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8月，我的体重为50公斤。我知道这点绝对不会弄错，因为我和最好的朋友布雷德利一同报名参加布鲁顿高中的橄榄球队，所以我们在更衣室里称了体重。
15岁大的我，可能是最年轻的球员，而且体型一定也是最小的。布雷德利比我稍重一些，53公斤，多出来的每一公斤都令我羡慕不已；然而队上个头最大的球员却有73公斤重。他们之所以准许我套着那件大得离谱的球衣，完全是因为队上需要每一个能弄进球队的男人（或者该说男孩）。因此，虽然一看就知道我不够格，我却还是能待在球队里，因为这儿是亚拉巴马州。
在本州的小城镇中，橄榄球是15岁到19岁男孩在放学后（或没有打工时）最有兴致从事的活动。那些位于体育天分统计曲线和我相反一端的肩宽背厚、手脚利落的同学，都有可能赢得大学体育奖学金。然而很不巧，那一年我们学校没出半个可以推荐给大学校队的人才。
布鲁顿始终都只是一个人口约5 000人的小镇，位于亚拉巴马州与佛罗里达州的交界处，距离彭萨科拉约60千米。从1944年到现在，布鲁顿几乎没什么变化。中年以后，我还回去过两次，都是趁我开车经过亚拉巴马州的时候，像幽灵似的沿着一排排住宅和行道树往下走到与铁路平行的主要商业区，然后在高中操场边停下。在那儿，我还记得一群男生拍打着破旧的运动器材袋，或咕哝抱怨，或大声说笑，尽力模仿成年人的行为方式。
有一次，我拦下一名年轻的消防队员向他问路，当我提到我在1944年上过这所高中时，他说：“天哪，那可真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儿了！”我对他说，这对我来说似乎并没有那么久，至少当我站在这个尚未接受20世纪匆忙步调的亲切小镇上时，不觉得久。而且，当我闭上眼睛，还能清楚地想起粘着干泥巴、散发出陈旧汗味的橄榄球队队服，时间似乎也显得并没有过去太久。
代表布鲁顿出赛
那年球队里共有23人，分为一军和二军两小队，每队各11人，每位球员都要练习防守和进攻；另外再加上我，第三小队的左后卫——由于人数的关系，我一个人就是整支第三小队了。
大多数时候我根本碰不到球，我甚至没法用那只好的眼睛仔细看清楚传来的球。此外，我的体格也太瘦小了，不能负责阻挡，只能搞一些小把戏。除非我冲向地面，用双臂狠狠抱住正在冲锋的持球者脚踝，我才能绊倒他；只是希望他倒下来的时候，不要把我压得太惨。
不知怎么回事，也许是因为对手比我们还弱的关系，我们竟然打败了其他10所中学，除了主要对手格林维尔队（Greenville）。整个赛季里，我只上场过一次，那是决赛接近尾声时。那场球赛就在本地举行，而我那次之所以能上场，是因为球赛已经进行了四分之三，而且敌手也已经惨败到不可能收复失地的程度。我还记得那句命令是多么温暖、仁慈：“威尔逊上场，接左后卫！”这真是那位教练的慈善义举。我已经忘了他的名字，但是我永远都会感激他。多亏了他，此后我才能像纽约大公司高层主管在世纪俱乐部餐厅中说起“想当年我代表耶鲁参加划船比赛”那样，在亚拉巴马州有凭有据地开口说道：“想当年我代表布鲁顿出赛打橄榄球。”
大多数的球员都有个绰号，比如伯巴（Bubba），那时这名字还没有取笑的意味，是后来才变成好老弟以及雪佛兰汽车经销商的戏称；那些球员其实都是高大、健壮又好脾气的人；还有小老弟、蚊哥、滑板仔，以及鞋佬等。我的绰号是“阿蛇”，并不是因为我的体形像蛇（虽说这绰号也蛮恰当的），也不是因为我可以神奇地闪过一群抱球猛冲向我的人（只有在梦中才可以），而是因为那时我仍然对蛇很感兴趣。
在莫比尔停留了一阵子后，父亲就把我托付给彭萨科拉的劳布妈妈，自己带着珀尔又上路了，而我始终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地是哪儿。1944年春天，我们三人又在布鲁顿的小屋里团聚。那年暑假，我在彭萨科拉海湾边的夏令营担任童子军的自然课顾问。像上次一样，我借由蛇类来让自然课活泼起来。
那时爬行动物以及两栖动物已经成为我的主要兴趣，而且那个地区的动物群，足以激起任何爬行动物学家的热情，不管年龄是老是幼。从佛罗里达州西部到毗邻的亚拉巴马州乡间，共有40种土生蛇类，这是蛇类物种多样性非常高的地区。
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想办法捉到大部分的土生蛇种。其中有些并不是活捉的，要么是因为我看到它们时，距离太远了，根本捉不到，例如专门生活在沼泽里的扁尾水蛇（Natrix compressicauda），要么则是因为其他人交给我时就已经是条死蛇了。其中最让我难忘的，是一条很大的菱背响尾蛇，它是被住在我家附近的人给杀死的。
佩利的立体生态课本
在布鲁顿西边靠近一片植物茂密的沼泽的地方，有家金鱼孵育场，场主是年约60岁、很慈祥的英国老先生。我始终只知道他姓佩利（Perry），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有礼貌的南方青年是不会直呼长者名字的，因此我敬称他为佩利先生。我从来没问过他，为什么会跑到这么偏僻的美国南方小镇来，而且还经营了这么个奇怪的行业。但是，我们变成了好朋友，经常在一起海阔天空地闲聊。每次看到我骑着自行车出现在他家附近时，佩利先生都显得很高兴。
我从没见过佩利先生有其他的访客，他们夫妻俩安静地住在一栋小屋中，平时也总是独自工作。养鱼用的水来自深水井，但后来都干涸了。佩利先生用玉米片混拌猪血来饲养金鱼，所以每周要固定向当地的屠宰场收集猪血。他把金鱼卖出去给人家当鱼饵，本地人和外地人都是他的顾客。每隔一段时间，他会把小金鱼打包（体色纯金色，或金色夹杂白纹），送到布鲁顿车站，由火车运到外地。
佩利先生自己动手，沿着沼泽边缘挖了两排不规则的池塘，每个池塘面积6米到9米见方。池塘岸边长满了杂草，沼泽边上的大树则形成围墙，隔开池塘和沼泽。另外，有大约2米宽的水沟，让孵育池的水能流向沼泽。
这整幅景象就好似生态学课本上的图解全都变成了实景：养分不断注入，使得藻类、水生植物以及鱼类生长旺盛；净产出的生物量（biomass）喂养了沼泽里的昆虫，然后是青蛙、蛇类、苍鹭或其他的大型肉食动物。而过剩的食物或废弃物又随着水流，向东扩散到某处，滋养了一大片深沼泽区的动植物。
沼泽流浪者
在这片乐园里，我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消磨在池塘和沼泽边的时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只要一有机会，我就往孵育池跑，和佩利先生小谈一番，话题总是他的养鱼经和我的探险经。然后我会到鱼池旁放置杂物的小屋里，套上及膝的橡胶雨鞋，踏进我专属的小天地。
平时在家里，继母珀尔老是对我唠唠叨叨，但其实我有点无视她的叨念（但注意了基本礼数）。她对我没能在课余找时间打工，总是忧心得不得了。而我呢？对于她一心只希望我充分做好准备，以面对她经历过的冷酷无情的大萧条时代，我也越来越觉得无奈和厌恶。我早有过工作得比她辛苦的经历，已经证明过自己了，现在我需要多点空闲时间做别的事情。珀尔总觉得我那些沼泽探险活动没多大用处，而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其实也不能怪她。
人在成年之后，往往忘了青少年的情绪是多么容易堕入郁闷的深渊。他们老是低估白日梦和无目的闲逛让心智获得成长空间的作用。当我全神贯注于面前的鱼池和沼泽时，我完全失去了时间观念。手里拿着网子，肩带上挂着卡其布做的采集袋，我凝神于池塘边、灌木丛以及草堆里，有时还涉水到开阔的浅滩上，搅动水底的淤泥。不过，通常我就只是坐在那儿老半天，用五官仔细扫描池边和树丛，寻找鳞状盘绕的暗影，或水面上异样的涟漪，或视线外的水花飞溅。一阵子之后（如果是大热天的话，这个“一阵子”会比较短），我会起身沿着其中一条往外流的水沟，继续走上几百米到较深的沼泽区，越过树林到另一条平行的水沟，然后再折返孵育池。有时，我也会钻到一旁，探测隐藏在高大浓密的绿色树冠下的幽暗泥滩和池塘。
在沼泽地里，我就像个流浪者，置身于一片迷你的荒野中。在那儿，我从未遇到过其他人，也完全听不到远处传来的人声、车声或飞机的噪音。在泥滩上看到的足迹全都是野生动物留下来的。没有其他人在乎这片区域，甚至连佩利先生也不例外。虽然并没有正式的名分，然而不论从哪个层面来看，这片地域以及上面的珍宝都是完全属于我一个人的。
活捉水蛇
池塘附近以及孵育池往外的水沟中，水蛇数量高得出奇，它们靠着一群群肥鱼和大批青蛙维生。佩利先生并不打算驱除水蛇。他说，水蛇只不过是造成金鱼折损的一小部分原因而已。虽然我们两人都不会用言语来表达这种观念，但我们都有“平衡的生态系统”这种意识。在这样的生态系统中，我们可以添加或取走能量（但是对其他方面不加干涉）而不会造成不良影响。佩利先生是天生的环保主义者，他连走在路上都小心轻踏。
对大多数人来说，蛇群出没的沼泽恐怕是一场噩梦。但是对我来说，它则是一帧一帧不停变换的奇景。我对各种蛇的兴趣，就像其他15岁男孩自然而然爱上汽车一般。再说，既然我非常了解蛇类，那还有什么好怕的呢？我每次造访这个天地都会有新发现。我捕捉活标本，带回家放进自己用木条和铁丝制成的笼子里，然后在孵育池附近寻些青蛙和小鱼来喂养它们。
东方丝带蛇（eastern ribbon snake）是我最喜爱的蛇类之一，它们是非常优雅的爬行动物，身上装点着绿棕两色的纵纹，闲来喜欢在池塘上方的树干上相互缠成一团。瞪着两条没有眼睑的凸眼，东方丝带蛇可以打量到老远的距离，而且相当机警。我会从池塘涉过浅滩，潜行到离它们只有数米远处，然后等它们滑进水中想开溜时，再一次逮个一两条。它们被关起来以后，会变得温驯起来，而且也欣然接受我喂给它们的小青蛙。
另外还有绿水蛇（green water snake），它们也同样令人难忘，只是难忘的地方不一样。在池塘里可以找到绿水蛇的踪迹，它们体型庞大，约有一米长，体重很重，经常半潜匿在植物丛中。捕捉绿水蛇可不是件愉快的事，除非我能很快地捉住蛇头。体型大的蛇类第一次被捉时，多半都会发狠咬人，而且许多大蛇也真的能咬得你皮开肉绽，留下马蹄形的针孔痕；绿水蛇的反应又更加激烈，而且獠牙十分锋利，可以让人血流如注。此外，要饲养它们也很困难。
有一次，我发现了一条北美泥蛇（mud snake），这种蛇在捕食两栖鲵（amphiuma salamander）时，会使出尖硬的尾尖来辅助制伏猎物。它们的尾尖也能刺穿人类的皮肤，因此这种蛇的别名为刺蛇（stinging snake）。
光滑的游蛇（Natrix rigida）是我特别要寻找的目标，原因在于它实在是难得一见。小巧的成蛇经常躺在离岸老远的浅池底部，把头探出长满绿藻的水面，一方面是为了呼吸，一方面也可以监视四面八方的动静。我非常非常缓慢地朝它们走去，避免突兀的侧向运动，因为爬行动物对于侧向的运动最敏感。我必须要向前移动到距离它们一米的地方，才能潜入水中捉到它们；但是在我能够移近到这个距离之前，它们早就头一缩，悄悄滑入不透明的深水里去了。
最后，我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我得到了镇上弹弓好手的协助。他是和我年纪相仿但沉默寡言、独来独往的人。由于我赞美他的技巧好到可以媲美老练的猎人，所以他对我很有好感。他用小石子射击蛇头，准确率惊人，打晕了好几条，时间足够让我自水底把它们一一捞起。等它们苏醒后，我把它们放进自制的笼中，用放在清水里的小鱼喂它们，养了好一阵子，把它们养得又肥又壮。
首度遭逢大蛇
这块地区的恶毒野生动物，首推有毒的棉口食鱼蝮（cottonmouth moccasin），它们是大型的半水生蝮蛇，长着笨重的身躯和三角形的头。幼蛇在长到约45厘米长的时候，身体上会出现明亮的红棕色网纹。成蛇体色则比较接近纯棕色，纹带大部分都已淡去，或集中到身躯两侧靠近腹部的地方。受困时，食鱼蝮会张开颌骨，向前突出它们的毒牙，露出抢眼的白色口腔，而这就是它们的名字“食鱼蝮”（cottonmouth）的由来。
美国爬行动物学家科南特（Roger Conant）在《美国东部及中北部两栖爬行动物野外指南》（A Field Guide to Reptiles and Amphibians of Eastern and Central North America）一书中提出警告：“这种蛇最好连碰都别碰！”然而，我却不断地招惹这种毒蛇，在天不怕地不怕的15岁时，我认为自己不可能犯错。
未成年的食鱼蝮向来很好对付，然而有一天，我撞见一条体型超大可以轻易杀死我的食鱼蝮成蛇。当时我正沿着一条水沟往下走，突然间，一条大蛇穿过我腿边的草丛，滑入水中。它的动作吓了我一大跳，因为我之前在大白天能看见的，是各种一般体量的青蛙、蛇以及乌龟，静悄悄地集结在泥岸或原木上。然而，这条蛇却差不多和我一样大，而且既凶狠又躁动。只见它快速滑走，庞大的身躯在浅浅的水域中央摆动，然后停在一处多沙的浅滩上。
它是我在野外看见过的最大的蛇，身长超过一米半，身躯像我的手臂那般粗，头部和我的拳头一般大，只比前人研究中最大记录所描述的稍微小一点点而已。眼前这幅景象令我大为激动，而且这条蛇看起来很有可能被逮住。它静静地躺在一处清水浅滩中，我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它的身子倚着岸边杂草伸展开来，脑袋向后摆出歪斜的角度，瞪着正向它挪近的我。
食鱼蝮一向如此，即使幼蛇也是一样。它们不像一般的水蛇，会逃到你看不见的地方。虽然从它那凝固的半张笑脸以及瞪得老大的黄眼珠中，看不出它们的情绪，但是它们表现出来的反应和姿态，显得粗鲁无礼，仿佛它们已从人类或其他大型敌手的谨慎动作中看出自己的强大。
我展开例行的捕蛇程序：按住蛇头背部，攫住位于胀大的咬合肌后方的蛇颈，然后把蛇自水中提起。直到前一刻还非常镇静的巨型食鱼蝮，这时反应却激烈得可怕。它那沉甸甸的身躯剧烈地扭动起来，奋力扭动脖颈，头部从我紧握的手指间略微向前方挣出一些，张大嘴巴，伸出几厘米长的毒牙。同时，它的肛腺还放出一股恶臭，弥漫在空气之中。不出几秒，我发现自己陷入窘境：我牵制住了它，而它也牵制住了我。
晨间的燠热越发明显，仿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这时我忽然如梦初醒，自问为什么会独自待在这里？如果我被咬伤，谁找得到我？蛇头回转的程度已经开始能够让它的下颌咬上我的手了。即使是像我这种体型的男孩，对付这条跎仍然不够强壮，遑论这种体型的毒蛇，而我的确也快要掌控不住这条巨无霸了。
出于条件反射，我本能地把这条大蛇奋力掷向草丛，而它也急忙翻身溜之大吉。直到它跑得不见踪影，我们两个才算是真正摆脱了对方。
这次千钧一发的事件是我在孵育池探险的岁月中最令人肾上腺素高涨的时刻。后来仔细回想，我想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全心全意奋不顾身地探测沼泽，猎捕蛇类。这类活动并没有提高我在同侪中的地位，我甚至从没把这些事情告诉过别人。珀尔和我父亲对我很包容，但是也并没有从旁鼓励，或对我这类行为特别感兴趣；不过，我也没有跟他们多说，以免他们担心，要求我不要离家太远。
促使我从事这类活动的原因不止一个。部分是因为进入美丽、复杂的新世界时，所感受到的那份狂喜；部分则是因为占有欲，因为我能独自拥有无人知晓的好去处；另外还有虚荣心，我相信任何地方都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如此擅长探索野地以及寻找蛇踪；再加上野心，我幻想我正在操练自己，以便有朝一日成为专业的田野生物学家；最后，还有一项无法解释的神秘原因，一种始终存在我心灵深处的渴望，我从来参不透它，也不想去参透，因为我害怕一旦弄清楚之后，它就会消失无踪。
最坚定的决心
这段迷人的时光结束得太过仓促了。1945年4月底，在号笛声响彻小镇、大伙儿热烈庆祝德国投降的数周之后，我们又搬家了，搬到亚拉巴马州北部中央的小城迪凯特。这一回我终于向顽固的继母投降，出外打工。接下来这一年，我打了一长串的工：报童、小餐馆的服务生、快餐店的帮厨、廉价百货店的仓管人员；最后，也就是1946年暑假我离家上大学前夕，我进入一家炼钢厂，担任办公室勤杂工。我的收入随着每次转换工作而越来越多，最后每周可以拿到25美元的薪资。
这一切或许对我的心灵大有益处。我也知道这令珀尔非常高兴。但是更重要的是，那使我下定决心，此后要使出全力向前迈进，精通每一学科，甘冒任何风险，以成为真正的科学家，永远不必再从事这类乏味且令人丧志的工作。
那年夏、秋两季，我仍然设法在需要打工的情况下，继续发展和大自然的关系。天气暖和的日子里，只要能逃开学校及工作，我就会跑到迪凯特东边及北边的田纳西河支流沿岸闲逛。身处北美洲最富变化的水文环境中，我开始对淡水生态系统产生兴趣。我探寻并研究海绵，以及寄生在海绵体内的古怪的海绵蜻蛉（spongillafly）幼虫。
令我开心的是，搬到这儿没多久，我就发现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辖区内的一处地区研究站，拥有完整的淡水鱼类标本收藏（亚拉巴马地区的收藏种类比其他州都多）。在我刻意讨好里面的管事人员之后，我开始探索这个地区的动物群，每个物种都不放过。除此之外，田纳西河流域还布满了石灰岩溶洞。我听说其中一个溶洞距离不远，可以骑单车往返，于是我又开始探索这个溶洞，搜寻蝙蝠及生活在地底下的盲眼昆虫。当时我最感兴趣的还是蛇类，但是与亚拉巴马州南部比起来，田纳西河流域的蛇种类较少，而且也鲜少见到它们的踪迹。
令我松口气的是，在这里不会有让我打橄榄球的机会；迪凯特高中比布鲁顿高中大得多，而且天生运动好手多的是，所以我连练球的机会都没有，大部分男生也都是如此。于是，我就不必再承受体能不佳的屈辱了。
选中蚂蚁
1945年秋天，我满16岁了，就在这个还差一年就要进大学的时刻，我忽然认识到，我必须更严肃地面对昆虫学家的职志。是时候了，我必须选出一些能使我成为世界权威的昆虫。
我不考虑蝴蝶，它们太有名了，而且已经有许多出色能干的科学家在研究它们。倒是蝇类看起来比较有希望，它们到处都是，而且变化多得令人眼花缭乱，此外，它们还具有环境上的重要性。我喜欢它们那种利落的模样，如同杂耍卖艺者般的身手，以及无忧无虑的态度。虽说家蝇以及粪蝇（更别提蚊子了）使得双翅目昆虫恶名远播，然而大部分双翅目昆虫其实都是自然界里的小小珠宝。它们的动作细腻、流畅，而且做起事来效率很高；这里所谓的做事是指清除有机物，替花朵授粉，或捕猎其他昆虫。
我尤其喜欢长足虻科（Dolichopodidae），它们多半身泛金属蓝或金属绿光泽，在阳光普照的叶片间快速移动，简直就像是活宝石。虽然北美洲当时已知有1 000种以上的长足虻科物种，但是无疑还有好几百种正等着让人去发现。
我着手准备搜集这类昆虫的工具：毒瓶、标本盒，以及主要由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特长黑色昆虫针。然而当时正逢1945年，捷克斯洛伐克刚刚成为战区，而且很快就加入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所以当时我买不到这种昆虫针。
一刻也不多耽搁，我马上又开始另寻一类可供我投入精力的昆虫，它们必须要能装进到处都能买得到的酒精瓶里。很快我相中了蚂蚁。当然会是蚂蚁，那是我的老相识，是我早年产生想成为博物学家激情的源头。我向当地药店买了好几打药瓶，是那种金属螺旋盖的老式玻璃瓶，然后再一一装满医用酒精。我又向迪凯特的一家书店订购了蚂蚁学家惠勒（William Morton Wheeler）于1910年撰写的经典之作《蚂蚁——构造、发育以及行为》（Ants: Their Structure,Development, and Behavior）。我按照作者指示，建好玻璃观测巢，准备展开我的蚂蚁学家生涯。
我骑上单车，在迪凯特附近的田野、树林里到处转悠，搜集到一系列种类可观的蚂蚁，而且还对它们的习性和巢穴一一加注说明。这一系列珍藏具有永久价值。将近50年后的今天，当我在分类学或生态学方面遇到问题时，仍然会不时地回头查对我这套早期在亚拉巴马州得来的标本。我曾经在欧洲博物馆里看到过1832年采集的蚂蚁标本，它们全都保存得非常好，外骨骼完整而且细节完好，看起来栩栩如生。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得知国家自然史博物馆里有位名叫史密斯（Marion R. Smith）的蚂蚁专家。我知道他是一位中年绅士，在密西西比州长大，早年致力于研究该州的蚂蚁。
我斟酌再三后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想要着手研究亚拉巴马州的蚂蚁。史密斯马上就回信给我，说这是个“好主意！”他告诉我，他本人曾经研究过密西西比州的蚂蚁，而且信中还附上一份二元分类检索表的复印件，那是由他亲自撰写、用来辨识密西西比州蚂蚁种类的依据。
根据这份检索表核对手头上标本的特征，经过一连串二选一的选择，最后就能为标本找到一个明确的学名。以下我以小家蚁属（Monomorium）分类检索表的头几行为例，摘自克里顿（William S.Creighton）于1950年撰写的北美洲蚂蚁分类学经典专著。在此，我稍加更动了几个词，好让文句读起来不太过专业：
1.触角（触须）末端三个关节，朝向触角的末端渐次变粗；现有蚁窝中所有工蚁的体量都大致相仿…………………………转到2
或
触角末端三个关节中，前两节大小相仿；蚁窝中的每只工蚁的体型大小可分为两种………………………Monomorium destructor
2.头上布满了小孔，使得头部表面暗淡无光。是一种美国常见的家蚁（法老王蚁，Pharaoh’s ant）…………Monomorium pharaonis
或
头部只有散生小孔，整个头部表面闪闪发亮……………转到3
就这样反复推查下去，直到某个特定地理区域（例如密西西比州或整个北美洲），甚至全世界所有已知物种均涵盖完整为止。我开始大忙特忙，为我采集到的标本找出学名，然后再寄给史密斯先生确认。他的回应极快：“你有一半都弄对了，已经有了好的开始！”
他没有对我说，你有一半弄错了；他也没有说，何不多研究几年之后再来见我？
他说：“继续努力研究，尽快与我联络。”随着岁月流转，我越发珍惜这段来自国家自然史博物馆的蚂蚁专家史密斯博士的温暖记忆。
从那以后，我更加努力，而且也开始发现一些极罕见又有趣的蚂蚁种类。有一天，我在自家后院发现一队行进中的行军蚁，不过不是南美洲雨林中那种著名的暴食蚁群，而是内瓦蚁属（Neivamyrmex）的迷你行军蚁。它们生活于美国南部，一窝约有1万到10万只工蚁，工蚁会横越人类住家附近的草丛或遍地落叶的树林。
乍看之下，这群迷你行军蚁和其他蚁种中身体细瘦、深棕色的工蚁没两样，后者经常忙碌地奔波于窝巢和动物死尸或撒落的糖屑之间。不过，如果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是一支正在行军的军队，而且会入侵其他种类蚂蚁的窝巢，也经常逐日转换窝巢的地点。我连续追踪这队蚂蚁好几天，直到最后，在一个阴雨绵绵的午后，目睹它们行军穿过马路，消失在一户邻居院子里杂乱的野草堆中。在后来的岁月中，我又多次在许多不同的地方遭逢并研究内瓦蚁的蚁群，从加利福尼亚州到亚马孙河流域都有。后来我也曾撰文讨论世界各地的行军蚁。
大学之门路途远
在我高中最后一年的时候，我的青春期末期原先单纯祥和的气氛，渐渐渗入与日俱增的焦虑：想当科学家，必须上大学，但我家的亲戚，不论是父方的还是母方的，从来就没有谁念到过大学。他们有的是成功的商人、农人、船东，甚至也有工程师，因为在他们那个年代，高中文凭就足以担任这些职务。念大学仍然被视为花大钱的奢侈玩意儿，而且当时一般中产阶级的人生路程，还是由高中毕业就直接通往就业市场的。想实现我的野心，我必须勇敢地迈向前所未知的未来。
很不幸，我父亲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已经变成细瘦、外貌衰弱的男人——不足60公斤的体重，挂在超过175厘米高的骨架上，饱受酒精中毒及支气管炎之苦。那是他长期大量吸烟所致，平均每天两到三包香烟。1945年冬天，他罹患出血性十二指肠溃疡，住进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海军医院。在那里，他可以凭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的身份接受免费医疗。医生动手术切除了他大部分的小肠，这次手术几乎要了他的命。他回家长期疗养，从来没有对我抱怨过什么，对于我们的未来，除了乐观之外，他也没多说什么；但是，我清楚得很。
虽然我很爱父亲，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的想法相当自私。我明白自己不可能由他那儿得到资助；而且，我担心自己恐怕得被迫放弃上大学，还要找份工作来帮助他和珀尔（珀尔从未出外工作过）。
后来我才知道，我母亲其实非常乐意负担起我所有的学杂费和生活费。那时她已嫁给一位事业有成的商人，并且在美国陆军军需部门担任雇员。总之，不久后母亲提供了部分援助。然而，我是个心高气傲的闷葫芦小孩，对于这类人情一窍不通，因此并没有把父亲的窘况和我心中的焦虑说给她听。
那么，我到底要怎样才能上大学呢？提供良好的在校成绩。生平第一遭我全神贯注于学校里的功课，开始拿到清一色甲等的成绩单。我向田纳西州纳什维尔（Nashville）一家颇有名气的私立大学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申请奖学金。申请程序包括笔试、成绩单以及师长推荐信。身为迪凯特高中新来的转学生，过去的学业成绩又是高低不齐，想必我一定很容易就遭到范德比大学奖助学金委员会的回绝。我没有办法向他们传达我对博物学的狂热以及特长，事实上我自己也不认为这些经历能与正式的学业成绩相抗衡。也许我想的没错，总之，我被回绝了。
《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 of Rights）也提供了通往大学之路。如果我在年满17岁之后，立刻申请加入军队，那么我将搭便车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退伍军人，因此也可以享受退伍军人福利，其中就包括之后念大学的资金赞助。服役三年，大学念四年，毕业时24岁。父亲和珀尔也都非常赞成这个设想。于是，1946年6月，我搭上灰狗巴士前往亚拉巴马州安尼斯顿（Anniston）附近的麦克莱兰堡（Fort McClellan）新兵招募中心，我打算在那儿申请入伍。我的如意算盘是，服役期间接受医学技术训练，尽可能学习到所有与生物学相关的知识，可能还会到处旅行，并且把闲暇时间都用来增进我的昆虫学技能。
绝不屈服
体检过后，医生和招募官员将我剔除。他们告诉我说，我不能加入军队，因为我右眼失明。他们指出，现在正值热战尾声，入伍体检标准必须提高。又一次，天堂海滩那条小小的鱼儿（它的背鳍刺伤了我的右眼）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
在我等着搭车回安尼斯顿转车时，我站在总部大楼的走廊上，手扶着栏杆，羡慕地望着下边操场上顺利入伍的新兵。这样不公平的结果实在太令人失望，我不禁流下眼泪。我暗暗发誓，虽然我在这里碰了钉子，但还是要坚持下去。我一定要想尽办法上大学，必要的话半工半读，要我住地下室或小阁楼也可以。我要继续申请奖学金，接受父母亲所能提供的任何帮助。总之，不论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让任何事物阻挡我。出于青少年抗拒命运的叛逆心，我发誓：我不仅要念大学，而且有朝一日还要成为一位够分量的科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