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春天，我的祖母玛丽心脏病发作，病逝于莫比尔老宅中。
她从1868年出生开始，历经结婚、到她母亲经营的私立学校任职、抚养4个儿子成年，到最后安度晚年，一直都住在这栋老宅子里。1916年祖父过世后，就由她的光棍儿子，我的叔叔赫伯特（Herbert），与她同住。祖母在她一生73年间，足迹鲜少踏出莫比尔市。
莫比尔老宅
父亲带着继母珀尔和我，住进这栋造型不规则的大房子——祖母把房产留给了父亲以及赫伯特叔叔。这栋房子的历史相当久远，至少对于年轻的亚拉巴马州而言是如此。它是由祖父的外祖父于1838年建成的，虽说那儿距离比恩维尔广场（Bienville Square）以及老市区的商业中心不过12个街口，但是房子建成之后好多年仍然都是查尔斯顿街（Charleston Street）上唯一的房子。总而言之，对四处漂泊的家庭而言，这里算得上是我们的根了。
19世纪初，我父亲的祖先刚搬来的时候，亚拉巴马的海港只不过是个小镇，就像早期的新奥尔良（New Orleans）。泥泞的市街、格子状的露台、墨西哥湾食物以及盛行的黄热病，这些就是当时海港的典型风貌。1815年，莫比尔只不过是夏洛特堡（Fort Charlotte）以北由14条街区组成的大型广场而已。那时距离麦迪逊（James Madison）总统指挥美军从西班牙手中夺得它，才过了两年的时间而已。
到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莫比尔发展得非常迅速。但是许多街道，包括查尔斯顿街在内，仍然脱不开早期地图上标注的“莫比尔湾边的低洼泥地”，也就是所谓的泥岸。我的祖先很可能得先乘坐几分钟马车之后，下车走过长长的码头，然后才能抵达渡口。无疑，他们去那儿经常只是为了钓鱼，或用熬汤的骨头来诱捕蓝蟹。
城南的野地仍然残留着旧日风貌，往南通到杉点（Cedar Point）的路上全是大片阔叶林及松树林。杉点位于莫比尔湾西岸，是亚拉巴马州最南端的尖角。再过去，隔着密西西比湾，可以看到人迹最稀疏的多芬岛（Dauphin Island）沿着海平面拉出一条细线。
我父亲告诉我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还是青少年的时候，就能握着点二二口径的来复枪，踏出查尔斯顿街大宅的前门，走个两三千米的路，来到现在的布鲁克利机场（Brookley Airport）所在地。当时那儿是一片树林，可以猎些鹌鹑、野兔或任何他想猎的东西。而我在他那个年龄时，也就是20世纪40年代，则常骑着自行车绕过布鲁克利机场，沿着犬河（Dog River）及鸡河（Fowl River）沿岸，前往无人居住的阔叶林及松树林。有时，我会停在横跨这两条河的双车道木桥上休息，吃块三明治，喝点可乐。
正午时分，常常一个钟头或更久都没有半辆车打这里经过。我可以倚着木栏杆沉思，俯瞰清澈、和缓的流水，寻找雀鳝（gar）和鳖偶尔现身的踪影。如今这儿已经变成人口密集的地区，繁忙的街道一路延伸到连接多芬岛和杉点的桥梁上。
英雄世家
我父亲很以我们的家族史为荣。莫比尔纳入美国领土后不久，我祖母的家族就从新英格兰地区迁移到这儿来了。外玄祖母玛丽安，于1826年在莫比尔出生。我们的祖先从事海洋工程师、水手以及船东等工作。
外曾祖父詹姆斯（James Eli Joyner）娶了玛丽安的女儿安娜（Anna Amelia），他经营了一艘渡轮，航行于莫比尔外的鲍德温郡（Baldwin County）海岸。1870年11月的某天，詹姆斯的船在莫比尔附近着火沉没，他企图游上岸，但不幸溺毙。当时，他那年轻的妻子臂弯里正抱着我的祖母玛丽，站在查尔斯顿街边宅子的门廊上，正凝望着远处水面上升起的一缕青烟，却不知道那缕青烟意味着她即将成为寡妇。
之后，为维持家计，外曾祖母安娜在自家宅子里开了家私立学校，这是莫比尔的第一所私立学校。我手上拥有外曾祖母传下来的一只坠饰，上面镶有她母亲的肖像；另外还有一条沉甸甸的、有着海豚图案的金表链，这是从她丈夫遗体上取下来的。
南北战争期间，我的父系和母系家族里所有四肢健全的男性，几乎全都挺身而出为南方邦联作战。外曾祖父詹姆斯于战争期间担任炮兵以及货车驾驶员；曾祖父则是个特例，在我所能追踪到的祖先中，他肯定是个明星人物，名叫威廉（William Christopher Wilson）。
海上男儿黑比尔
威廉的朋友都管他叫作“黑比尔”（Black Bill），我很愿意想象自己身上流淌着他的血液，虽说经过了三代之后，我其实只遗传到他八分之一的基因。
他在1816年出身于爱尔兰都柏林（Dublin）的印刷商家庭，本姓为奥康纳（O’Conner），听说连英格兰银行都是他们家的客户。威廉想必是非常叛逆的人，他的父母亲原本希望能培育他成为英国国教牧师，但是他渴望航海生活。于是，十来岁时他就离开家，搭上驶往美国巴尔的摩的船，担任仆童，而且还在途中改姓威尔逊，只因为有位名叫威尔逊的乘客刚好过世了。
威廉在巴尔的摩娶了犹太新娘玛丽亚。小两口结婚没多久就搬到莫比尔来谋发展。“黑比尔”这绰号来自他后来留的那把长胡子的颜色，并非由于他那黝黑的爱尔兰人面孔。后来黑比尔担任起领航员的工作。他的职位一直高升，最终拥有了自己的船，于是他驾着自己的船，引导商船出入摩根堡（Fort Morgan）以及甘尼斯堡（Fort Gaines）间的危险浅水区。
19世纪40年代初期，他成为莫比尔领航协会的创始会员之一，这个行业协会至今都还在运作。后来黑比尔把家搬到摩根堡半岛上的海军湾（Navy Cove），因为从这个角度望出去，能最先看到由宽阔海湾中驶近亚拉巴马海岸的商船。
卖国贼受勋
1863年，北方军的海军上将法拉格特（David Farragut）封锁了莫比尔湾，然而黑比尔及其手下却用最快速的船只，从哈瓦那载运补给品回来。在北方军不停地追缉下，黑比尔终于被困在港外的小岛上。但是，他并没有被扔进监狱了事，反而被带到了法拉格特面前，由法拉格特提出交换条件：如果黑比尔愿意带领北方军舰队进入莫比尔湾，帮助他们在摩根堡和甘尼斯堡的炮火下快速前进，而且避开重重暗礁的话，黑比尔将能得到一大笔酬金，而且他和全家人都会获得妥善安排，迁到北方去安居。
黑比尔拒绝了，他大喊道：“在我背叛国家以前，我宁愿先看到北方佬舰队全都死到地狱去！”这话虽比不上不久之后法拉格特那句著名的历史名句：“该死的水雷，冲啊！”[1]但是对于居住在这座古风市镇里的南方家族而言，也是够光彩的了。这座颇有古风的市镇，直到20世纪初，对年长者都还敬称为“船长”。
奇怪的是，威廉在被捕之时仍为爱尔兰公民，而且终身都是，而他也从未在法律上要求正式改姓威尔逊。要是我年轻时就知道这段往事的话，可能会把姓氏重新改回奥康纳，这个词的音调在分隔号前有个美妙的一转，然后又接上一个悦耳的重子音“康”，和“威尔逊”耳语般的音节恰恰相反。
战争最后那两年，黑比尔被送往纽约、马里兰等地的联邦监狱中服刑，至于法拉格特那帮人则很快就找到了他们想要的人。他们逮着了另一个莫比尔湾的领航员，当时他正在邻近帕斯卡古拉（Pascagoula）的海岸边以捕鱼为生，因为合法的领航业当时已经被完全禁止了。这位老兄姓弗里曼（Freeman）；我母亲娘家虽然也姓弗里曼，但是和他并没有半点关系，那时我母亲的家族还住在亚拉巴马州的北部。弗里曼和其他渔夫原本已经武装起来，准备抵抗北方佬入侵。然而，海岸附近齐发的火炮改变了他们的主心骨，于是弗里曼同意为北方军舰队领航。
1864年8月5日，当两排浅水重炮艇和木质巡防舰行进到海湾时，弗里曼就那样厚颜无耻地骑在哈特福特号（Hartford）旗舰的主桅楼上。当时，黑比尔的族人正从海湾的宅子上往外看，目睹了北方军发射的炮弹在邻近的摩根堡爆炸。莫比尔被攻占之后，弗里曼获得了众多奖赏，其中之一为美国国会荣誉勋章，使得他成为唯一一位获颁美国最高军事勋章的“卖国贼”（希望我在130年后这样说不算太过分）。
在亲戚家听故事
当我们于1941年回到莫比尔时，这栋老宅早已破旧不堪，而且四邻也都是一副破落相。威尔逊家族的男士大半不是死了，就是到外地去了，只留下一些寡妇或老处女散居在莫比尔老家。依照我们之间的血缘关系，我们得称呼她们姑姑或堂姐、堂妺。我父亲对这些还留在老家的妇女十分感兴趣，在这个时候，他竟然变成一位心中充满怀旧情感且渴慕昔日荣光的家族史专家。
我们在星期天下午参观了这些现存的珍贵历史遗迹，拜访了妮莉姑妈、妮莉堂妺、维芙恩姑妈以及莫莉堂姐。我谨守父亲的训示，梳洗得干干净净，穿上正式的外出服，轮流亲吻每位长辈的面颊，乖乖坐在老人家身边，一直挨到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偷溜走为止。
老人家的追忆又臭又长，反复述说祖母玛丽、荷帕姑姑、乔琪亚姑姑、莎拉姑姑，以及她们那些离散了的坚强丈夫、兄弟及儿子。再不就是追忆那场悲惨的南北战争，以及战争期间族人的所作所为。有时候，我们还会前往木兰公墓（Magnolia Cemetery），安葬在那儿的是我们的祖先以及他们的众多亲友。继母珀尔和我会非常有耐心地站在一旁，让我父亲可以仔细寻找坟墓的位置，核对日期，然后重修族谱。
我对这个属于“鬼魂”的世界丝毫不感兴趣。我认为爸爸非常无聊，至于那些姑婆和堂姐述说的故事，简直就是我的噩梦。对我而言，莫比尔是充满活泼生命的地方。然而，我所谓的生命并不是指灵魂，也不是指活人，当然更不是指亲戚，而是指蝴蝶。大约从12岁开始，我心中就已经燃起了搜集并研究蝴蝶的热望。我非常明白，莫比尔市位于亚热带地区的边缘，这儿有许多在华盛顿特区找不到的物种。
四处追逐小动物
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骑上我那辆装有充气轮胎的施文牌（Schwinn）单速车，一路冲下查尔斯顿街，来到粗石遍布、杂草横生的河岸区。那是一个位于散生着松树和矮树丛的春日丘（Spring Hill）西边、杉点路以南、距离杉点路和鸡河差不多距离的地方，如果再往西的话，通过莫比尔─田索三角洲（Mobile–Tensaw delta），沿着旧90号国道，就到了鲍德温郡的西班牙堡。
每看到一种新的蝴蝶，我就满心欢喜；当我捉到第一只标本时，更是把自己想象成用网子捕捉大猎物的猎人。斑马纹蝶（zebra julia）及金翅茱莉亚蝶（golden-winged julia）是生活在热带雨林的蝴蝶中分布在地球上最北方的代表；山羊草蛱蝶（goatweed butterfly）一身明亮的橘红色，展翅时变幻莫测，看得人眼花缭乱，很难用网子捉到；体型很小的仙女黄蝶（fairy sulfur）、一般大小的橘黄花粉蝶（dog face sulfur）、大型的黄菲粉蝶（cloudless sulfur），全都拥有缤纷亮丽的黄色翅膀，浑身充满热带风情。我亲眼看见过巨大的燕尾蝶，它和北方产的北美虎斑燕尾蝶（tiger swallowtail）差异如此之大，真是令人激动；斑马燕尾蝶（zebra swallowtail）多半出没于阴暗的林子里；我第一次看到大紫斑小灰蝶（great purple hair-streak）的芳踪是在空地的杂草上，它像散发着亮光的宝石，美得令人惊呆了。另外，还有几只好大的巴西白斑弄蝶（Brazilian skipper），在它们还是半透明的灰绿色毛毛虫时，是我在后院用美人蕉把它们喂养成蝶的——以上这一切都记在我的蝴蝶生活记录中。
接下来那两年（也就是再度搬家前，四处迁移似乎是我家的宿命），我对博物学的兴致一发不可收拾。我专程出外寻找北美黑啄木鸟（pileated woodpecker），谣传它们会在西班牙堡筑巢。途中我却在河口的沼泽地里看到我生平第一只巧遇的野生短吻鳄鱼。我也会到河边的树林中搜寻冬青树和兰花，另外还搭了一间秘密的野外小棚屋，材料部分取自毒葛（poison oak）的茎，结果学到惨痛的一课，我几乎全身都起了痛楚难耐的疹子。从此之后，我在百步之外即可辨识出这种学名叫作Rhus quercifolia的可怕植物。
我到处追捕小爬行动物，用小弹弓击晕五线石龙子（five-lined skink），然后纳入囊中。另外我还学会了用正确的巧妙手法来捕捉卡罗来纳绿变色蜥（Carolina anole lizard）：先逼近它，让它逃窜到树干另一侧，然后小心地偷瞄一眼它的所在位置，再一手抱着树干摸过去捉住它。
有天黄昏，我带了一条鞭蛇回家，它身体的长度几乎和我的身高一样，我把它挂在脖子上走进家门。珀尔把我赶出门，命令我把它送走，而且说只要能赶在天黑之前回来的话，能送多远就把它送到多远。
另外，我还拥有一把开山刀，可以在穿越纠缠的矮树林时用来开道，同时还幻想着自己正置身于南美丛林之中。有一天，我挥砍时角度没有算准，一刀砍在我的左手食指上，连骨头都露出来了；骑车回家的漫长路途中，鲜血不断地往下滴。然而，珀尔还是允许我留着那把刀，只希望我能吸取教训，以后小心点儿。
战争也扰不乱心田
自1941年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莫比尔市的生活节奏在转瞬间突然加快了起来。由港口进出的油料船越来越多，B-17轰炸机以及其他战机从头顶上飞来飞去，也成了稀松平常的景象。我们嘲笑贫苦的乡下白人，把他们戏称为“摘豆工”（peapicker），他们和黑人一样，都蜂拥到城里来想谋份差事，因为城里的工作机会很多，而人手又非常短缺。
当时有一则小故事流传甚广：一名白人妇女在自家附近拦下一名当地的黑人妇女，说自己需要帮佣的人手。孰知对方却答道：“真的？我正好也需要用人呢！”你如果是那个时代的白人，听了这个故事想必会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真的是什么都变了。
我对这场战争的结果很乐观，既然小罗斯福已在国内做好万全的准备，而且我衷心拥护的民主党和拳王乔·路易斯，在记忆里也总是百战百胜，那么新危机一定也能安然渡过的。
有一次我捡到父亲丢弃的身份证件，搞了个无心的恶作剧，在上面加上纳粹党标志以及一些假德文字句，然后又把它随手扔在家门口前的人行道上。不料，真有人捡到它，还把它送交给当地的联邦调查局办公室。于是，我父亲被执法官传去问讯。还好，误会很快澄清了，不过，这出恶作剧竟让他出了名，我觉得这件事实在令人捧腹。说真的，他那时的确出了好一阵子的风头。
我和朋友当然都对日本偷袭珍珠港气愤不已，而且我们也知道纳粹是恶魔的化身。身为巴顿初中报刊的漫画手，我绘了一幅画，内容是一名禽兽似的日本士兵，从背后戳了山姆大叔一刀。学生集会时，我们高唱《多佛白崖》（The White Cliffs of Dover）以及其他描述与英国并肩作战的歌曲。不过，大部分时间我都心有别属。我仍然专注在自个儿的兴趣里，从来不想去追随战争的进程。
13岁的小工作狂
1942年，麦克劳德从华盛顿特区南下到我家度暑假。我们一块儿前往我最喜欢的捕猎地点，再次分享我们过去的狂想，重申我俩要成为昆虫学家的心愿。他回去后的那年秋天，我跑到查尔斯顿大宅旁的空地上，采集并研究所有我能抓到的蚂蚁。直到现在，我仍清楚记得我所找到的蚂蚁品种，巨细靡遗，后来由研究中习得的种种知识，使我印象更加深刻。
其中有一窝岛屿锯针蚁（Odontomachus insularis），当我靠近时，它们使出令人难忍的蜇针，迫使我远离它们建在榕树底下的窝巢。另外还有一群小小的黄褐色的大头家蚁，很可能是佛罗里达大头家蚁（Pheidole floridanu），我在冬天过了一半的时候，发现它们把窝筑在一个黄褐色威士忌酒瓶底下，后来我用两片玻璃板做成一块可观察蚁窝垂直剖面的沙窝，把它们放进去养了一阵子。再后来还有从外地侵入的火蚁也在那儿，准是入侵红火蚁了。
我在这块空地上发现它们，这是这种火蚁出现在美国最早的记载，而我稍后也把它写成观察报告，发表在一本专刊上，这就是我最早的科学观察。
我的精力和信心越来越充足。到了1942年秋天，我13岁时，已经变成不折不扣的儿童工作狂。我找了一份相当吃力的工作，而且完全是出于我的自愿，没有任何人强迫或鼓励我这么做。
美国参战后不久，我们的市报《莫比尔纪事报》（Mobile Press Register）的送报人手便开始短缺。17岁以上的年轻人都离家当兵去了，于是十五六岁的男孩即升格兼任起他们留下来的各种工作空缺。因此，当十五六岁的男孩“升职”后，许多层次最低、最不需要技术的工作就空了出来，例如送报纸。不知怎么回事，我已经忘了原因，一名负责送报业务的大人，竟让我负责一条很吃重的送报路线，一共要送420份市中心区的报纸。
报童经验
那一年，我每天清晨3点钟起床，摸黑出去挨家挨户送报纸，大约7点半才回家吃早餐。再过一个半钟头出门去上学，下午3点半放学回家，然后开始做功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9点，到政府街以及博德街上的卫理公会参加男童子军团的聚会。到了星期天早晨，要到第一浸信会教堂做礼拜；晚上则打开收音机，听《费伯·麦吉与莫利》（Fibber McGee and Molly）这个节目。其余的夜晚，我一吃过晚餐就定好闹钟上床睡大觉。
每天早晨送420份报纸，现在想起来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我绝对没弄错，这个数字已经深深刻印在我的记忆中。通过其他几个数据也能证明这一点：我每天要往返设在纪事报大楼背后的派报中心两趟，每次装盛两大帆布袋的报纸。当我把这两只袋子捆到自行车把手上，让它们垂挂在自行车挡泥板前时，它们的高度几乎到我的头部，而且体积和重量也差不多刚好是我能操控的极限。
我分派到的订户不是郊区那些散居的独门独户，而是住在两三层公寓里的城市居民。由家里往返纪事报派报中心，装盛两次报纸，再加上来回两趟的时间，费时最多一小时；而送报区域离派报中心骑车不过几分钟路程。因此，算起来，我有整整三个半小时是真正用在派送报纸上面，或者可以说平均每分钟派送两份报纸。
流程大致如下：抵达，抽出报纸，把报纸丢下或卷起来扔一小段距离，然后骑车离开。等到其中一袋报纸清空后，工作就会变得更快、更容易了。
到了星期天，监管派报业务的人员会亲自向订户收取每周的报费，每户25美分。因此，我的工作量在星期天并不至于特别加重，所以还是有时间去做我的野外调查。我每周可赚到13美元的工资，这笔钱我拿来采买童子军的随身装备、自行车配件，或糖果、饮料及想看的电影票等。
如获至宝
当时，我完全不曾意识到，自己这份严谨的作息时间表有何不寻常之处，我只是庆幸能拥有一份工作来赚钱。我从湾岸军校短暂的经历里学习到这样的生活规律是正常的。到现在我依然认为（虽然没有任何真实证据），身为成人的我也同样需要这么努力。
而我父亲和珀尔的想法又如何呢？每当我在各种天气下摸黑出门时，他们全都还安睡在床上。珀尔出身于北卡罗来纳州一乡村赤贫人家里，似乎对我表现出来的独立谋生勇气感到非常欣慰。至于我父亲，他一辈子都没有这么劳苦工作过，谁知道他会怎么想？
我可不在乎连续好几小时的苦工，那时我已发现美国童子军团（The Boy Scouts of America）这块宝。当我找到这个美妙的组织时，所有在我12岁前形成的个性，所有的偏见和成见，以及所有我曾珍藏的梦想，全都早已把我打磨得像是一颗刚刚好塞进那部机器里的珠子。美国童子军团简直就像是为我量身打造的。
我用50美分买下的1940年版的《童子军手册》（Handbook for Boys），成为我最珍贵的财产。50年后，我读到自己写的注脚时，还是能清楚记得当年的欢愉之情。这本书的封面是由插画家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绘制的，书中附有许多插图，还有许多有用的资料，而且都是我最喜欢的主题。它注重户外生活以及大自然的知识：野营、登山、游泳、卫生保健、旗语信号、急救、绘制地图，以及最重要的动物学和植物学。一页一页精美印制的动植物图片，说明了在什么样的栖息地可以找到它们，以及如何辨识它们。学校和教堂都不曾提供这样的知识，童子军团使得大自然理所当然地成了我生活的中心。
尽我职责，做好准备
童子军团有自己的规则、制服，以及条理分明的生活道德准则。今天，当我追忆过去，举起我的右手，让大拇指和小指交叠，伸直中间三根指头，我仍然能够背诵出童子军誓言：
我以荣誉担保，尽力达成以下各事项：
对上帝和国家尽我职责，并遵守童子军法规；
随时帮助他人；
保持身体健康，头脑清醒，行为正直。
至于童子军规，其内容则为：童子军必须可靠、忠诚、能干、友善、谦恭有礼、仁慈、服从、快乐、节俭、勇敢、清洁、虔敬。最后，还有一条童子军座右铭：“做好万全准备。”
我吸收、接受以上每一个字，直到现在还是如此。对于我那些知识圈的同事而言，这似乎很滑稽，然而我只能这么回答：让我瞧瞧你们如何用更少的字句来表达得更好。
书中自始至终都在颂扬工作美德。美国童子军团清楚标示出通往成功的途径：具有美德以及分外地努力。在“找出你的终身志向”这一章里，我看到：“童子军总是向前看。事先做好准备，你就能够轻松应付一切。”书中还警告道：永远不要自满。光是坐着等候，期待，并逆来顺受，正是通往失败之途。要努力向上，长期艰苦地朝着荣耀的目标努力，而且心中牢记诗人朗费罗（Henry W.Longfellow）的诗歌：
伟人所企及并保有的高位，并不是一飞冲天得来的，
而是利用夜间其他人高枕无忧的时间，向上跋涉的结果。
我还发现另一样东西也是学校没能提供的：按照个人步伐快慢，接受阶梯式的教育；速度越快越好，一步比一步难。我把童子军训练里所有的挑战都视为让我享受并且稳赢的竞赛。童子军团的训练计划对我的影响，就相当于布朗克斯科学中学（Bronx High School of Science）对我的影响。
我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常规强化训练，三年内我就进阶获得带棕榈叶的鹰级童子军（Eagle Scout，获得21枚功绩勋章的童子军）位阶。这是童子军的最高位阶，而且我还当选团里的初级童子军助理教练。我赢得了46项专项奖章，几乎达到童子军团中所有专项奖章的半数。我轻松愉快地通过各类主题的计划，包括鸟类研究、农栽记录、簿记、救生、新闻采访以及公共卫生等。
每天晚上，我会仔细阅读获得奖章的资格条件，看看接下来最有机会得到的是哪一个。当我第一次读到“昆虫生活”这个项目的描述时，我的心不禁欢唱起来。它是这么开头的：“要获得这枚专项奖章，童子军必须：1.与观察员一同下乡，指出特定昆虫物种的天然生活环境，并且还要能够采集、辨识出这些鲜活的昆虫，讲解它们的习性，或是为了适应某种特殊环境所进化出的特殊天性……”
长久以来我对学校的课业一向都能完成，但没怎么按部就班地苦读。课业内容都很简单，而我也都能顺利地通过考试。但是，大部分的课程都很沉闷，而且缺乏重点。在莫比尔就读墨菲高中一年级期间，我最值得炫耀的成就，就是在一小时长的课堂上，抓住20只苍蝇，刷新了我的个人纪录。然后，我把它们排成数行，准备留给下一节要来上课的学生。结果，这些战利品却被老师发现了，并且还在第二天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夸奖我的丰功伟绩。
我自己发明了一套捕苍蝇的技术，现在就来传授给各位读者。
首先让苍蝇停下来，最好是让它落在平整的表面上，例如餐桌或书本上。张开你的手掌，小心翼翼地移动到离苍蝇头部前方约30厘米至45厘米远的地方。这时，非常缓慢地把手向苍蝇方向移动，要直线移动，注意不要左右晃动，因为苍蝇对于侧向运动的物体非常敏感。等你的手移到距离苍蝇20厘米近时，再快速扫向它，让你的手掌边缘大约停在苍蝇憩息地点上方3厘米至5厘米处。你的猎物将会振翅起飞，角度刚刚好，苍蝇撞进了你的手掌心。手掌迅速握起来，你就可以听到那只困在你拳头里的昆虫发出令人满意的嗡嗡声了。
接下来，要怎样杀死这只苍蝇呢？两手对拍即可。不过，如果你正坐在餐厅或课堂里，可要拍得谨慎些。
担任博物学小老师
我的经历证明，对于体格瘦小、个性内向的独生子而言，美国童子军团是个相当理想的社交环境。童子军团最小的单位是小队（规模差不多相当于军队里的一个班），然后再由多支小队合并组成较大型的团。我们只要加入童子军，就会立刻成为其中一支小队的成员，而我们究竟是会受人敬重还是受人批评，则取决于我们是否遵守童子军规则。我在童子军团里从来没遇到过任何恶霸，就连自吹自擂的人也很少。男童子军碰面时会讨论的问题是：你能不能行军30千米？你会不会包扎止血带？你能不能通过红十字救生员训练？或者只用斧头和绳索你能否搭建出结实牢固的木桥？对我来说，上述问题的答案是：我能，我能，我能！
童子军团还为我增辟了另一片天地，我成了一名老师。1943年暑假，我受邀担任普什马塔哈营（Camp Pushmataha）的自然课顾问，这个男童子军夏令营营地就位于锡特罗内尔（Citronelle）附近。年仅14岁的我，成为营中最年轻的顾问。我完全没有指导他人的经验，然而我很快就能猜出什么东西能引起其他男孩的兴趣，能使他们喜欢讨论博物学，并且令他们尊重大自然。答案就是“蛇”。
几名志愿者和我动手制作了一些笼子，然后到附近树林里尽可能地捕捉各种不同的蛇。在此过程中，我学到了如何捕捉毒蛇的技巧：先用一根木棒压住它的身体，位置尽可能地靠近头部，然后向前滚转木棒，直到蛇头被牢牢压在地面上，脖子也露出来为止。然后伸手握住靠近后颌角的地方，再将蛇整个提起来。
不管是哪种蛇，都很少有男孩愿意去触碰它们。因此，每当他们找到蛇的时候，我就会听到他们向我惊呼：“有蛇！有蛇！”于是，我就赶过去，表演我的大胆行为，然后针对被捕的蛇种来一段简介。没多久，我们就拥有了一整排装满蛇的蛇笼，它们是墨西哥湾沿岸丰富动物群的一部分。我表现得好像是动物园园长，向访客解说不同蛇种间的差异。接下来，我可能转而谈起普什马塔哈地区的昆虫与植物。我非常成功地成了一名博物学指导员。
然而过了没多久，实际上经验仍嫌不足的我，因为莽撞和骄傲，终于尝到了苦头。有天下午，我去清扫装有数条侏儒响尾蛇（Sistrurus miliarius）的笼子时，意外发生了。这种蛇带有保护色，成年蛇体长不会超过50厘米。它们和栖息在同一地区的大型近亲菱背响尾蛇（diamondback rattlesnake）以及丛林响尾蛇（canebrake rattlesnake）比起来，危险性较低，但是它们仍然有毒，仍然具有危险性。我一时疏忽，左手太过靠近其中一条盘卷着的侏儒响尾蛇。只见它像刚射出的利箭般，一展身，便咬上了我的食指。两只毒牙刺入的感觉好似被蜜蜂蜇刺。我知道这下麻烦大了。
队上的顾问连忙送我到邻近城里的医生那儿，医生决定尽快施行传统急救法：在每个毒牙孔的中心，用解剖刀深深划一个十字形切口，然后再用橡皮杯吸血。我很清楚这一套流程，在我赢得爬行动物奖章时，早已经读过这些。
动手术时我没有哭。手术在未麻醉的情况下进行，为了转移注意力，手术过程里，我右手握着左手，一点也不战抖，只是不停地大声骂脏话。我是在责骂自己的愚蠢，而不是骂那位无辜的医生或那条蛇。我在14岁的时候，已经会说一大堆下流话，当时想必让那些救我的大人吃了一惊。
第二天早上，我被送回家疗养，闷闷不乐地在沙发上躺了一个星期，尽量不去移动我那肿胀的左臂。
对于普什马塔哈的爬行动物学课堂而言，这真是时运不济。当我返回营地时，发现夏令营团长很聪明地把侏儒响尾蛇扔光了。我被命令不准再碰任何毒蛇，此外，也没有人再对我提这件事了。
保守南方的禁忌话题
以上几段回忆可能已经为美国童子军团塑造了美好的形象；但其实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南方亚拉巴马州的美国童子军团，在各方面都不能算是一个理想的机构。它只要一碰到“性”与“种族”这两大蛇发女妖，马上就手足无措地打退堂鼓。
性教育并未列入美国童子军的教程中，或者应该说也从未列入过任何学校或其他青少年组织的课程中。1940年版的《童子军手册》顶多也只敢提出警告，并说男孩子长到一定年龄就会每周梦遗一两次。它还说，童子军不必担心这种小事，那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童子军不得主动“刺激”自己来射精，这种行为是种“坏习惯”。如果欲望强烈得无法控制，那么不妨试试冷水坐浴，水温约13摄氏度到16摄氏度。
如果在这件事上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协助，“不妨请教聪明、整洁又强壮的男人”。它完全没有警告关于鸡奸者这回事，而这类人必定也潜藏在成人领导阶级当中。我曾听说过有关一名鸡奸者的谣传，但是从未亲眼见到过那个人。
说到动手术时的脏话，我是从哪儿学来这些污言秽语的呢？当然是从其他男孩那里。只要一避开大人的耳目，他们就会马上在谈话里“加料”。由于“性”是如此禁忌和怪异，男孩光是想到就觉得刺激，因此童子军年龄的男孩，几乎无时无刻不谈到它。我们用着迂回间接、粗俗幽默的方式触及这个主题。
在营火一隅或山中小径边的谈话中，沙哑的嗓音不断扯上所有能想象得到的与性变态有关的笑话：同性恋企图生儿育女、恋尸癖割取女性外阴部作为纪念品、兽交、大得出奇的男性和女性生殖器、永不餍足的性欲和长期通奸等等，一网打尽所有稀奇古怪的性变态。看起来，亚拉巴马州每个青少年仿佛都是未来的克拉夫特-艾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德国精神病专家）。
然而，我们对于异性间正常的性关系所知不多，而且也绝口不提。我们不敢越界，以免触及自己的父母亲或姐姐、姐夫每晚可能在做的事，或我们自己想要和女孩子共同经历的事。
公开谈论这些事，不仅令人惊骇，而且也侵犯隐私。于是，我们避开正常行为不谈，借由专门谈一些很明显是禁忌的性行为，来勾勒出正常性行为的模糊轮廓。至于真实的“性”，反而只像是五彩缤纷背景里的一块剪影。
当年心中只有博物学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种族问题也没有被列入正式议题。《童子军手册》上所有的男孩都是白人，而所有我认识的童子军也全是白人，学校里的同学以及教堂内教友也全都如此。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点儿都没有意识到当时存在的种族隔离政策，以及它不人道的影响，进入我脑海里的种族歧视冲击，永远只是二手数据。但也不尽如此。
1944年，资深顾问邀请我戴上鹰级童子军徽章，访问一个在黑人乡村地区刚成立不久的童子军团，地点就在亚拉巴马州的布鲁顿附近。我站在教堂大厅的正前方发表了简短的演讲，述说参加童子军团的诸多益处。当我们离开时，我无法对自己扮演的模范榜样感到骄傲，反而觉得惋惜，而且难过了好几天。
我心里明白，那群大部分都只比我小两三岁的男孩，不论多么有天分或多么努力，他们都无法得到多少好处。向我敞开的门，对他们却是紧紧关上的。
渐渐地，我又把这件事给忘了。我还能怎样呢？我的心思全集中在别的事情上。我的内心充满野心和渴望，但没有很强烈的社会意识。20年之后，“保守的南方”总算终结了。那些冒着生命危险破除种族隔离政策的民权分子，正是我欣赏的英雄，他们将所有心力全部投入到了忠于道德法则上，英勇而坚忍。这些已足以令我重新审视这方面的社会传统。
在那个时候，我早已离开亚拉巴马州。世界变了，我也变了。但是，我无法宣称自己在孩童时代或青年时期，就已经是自由主义者，当然更算不上是有先见之明或有勇气的人。然而，不管怎样，仍然是它把我送进了科学领域的轨道；而我现在也不会虚伪地为了当年那种骄傲而扭曲的文化，说些不相干的抱歉话，毕竟我是受那种文化的影响才决心要成为博物学家的。
[1] 莫比尔湾战役时，法拉格特的船队因前方有水雷而不敢贸然前进，他立即下令船队无视水雷，全速前进。后来此句被用来形容无视风险、大胆前进的行为。——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