑞塔告诉我书中的那位“血腥玛莉”（Bloody Mary）目前依然住在埃法特岛（éfaté）上维拉（Vila）地区的中央行政城镇里。站在海边的产业上，他指给我看，书中的“巴厘-海伊”（Bali-ha’i）其实也就是塞冈海峡（Segond Channel）对面的马洛岛（Malo）。
竞争少，长得好
然而，当我把注意力转向我们身边的野生环境时，这儿的人文历史马上就被我抛在脑后。在刚刚来到这儿且还未患病之前，我曾散步到茂密的雨林中。从那儿随处都可通往海边的沙滩，这样的雨林出现在人口过剩的热带地区实属罕见。这儿是成群的不受干扰的鹦鹉以及咯咯叫个不停的野禽（家鸡的祖先）的家乡。树顶上，可以看见吃食水果的大蝙蝠悠闲地拍着翅膀。很快我就把在这儿发现的蚂蚁之间的亲缘关系搞清楚了。如先前所预料的那样，美拉尼西亚群岛的所罗门群岛的蚂蚁和亚洲的最相似，尽管亚洲距此地很远。
我对这些小东西进行了综合性的生态观察，这份观察内容在我日后提出的岛屿进化综合理论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我的观察大致如下：生活在圣埃斯皮里图岛的蚂蚁种类相对较少，这座岛屿因为位置太偏远，地质年代也太年轻，所以没有接收太多的外来物种。在缺少激烈竞争的情况下，某些外来生物大大地扩展了自己的生态位。结果，它们的数量大增，分布在广大的生态环境和窝巢据点中。后来，我称这种现象为“生态释放”（ecological release），而且将它视为生物多样性发展的早期关键步骤。
寻找蚂蚁圣杯
1955年1月至2月，西澳大利亚，埃斯佩兰斯（Esperance）到瑞吉山（Mount Ragged）。
我很不愿意才刚刚开始研究圣埃斯皮里图岛的动物群时就启程离开。但是我现在不得不动身前往澳大利亚，进行更具潜在重要性的探险计划，这趟行程也是数个月前就已排定的。
我搭乘每周一班的澳大利亚航空公司飞机返回努美阿，然后再到悉尼（Sydney）稍事停留。在悉尼近郊做了趟采集之旅后，即飞抵卡尔古利（Kalgoorlie）。从这处西澳大利亚牧羊业的中心再搭乘火车往南，前往诺斯曼（Norseman），准备采集蚂蚁。在当地的酒吧里，我认识了一群建筑工人，他们邀请我到工地去采集蚂蚁，地点就在附近的桉属（Eucalyptus）灌木丛中。
在小树丛里待了一整天，我整个人都快要脱水了；由于前两个月都待在水气充足的热带地区，我的生理系统几乎没办法马上调整过来，以招架如此高热又接近半沙漠环境的蒸腾作用。傍晚时分，当我们终于返回酒吧时，我一口气灌下四大杯啤酒。工人们大吃一惊（他们可是这个奥林匹克级啤酒国的豪客！），我也大吃一惊，因为在平常的日子里，我只是个偶尔小酌、最多只喝一杯啤酒的人。
接下来我又更往南行，来到埃斯佩兰斯。这是相当偏远的海边小镇，位于大澳大利亚湾（Great Australian Bight）的西边。我在这里和哈斯金斯（Caryl Haskins）会合，他是一名昆虫学者，也是卡内基华盛顿研究所（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新任所长。埃斯佩兰斯之行是我俩出发进行蚂蚁研究的朝圣之旅。我们往东走了100千米，越过沙原里的欧石南（heath）树丛，我们的圣杯就在那儿：巨响蚁（Nothomyrmecia macrops），这是已知最原始的蚂蚁，自从23年前首次发现后就销声匿迹了，而它们很可能正是蚂蚁社会生活起源的关键。我们希望能够重新找到这种蚂蚁，也希望能成为最先实际研究它们如何生活的人。
出发前我们决定要先搜寻埃斯佩兰斯附近的蚂蚁。我们出了这座小城，来到附近的电报山（Telegraph Hill）山顶。电报山是一座由花岗岩构成的小丘，山丘上布满了灌木丛以及一片片碎石地，那正是蚂蚁的理想筑窝地点。我们在山丘顶上静静伫立片刻，欣赏这一大片延伸到埃斯佩兰斯湾的绿地，从那儿可以听到来自南极洲的卷浪所发出的阵阵轰隆声。地平线外则是无人居住的洛切切群岛（Recherche Archipelago），听说那儿是毒眼镜蛇的故乡；此外，大白鲨也经常出现在这片深蓝色的水域中。我们离家非常遥远，离波士顿、勒妮以及美国的所有事物，都远到不能再远了。
电报山以及四周的环境都非常奇异、动人，赏心悦目，然而并不舒适。1月是澳大利亚全年最热的季节。四天前，埃斯佩兰斯的气温曾高达41摄氏度。我们出外采集那天，太阳的热火由万里晴空中往下灌，半沙漠内陆的干风从我们身后热腾腾地袭来。家蝇的凶悍近亲灌木蝇（bush fly），蜂拥包围住我们的头部，在脸上、耳朵上爬来爬去，想要吸吮我们眼睛、鼻孔以及口中的液体。我们的应对之道是，不断地行“澳大利亚式敬礼”，双手不断地在头边挥舞，以驱赶灌木蝇。
哈斯金斯的捉蚁好身手
哈斯金斯立刻动手搜集他最喜爱的昆虫——斗牛犬蚁（bulldog ant）。这可不是轻松的差事。工蚁身长达3厘米，生着一对视力良好的大凸眼，有着长长的锯齿大颚以及厉害的刺针。它们是世界上最好斗的昆虫之一。
试着想象一下：一个宽一两米的蚂蚁窝，中央有一道数厘米宽的开口，十来只体型跟大黄蜂相当的蚂蚁，颜色当然是红黑相间，在那里忙着进进出出。只要有一丁点儿打扰它们，它们都会还以颜色，毫不惧怕。你转身逃跑后，有些蚂蚁甚至会追出巢穴十几米远。简单地说，这些蚂蚁可不是美国那些鬼鬼祟祟、专门偷吃野餐或厨房食物的家伙。
哈斯金斯向我露了一手，表演如何在不伤及蚂蚁性命的情况下，采集整窝斗牛犬蚁。采集者需要具备一点儿勇气以及忍受疼痛的意志力。只见他直接走向蚁窝，抓起每一只距离他最近、正在守卫蚁窝的蚂蚁，把它们塞进大瓶子里——动作要快，要赶在蚂蚁逮到机会弓起腹部用蜇针攻击之前就把蚂蚁放进去。这套方法通常很管用，但是偶尔还是会有工蚁能抢在被扫落之前爬上哈斯金斯的足踝，狠狠地蜇他一记。等蚁窝外的守卫全都摆平后，他就开始由蚁窝入口向内挖。一群更气愤的工蚁涌出洞穴，结果统统都加入了瓶中室友的行列。
哈斯金斯就这样一路挖下去，直到掘出深达一米左右的坑道，而且，每一次他都会发现蚁后躲在最深处的某个小室中。于是，他干净利落、毫发无伤地把整窝蚂蚁都弄到手，然后转送回美国，好好地实验研究一番。
浪漫的期盼
第二天，我们的心思又全部转回巨响蚁身上。对于昆虫学者来说，有关这种“进化缺环”的蚂蚁的期盼，真是再浪漫不过的了。
整个故事要从1931年12月7日开始说起。当时有一小队度假游客从巴拉多尼亚（Balladonia）分乘卡车及马匹出发。巴拉多尼亚位于埃斯佩兰斯西北方，是澳大利亚横贯公路的一处绵羊牧场以及啤酒吧。这群人非常悠闲地往南方旅游了175千米，穿过广大、无人居住的桉树灌木丛以及沙原欧石南树丛。在这段路程中，他们越过地形险峻、寸草不生的花岗岩小丘瑞吉山。然后，他们在已荒芜的托马斯河（Thomas River）谷地停留了几天，再往东走到埃斯佩兰斯，由这儿搭火车或汽车回家去。
这群人在旅途中所穿越的地方，是世界上植物群最丰富的地区之一，那儿生长了众多其他地区看不到的灌木及草本植物。巴拉多尼亚的博物学者兼艺术家克罗克（A. E. Crocker）女士，曾在出发前请他们沿途代为采集昆虫标本。于是，他们将采集来的标本泡在酒精瓶中，然后把酒精瓶系在马鞍上带回来。这些标本中，包括两只巨大的、形状古怪的黄色蚂蚁，标本后来被转送到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国家博物馆。
这些蚂蚁于1934年被昆虫学家克拉克（John Clark）鉴定为新的属与新的种，学名定为Nothomyrmecia macrops。
当我们在第二天离开埃斯佩兰斯的时候，心中满怀希望，我们要沿着1931年那队人马所走过的路线，再走一遍。和我们同行的还有澳大利亚籍的博物学家塞维蒂（Vincent Serventy），以及充当营队管理和大厨的当地居民道格拉斯（Bob Douglas）。我们坐在大卡车的载货平台上，这种卡车是用手摇曲柄发动的，就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滇缅公路上常见的那种卡车。沿着几乎看不见辙痕的泥土路，我们开往托马斯河农场，路上半个人也没碰见。强烈的阳光自夏日晴空中洒下，灌木蝇集结成一群群无情的队伍。当我们停车之后，耳里唯一听见的，只有野风吹过沙原欧石南树丛的声音。
我们发现托马斯河河床是干的——干涸的小溪谷，河底比沙原低了25米到30米。河床上曾长满高大的橡胶树（yate），而且绿草如茵。19世纪90年代，第一批居民抵达后没多久，橡胶树林就日益稀少，而居民饲养的羊群也把草地给毁了。如今，半个世纪之后，这里的树丛主要是由橡胶树、白千层（paperback）以及金合欢树（wattle）混生而成，原先的牧草地被一片片耐盐的多肉植物取代。巨大的澳大利亚食肉蚁（meat ant）蚁窝宽达5米至10米，里面翻滚着成百上千只红黑相间的大工蚁，主宰了这块被严重干扰的空旷地区。
在这样变化多端的环境中，响蚁属（Nothomyrmecia）的蚂蚁可能躲在任何一处角落。我既兴奋又紧张，知道我们极有可能一眼闪过地面，就能找到科学上的金矿。哈斯金斯和我立即开始工作，我们都希望自己成为那名幸运的发现者。我们在河谷树丛里来回搜寻，翻动原木，观察树干，查看每一只在远处移动、色彩鲜艳、可能是响蚁属蚂蚁，但一无所获。于是，我们又走进欧石南树丛，拿着网子，来回搜索矮树丛，捕捉正在觅食的蚂蚁。但还是一样，没有成功。
那天晚上，我们俩拿着手电筒和网子又回身走到沙原上，这一次我们迷了路。在这样类似沙漠的危险环境中到处漫游可能会离开营地更远，因此我们留在原地，等待天明。哈斯金斯找了一只足球大小的石块，把它当成枕头摆好，然后仰面一躺就睡着了，这让我好生惊讶。至于我则太过兴奋，不打算这样做，整个晚上我都在附近搜寻蚂蚁。我心想，如果我能在哈斯金斯睡醒时递给他一只蚂蚁标本，那该有多妙啊！
这该死的蚂蚁在这里！
然而，还是和白天一样，我的手气不佳。我们在托马斯河谷地待了四天（其间曾往瑞吉山做了一趟额外之旅），这里简直就是澳大利亚野生环境的教科书简介。每逢夜晚，澳大利亚的野犬总会在我们营地附近嚎叫，但又神出鬼没，不见狗影。白日里常可以看见行经远方沙原上的袋鼠及鸸鹋。有天早晨，当我们全神贯注地近距离观察沙原上的昆虫时，忽然听见背后传来动物喷气的鼻息声，不禁吓了一大跳。回过身，我们看见一匹白色的公马站在约10米开外的地方，静静地望着我们，仿佛在等待我们替它上鞍似的。过了一会儿，它总算转身走开了。我们又回到自己的工作里，但不时会抬起头来看看它走到哪儿去了，直到它消失在远方灰绿色的欧石南树丛中。
在托马斯河谷地的采集进度非常快速，令人满意，至少以一般田野生物学的标准来看是如此。我们发现了一些新种，其间还为擅长在夜间于矮小植物中觅食的沙原蚂蚁，订定出完整的生态导引。大眼睛和亮丽色泽代表了巨山蚁属（Camponotus）、虹臭蚁属（Iridomyrmex）以及Colobostruma属这三个属的成员，它们显然是因为同样生活在这块不毛之地而趋同进化出来相似的特征。响蚁属蚂蚁也同样具备大眼睛和浅淡色泽，所以我们推断，它们应该是一伙的。于是，我们集中精力在沙原上探索。
我们始终没能找到响蚁属蚂蚁，但是我们令它声名大噪。接下来那几年，来自美国及澳洲的其他研究小组也曾到该地搜寻过，但是都一样没能成功。这种蚂蚁在博物学界赢得了近乎传奇般的地位。
到了1977年，事情总算有了突破，我在哈佛教过的博士生，后来成为澳大利亚国家昆虫馆（Australian National Insect Collection）馆长的泰勒（Robert Taylor），在澳大利亚南方距离托马斯河整整1 600千米处，靠近浦奇拉镇（Poochera）的桉树林中，碰巧找到了响蚁属蚂蚁。这项发现完全在他的意料之外。泰勒冲进营地，用标准澳大利亚式的语气大声嚷道：“这该死的王八蛋在这里！我逮到了这该死的响蚁！”
蚂蚁专家圈立刻兴起了小型的专题研究风潮，大家开始从生物学的各个层面来探讨这种蚂蚁，许多人也亲自前往浦奇拉。这些研究细节使一项理论更为扎实，这项理论是惠勒还在担任哈佛大学昆虫学教授时首先提出来的，之后又由哈斯金斯加以引申。理论的大意如下：蚂蚁的社会生活始于次阶的女儿们留在巢中，协助母亲养育更多的姐妹。在以地质年代计的远古，由独居的胡蜂按照上述理论进化成为蚂蚁。
转进“最地道”的热带地区
1955年3月，巴布亚岛（Papua）的布朗河营区（Brown River Camp）。
搭火车返回卡尔古利之后，我飞往珀斯（Perth），然后到悉尼，最后再转往新几内亚。这座大岛将会是“最地道”的热带地区，而且它也将会是我流浪旅程中的高潮。
当我搭乘澳大利亚航空公司DC-3型客机来到首都莫尔兹比港（Port Moresby）之后，立刻和圣-伊万（Joseph Szent-Ivany）联系，他原籍匈牙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逃离祖国，是新几内亚托管地唯一的昆虫学家。我们一同拜访斯坦利（G. A.V. Stanley），他是在当地住了很久的农夫，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盟军的平民侦察兵，立下不少英勇功绩，所以后来博得“丛林野猪”的封号。
圣-伊万和斯坦利两人都是新几内亚野外旅游专家，在提供给我一大堆建议以及数顿大餐之后，他俩亲自陪我到布朗河附近扎营。布朗河是雷罗吉河（Laloki）的支流，位置很靠近莫尔兹比港。真要感谢他俩无私的大力协助，使我在短短5天之内，就得以在原始雨林中展开工作。我的这支迷你考察队除了我之外，只包括一名当地的厨子、一名司机以及一名随从助手。虽然当时我只是个一文不名的博士后研究员，但是雇得起这些人员。他们每个人的日薪为33美分，另外再加上食物配给；这样的待遇很符合当地的标准，而且圣-伊万和斯坦利都曾特别警告我说，支付的日薪千万不可超过这个价码。
我们把帐篷搭在小小的空地上，四周围满了高大的树木，这些大树长有仿佛鱼鳍似的支撑物，使得它们的树干看起来就好像是等待发射升空的火箭一般。浓密的树冠层高悬在我们头顶上方超过30米的地方，其间还装点着各式藤蔓及附生植物，把大部分的阳光都给遮住了。只有在树木自然倾倒或枝条自然折断所形成的空隙处，才能见到几束阳光。
接下来我陷入一段混乱嘈杂的日子。鹦鹉以及其他鸟类、青蛙以及昆虫制造出来的喧嚣，未曾停息地灌入我耳中，真是刺耳得很。不过，如果分开来个别倾听，倒是都不失为美妙的歌声，只要别同时大合唱就好。另外的恼人事物，则是蚊蚋和尾端没有刺针的蜜蜂，它们成天围着我的脑袋打转，毫不留情地前来骚扰。准备一些自己的体液奉送给这些讨厌的小虫子，正是在热带进行田野工作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话说回来，这里正是全世界我最想要待的地方，所以没什么好抱怨的。
丛林探险家
树干、葛藤以及腐烂的原木中聚集了上千种昆虫。我从早到晚不停地审视它们，我的助手也紧紧跟在后面，他很快就变成了业余的昆虫学家了。我俩联手采到超过50种蚂蚁，其中有许多还是新种。在那个时候，我的眼光始终盯着地面以及低矮的植物。偶尔，我难得抬头张望，也是为了观看在空中翻飞的巨大鸟翼蝶（birdwing butterfly），再不然就是来回穿梭在树冠层中的鹦鹉群。
鹦鹉的种类繁多，先是一只棕色羽毛的，接着是只绿色的，然后又来一只黄色的。有一次，我听见天堂鸟（bird of paradise）的叫声，但是头抬得慢了一步，没能看见它。我待在新几内亚四个月期间，从没看到过半只天堂鸟，虽说我一定曾经多次和各种天堂鸟近距离擦肩而过。我主要还是把眼光锁定在地面上，低着头，耸着肩，这个姿势是我早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养成的习惯。傍晚，大伙儿一块共食小袋鼠、野鸽子；另外，为了开胃，我们也从附近的腐木中挖出天牛的幼虫，把它们像棉花糖一样串在树枝上烧烤，吃起来有种坚果的味道。
在新几内亚，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名真正的探险家。我的确是名探险家，至少就昆虫学的领域而言是如此。从布朗河返回后没多久，我再度出发进行第二趟为期一周的旅程。这次的目的地是苏加利高原（Sogeri Plateau）下方的雨林（我在那儿找到了一类很特别的蚂蚁，它们以寄生形式生活在其他种蚂蚁的窝巢中）。两趟旅程结束后，我立刻和圣-伊万一起驾车到莫尔兹比港机场，迎接格雷西特（Linsley Gressitt）的到来。在那次会面后不久，这位鼎鼎大名的昆虫学家就将夏威夷主教博物馆（Hawaii’s Bishop Museum）改造成为研究太平洋昆虫的世界级中心。他被公认为此地区昆虫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先驱专家。那天是格雷西特生平第一次拜访新几内亚。因为我比他早到这儿两个星期，所以我还能奉送给他一些关于在当地采集标本的建议。直到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觉得很光荣。
两个兴奋的大男孩
1955年4月，新几内亚东北部，休恩半岛（Huon Peninsula）。
休恩半岛状似新几内亚大岛东北部的尖角，由大岛东北部山地延伸突入所罗门海中。它的主干是色拉威吉山脉（Sarawaget Range），这条山脉几乎绵延整座半岛，最后才向东分支为罗林桑山（Rawlinson Mountain）以及克伦威尔山（Cromwell Mountains）。在半岛顶点上，也就是那些卫星山脉的山脚下，有个海滨小镇芬什（Finschhafen），我于4月3日来到这里，展开生命中最冒险的一段旅程。
我是应澳大利亚巡逻官员柯蒂斯（Bob Curtis）的邀请，陪同他进行一趟政府出资的山地之旅。他此行的任务是代表官方视察赫伯（Hube）乡间的村庄，视察的范围向西延伸到色拉威吉高地上。柯蒂斯要与村落里的酋长碰面会谈，解决发生在村内或村间的纠纷，并且提供农业生产方面的建议。再者，如果可能的话，要顺便把两名杀人嫌犯逮捕回芬什受审。尽管有谋杀嫌犯要抓，柯蒂斯并不认为此行有多危险，然而，此行当中还是有着一些未知数。海边和山区之间，虽然定期有当地人来来往往，传递消息，然而这些村落通常每隔一两年才会有政府官员亲自视察。有些村落甚至从1952年起，就不曾与政府官员有过接触。
这趟巡察最引人瞩目的地方，也许要算是柯蒂斯的年龄了。他只有23岁，而且要在旅程接近尾声的4月29日，才满24岁。然而，当他和我一块儿检查行程表时，他所流露出来的沉着和干练，却仿佛是年纪大他两倍的人才具备的。柯蒂斯长着一头金发，肌肉强壮，而且还拥有电影明星般的俊美相貌。我不禁联想起，大约在25年前来自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的男影星艾洛·佛林，他原先也曾经担任过新几内亚的巡逻官。
到休恩半岛上任之前，柯蒂斯曾在澳大利亚打过半职业橄榄球，是那种非常粗暴的澳大利亚橄榄球，结果撞掉了他的大门牙。所以，现在他只得乖乖戴着齿桥。对于这次巡察，柯蒂斯若存有任何忧虑，他也只是放在心里，没有说出来。
最重要的是，柯蒂斯似乎很高兴有我做伴，而我其实更高兴，除了在从未有昆虫学家造访过的偏远山区里采集并研究蚂蚁之外，我什么都不必做，只管跟着队伍走。柯蒂斯还告诉我额外的好消息：我们将要攀过海拔3 600米高的中央山区，它的顶端冷得几乎结冰，只有草原，长不了树木。
许多当地人都在试图翻越中央山区时冻死在上面，而且还有谣传说，1944年，被澳大利亚军队从芬什驱赶入山的日本军士也冻死在山顶上。我们很好奇，那些木乃伊般的冻死骨是否还留在山上，是否就像寓言故事里那样，有如乞力马扎罗山（Mount Kilimanjaro）山顶上的豹子般完整地保存着？
我并不奢望能在那么高的山上找到蚂蚁，但是依然满心期待着这趟攀登。这可能会是十分艰难甚至十分冒险的长途跋涉。事后回想起来，我不禁要问，柯蒂斯和我究竟算是大胆的19世纪风格冒险家，还是只不过是兴奋的大男孩在玩乐而已？我几乎可以肯定地回答：两者皆是。
山路曲折难行
我们离开芬什时，身后跟了47名脚夫和3名营地助手以及1名身穿制服、肩扛来复枪的“警察小子”（police boy）。在殖民统治日渐式微的那个时代，当地的土著警察仍然被唤作“警察小子”。
至于其他的人手，则各有不同的任务，诸如厨师小子、猎人小子等等。除了柯蒂斯的陆军班长作风外，大伙儿彼此都非常客气有礼，而且一旦上路后，我们马上就变得非常亲密且平起平坐。要是不这么做的话，或许会很危险。因为当地人文化里最大的特色依然是“征战”和“血债血还”。
沿途每到一个村落，脚夫就会跟着更换，每名脚夫的日薪介于25美分到50美分之间。旅程进行了一段之后，成年男子不够用了，于是柯蒂斯也开始雇用女人及小孩来补足人力。
当我们穿过梅佩河（Mape River）往北行进时，来到了一片人迹罕至的地方。这块区域大部分都给雨林占满了，鲜少露出受到人为干扰的迹象，只是在靠近居民住处附近会出现一些耕地而已。村落到村落之间，需步行七八个小时。每一个村落都住有数百名男人、女人及小孩。
由于这些村落全都位于山区，我们在整个旅程中几乎都没走过平地。最典型的每日行程如下：早晨大约9点出发，踏上弯弯曲曲的狭窄山路，一路蜿蜒下降1 000米高度。到了谷底，我们来到水流湍急的河边，越过横跨的吊桥，有时吊桥桥面只有一个手掌那么宽，上面再加一条竹竿扶栏作为平衡。过了桥，我们又开始沿着迂回小路上山，再爬一段和下坡差不多长的距离，到达另一个村庄。道路多半泥泞、湿滑，而且经常加宽变成一片几乎没法通过的烂泥水潭，就好像猪最喜欢在里面打滚的那种黑泥滩。陡峭、滑溜的泥岸长满了浓密的矮树丛，想要离开小径通过它们，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大部分时候我们都不得不以单人行列前进。
这样的路况对于脚夫来说，实在比对柯蒂斯和我以及那位只管背着来复枪和随身用品的当地警察要艰困得多。每名脚夫都必须背负20公斤或更重的物品。这些包装简单的物品多半都只用一条头带撑住，堆集在脚夫的背上，再不然就是挂在一根竹竿上，由两名脚夫一前一后地抬着。
然而，所有的脚夫看起来都很快活。对于巴布亚山地人来说，背着重物辛苦爬山，本来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虽然我当时的身体状况非常好，但是他们比我更坚韧，尤其是在高海拔地区。我不禁怀疑，这些人是否在遗传方面就已经更能适应他们所处的艰难环境？我很好奇，他们会不会是天生的马拉松好手？
在漫长的旅程中，脚夫们对于不断偷袭他们光着的腿和脚的水蛭也是一样满不在乎。他们会时不时地停下来，把这些吸血虫拔掉，神情平淡得就好似我们停下脚来系鞋带似的。每逢经过水蛭出没频繁的树林，他们的皮肤上就会出现一道道小溪般的干涸血痕。但是，我从未看到任何因为这类吸血虫而引发疾病的证据。
村民热情招待
为了这本自传，我重新研究当年这趟旅程，仔细查遍所有我能找到的这块地区的地图，其中主要是官方根据巡查报告绘成的地形图，以及1973年拍摄的立体空中影像。结果我只能找出我们于1955年探访的村落中的半数：马拉鲁村（Mararuo）、波印邦根村（Boingbongen）、南杜村（Nanduo）、永健村（Yunzain）、赫摩哈葛村（Homohang）、琼井村（Joangen）、欣欣谷村（Zinzingu）、碧鲁村（Buru）、甘弥汉村（Gemeheng）、然阁鲁村（Zengaru）、汤南村（Turnnang）、艾伯巴恩村（Ebabaang）、瓦慕吉村（Wamuki）、山彬村（Sambeang）、布塔拉村（Butala）等等。
会不会有些村落已经遭到弃置了呢？1955年的时候，我曾拍下部分村落的照片以存档，而且村落的名字我也全都记在笔记本里。
我们越是深入赫伯山区，当地人就越是兴奋，越是开心地迎接我们。在欣欣谷村，当地人招待我们欣赏耗时大半天以上的“欣欣舞曲”，这是一种载歌载舞、舞步复杂的表演。在甘弥汉村，酋长举办了一场射箭比赛，采用1米长的竹箭，以黑色的棕榈弓来发射，箭靶是位于10步开外的香蕉树干。我也射了一箭，结果偏离靶心1米远，心里马上准备好要接受大伙儿的嘲笑。没想到，我却听见身边有人咕哝道：“他还不错。”这话的意思也许是：“对不必为生计而工作的人来说，这样的成绩还不算差。”
在村民眼中，柯蒂斯和我是最罕见的怪物。在许多偏远村落，女人和小孩见了我们就跑就躲，直到我们被安置在招待宾客的茅草屋中，他们才静悄悄地溜回家。一整天我们的屋外都站满了人，观看我们的一举一动，毫不掩饰他们的好奇。柯蒂斯面对他们依然维持着一贯的轻松自若，和大伙儿用不标准的英文畅谈。有一次，我们在琼井村还表演了一小段魔术作为回报，观众大多是儿童。我们站在房门口，柯蒂斯把他的门牙齿桥拔下来，高高举起给大家看。我呢？则转过身，把眼镜取下来，戴在后脑勺上，然后对着背后的群众指指点点，假装我能从身后看到他们。我们两人的表演都令大家惊异不已，其中一个孩子还吓哭了，因此我决定再也不要玩这套把戏了。我觉得自己不像艺人，反倒像个骗子。再说，谁敢保证我们没有犯了他们的忌讳，又或是为他们招来了什么样的鬼怪？
我变成了“丛林人”
只要逮到机会我就会采集蚂蚁。我会先独自往前冲个数百米，工作几分钟，等大伙儿经过时再重新归队。要不然，就是落在脚夫身后，先在一片很理想的森林或空地上采集，然后再快步或小跑追上队伍。
每段旅程终了大伙儿来到小村庄时，我都会在傍晚薄暮时分出外走走。如果我们预定在该处停留两三天的话，我甚至会出外进行更长距离的采集之旅。
最为困扰我的问题是天气，大部分的午后，整个山区都会弥漫着雾气，或细雨蒙蒙。不论白天黑夜，气温通常介于寒冷的10摄氏度到勉强宜人的20摄氏度之间。只有在正午时分，阳光照射得到的地方，气温才可能超过20摄氏度，而这时也正是蚂蚁数量最多、最活跃的时候。
赫伯村民也为我的工作带来一些阻碍，他们实在是好奇、热心得让人受不了。由于我老是待在树林里，他们把我唤作“丛林人”。刚开始我身边总是围着一大群不同年龄的小男孩，再加上几名大人，他们相互推挤着想看清楚我究竟在干些什么；大伙儿靠近到几乎使我没法工作。当他们弄清楚我的目标之后，马上就开始代我搜寻，结果，附近所有的原木残桩全都快速地被撕为碎片，但是成效极低。于是，我只好尽可能礼貌地请他们走开。
不过，也有好几次我请这些“随从”替我搜集蜘蛛、青蛙和蜥蜴等，放过蚂蚁或其他小昆虫，让我自己来搜集。他们闻言立即向四面八方散去，一下子就把我带来的所有空瓶都装满了。我特别记得其中一位年纪约12岁的小男孩，手里抓着一只大蜘蛛向我跑来，当时蜘蛛的口器正啃咬着他拇指上的厚茧。他一边开心地咧嘴笑着，一边把蜘蛛往我手上递。我是个有轻微蜘蛛恐惧症的人，这时不禁慌了一下子。然后我也对他咧嘴一笑，欣然打开我的午餐袋以收容这只小怪物。
灵光一闪
我们始终没有捉到谋杀嫌疑犯，这令我松了一口气。此外，我们也没能成功登上色拉威吉山顶。当我们抵达碧鲁村时，一名来自芬什的信差带了消息给柯蒂斯：他得尽快返回莫尔兹比港报到，以便参加面谈，争取另一个薪水更高的职位。
于是，第二天我们沿着布伦河（Bulum River）南行，离开色拉威吉山区，来到位于河岸边的布塔拉（Butala）。有辆卡车早已等在岸上，准备送我们完成剩余的旅程，然后返回芬什。
在最后这段返家的旅途中，有一天，我心里突然对热带蚂蚁的多样性产生了一种新的看法。我待在新几内亚的这期间，曾经研究了大片算是未受人类干扰的雨林区，首先是布朗河区，接着是莱城（Lae）附近的布苏河（Busu River）区，现在则是沿着休恩半岛纵向而行。我曾经密切注意我能找到的所有蚂蚁，注意它们各自以及相对的数量，摘记下每一个蚁窝的数据。我发觉，在海拔高度相同的森林地带，每千米与每千米间的森林外观变化虽然非常小，但是蚂蚁群的结构变化通常大得惊人。例如，我们很可能会在这一公顷林地内找到50种蚂蚁，然后在不远处的另一公顷林地中也找到50种蚂蚁，但是两地之间通常只有三四十种蚂蚁是相同的。
这些变异有些是缘于栖息地的实质性环境变化。譬如说，第二公顷林地上，可能包括一小块可让苏铁属（sago palm）植物生长的沼泽地，或是一块因树木倒塌所形成的空地。这种类型的生态变化很容易理解，现在称为“β多样性”（beta diversity），也就是因不同栖息地的环境差异，进而产生不同的物种多样性。但是，许多差异并没有这么容易解释；它所表现出来的就是现今所谓的“γ多样性”（gamma diversity），也就是随着地理区域延伸或距离增加而造成的物种组成变化。
不一致的片状分布
在这儿所观察到的模式和温带林区大不相同，在温带林区只有相距超过数十千米或数百千米的距离时，才会表现出同样程度的“γ多样性”。我已经发现了一些新东西，是与热带地区蚂蚁群的结构有关，或许也同样与热带雨林惊人的动植物区系多样性有关。
1958年，我就以这一主题写成了下面这篇正式的文章：
不论从比较生态学的哪一个层面来看，新几内亚蚂蚁群的最大特点，莫过于“物种多样性高”以及“超级大的生物量”。……除了单纯的数量外，另外有一项因素大大增加了整个动物群的复杂度。那就是，个别物种不一致的片状分布……这样不一致的片状分布的结果是，没有任何两个地点拥有完全相同的动物群。想想看，上百个物种在此地交织，很显然，整个新几内亚动物群的时空结构必定具备万花筒般的面貌。这种结构对于蚂蚁个别品种的进化，甚至对于其他动物的进化，肯定能产生非常可观的影响。它很可能促进了地方种群在遗传方面的分化，而且也可能在热带地区最大的进化特色——“繁茂”与“广泛”上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1]
后来我才得知，奥伯瑞维尔（André Aubreville）和莫罗（Reginald Ernest Moreau）两人早就分别注意到非洲雨林的树种及鸟类也有类似的片状分布现象。所以说，正如我在1955年所期望的，片状分布的确是一个普遍现象。后来，在发展我的“分类群循环”（taxon cycle）理论以及更晚期与麦克阿瑟合作的岛屿生物地理学（island biogeography）理论时，我个人先前这份有关片状分布的见解成为理论的基石。最重要的是，这份见解促使我把注意力定在生物多样性上，认为它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主题。
天地间，浑然忘我
我很高兴（正确地说，应该是狂喜），能从我那未经刻意训练的采集和日志中悟出事后被证明应用范围极广的生态学模式。
然而，这才是理所当然的。大自然优先，理论次之。又或者，更理想的情况是，当你把全副心智投在这个主题上面时，大自然和理论就能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首先，你要热爱生物本身，然后，再去寻求普遍性的解释，之后，如果运气好的话，新发现自会随之而来。即使没有新发现，这份热爱与乐趣本身也就值了。
这份见解是我待在瓦慕吉（Wamuki）时想到的。瓦慕吉就位于分隔西边布伦河谷以及东边蒙吉河谷（Mongi Valley）的山岭上，坐北朝南。从这儿往南行约一天路程，布伦河即汇入蒙吉河，河面变得更宽广，然后直接由布塔拉出海。在我最后一趟旅程接近尾声时，有天傍晚我散步归来，凝视着笼罩在整个布伦河谷地上空的云彩。这时，我能看见连绵不绝的森林一直向下延伸，直达河岸，而且还继续往下扩展15千米，到达罗林桑山区内较低处。
这整片区域都沐浴在一片宝蓝色的薄雾中，阳光渗入后，更使整座河谷看起来仿佛一片汪洋。在离河岸约300米的地方，一群黄色羽冠的大鹦鹉正在树冠上方懒洋洋地盘旋飞翔，好似随波逐流的亮丽的白色鱼群。此刻耳中听到的只有鹦鹉的叫声以及远方河水的隆隆声。
站在这幅壮丽景致前，我心中原先无比热衷的有关进化的含糊思想逐渐淡去，反倒记起《圣经》描述的创世第四天：“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之上，天空之中。”
登顶大梦
1955年5月，色拉威吉山脉中央山顶。
当我返回新几内亚东北部的行政中心莱城时，我的心依然还留在色拉威吉山区。有天晴朗的早晨，我站在莱城大街上朝北望去，可以一眼看尽整座蓝灰色的色拉威吉中央山区。我从别处得知，从来没有欧洲人踏上过这条山脉的中央主峰顶端，也就是眼前如此明晰耸立的山峰。过去曾经有8个人，包括鸟类学家迈尔在内，分别由芬什出发，沿着我和柯蒂斯走过的部分路线，登上色拉威吉山脉的西端山顶。然而，从来没有人从东边登上中央山脊。
在1955年那个年代，探险活动非常稀少，这一点儿都不奇怪：莱城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有居民，等到我去的时候，当地的农民、伐木工人以及政府官员的人数依然非常稀少；而且很显然，他们还有很多登山以外的正经事要忙。
我万分渴望能登上色拉威吉山的山顶。一想到我可能成为第一位探访中央山区的白人，我就觉得非常兴奋。问题是，要怎样才上得去？我听说，位于莱城和山顶间的邦伯克河谷（Bonbok Valley）半山腰上，有个名叫波亚那（Boana）的地方，那儿有一所路德教堂。于是，我向农业部询问有关波亚那的消息。没多久就接到了当地牧师博格曼（R. G. Bergmann）的回音，表示非常欢迎我前去做客。此外，如果我决定要登山的话，他也很乐意在当地提供援助。博格曼本人，就是前面提到的那8个登上色拉威吉山脉西端的欧洲人之一，他相信，要登上中央山区的顶峰应该也不至于太过困难。
5月3日，我踏进克劳利航空公司（Crowley Airways）的办公室，因为飞机是前往邦伯克河谷的主要交通工具。该公司总裁兼唯一员工克劳利先生端坐在破破烂烂的木质书桌后面。他站起身，我们握手为礼，然后他在一堆文件里翻拣了一番。接着我付清前往波亚那的来回机票钱，总共是澳币4镑10先令。几天之后，克劳利和我一同穿过柏油碎石跑道，走向他那架每周往返波亚那一次的1929年产的双翼飞机。
克劳利进入前座驾驶舱，我则进入后座乘客舱，然后我们俩就起飞前往邦伯克河谷。我凝视着舱外，非常喜欢开放式的低空飞行。另外，我还注意到在飞行途中，左右两侧的双层机翼都会轻微上下波动。我猜想（或许该说我希望来得更贴切些），这种像鸟类拍翅般的动作只是双翼飞机正常的空气动力学现象。
在波亚那降落时的情况非常诡异。教堂坐落于河谷东边横岭上，而那条临时飞机跑道又只能由支流河谷以朝南的方向降落。于是，我们只好在两侧高耸的山脉间，沿着河流往北飞，在分流的地方往右转，然后紧接着再右转，现在方向正好朝向正南方。很快，山岭上出现了飞机跑道。当我们滑降到杂草丛生的地面时，我看到了克劳利机队里的另一架飞机，同样也是1929年的双翼飞机；这架飞机不久前撞毁了，仍然机鼻朝地趴在跑道边。
雨水、烂泥、水蛭
接近中午时分，蓝灰色的色拉威吉山岭在浓密的低云衬托下，看起来似乎离波亚那非常近，大概只有一天的路程，我实在渴望能够马上出发。事实上，这段路程需要走5天。我在两天后出发，随身雇了6名巴布亚青年担任向导及脚夫。结果，这是我一生中最艰苦的一趟旅行。刚刚结束的那段色拉威吉巡逻，即使是最艰苦的路段也被它比了下去。
第一天，我们抵达班丹（Bandang）的村庄，之后就开始进入没有路迹可循的乡野，每日持续“行军”5到7小时。我们单日行进的水平直线距离很少能超出几百米。我们兜来转去，跌跌撞撞，涉水，爬山，有时手脚并用，沿着溪岸前行，跟踪动物留下的足迹往上翻越山岭；之后下到溪谷，接着又开始往上攀爬。令我紧张的是，我们的向导竟然会时不时地走迷了路；遇到这种状况，我们也只好待在原处，先派一两个人爬到地势较高的地方，重新确定方位。
我们这一小队人马几乎老是全身湿漉漉的，因为午后不久总会来几阵雨，下下停停，直到傍晚时分。由于我们经常在湿黏、积水的苔藓地上挣扎，我们的衣服也全都被泥污溅得斑斑点点。等我们来到海拔2 100米以上时，夜晚的气温会降到15摄氏度以下，而白天的气温也从未超过30摄氏度。水蛭更是无处不在，它们粗大、凶猛、乌黑，不一会儿就能饱饮鲜血，胀大成半根拇指粗。于是，我们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停下来，拔掉腿上和脚上的水蛭。我们几乎是筋疲力尽地在泥水岸边坐下，脱下靴子，剥掉袜子，用打火机把半打左右圆滚滚的水蛭烧脱下来。然后，望着鲜血自伤口缓缓流出。多年以后，这种经验仍然是我记忆中最鲜明的一幕。
旅途中我经常担心会发生意外，造成伤残；也担忧我的助手不可靠，因为我和他们言语不通，几乎没办法沟通。但是，最让我担忧的还是不可预测的未知状况。我是否会因为身体欠佳或意志薄弱而病倒？我是否会被迫中途折返，就像上回在墨西哥，只差一点就可以上到奥里萨巴雪原？还有，我到底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难道就只为了能自夸自己是第一位攀上色拉威吉中央山区的白人？这项光荣当然是一部分原因，但是我期望的不只是如此。我期望拥有更为奇特的经验：成为第一位登上色拉威吉中央山区顶峰草原的博物学家，并且还能在那儿采集到动物标本。此外，我也希望能够就此把萦绕在心中的登顶压力解除干净。我决定要坚持下去，哪怕得手脚并用或靠人抬着，都要登顶。
我，可以安心回家了
我们一路埋头苦干，终于越过半山腰的雨林区，进入海拔2 000米以上的苔原林区。在这儿，低矮多瘤的树木枝干上，绵绵密密地缠绕着蕨类植物、兰花以及其他的附生植物。到了海拔3 000米的地方，苔藓长成了仿佛没有尽头的大地毯，铺天盖地，从树干一直盖到地面上。树林里的树冠层也变低了，离地只有5米左右。接下来，在海拔3 200米的地方，我们终于来到中央山脊，苔原林也拱手让位给散生的蒲桃属（Eugenia）灌木以及高山草原。
第五日上午，在那不可避免的乌云尚未沉降、冷雨尚未落下之前，我们终于完成登顶前最后两小时的路程。海拔3 600米，我们站在一片由高草构成的稀树大草原上，其间散布着苏铁类植物。那是和棕榈树很类似的粗矮裸子植物，生存年代可以追溯到中生代；恐怕早在一亿年前，类似现在的景象就已经出现在这儿了。
由于这里大部分地区都是山顶沼泽区，难以定位，所以我设法来到最近的高地，坐下来，把我的名字和当时的日期写在小纸片上，然后将这份纪念品塞入一只盖得很紧密的瓶子里，最后，我把瓶子埋在由碎石围成的圆锥形石堆下面。
从这个位置朝南极目远眺，我可以一览无遗地望尽马卡姆谷地（Markham Valley）里的草原，以及更远处的赫尔佐克山（Herzog Mountain）。向北望去，则可看见俾斯麦海（Bismarck Sea）。在弯弯曲曲绕下大草原的路途中，我趁同伴忙着用弓箭和猎狗追捕高山小袋鼠的当儿，尽可能采集所有能找得到的小动物，其中有一种小型青蛙事后被证明是新物种。
然后，我们返身踏上为时两天的波亚那归乡之旅，回程远比上山之路容易得多。当我们健步如飞地滑下山脊，来到邦伯克河谷地高处时，存在我心中的某种坚持和困扰终于破除消失了。冰冷、吓人的色拉威吉山已经让我通过测试，证明我的意志力够格。我也已经到达我向往已久的世界的边缘，并且还因此而更加了解我自己。
远渡重洋来到热带的山巅，我终于被梦想已久的热带地区层层环抱。现在，我可以安心地回家了。
[1] “Patchy Distributions of Ant Species in New Guinea Rain Forests,” Psyche, 65(1) (1958):26-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