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从来不是一场统一的运动，它不是一条笔直的急流，而比较像三角洲上曲折前行的河流所构成的花边网络。启蒙思想家经常为一些基本问题相持不下，但他们意见重叠的部分很广、很清晰，也很合乎理性，都热切地想要去除世界上的迷信，把人类心灵从缺乏人性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知识融通的梦想在启蒙运动初期首次展现，它是心智的伊卡洛斯式飞跃，跨越了17和18世纪。它运用世俗的知识为人类争取权利，并推动人类进步，这个远见是西方对人类文明最大的贡献。它为整个世界开启了现代的新纪元，我们都是这个梦想的继承人。然而，后来它失败了。
令人震惊的是，启蒙运动竟然失败了。像这样的一个历史阶段，会在什么样的时刻结束？不论实际原因是什么，当一个历史阶段的想法不再能支配人心时，它就结束了；这通常发生在战争或大革命之后。因此，了解启蒙运动的基本性质和导致它灭亡的弱点极其重要。这两个主题都和孔多塞[1]的生平密切相关。尤其是没有任何事件能像孔多塞过世的那一天——1794年3月29日——那样代表了启蒙运动的结束。当时的情况十分微妙且具有讽刺意味。孔多塞被称为“进步规律”（Law of Progress）的先知。他以崇高的学识和具前瞻性的政治领导才能，似乎注定会在法国大革命中扮演法国的杰斐逊[2]。但是在1793年末至1794年初，当他正在书写启蒙运动的最终蓝图《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Sketch for a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 Progress of the Human Mind）一书时，却成为法律所追捕的逃亡者，而判他死刑的，正是他所忠心侍奉的政治信仰。
孔多塞的罪名是政治性的：激进的雅各宾派（Jacobin）指称他为吉伦特派（Gironde）成员，是一个过于温和理性的党派的成员之一。更糟糕的是，他曾经批评国民公会（National Convention）所制定的宪法，而国民公会恰好由雅各宾派主导。孔多塞在逃亡中被村民逮捕，并加以痛打折磨之后，死于法国皇后镇（Bourg-la-Reine）监狱的囚室地板上。而他如果当时没有死，必然会到巴黎当局接受审判。孔多塞的死因不明；事发当时，自杀并不被列入考虑，但是服毒自杀其实是可能的，因为他随身携带着毒药；另外，他也可能是因为受到严重创伤或心脏病突发而致死。不过，他至少避免了被送上断头台的命运。
[1]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1743—1794），法国数学家及哲学家，法国大革命时期立法会议中的吉伦特派。主要著作为《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译注
[2]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美国第三任总统，政治思想家。——译注
启蒙运动的失败
像孔多塞这样的男男女女，在知识上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强而有力的支持。教育机会的增加，为这次革命做好了基本的准备工作，随后的导火索则是，平等权利是人类与生俱有的观念。然而，正当启蒙运动借由这种方式就要在欧洲政治中产生成效时，事情却出了大差错。那些起初看起来不重要的小矛盾，后来扩大成了不可收拾的溃败。卢梭[1]早在30年前，于著作《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中首次提出的想法，后来激发出“自由、平等、博爱”这个群众口号。但是他为了达成这些目标，同时发明了致命的抽象观念：普遍意志（general will）。他说，普遍意志是一群自由人（free people）所一致同意的正义规范；而这群自由人只对社会福祉和其中每一个人的利益感兴趣。普遍意志如果达成，就会形成一个具有最高统治权的契约。这个契约“恒常不变、坚定不移，并且纯粹、无瑕……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本人和本人的权力一起交出，接受‘普遍意志’这个最高指示的管辖。在我们这个公共团体里，我们要把其中的每一个成员看作整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卢梭进一步表示：不服从普通意志的人是离经叛道的人，应受到群众的必要制裁。此外，世界上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促成真正平等的民主制度，并让人类从无所不在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1793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紧接着出现的恐怖统治由罗伯斯庇尔[2]所主导，他对普遍意志这样的想法有着极佳的理解。罗伯斯庇尔和他的雅各宾派成员在法国各地实施卢梭所谓的“必要制裁”，将那些反对新秩序的人即刻判刑或处决。有将近30万的贵族、神职人员、政治异己分子和其他一些捣乱者被拘禁，其中1.7万人在一年内死亡。在罗伯斯庇尔的世界观中，雅各宾派成员的目标是高贵和纯美的。1794年2月，罗伯斯庇尔在被送上断头台前不久，以祥和的语调写道：“我们的目标是要和平地享受自由与平等的喜悦，这个在永恒正义统治下所产生的法规，已经深深烙印在人们的心中，甚至连那些对这些法规一无所知的奴隶和对这些法规加以否定的暴君也不例外。”
就这样，平等的思想和冷酷的高压政治轻易地共存，并且为后来的两个世纪继续造成困扰和不安。因此，那些不愿意献身于创造完美社会的人，宁愿在群众当中自我放逐，也不愿冒险忍受异己分子将遭受的迫害。那些蛊惑人心的煽动者以保护美德为名，来达成他们统一的目标：“我亲爱的同胞（同志、兄弟姐妹和乡亲），没有付出，焉能收获。为了达成高贵的理想，发动战争也许是必要的。”法国大革命缓和下来之后，这个原则被拿破仑和那些曾经参与大革命的士兵加以利用。这些士兵转变成主要的武装（grande armée），下定决心要以征服的方式来散播启蒙思想。但他们这种做法反而使欧洲多了一个不信任理性统治的理由。
事实上，理性从来不会取得统治权。启蒙运动之所以急速走下坡路，不仅是因为它被暴君当作借口，也是因为相反的知识立论正在兴起，而且这些立论经常是令人信服的。在启蒙运动的梦想中，自由的知识分子将建构一个有序而充实的世界；这样的梦想一开始时好像无懈可击，是所有人类本能所追求的一个目标。它的创造者包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3]之后的最伟大的学者，展示出人类心智所能达成的崇高意愿。深具洞察力的历史学家伯林（Isaiah Berlin），曾经以下面的话正确表达了对这些学者的赞赏：“18世纪这些最有天分的思想家所表现出来的知识力量、诚实、清醒、勇气，以及对真理无私的热爱，至今仍然无可比拟。他们所属的时代，是人类生命史中极其美好、极其具有希望的阶段。”[4]但是，他们走得太远了，而且即使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仍然不足以产生预期中永续的成果。
[1]卢梭（Jean-Jacque Rousseau，1712—1778），法国思想家、文学家，其思想与著作对18世纪政治思想有极大的影响。法国大革命与19世纪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学都受到他巨大的影响。他的第一本著作《论科学与艺术》，强调人性和社会的冲突，认为礼貌隐藏了人类的残忍、无情及心机，认为科学和艺术都没有表现出人类基本的需要，认为物质方面的进步实际上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关系。在社会观方面，主张人们经协议订立契约，建成公民的社会。在教育观方面，提出“回归自然”，让儿童的身心自由发展。著有《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小说《爱弥儿》（émile）和自传《忏悔录》（Confessions）等。——译注
[2]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时期从1793年9月5日到翌年7月27日。罗伯斯庇尔，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袖，领导雅各宾派专政的公共安全委员会（1793—1794），平定反革命叛乱，镇压其他党派，在热月政变时被逮捕并处死。——译注
[3]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柏拉图的学生。
[4]伯林对启蒙运动成就的赞扬，出现于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启蒙哲学家孔多塞
启蒙运动的精神可以浓缩到孔多塞命运坎坷的一生中。他是法国最后一位启蒙哲学家（philosophe），这个头衔指的是18世纪献身于当代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公众哲学家（public philosopher）。伏尔泰、孟德斯鸠、达朗贝尔、狄德罗、爱尔维修[1]以及孔多塞的启蒙导师——经济学家兼政治家杜尔哥[2]，这群知识精英在1789年之前都已经过世，同一群人中，孔多塞是唯一存活下来、目睹法国大革命发生的人。他献身于革命，并且徒然地尝试控制它恶魔般的势力。
孔多塞在1743年出生于法国最北端的皮卡第省（Picardy），一个来自多芬（Dauphine）的古老贵族家庭。多芬是法国东南部的一个省，法国王储，也就是国王的长子，所拥有的头衔“dauphin”就是源自这个省名。孔多塞所属的卡希塔（Caritat）家族是一脉相承的武士阶级，为传统上致力于兵役的贵族，社会地位优于高级文官。
孔多塞决定不像父亲那样做个军人，而是决定成为数学家，这令他的家人感到失望。16岁时仍身为巴黎纳瓦拉学院（Navarre College）的学生的他，就在公众面前发表了他在数学上的第一篇论文。在数学这个领域中，一个人的天分在20岁之前就决定了。结果，孔多塞并不是第一流的数学人才，无法和同时代的伟大数学家欧拉和拉普拉斯[3]相比，但他的成就仍然足以让他在25岁极年轻的时候就被选入科学院，并且在32岁时成为科学院的常任秘书。1780年，孔多塞38岁时，进入地位尊贵的法兰西学院（Academie Fran?aise）。在他的国家，这所学院是文学语言的裁决者，在学术上也得到至高的推崇。
孔多塞在科学上的主要贡献，是与拉普拉斯一起首次将数学应用到社会科学上。他受到启蒙思想的启迪，认为数学和物理所发展出来的任何研究结果，都可以延伸应用到人类的集体行动上。他在1785年发表《论多数决的概率解析之应用》（Essay on the Application of Analysis to the Probability of Majority Decisions），是当今“决策论”（decision theory）的前身。以纯科学的眼光来看，这个理论并不是特别出色。要是和拉普拉斯发展出来的概率微积分以及它在物理上卓越的应用相比，孔多塞在数学上的贡献其实并不足道。同时，他也没有把他发明的技巧有效应用到政治行为的研究上。不过，他首先提出了一个观念：我们可以对社会行为进行定量分析，并且加以预测。这个想法对后来社会科学的发展造成了影响，尤其是1800年代早期社会学家孔德和凯特莱[4]的研究工作。
孔多塞曾经被称为“高贵的哲学家”，这不光是指他的社会地位，还包括他的个性和举止。他的朋友也称他为“大好人孔多塞”，这个称呼并不是讽刺的玩笑。莱斯比纳斯（Julie de Lespinasse）在贝尔香榭街（rue de Belle Chasse）主持的沙龙，是孔多塞最喜爱的一个。她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对孔多塞做了以下的描述：“他的面貌甜美而宁静，举止简单而天真，展现出他灵魂上完美的特性。”
他对别人总是很仁慈大方，甚至对恶毒的马拉[5]也以相同的态度对待。马拉在科学上的野心没法得到满足，极欲看到孔多塞死亡。不论是为个人还是为集体，孔多塞都热衷于追求社会正义和福祉的理想。他冒着相当大的政治风险，反对法国的殖民政策，和拉斐特、米拉波[6]一起组成反奴隶组织——黑人朋友协会（Society of the Friends of the Blacks）。即使在恐怖统治时期，孔多塞已经藏身匿迹之后，他在这方面的言论仍然促成了国民公会废除奴隶制度。
孔多塞是个彻底的自由派，他追随英国哲学家洛克[7]的想法，相信天赋人权。他和同时代的康德[8]一样，找寻能够引导情感而不是顺从情感的道德规范。他与潘恩[9]一起创办革命杂志《共和党员》（Le Républicain），宣扬建立进步平等的国家这个理念。他后来写道：“迟早有一天，太阳将只照耀在自由人的身上，他们除了自己的理性之外，不再有任何其他的主宰。”
孔多塞学识渊博，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对他而言，知识就是宝藏，应该毫无保留地撷取，并且自由分享。莱斯比纳斯深为他所着迷，特别赞赏他这方面的特质：“你可以和他聊天，读他所写的东西，和他谈论哲学、文学、科学、艺术、政治和法学。听完他所发表的言论之后，你会一整天对自己说上一百次：这是最让我惊讶和钦佩的一个人。他什么事都知道，就连最不合他胃口、与他专业无关的事情也知道；他知道……朝廷官员的族谱、与警察相关的细节、世上正流行的帽子的名称。实际上，没有什么事可以逃过他的注意力，他的记忆力极强，而且从来不会遗忘任何事情。”
[1]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本名Francois Marie Arouet，法国启蒙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戏剧家。主张开明君主制，两次被捕入狱，后被驱逐出国。著有《老实人》（Candide）、《哲学通信》（Lettres Philosophiques）等。孟德斯鸠（Baron de la Bréde et de Montesquieu，1689—1755），法国启蒙哲学家、法学家、哲学家。反对神权思想和封建专制，提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学说。主要著作有《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Laws）、《波斯人信札》（Persian Letters）。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1717—1783），法国数学家、哲学家。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法国启蒙哲学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文学家。与达朗贝尔合作了启蒙运动的伟大集体巨作：法国的《百科全书》。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1715—1771），法国启蒙哲学家、哲学家。否定上帝的存在，强调世界物质性，主张教育万能。主要著作有《论精神》（De L’Esprit）、《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等。——译注
[2]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 Baron de Laune，1727—1781），法国经济学家，为法王路易十五、路易十六时的主计、财政大臣。——译注
[3]欧拉（Leonhard Euler，1707—1783），瑞士数学家，在几何学、微积分、理论流体力学和数论等方面，都有开创性的贡献。著有《无穷小分析引论》、《微分学原理》和《积分学原理》。拉普拉斯（Pierre-Simon de Laplace，1749—1827），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发展出概率理论、天体力学、毛细现象等。——译注
[4]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法国哲学家，实证主义和社会学创始人。凯特莱（Adolphe Quételet，1796—1874），19世纪比利时数学家、天文学家，研究人类行为和寿命期望值的统计。著有《社会物理学》。——译注
[5]马拉（Jean-Paul Marat，1743—1793），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导人之一、国民公会代表。——译注
[6]拉斐特（Marquis de Lafayette，1757—1843），法国大革命时期君主立宪派将军。米拉波（Comte Mirabeau，1749—1791），法国大革命时期君主立宪派领袖之一。——译注
[7]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英国哲学家、感觉论者、经验主义者。贬低本能。坚称经验是知识唯一的来源。著有《人类理解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译注
[8]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国哲学家，启蒙时代初期的思想家，他将笛卡儿的理性主义与培根的实验主义两趋势纳入，为哲学思想发展揭开一个新纪元。——译注
[9]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英裔美籍作家、政治科学家、宗教思想家，亦为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政论家。——译注
进步是不可避免的
孔多塞的天分和个性，很快将他推入法国大革命前的巴黎上流社会，他也因此确立了“最年轻的启蒙哲学家”的名声。他喜欢从事综合性的工作，因此把启蒙运动后期的主要观点综合成前后连贯一致的总体（如果有任何综合总体称得上如此的话）。关于人类的本性，他强调后天培养。他相信人类的心智完全是由环境塑造成的，因此人类可以依其所好自由地塑造自身和社会。他也相信完美是可以达到的，坚称人类的生活质量可以无限度地改善。在政治上他百分之百倾向革命，反对宗教干政，赞成共和统治。他的想法和伏尔泰与其他想“摧毁祭坛但保留皇位”的人都不同。
在社会科学上，孔多塞推崇历史学，相信我们可以由阅读历史来了解现状，并预知未来。身为一位伦理学家，他深信人类种族统一的理想。虽然他是一个平等主义者，但是以现代的眼光来看，他并不主张多种文化并存；相反，他认为所有社会终将进化成欧洲这样的高水平文明。最重要的是，他是一名人道主义者，认为政治并非权力的来源，而是实践崇高道德规范的手段。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孔多塞骤然间脱离学术界，投身于政治。他连续两年被选为巴黎公社（Commune of Paris）的会员。1791年，立法议会（Legislative Assembly）成立，他成为巴黎的代表。革命党员同志极力欢迎孔多塞，指任他为立法议会秘书之一，之后选他为副议长，最后为议长。1792年9月，共和国（Republic）成立，国民公会取代了立法议会，孔多塞被选为恩河（Aisne）的代表，恩河是他的出生地皮卡第省的一个地区。
孔多塞在短暂的从政生涯里，一直尽量避免党派性的政治。他的朋友包括温和的吉伦特派和激进的山岳派（Montagnard，这个党派的议员在议会里都坐在较高的席位，换句话说，就是坐在“山头”上，所以得名）。但是一般都认为他属于吉伦特派，尤其是到了后来，山岳派被巴黎雅各宾派的激进派所吸引，从此他和吉伦特派的关系就更为密切。1793年，人民革命推翻了吉伦特派，山岳派控制了国民公会。随后，在恐怖时期统治法国有一年之久的公共安全委员会（Committe of Public Safety），也落入山岳派手中。孔多塞就是在这段官员常遭暗杀的阵痛时期，由英雄变成了嫌疑犯，而且是由国民公会发出逮捕令的。
孔多塞听到自己将受拘捕的消息之后，逃往旧巴黎区的塞凡东尼街（Servandoni），寄宿在韦尔内（Vernet）夫人的公寓内，躲藏了8个月之久。1794年4月，这个避难所被发现，朋友警告他可能即将遭受拘捕。于是他再次逃脱，有好几天像无家可归的人一样四处游荡，直到后来在莱因城被人识破而关入监狱为止。
孔多塞住在塞凡东尼街时，撰写了他最卓越的作品《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这是人类心智与意志的伟大成就。处于极不安全且没有书籍的情况下，孔多塞只能依赖他惊人的记忆力，撰写这本有关人类知识和社会历史的书。书中的内容呈现出一贯的乐观口吻，极少提到法国大革命，对巴黎街头的敌人也只字不提。孔多塞在著作中表示，社会进步是不可避免的，而战争和革命只是欧洲自我调整的一种途径。
他之所以能够如此宁静平和地为人类的未来做担保，是因为他深信，支配文化的定律和物理定律一样精确。孔多塞写道：我们只要能了解这些法规，就可以让人类沿着它命中注定的旅程，走向一个由科学和世俗哲学所统治而且具有更完美秩序的社会。他又说，这些法规可以从研究过去的历史中推导出来。
无论孔多塞的想法在细节上犯了多大的错误，以及他是多么无可救药地对人性充满了信心，借着坚信“历史是一个正在进化的物质过程”，他仍然对人类思想有着重大的贡献。他宣称：“支配宇宙现象的一般定律，不论是已知还是未知，都是必要而恒久不变的。这样的信念正是我们对自然科学信仰的唯一基础。那么，支配自然运作的原理为什么不能同样真实地被运用到人类学识和道德能力的发展过程上？”
当孔多塞写下这番话时，这个想法早已存在。帕斯卡尔[1]曾经把人模拟成一个永不灭亡、不断求知的个体；莱布尼茨[2]也曾经谈论到“孕育着伟大未来的现在”。孔多塞的朋友兼资助人杜尔哥，在孔多塞撰写《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之前40年就写道：“人类史上的各个纪元可以由一系列的因果关系串联起来，世界的现状也和之前发生的所有状况相连接。因此，在哲学家的眼中，所有人类从一开始就如一个巨大的整体，和其中的每一个单独的个体一样，具有各自的婴儿期和各自的成长条件。”康德在1784年也对相同的观念提出初步看法。他特别注意到人类具有理性思考的特质，这项特质注定要在人类整体中表现出来，而不仅出现在单一的个人身上。
“进步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观念在孔多塞死亡、启蒙运动结束之后，继续存在。它在各个不同的时代，甚至到今天，仍然继续对各种企图好坏不一的事件造成重大的影响。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一书最后一章“第十阶段：人类精神未来的进展”中，孔多塞对未来的远景表现出令人晕眩的乐观。他向读者担保这个光辉灿烂的过程正在向前行进：事事都将如意。他相信人类必将进步，从来不向人性中不易更改的消极面妥协。他告诉我们，当人类文明更上一层楼时，所有的国家都会享有平等，所有国家的人民也会拥有平等。科学会变得更繁荣昌盛，并且带领我们向前迈进。艺术会得到解放，散发出雄威和美丽的光芒。罪行、贫穷、对种族和对女性的歧视也将逐渐消失。因为科学医药的使用，人类寿命将无止境地延长。正当恐怖时期的外在阴影不断加重时，孔多塞这个大好人却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人类的错误、罪行和不义的行为，仍继续不断地污染地球。对那些深为这个现象感到忧伤并常常身受其害的哲学家而言，除了希望人类从桎梏中逃脱、从命运的主宰与敌人的阻碍中解放，而以稳当坚定的步伐沿着真理、美德和幸福的道路向前迈进之外，还有什么能带给他们更大的欣慰？这种对未来的憧憬，正是哲学家努力协助理性发展和保卫人类自由所得到的报偿。[3]
[1]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1623—1662），法国哲学家、数学及物理学家。——译注
[2]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德国数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物理学家，微积分发明人之一。——译注
[3]我对孔多塞的描述来自Sketch for a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 Progress of the Human Mind, by Jean-Antoine-Nicolas de Caritat, the Marquis de Condorcet 1743-1794; The Centenary of Condorcet, by Henry Ellis (London: William Reeves, 1894); The Noble Philosopher: Condorcet and the Enlightenment, by Edward Goodell (Buffalo, NY: Prometheus Books, 1994)。
启蒙运动的精神
现代西方学术的传统以及大部分的文化内涵，都肇始于启蒙运动。虽然我们以为理性是人类的特征，只要稍加培养就会开花结果，但事与愿违。人类并不在乎理性思考，人类文化另有盘算。令启蒙运动衰退的原因至今依然存在，说明了人类的动机就像迷宫般难以捉摸。尤其在目前这个令我们深感不满的文化寒冬里，值得质问的是：我们能不能重拾当初的启蒙运动精神——自信、乐观，有理想和远见。同时，站在相反的立场，我们也需要诚实地质问：该不该重拾启蒙运动的精神？或者，它真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在开始形成时，就携带了黑暗天使般的缺陷？它的理想主义是否导致了后来的恐怖统治，并且预示了随后一党专制的噩梦？如果知识真的可以融通整合，那么具有同种文化、同种科学的“完美”社会也许同样可以被设计出来，无论是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还是神权统治的社会。
然而，启蒙运动从来不是一场统一的运动。它不是一条笔直的急流，而比较像三角洲上曲折前行的河流所构成的花边网络。当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启蒙运动的历史已经相当悠久了。它在17世纪早期首先以科学革命的姿态出现，对欧洲学术发展的影响则在18世纪达到顶峰。启蒙运动的发起人经常为一些基本问题相持不下。许多人往往做出荒谬而与主题无关的研讨和揣测，例如，寻找存在于《圣经》中的密码，或是灵魂在人体结构中的位置。尽管如此，他们意见重叠的部分却很广、很清晰，也很合乎理性，足以用下述简单的特征来描述：他们都热切地想要去除世界上的迷信，把人类心灵从缺乏人性的牢笼中解放出来。
新发现带来的兴奋不停地推动他们前进。他们都认为科学能够显现出一个具有规律、可被了解的宇宙，并借此为自由理性的研讨打下了一个持久的基础。他们认为天文和物理上所发现的天体完美性，可以作为人类社会的模型，并深信所有的知识可以大一统。他们信仰个人的人权、自然律，并相信人类具有无限的进步空间。他们尽量避免涉入形而上学，虽然解释上的缺陷与不完整性，有时会迫使他们不得不采用形而上学。他们抗拒组织性的宗教，轻蔑神的启示和教条。他们赞成或至少能够容忍为了维持民间秩序而成立的国家。他们相信教育和正确的理性思考会为人类文明带来极大的好处。有少数人和孔多塞一样，相信人类能够变得更完美，并且有能力建立起一个政治上的乌托邦。
我们还没有忘记这一群有理想的人物。其中最顶尖的人物只有不成比例的寥寥数个，是一小群以姓氏闻名于世的科学家和哲学家：英国的培根、霍布斯、休谟、洛克和牛顿，法国的笛卡儿和18世纪的围绕在伏尔泰身边的启蒙哲学家，德国的康德和莱布尼茨，荷兰的格劳秀斯和意大利的伽利略。[1]
目前的趋势是把启蒙运动看作欧洲男性在过去一个时代中所建立起来的特殊思想架构。在不同时代下、不同文化中，其他心智也曾产生许多不同的思想架构，其中每一种都值得我们仰慕和虚心学习；启蒙运动时代的思想架构只是其中一种想法而已。对于这样的说法，唯一恰当的回答是：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的。尽管具有创造力的思想永远是宝贵的，而且所有的知识都有它的价值，不过从长远的历史发展来看，最重要的是这些思想的散播能力，而不是其中的特定观点。如果我们质问：是谁的思想播下了种子，培育出对当代人类最具影响力的伦理观和共同期望？是谁的想法造成历史上最主要的物质进步？又是谁的想法首先出现而至今仍然被人竞相仿效？那么，从这个角度而言，尽管启蒙运动起初的想法受到侵蚀，尽管它的某些假设前提不太健全，它却一向是西方世界高水平文化的主要思想源泉，它的影响力也正逐渐扩散到整个世界。
[1]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英国政治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苏格兰哲学家、无神论者，著有《自然宗教对话录》。牛顿（Issac Newton，1642—1727），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对近代重力学、力学、光学、微积分等科学均有极重要的贡献。笛卡儿（René Descartes，1596—1650），法国哲学家及数学家，是西方世界中最重要的以及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想家之一，被称为现代哲学及科学方法之父。创立解析几何。最著名的言论是：“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其中的“我”是“思想”，因此他认为思想可以延伸，即死后还能存在，可以说是站在唯心论这一边。著有《方法论》、《沉思录》、《渴望灵魂》。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荷兰法学家和诗人，曾任荷兰省检察长，出使英王詹姆斯一世宫廷，著有《战争与和平法》，并确立国际法标准。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意大利天文物理学家及数学家，现代力学和实验物理学创始人，最早用自制望远镜观察天体，证明地球绕太阳旋转，否定地球中心说，因而遭到罗马教廷宗教法庭审判。——译注
知识是没有基础的结构？
科学是启蒙运动的引擎。比较具有科学倾向的启蒙运动作家，都赞成宇宙是物质受到明确定律的支配所呈现的规律现象。它能够划分成可测量并依照层级排列的实体，比方说，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每一个人的大脑具有神经细胞，而神经细胞又由原子组成。至少在原则上，我们可以把原子重新组合成神经细胞，神经细胞组成大脑，并把个人组成社会，视整体为一个由机制和作用力所组成的系统。如果你仍然坚持要有神灵介入，那么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会告诉你，把这个世界想象成是神的“机器”。那些使我们无法看清物理世界的局限观念如果能够减少，将对人类各个领域的发展有所助益。因此，身处一个仍然受繁复事实牵累的时代，孔多塞呼吁人们以“分析的火炬”，照亮人类的道德和政治学。
这个梦想的总设计师不是孔多塞，也不是其他任何一位把这个梦想表达得很好的启蒙哲学家，而是培根。在启蒙运动的发起人之中，培根的精神影响力最为持久。在过去四个世纪中，他的精神让我们了解到，我们必须知道发生在自身四周与内心的自然现象，才能使人类走上自我改进的道路；而且当我们这么做时，必须认清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否定这样的梦想，我们就会重新步入野蛮时期。在学术上，培根质疑古典“细致”学习（classi-cal“delicate”learning）的可信度，中世纪的这种学习形式根植于古代文献和逻辑解释中。培根嘲讽并反对依赖经院哲学（scholastic philosophy），呼吁不要参考预定架构，要根据自然和人类特有的状况来研究自然和人类。他以卓越的洞察力观察人类的心理过程，发现“人类心智往往在匆忙的状态下，毫无选择地吸收对事物的第一印象，并加以珍惜，从此之后事情相继而生，当初所犯的错误会永远持续下去，而不加以修正”。这么说来，知识并不是好好架构出来的，而是“一个没有基础的伟大结构”。
当人们同意去赞赏并夸大错误的心智潜能而忽视或摧毁可能成真的真理时，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寻求较好的协助，从头开始，并在一个坚固结实的基础上重新培育，建立起科学、艺术和所有的其他人类知识。
在培根想象的所有可能的研究方法中，他认为最佳的是归纳法。这个方法是收集大量事实，然后从中探索模式。为了获得最高的客观性，先见必须愈少愈好。培根宣称，各种学科可以组成一个金字塔，以博物学为基础，之上是包含博物学的物理学，哲学则位于最顶端，用来解释之下的所有事件——不过，有时也许会以超出人类理解范围的权威和形式来解释。
科学哲学家培根
培根并不是有天分的科学家（他说：“我穿针引线的本领并不是那么好。”），也不是受过训练的数学家，却是创立科学哲学的优秀思想家。正如他的名言所说的，他有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所有知识都是他学习的对象。他在启蒙运动中更进一步地成为第一位分类学家，并成为科学方法的主要提供者。他是昭告新时代的号手，号召人类“在彼此之间制造和平，并集众人之力对抗万物的自然本质，突破并占领自然的城堡和防守区，由此扩张人类帝国的领土”。
他这番言论相当傲慢而无畏，但很切合他那个时代。培根生于1561年，是尼古拉斯·培根与安·培根（Nicholas and Ann Bacon）最小的儿子。他的双亲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毫无保留地献身于艺术。在培根生平中，英国在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的相继统治下，由封建社会磕磕绊绊地转变为民族国家，并萌生出殖民的力量；在这同时，英国刚创立了自己的宗教，中产阶级的势力也逐渐抬头。到了1626年培根去世时，北美的詹姆斯敦（Jamestown）已经成为殖民地，并且成立了第一个议会制政体，搭乘五月花号前去美洲的新教徒也在普利茅斯（Plymouth）安居下来。培根目睹了英语首次绽放花朵。尽管他认为英语很粗俗，并且比较喜欢使用拉丁文来书写，但他的英语能力属于大师级的。他生活在工业和文化的黄金时代，围绕在他身边的都是世界上极有成就的人物，最著名的有德雷克、罗利[1]和莎士比亚。
培根在一生中的每个阶段都享有高阶层的特权。他在剑桥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受教育，这所学院因为亨利八世在数十年前所捐赠的土地而变得繁盛。（而一个世纪之后又成为牛顿的母校。）培根在1582年成为律师，两年之后被任命为议会议员。事实上他一出生就和王室很接近。他的父亲是掌玺大臣，为英国最高的司法首长。伊丽莎白一世很早就注意到这个小男孩，常常和他说话，喜欢看到他在知识上的早熟和举止上的稳重。她昵称他为“小掌玺大臣”。
培根终身都是地道的朝臣，他的政治信仰和运气与王室密切相关。在詹姆斯一世的任内，由于美言美语和明智的咨商，他的地位迁升到和他野心相当的高度：1603年，詹姆斯一世登基时受封为爵士，之后连续被提名为首席检察官、掌玺大臣，并在1618年成为大法官。在最后一个公职任上，他被封为维鲁拉姆男爵（Baron of Verulam），之后不久又成为圣奥尔本子爵（Viscount St. Alban）。
培根一直和王室靠得非常近，最后的命运和飞蛾一样，因遭到王室之光的灼伤而几乎送命。培根的敌人想方设法加害于他，从他混乱不明的财产记录上找到摧毁他的关键点，最后在1621年成功地把他从大法官的席位上弹劾下来。培根也承认有罪，因为他在担任最高公职时收受贿赂——他称之为“礼物”。结果，他被罚缴了一大笔钱，被押送着走过叛国者之门（Traitor’s Gate），然后被监禁在伦敦塔内。但是，他并不就此屈服，立刻写信给白金汉侯爵：“我的好侯爵，请您今天就搞到保释我的令状……尽管我承认自己所受的判决合乎正义的标准，也符合改革的目标，但是自尼古拉斯·培根以来，我是接连五位大法官继任者当中最正直的一位。”
他的确一向如此，而且比这还要正直。培根在三天内就被释放了。从政的野心带给他的负担终于解除了，他晚年完全沉浸在令人满足的学术研究中。1626年早春，培根为了测试他最钟爱的想法而进行即兴实验而致死，真所谓死得其所。奥布里[2]当时做了以下的报道：
当他和威瑟伯恩（Witherborne）医生搭乘马车去兜风，正要前往海格特（Highgate）时，雪花开始在地上堆积起来。培根爵爷突然间起了个念头，为什么雪不能像食盐那样用来保存肉食。于是，他们决定立刻做实验。他们下了马车，走到海格特山脚下一个贫穷妇人的住处，买了一只母鸡，让那位妇人清除掉内脏，然后在母鸡体内塞满雪，爵爷也亲自动手帮忙。这些雪立刻使他着了凉，生了重病，以致无法返回住处……
培根被送到附近阿伦德尔（Arundel）伯爵家中。他的病情一直很严重，最后极可能是因为患上了肺炎而死于当年的4月9日。
[1]德雷克（Sir Francis Drake，1540—1596），英国航海家、第一位作环球航行的英国船长，曾任舰队司令，击败来犯的西班牙无敌舰队，战功卓著。罗利（Sir Walter Raleigh，1554?—1618），英国探险家、作家，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宠臣，早期美洲殖民者，因被指控阴谋推翻詹姆斯一世而被监禁在伦敦塔，后被处死。——译注
[2]奥布里（John Aubrey，1626—1697），英国收藏家、作家，以生动、深入地刻画当代人物而闻名。——译注
克服心智假象
培根追随内心真诚的召唤，重新成为一名极有远见的学者，也因此减轻了羞辱所带来的痛苦。就像他的常被引用的名言：“那些死于热诚追寻的人，就像在热血中受了伤，几乎感受不到任何疼痛。”他自认为一生当中对两件事物有极大的野心，二者彼此竞争，到最后，他后悔曾经在公职上投入太多时间，而在学术上造成同等的损失。他沉思道：“在人生朝圣的旅途中，我的灵魂一直是个陌路人。”
他的天分虽然与莎士比亚不同，但程度不分轩轾。也有些人把他误认为莎士比亚。他在1605年《学习的进步》（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一书中，融合了高度的文学才华以及综合事物的热诚，这正是启蒙运动开始时最需要的两种特质。他在知识上的重要贡献，使他称得上是一名博学多闻的未来主义者。他提议学术不能只强记背诵古典文本，以及对古典文本进行理性演绎，而是必须直接和世界接触。他宣称，文明的未来在科学。
培根对科学的定义很广泛，和现今的一般观念不同，其中包括即将萌芽的社会科学和部分的人文学科。他强调，最新进的学习方法，是利用实验屡次验证知识。但是他所谓的实验不仅是现代科学所从事的控制与操作，也包括所有人类经由信息、农业和工业的发展而对世界造成的改变。他认为知识的主要分支是开放的，能够不断演进（他说：“我不能给你任何承诺。”）；然而，他又雄辩滔滔，强调自己相信知识具有统一性。他反对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就一直盛行的风气：在学科间做明显的划分。然而幸运的是，他在必要时，也能对知识这项事业保持沉默，没有预测各大知识分支的最终的发展结果。
培根虽然没有发明归纳法，但对归纳法做了详尽的解释，拿它来对应古典时期和中世纪的演绎法。所以，他仍然值得被授予“归纳法之父”的头衔，也因此闻名后世。培根所偏好的程序，不仅仅是单纯的事实列举，比如以下这个现代的例子：“植物的花百分之九十是黄色、红色或白色的，而且会有昆虫来访。”他认为一开始是公正地描述现象，然后进一步收集各种现象的共性，找出中间层次的共性，再进一步找出更高层次的共性，比方说：“花朵进化出经过特别设计的颜色和结构，以便吸引特定的昆虫，而且也只有这些昆虫可以给它们授粉。”培根的理性分析革新了盛行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传统描述分类法，但并未考虑到构成现代科学核心的理论、观念形成法和对立假设。
培根就心理学提出最具远见的看法，尤其是创造力的本质。虽然他不采用“心理学”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在1653年还没出现），但懂得心理学在科学研究和其他学术研究上极具重要性。他深刻感知发现过程的心路历程，也知道如何以最好的方式使这个心路历程系统化，并以最具说服力的方式来传达它的内涵。他写道：“人类对事物的理解并不只是一道冰冷的光线，它同时受到人类意志和情绪的影响，因此，科学研究可被称为‘个人期望下的科学’。”他并不是要我们透过感情的三棱镜，对真实世界产生扭曲的看法。我们仍必须直接拥抱真实的世界，并且毫无避讳地加以报道。但是，我们的描述最好和当初的发现过程一样，保有情绪上的生动活泼。大自然与它的神秘感必然会像诗篇与寓言那样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培根后来建议我们用格言、插图、故事、寓言和模拟等方法，以清楚的画面把真相从发现者那儿传递给读者。他认为人类的心智“并不是蜡制的写字板。在蜡板上，你必须擦掉旧有的东西，才能写上新的；然而在人类心智上，除非你写上新的想法，否则无法抹去旧有的思绪”。
培根希望借由对心理过程的了解，改革跨学科的理性分析。他说，要当心“心智的假象”（idols of the mind），这是没受过严谨训练的思想家最容易犯的错误，是真正扭曲人性的三棱镜。其中，“种族（tribe）假象”使人类高估了混沌的自然界所具有的秩序，“洞穴（cave）假象”使人类受到个人特殊信仰和热诚的囚锢，“市场（marketplace）假象”使人类因为单纯的文字力量的诱导而相信不存在的事物，“剧场（theater）假象”则使人类毫不质疑地接受哲学信仰以及错误的论证。培根督促人们远离这些假象，观察周围世界的真面目，并且仔细想想如何以最佳的方法把真实经验传递给别人；你需要为此用上全身的每一个细胞。
笛卡儿坐标
我并不希望在这方面把培根的地位抬得太高，以至于把他塑造成了一个现代人。他完全不是那样。培根的年轻朋友哈维[1]是一位医生兼地道的科学家，他发现了血液循环的基本现象。他就事论事地说，培根写哲学就像大法官在起草法令，他的句子可以刻在美丽的大理石上，作为典礼的装饰。培根所构思的知识统一性，和目前所谓的“融通”观念相去甚远，并没有谈到要把跨学科的因果关系仔细而有系统地联系起来。他强调要建立一个共同的归纳探索方法，最好能通用于所有的学识分支。他在寻找一个最佳的方法，来表达我们所获得的知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认为需要充分运用人文学科，包括艺术和小说，把它们当作发展和表达科学的最佳途径。依照培根广泛的定义，科学就应该是诗篇，诗篇就应该是科学。这个想法，至少在现代听来是悦耳的。
培根认为，改善人类处境的关键，在于受过训练而且具备统一性的学习方式。他那堆积在著名图书馆内的众多著作，仍然值得一读，包括他常被引用的论文和格言，以及《学习的进步》、《新工具》（Novum Organum，1620）和《新大西岛》（New Atlantis，1627）。《新大西岛》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寓言故事，内容是关于一个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社会。培根刻意在大多数哲学和小说作品中融入知识统一性的构想，他称之为“Instauratio Magna”，字面上的意思是“大复兴”，也可称之为“新开始”。
一小群具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因为培根的哲学思想而提升了洞察力；他的想法也为数十年后壮观的科学革命做好了准备工作。直到今日，培根的想法仍然位于科技伦理的中心。他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在必要时独自挺身而出，兼备只有在伟大学者身上才看得到的谦虚和天真的傲慢。在《新工具》这本书的书名之下，他要求出版社加印了以下几行文字：
维鲁拉姆的弗朗西斯
根据他的理性分析判断，
为了现在和未来世代的利益，
有必要让他们熟悉他的思想。[2]
我们心中留存下来的历史，都充满了神话故事中的典型角色。[3]我相信这也正是培根具有吸引力以及能维持长久声名的原因之一。在启蒙运动的舞台上，培根是一位探险的先驱。他宣称新大陆正在等着我们，让我们开始艰苦的长征，启程迈向一个没有地图指引的地域。故事中的导师则是笛卡儿，他是代数几何和近代哲学的创始人，也一直是法国杰出的学者。笛卡儿和之前的培根一样，召集学者从事科学研究，年轻的牛顿也很快出现在其中。笛卡儿告诉我们该如何利用准确的演绎法来从事科学研究：切中每一个现象的核心，并记下现象的架构。他解释道，这个世界是三维的，所以让我们把自己对世界的观察，架构在这个三维坐标上。这个三维坐标现在被称为“笛卡儿坐标”。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三维坐标来确定任何物体的长、宽、高，并经由数学运算来探讨物体的基本性质。为了实现这个想法的基本雏形，笛卡儿重建了代数符号，以它来解决复杂的几何问题，同时进一步探讨超越视觉三维空间的数学领域。
笛卡儿最重要的看法，是把知识视为一个由互相关联的真理所组成的系统，而且最终可以抽象化成数学。他说，在1619年11月的某个夜晚，这个想法通过一系列的梦境出现。不知道怎么回事，在一群混乱的象征符号（包括霹雳、书、一个恶魔和一个甜瓜）中，他看出宇宙是理性的，并且由因果关系所整合。他相信这个观念可以被应用到物理学、医学（包括生物学），甚至道德的理性分析。就这个角度而言，他为知识统一的信念奠定了基础，并且对18世纪的启蒙思想具有很深刻的影响。
笛卡儿坚持，系统性的质疑是学习的首要原则。根据他的直觉，所有的知识都必须平摆开来，接受逻辑这个严谨架构的测试。他只允许自己保有一个无法否定的前提，也就是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笛卡儿的质疑系统在现代科学中依然存在，这个方法是系统性地一一去除所有的可能假设，只留下一组公理，而根据这组公理，我们可以建立符合逻辑的理性思考，并且严谨地设计实验。
不过，笛卡儿对形而上学做了一个基本的让步。他终生信奉天主教，相信神绝对完美，神借由笛卡儿的心灵所展现的思考力量，就是明证了。在这个既定的想法支配下，笛卡儿提议把人类的心智和物质完全分开。这个策略容许他把心智搁在一旁，以纯机械的方式专心研究物质。他在1637—1649年间出版的著作中，提出了化约主义（reductionism），相信世界由一组物理零件组成，可以拆开来个别分析。化约主义和解析数学模型注定成为现代科学研究中最具威力的知识工具。［1642年是思想史上极特殊的一年：笛卡儿刚出版《第一哲学的沉思集》（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又即将推出《哲学原理》（Principia Philosophiae）；伽利略过世，牛顿诞生。］[4]
[1]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英国生理学家，进行动物和人体的解剖，发现了心脏、血管和血液的功能。——译注
[2]我在这里所描述的培根生平，来自他本人的著作以及许多的二手数据，其中最重要的是James Stephens, Francis Bacon and the Style of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Benjamin Farrington, Francis Bacon: Philosopher of Industrial Science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9); Peter Urbach, Francis Bacon’s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 Account and a Reappraisal (La Salle, IL: Open Court, 1987); Catherine Drinker Bowen, Francis Bacon: The Temper of a Man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93)。其中，Urbach在一次颇受重视的分析中主张，培根提倡要在研究的所有阶段形成想象性的假设，而无须在研究开始时致力于收集资料。因此，Urbach认为，相较于根据培根文本所做的传统诠释，培根其实更加现代。
[3]我把启蒙运动的创始者比拟为历史探险中的神秘角色，是因为受到两本书的启发：其一为Joseph Campbell,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49)，其二为这本书在大众文化上的应用，Christopher Vogler,The Writer’s Journey: Mythic Structures for Screenwriters and Storytellers(Studio City, CA: Michael Wiese Productions, 1992)。
[4]有关笛卡儿的生平和成就，最近出版了一份极佳的报道，为Stephen Gaukroger, Descartes: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牛顿建立了秩序
当启蒙运动展开时，牛顿和伽利略跃升到相同的地位，被当作回应培根号召的人物当中最具影响力的英雄。牛顿是一位不断追求新视野、极具机智和才气的人，他发明微积分比莱布尼茨早，不过莱布尼茨使用的数学符号比较清楚，成为我们目前所采用的版本。微积分和相关的解析几何是物理学上最重要的两项数学工具，随后也被应用到化学、生物学和经济学上。牛顿也是极具创造力的实验学家，他领先体认到，科学上的一般定律可以经由巧妙地操控物理过程而获得。他在三棱镜的研究中，指出光的折射和颜色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显示太阳光的复杂本质，以及彩虹的形成原因。这个实验和许多伟大的科学实验一样简单，任何人都可以很快地重复。让阳光透过三棱镜，其中具有不同波长的光线就会折射成由不同颜色构成的可见光谱；之后，这些可见光可以再透过三棱镜折射回去，产生太阳光。牛顿利用这个发现，建造了第一台反射式天文望远镜，这个极为卓越的仪器在一个世纪之后，由英国天文学家赫歇尔[1]加以改良，并应用至今。
牛顿在1684年用公式表示了与质量和距离相关的万有引力定律，接着又在1687年用公式表示三大运动定律。这些数学公式是现代科学上的第一个重大突破。牛顿指出，根据力学的基本原理可以推导出哥白尼所假设的行星轨道，这些轨道先前已由开普勒证实是椭圆形的。牛顿的运动定律很明确，而且可以被应用到所有的非生物上，从太阳系到一粒细沙。他说，宇宙不仅具有规律，并且可以被理解。至少，神的壮观设计有一部分可以用简短的几行公式写在纸上。牛顿的成功，使笛卡儿的化约主义成为一种神圣的研究科学方法。
由于牛顿在以前由魔法所支配的混乱领域建立起了秩序，所以对启蒙运动造成极大的影响。诗人蒲柏[2]以著名的对韵向他祝贺：
自然和自然律隐藏在黑夜里，
上帝说：“让牛顿出现！”之后便到处是光。
（Nature and Nature’s laws lay hid in night:
God said, “Let Newton be!” and all was light.）
也许并不是“到处”，可能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但是，万有引力定律和运动定律的建立是很重要的开端。这些定律使得启蒙学者开始思考：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人情世故上也找到一个牛顿式的解答？这个想法发展成了启蒙运动进程的主要支柱之一。直到1835年，凯特莱才提出“社会物理学”（social physics），随后出现的“社会学”就是以此为基础的。同时代的孔德也相信，真正的社会科学不可置疑地必将出现。他说：“既然人类不允许漫无边际地思考化学和生物学，何以要允许政治哲学上的恣意思考？”这个说法和孔多塞的想法相互辉映。人类毕竟只不过是极端复杂的机器，为何他们的行为和社会机构不遵守某些尚未定义的自然律？
[1]赫歇尔（William Herschel，1738—1822），原籍德国的英国天文学家，1781年发现天王星，1800年发现红外辐射。——译注
[2]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英国诗人、小说家。——译注
中国科学的停摆
化约主义在这之后的三个世纪内接连成功。在当今，对建立物质世界的知识，它也许是最佳的途径，但是在科学肇始之时，它并不是那么容易被领悟。中国的学者就不会成功地运用化约主义。阿拉伯人以来自希腊的所有知识作为跳板，而中国学者所在的地理位置相形之下显得孤立很多，但可以像阿拉伯人那样快速地汲取科学信息。由此看来，中国学者的学识能力与西方科学家旗鼓相当。从公元元年到13世纪，中国的文明远远超过欧洲。但是依据记载中国科学发展年谱的英国生化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的看法，中国科学研究的焦点始终摆在对事物的整体性质以及事物之间和谐而具阶级性的关系的研究上，从天上的星辰到地上的山岳、花朵与沙尘，无不如此。在这种世界观下，自然界的物体是不可分离的，并且会不断变化，而不像启蒙运动思想家所体认的那样彼此分立且持久不变。结果，17世纪就出现在欧洲科学中的抽象过程和解析研究，却从来没有在中国出现。
为什么在中国的文明中，并没有出现像笛卡儿或牛顿这样的人物？这有它历史和宗教上的原因。中国人之所以不喜欢抽象的、编集成典的定律，主要是因为法家在思想统治上会带来不愉快的经验。法家是严格的法律制定者，在秦朝（公元前221—前207）由封建制度转变为官僚制度时在思想上主导中国。法家基本上相信，人是反社会的，必须以法律加以束缚，才能让国家安全地置于个人欲望之上。更重要的可能是，中国学者不相信在万物之上存有一位具备人类特质与创造特质的神。在他们的宇宙中，并不存在理性的造物主。因此，他们细心描述的物体并不遵守普适的原理，反而是按照宇宙的秩序，遵守特定的规则，并在这个规则之下运行。既然不迫切需要普适的原理（也就是神的旨意）这样的观念，也就无须寻找它们了。[1]
西方科学之所以能占据领导的地位，主要是因为它采用了化约主义和物理定律来进一步理解超出人类感官所及的时空。但是，这样的发展使人类的自我形象和人类对宇宙其他部分的看法渐行渐远。结果，完整的宇宙真相似乎变得愈来愈离奇。统领20世纪科学的护身符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它们是人类心智最奇怪的产物，由爱因斯坦、普朗克[2]和其他理论物理学先驱构思而成。他们在寻找一个可以量化而且外星人和人类都认同并因而独立于人类心智之外的真理。物理学家在这方面极为成功，但也发现如果没有数学的帮忙，人类的直觉是很有限的，他们发现要了解自然界相当困难。理论物理学和分子生物学则是后天获得的体验。科学进步的代价是让我们谦虚地认识到，真理的架构并不是人类心智可以轻易掌握的。这是利用科学来理解事物时所面对的基本信条：人类的存在和人类所具有的思维方式，是进化的结果，而不是进化的目标。
[1]李约瑟对中国科学的诠释来自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An Abridgement of Joseph Needham's Original Text, Volume I, prepared by Colin A. Ron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2]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1921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普朗克（Max Planck，1858—1947），1918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译注
自然神论
现在，让我们会见这个如史诗般壮丽的舞台上的最后一个主角——心灵最深处的看守者。那些较为极端的启蒙运动时代的作家，深受科学唯物主义的影响，于是重新评估上帝本身。他们所发明的造物主，会服从它自己所建立的自然律，这样的信仰被称为“自然神论”（deism）。他们驳斥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一神论”（theism），不相信神是无所不在，对世俗事物深感兴趣，他们也反对天堂和地狱这种非物质的世界。少数较具勇气的人，则直接彻底地主张“无神论”（atheism），顶着冒犯虔诚信徒的危险，暗示宇宙的存在没有意义。但是，大多数人仍然采取中间路线，承认神这个造物主的存在，但是它只显现在它亲手创造的实体和过程当中。
自然神论至今一直坚持采取较缓和的形式，并颁发给科学家一个寻找神的执照。更准确地说，它促使一小部分人通过专业的沉思，为神（她？它？或他们？）的形象进行局部素描。它在另一个层面上具备物质性，但不具备人的特质。它也许是来自其他宇宙的从黑洞中跳出来的管理者，借着调整物理定律和其中的参数来观察自己的创作成果。也许，我们可以从宇宙诞生时所产生的宇宙背景辐射中，看到它模糊的面孔；或者，我们注定要在数十亿年之后的未来，当进化过程抵达最后的Ω点（omega point），完全的统一与完整的知识已达成，而且人类和外星生物交会聚集时，才会触及它。
我必须承认自己读过不少这样的描述，有些甚至是由科学家所撰写，但是我认为这些描述都不具备启蒙运动的精神，令人极为沮丧，因为这正是神学家不断向我们灌输的想法：这个宇宙之外存在一个造物主，终将以某种方式显现。然而，撇开宗教思想家不谈，只有少数科学家和哲学家会对科学神学这种趣味性的胡扯采取严肃的态度。一个比较一致而且有趣、同时又是理论物理学能力所及的做法，是尝试回答以下的问题：一个由个别物质粒子所组成的宇宙，是不是只有在一组特殊的自然律和参数的支配下，才有可能产生？换句话说，人类的想象力既然能构想出其他的定律和价值，那能不能因而超越可能的既存现象？任何的创世场景都可能只是我们想象得到的各种宇宙中的一部分。关于这个想法，据说爱因斯坦在沉思“新自然神论”（neo-deistic）时，曾经对助手斯特劳斯（Ernst Straus）表示：“我真正有兴趣的，是想知道神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有没有选择的余地。”[1]这方面的理性思考可以奇妙地延伸到“人择原理”（anthropic principle，亦称“人本原理”）的想法上；这个想法认为自然律必须设定得足够精确（至少在我们的宇宙中），以便创造出有能力质问这些自然律的生物体。
[1]爱因斯坦对助手斯特劳斯说的话，引自Gerald Holton, Thematic Origins of Scientific Thought(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害怕科学的威胁
启蒙运动的自然神论和传统神学之间的争议可以概括如下。传统基督教的一神论是建立在理性思考和神所授予的启示上，这是两个想象所及的知识来源。根据这个看法，理性思考和神的启示之间不可能发生冲突，因为当两者相反时，神的启示总是占据较高的地位——当初罗马宗教法庭要求伽利略在正教教义和痛苦之间做出选择时，就是如此提醒伽利略的。相反，自然神论者赋予理性思考较高的制裁权，坚持一神论者要用理性思考来证明神的启示。
18世纪的传统神学家在面对启蒙运动的挑战时寸步不让。他们反驳，基督教信仰不能自贬身价，向理性测试屈服。永恒不灭的真理若没有神的协助，无法为人类的心智所了解。神会在它所挑选的时刻，以它所决定的方式显示这些真理来让我们了解。
既然宗教在日常生活上占有中心地位，一神论者对理性思考的反对态度似乎……嗯，似乎还算合理。18世纪的信徒在日常生活中同时相信理性推论和神的启示不觉得有什么困难。正因为实际上不存在任何迫切的理由需要相信一个新的形而上学，所以基督教神学家赢得了这场争论。这是启蒙运动第一次明显的挫败。
所以自然神论的致命缺陷并不在理性思考上，而在情绪上。纯理性的思考因为不造成流血，所以没有吸引力。把神秘的神圣感去除之后的宗教仪式，往往失去了情绪上的震撼力，因为参加仪式的人必须通过对更高权威的服从来满足对族群忠心尽力的本能需求。特别是在危险和悲剧性的时刻，非理性的仪式尤其重要。人类需要向一位不会犯错而且仁慈的神明屈服，这是无法取代的需求，而这样的献身屈从将带来救赎。同时，对一个不会灭亡的生命力给以正式的肯定，也是无法被取代的，而这样的信仰投入将带来“超然界”（transcendence）。因此大多数人都很希望科学能够证明神的存在，但不去度量它的能力。
自然神论和科学也无法伸展到伦理学的范畴内。辉煌的启蒙运动并没有达成它的承诺，产生一个有客观基础的道德理性思考。即使具备伦理前提的永恒世俗领域真的存在，启蒙运动时代的人们的知识能力却似乎太过微弱、太过飘忽不定，以至于无法指出这个领域的所在。结果，神学家和哲学家各自坚持既有的立场，一者要把决定权交给宗教权威，另者则以主观方式仔细推演他们所知道的自然权利。除此之外，他们找不到其他更合逻辑的做法。那些几千年来被宗教神圣化的教条，多多少少好像行得通，而且我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时间把它完全搞清楚。人们可以无限延迟对天国（或天体）的沉思，但是对日常生活中的生死问题无法如此。
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个反对启蒙运动的纯理性原因，这个原因至今依然存在。假设启蒙运动支持者最狂妄的宣称是正确的，以致科学家真能够审视未来，并探知对人类最有利的行动方式，那么我们会不会掉入逻辑与预知命运的陷阱？启蒙运动的目标，就像之前的希腊人道主义，都具有普罗米修斯[1]式的创新精神。这个运动所产生的知识可以将人类从野蛮的世界中解放出来，但也可能产生相反的结果。如果科学在制定不变的自然律时提出的质问，削弱了神这个观念，那么人类有可能因此而丧失既有的自由。也许世界上只有一种“完美”的社会秩序，而科学家真的能够寻得到——或更糟糕的，错误地宣称他们找到了。于是，像哈德良长城[2]那样保护着人类文明的宗教权威将被破坏，紧接而来的将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下的野蛮行动。启蒙运动中世俗想法的这个黑暗面，在法国大革命中暴露了出来，最近也呈现在“科学的”社会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法西斯主义中。
另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是：由科学所推动的社会，有可能会破坏神（或数十亿年的进化过程）在世界上建立起来的自然秩序。我们如果赋予科学太大的权威，它可能变成一个具有自我摧毁力的逆子。这个非神所创造的科技，其实是现代文化中一个极具威力且深得人心的形象。好莱坞的魔鬼终结者由金属制成，以微芯片控制，是一个与科学怪人雷同的恶魔，他们都报复性地摧毁他们的创造者，包括那些身穿实验室工作服、傲慢地预告科学将统治这个新时代的无知天才。暴风刮起，恶毒的突变物种四处蔓生，生命灭亡。国家之间以摧毁世界的科技互相胁迫。英国因为雷达的发展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以自保，但在原子弹轰炸日本之后，就连英国的首相丘吉尔也担心“科学闪亮的翅膀”将把我们带回石器时代。
[1]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因盗取天火给世人，而被宙斯锁在高加索山崖上，白天神鹰啄食其肝脏，夜间伤口愈合，第二天神鹰复来，但他始终坚强不屈。——译注
[2]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罗马人保卫不列颠北疆的屏障，西起索尔威湾（Solway Firth），东至泰恩河（Tyne River）河口。于公元2世纪上半叶，奉罗马皇帝哈德良（Hadrian，76—138）之命建造。——译注
浪漫主义大放异彩
对那些长久以来畏惧科学会以浮士德[1]而非以普罗米修斯的面孔出现的人而言，启蒙运动对人类灵性的自由，甚至对生命本身，造成了极大的威胁。面对这样的威胁，我们有什么方法解决？反抗！回归凡朴的自然人，重新强调个人幻想和相信人类永不灭亡是重要的。经由艺术抵达更高的层次，或是推动一个浪漫革命（Romantic Revolution）以求解脱。华兹华斯[2]在1807年采用当时正在欧洲各地展开的运动中所采用的典型文字，激发出一种超越理性掌控的、更原始的、更宁静的存在的光环：
那把我们送到这儿来的永生海域，
我们的灵魂能够看见，
能在霎时间去往那里，
去看孩子们嬉戏游玩在海岸上，
去聆听那永远在翻腾的浩瀚的海洋。
随着华兹华斯的句子，“我们因为无法表达威力而喘息”，闭上眼睛：心灵向上飞扬，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的万有引力定律逐渐消失。心灵进入了一个无法用重量和测量来描述的境界。尽管我们无法否认由物质和能量所组成的宇宙具有局限性，但我们至少可以用最灿烂的蔑视将它忽略。无可否认，华兹华斯和19世纪上半期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创造了极其美丽的作品。他们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真理，并且将艺术和科学的距离拉得更远。
浪漫主义在哲学上也大放异彩，它着重反叛性，强调随心所欲、强烈的情绪和英雄式的远见。这个主义的实践者追求只有心灵才能感受到的美感，梦想人类将成为无限自然界的一部分。卢梭虽然常被归类于启蒙哲学家，但他其实是浪漫时期哲学运动的开创者，并且极具远见。对他而言，学问和社会秩序是人类的敌人。他在著作中，包括1749年所写的《论科学与艺术》（Discourse on the Sciences and the Arts）以及1762年的《爱弥儿》（émile），极力赞扬“睡着的理性”（sleep of reason）。他的乌托邦是一个极简化的国度，其中的人们抛弃书本以及其他与学识相关的物品，进而培养感官与健康方面的乐趣。卢梭说，人类本是存在于和平的大自然中的高贵野蛮物种，后来受到文明和学识的影响而变得腐败。宗教、婚姻、法律和政府是那些权威人士为了维护个人的利益而虚构出来的，一般的普通老百姓则为了这个高层次的卑鄙行为，付出邪恶和令人不快的代价。
当卢梭发展出这套极不正确的人类学架构时，由歌德、黑格尔、赫德和谢林[3]带领的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家，正开始重新将形而上学引入科学和哲学的领域，产生了所谓的自然哲学（Naturphilosophie）。这是由感觉、神秘主义和“半科学假设”（quasi-scientific hypothesis）混合而成的哲学。在这群诠释者当中表现得极为杰出的歌德，在一生中最想成为科学家。他对科学的野心胜过对文学，但文学才是他实际上具有不朽贡献的领域。他对科学这个观念，这个可以用来了解真实现象的方法，表现出了尊重。同时，他也了解科学的基本法则，并乐于声称，解析和综合应该像吸气和吐气那样自然地交替进行。他对牛顿力学所采用的抽象数学也有批评，并且认为物理把解释宇宙现象作为目标，未免野心过高。他对实验科学家所使用的“技术上的小把戏”经常不屑一顾。其实，他曾经尝试重复牛顿的光学实验，但结果并不理想。
我们轻易地就原谅了歌德，因为他最终的目标毕竟是高尚的，简直是想把人类的灵魂和科学机器相结合。如果歌德生前就预见到历史将赋予他的评价为“伟大的诗人兼不入流的科学家”，他必定会非常难过。他在科学综合上的失败，是因为缺乏我们今天所谓的“科学家的本能”，就更别提具有必备的相关技巧了。微积分令他困惑，据说他也无法区分云雀和麻雀。但是他对大自然有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热爱，他宣称，我们必须对大自然培养出一种亲近而深刻的感觉。“大自然喜欢制造幻觉。她把人类笼罩在云雾里，驱使他们迎向光明。凡不肯参与幻觉的人们，她都报以暴君般的惩罚；凡接受幻觉的人们，她则衷心拥抱。热爱大自然是亲近大自然的唯一方法。”[4]我可以想象培根在哲学家死后进入的天堂里，不断以“心智的假象”来教训歌德，而牛顿则立刻失去了耐心。
[1]浮士德（Faust），德国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为获得青春、知识和魔力，向恶魔出卖自己的灵魂。——译注
[2]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主张用平民化的口吻写诗，他的主题是自然界对人的思想及感觉的影响。1843年被封为桂冠诗人。——译注
[3]歌德（Johann W. von Goethe，1749—1832），德国诗人、作家，著有诗剧《浮士德》、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黑格尔（Georg W. F. Hegel，1770—1831），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提出系统的辩证法理论，其哲学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主要著作有《哲学全书》、《逻辑学》等。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德国思想家、作家。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理想主义重要代表。——译注
[4]歌德对无所不见的大自然所发的议论，引自Gesammte Werke, Goethe, volume XXX (Stuttgart: Cotta, 1858), p. 313。英译本见Sir Charles Scott Sherrington, Goethe On Nature and On Science,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9)。
浪漫主义与先验主义之对抗
德国卓越的浪漫主义哲学家谢林尝试以理性而非诗篇，将科学上的普罗米修斯和静止（immobility）结合起来。他主张宇宙万物具有人类所无法了解的统一性。事实本身最多只是真理的一部分；我们所感知到的，也只是连续变化的宇宙的片断。谢林因此下结论：大自然是有生命的，她是一个有创造力的灵魂，能够把进行认知的人和被认知的事物结合起来，并且随着理性了解和心灵感受的不断扩充，朝着彻底实现自我的最终状态迈进。
在美国，德国的哲学浪漫主义有新英格兰地区的先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与之相互辉映。其中最著名的哲学家是爱默生和梭罗[1]。先验主义者极其反对杰克逊[2]任上充斥美国社会的商业主义。在他们的想象中，心灵世界完全建立在个人的性情和气质上。和欧洲的同僚相比，他们和科学较为投趣。在梭罗所写的《种子的信仰》（Faith in a Seed）和其他著作中，从博物学的角度描述了许多对自然界的准确观察。先验主义者中，甚至包括一位成熟而地道的科学家——阿加西[3]。他是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馆长、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创建委员，是一位地质学家兼动物学家，同时也是极具才气的演说家。这位伟大人物所采用的形而上学推演与谢林的类似，他推得宇宙是神心目中的形象。出现在他宇宙观中的科学神明，基本上和神学家讲的神明相同。1859年，阿加西正当事业的高峰，却因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一书的出现而遭受诽谤。《物种起源》提出了自然择汰（简称天择）机制的生物进化论，认为生命的多样性是一种自行集合（self-assembling）的过程。阿加西当然是到大西洋沿岸的各大城市，在为他着迷的观众面前为神做辩护。他认为神不可能以恣意的突变和适者生存为依凭，来创造这个世界。我们的生命观一定不能从宇宙般的宏伟壮阔降格为池塘和树林里那些污秽的细节。他争论道，即便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思考人类处境，都是无法容忍的。
自然科学家在启蒙运动中遭遇了强大的反对势力后，多半都放弃了，不再探讨人类的心灵生活，而把这个领域让给哲学家和诗人，给予他们另一个世纪的时间来自由发挥。实际上，科学家的让步对科学发展而言是一个健全的抉择，因为它驱使研究人员脱离形而上学的陷阱。在整个19世纪，物理学和生物学知识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和政治理论等社会科学，也像暴增的公爵和伯爵头衔般相继兴起，企图占领介于基础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领域。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目前所存在的学术三大分支，是在17、18世纪统一的启蒙思想中产生的。
启蒙运动虽然源自神学，并且对神学十分关注，但具有彻底背逆的世俗性，并借此将人类心智引入了自由的新境界。它把其他所有的事物都搁在一旁，包括各种形式的宗教信仰、政治权威和所有可想象的恐惧，将优先权让给自由探究的道德理念。在启蒙运动所描绘的宇宙内，人类所扮演的角色是永恒的冒险者。在这两个世纪当中，神似乎采取一种新的口吻对人类说话。这一新口吻早在1486年就已经预示了，见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哲学先驱米兰多拉[4]的祈祷文中：
我们所认识的你，不在天堂也不在人间，不会死亡也不会永生。你仿佛是自己的创造者和塑造者，以自由的选择和崇高的尊严，依照自己的爱好塑造自我形象。[5]
但是到了1860年代早期，这个辉煌的影像逐渐消失。理性遭受挫折，知识分子对科学的领导地位失去了信心，而知识具有统一性的可能也急遽下降。但是，启蒙运动的精神继续存活在政治理想主义和个别思想家的期望中。在之后的数十年，新兴的学派蓬勃冒出，就像从倒伏的树干上萌发出来的新芽，例如边沁和穆勒的效益主义伦理学（utilitarian ethics）、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皮尔士、詹姆斯和杜威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6]然而，启蒙运动的中心进程似乎不再能继续了。前两个世纪根深蒂固地镶入思想家脑海的崇高观念，已经失去了大半的可信度。
科学却有它独特的发展。从1700年代早期开始，科学研究人员、科学发现和技术期刊的数目，每隔15年就会增加一倍，直到1970年前后，速度才开始平缓下来。[7]科学不断地成功，使人们对“有规律、可以理解的宇宙”这个想法重新建立起信心。这原本是启蒙运动的基本前提，首先由培根和笛卡儿提出，接着在数学、物理学和生物学上逐渐成长茁壮。但是，化约主义成为启蒙运动的主要科学方法并带来无比的成功后，阻止了复兴启蒙运动中所强调的知识“整体性”。正因为科学的信息是以几何级的速度在增加，大多数研究人员并不关心知识统一的问题，更不在乎哲学思维。他们认为会捉老鼠的猫就是好猫，为什么还需要在这些事情上做深入的沉思？对于1700年代末出现的一种充满了禁忌、有关心智物理基础的学说、一种被高呼为由生物学进入社会科学的渠道的论调，他们更是迟迟不予置评。
[1]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30—1882），美国哲学思想家。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美国作家、诗人及实用哲学家，曾以先验主义原则生活过，以1854年出版的《瓦尔登湖》（Walden）一书成名。梭罗主张公民权利，反对黑奴制度，创立不抵抗主义，受爱默生影响极大。他在1855年决定去瓦尔登湖过自给自足的生活。梭罗住在爱默生拥有的湖边的一片土地上，自己搭了一间木屋，靠地上的产物及自己种的豆为生。《瓦尔登湖》一书含18篇散文，写出他对工作及闲暇的看法，极带有自然主义的色彩。另著有《种子的信仰》。——译注
[2]杰克逊（Andrew Jackson，1767—1845），为美国第七任总统，任期为1829—1837年。——译注
[3]阿加西（Louis Agassiz，1807—1873），“渐变论”倡导者、瑞士自然科学协会主席、哈佛大学著名古生物学家。——译注
[4]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意大利学者、柏拉图学派信徒。——译注
[5]米兰多拉祈祷文的翻译，是相当令人喜欢的诗篇，出现于The Renaissance Philosophy of Man, edited by Ernst Cassirer, Paul O. Kristeller, and John H. Randall, J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p. 225。
[6]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英国哲学家和法学家，功利主义伦理学的代表，认为利益是行为的唯一标准和目的，每个人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就会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主要著作有《道德与立法原理》、《道德义务论》等。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实证论者和功利主义者。主要著作有《逻辑体系》、《政治经济学原理》和《论自由》、《功利主义》。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第一国际的组织者和领袖，科学共产主义奠基者，生于德国，重要著作有《共产党宣言》，并与恩格斯合著有《资本论》。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德国社会主义哲学家，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之一，与马克思合著有《资本论》。皮尔士（Charles Peirce，1839—1914），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自然科学家，实用主义创始人，首次使用“实用主义”一词。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实用主义者，为作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之兄。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和心理学家，实用主义创始者之一。——译注
[7]自1700年以来的科学进展，见David L. Goodstein,“After the Big Crunch,”The Wilson Quarterly, 19:53-60(1995)。
知识分工的结果
另一个比较谦虚的理由，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时对整体的大形象缺乏兴趣，因为科学家不具备必要的学识活力。绝大多数的科学家只是为人所雇用，并且对未来抱着投机心态。这种状况在当今尤其如此。科学家非常专注在自己的专业上，他们所受的教育并没能让他们对世界有较广泛的了解。他们尽可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必要的训练，以便达到学术前锋，从事自己的科学研究，因为在科学发展的前沿生活极为昂贵且不安。成果最丰富的科学家虽然拥有价值百万美元的实验室，却没有时间思考整体的大形象，而且认为那么做不会有任何帮助。美国国家科学院（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00位院士佩戴在翻领上、象征一生成就的玫瑰徽章，正中央为金色，代表科学，周围的紫色则代表自然哲学。哀哉！大多数占据领导地位的科学家，眼光都盯在金色上。
因此，当我们发现物理学家不知道基因是什么，而生物学家以为弦论[1]和小提琴有关时，一点儿也不会惊讶。科学上所颁发的研究成果奖和荣誉奖，是根据个人的科学发现，而不是学术能力和智慧。这种现象在过去就已经如此。培根利用让自己晋升到大法官职位的政治技巧，亲自向英国王室要求基金来实施他的知识统一的计划，结果分文未得。笛卡儿正值盛名的高峰时，法国王族宫廷在形式上颁给他薪俸，但是这笔钱从来没有进到他的账户。于是笛卡儿被迫前往“坐落在岩石和冰天雪地之间、四处是熊”但是较为慷慨的瑞典宫廷，他到那儿不久便死于肺炎了。
因为专业上的需求而把人当作原子般细分的现象，也发生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学府中专家云集。能成为具有原创力的学者，等于成了一个高度分化的世界内的权威；就好比在加尔各答（Calcutta）这个多语系的世界里，每个语系也都有它的权威一般。当杰斐逊在1797年就任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的会长时，全美具有专业水平的科学家和他们在人文学科中的同僚，还能够全体一起舒适地在哲学礼堂的讲演厅内就座，而且大多能对整个知识界发表相当有水平的言论；当时的学术界相当小，还能够视为一个整体。今天，他们的后继者包括45万名具有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的学者，数量之多，甚至会使费城变得十分拥挤。一般而言，从事专业研究的学者并没有多大的选择，只能细分彼此的研究专业和研究进程，每人在各自分得的小块领域中进行研究。要成为成功的学者，就必须终生投身于研究细胞膜的生物物理学，研究浪漫时期的诗人、早期美国历史，或是其他一些很受局限的正式研究领域。
这种专业上的细分，更进一步反映在20世纪艺术和建筑的现代主义（modernism）风格上。艺术巨擘布拉克、毕加索、斯特拉文斯基、艾略特、乔伊斯、葛兰姆、格罗皮乌斯、赖特[2]和他们同僚的作品，是如此创新，表现手法是如此漫无边际，以至于无法利用传统方法归类。也许我们只能说：现代主义者不计代价，尝试要创新和引人注目。他们确认出传统的桎梏，并且在自觉的状况下将桎梏摧毁。许多艺术家为了探索人类的无意识，反对写实主义的表达方式。[3]
弗洛伊德既是科学家，又擅长于文学，他带给这些艺术家许多心灵上的启发，我们可以恰当地把他和艺术家归为一类。由于心理分析所造成的影响，现代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注意力，由社会政治转移到私人心理上。他们倾向于把自己领域内的每个课题，交给休斯克（Carl E. Schorske）所谓的“变化的无情离心机”（ruthless centrifuge of change）来处理，目的是要骄傲地宣称，20世纪的上层文化可以从过去的历史中独立出来。他们并不是虚无主义者（nihilists），反而是在追寻一个新层次的秩序和意义；他们是彻底的实验学家，想亲自参与这个世纪科技和政治上的极端变化，并希望完全依照自己的方式来塑造其中的一部分。
这么一来，启蒙运动所遗留下来的自由思想，首先在浪漫主义时期就和人文学科脱了节，到了20世纪中期，完全丧失了借助科学来统一知识的希望。斯诺[4]在1959年的瑞德讲座（Rede Lecture）中所描述的两种文化——文学和科学，已经不再相互关联了。[5]
[1]弦论（string theory），一种新的高能物理理论，其中物质的基石为高维时空（高于三维的空间加一维时间）中的“弦”（string）。虽然它是万有理论（解释一切基本作用力与物质基石之统一理论）的候选者，但是至今未有任何实验或观测证据。——译注
[2]布拉克（Georges Braque，1882—1963），法国画家，立体主义画派代表之一，曾参加野兽派绘画运动，后又创作“拼贴画”。代表作有《弹吉他的男人》、《圆桌》等。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西班牙艺术家。斯特拉文斯基（Igor Fyodorovich Stravinsky，1882—1971），俄国作曲家。艾略特（T. S. Eliot，1888—965），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爱尔兰著名小说家，作品揭露西方社会腐朽的一面，多用“意识流”手法，著有《尤里西斯》。葛兰姆（Martha Graham，1895—1991），美国著名女舞蹈家、编导和教师，创造富有表现力的现代舞形体训练体系，主张用舞蹈动作揭示人的内心世界。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德裔美籍建筑师、教育家，首创金属构架玻璃帷幕建筑。赖特（Frank Lloyd Wright，1867—1959），美国建筑师，重要作品有东京帝国饭店、古根海姆博物馆等。——译注
[3]关于现代主义，请见Carl E. Schorske, Fin-de-Siècle Vienna: Politics and Culture。Howard Gardner以心理学家的角度检视现代主义，参见Creating Minds: An Anatomy of Creativity Seen Through the Lives of Freud Einstein, Picasso, Stravinsky, Eliot, Graham, and Gandhi (New York: BasicBooks, 1993), p. 397。
[4]斯诺（Charles Percy Snow，1905—1980），英国物理学家、小说作家。著有《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译注
[5]斯诺在著名的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9）一书中，表达了他对文学和科学分离的遗憾。这本书是根据他1959年的瑞德讲座演说而写成的。
德里达的诡论
所有的运动都有趋于极端的倾向，这是我们目前大致的处境。蓬勃发展的自我实现运动，由浪漫主义发展到现代主义，现在又产生了哲学上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经常又称为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尤其是用在较为政治性以及具有社会含义的情况时］。后现代主义的论点和启蒙运动成极端对立，两者的差别可以大致描述如下：启蒙思想家相信我们可以了解所有的事情，极端后现代主义者相信我们什么都不能了解。
哲学上的后现代主义者，是一群聚集在黑色无政府主义旗帜下打转的背道者。他们挑战科学和传统哲学的基础，主张真实世界是心智建立起来的一个状态，不是心智从体验中获得的结果。而最狂妄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主张，“真的”真实世界并不存在，人类心灵的活动之外并没有任何客观的真理，只有社会执政团体所散布的流行想法。伦理也不具备稳固的基础，因为每个社会都会创造出自己的一套规章，来保障他们这一批压迫势力的共同利益。
如果这些前提是正确的，那么每个文化所呈现的真理和道德规范都一样好，都有它自己特殊的地方。政治上的多样性也是合理的：在社区中，每一个种族团体和性取向，都该受到同等的对待。这样的想法不仅应该得到包容，更值得获得社区的支持，并在教育章程中有强制性体现。这并不是因为它对社会具有普遍意义，而是因为它本身的存在。当然，以上说法的基础是：假设建构主义的前提是正确的。提倡这些想法的人声称，这些前提当然正确，否则就有傲慢顽固之嫌，而傲慢顽固可是人类的一种重要罪行。这种罪行之所以严重，是因为如果我们同意放弃后现代主义者反对宇宙真理存在的禁令，而一致赞同促进人类的共同利益，卢梭就复活了！
后现代主义可以更清楚地用“解构”（deconstruction）的过程来表达，这是文学批评所使用的一种技巧。它的基本前提是：每一位作家所表达的意义都是他所特有的，他真正的企图或对其他任何与客观真实世界相关的描述，没有一样能够确切地和他的文字相对应。因此，他所写的文章应该被那些同样唯我的评论家分析评论。在这之后，评论家的评论再进一步被“解构”，而对评论家评论的评论也将得到相同的待遇，这样的推演将永无止境。“解构”的创造者德里达[1]所陈述的准则“文本之外一无所有”，意义便在于此。至少，这是我细心研读他的著作以及他的辩护者和评论者的文章之后，所得到的了解。如果后现代主义极端的前提是正确的，我们永远无法确知德里达想表达的含义。相反，如果我的理解“正是”他想表达的含义，我们就不一定需要进一步考虑他的论点。这个谜一般的难题，我把它称作“德里达的诡论”，类似于“克里特岛人的诡论”（Cretan paradox，一个克里特岛人说：“克里特岛上所有的人都是骗子。”）这个问题虽然有待解决，但是我们不必觉得太迫切。
从德里达讲究修饰并且带有愚民色彩的叙述中，我们其实不太确定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有些人认为他写作是写着玩儿的。他的文字学（grammatology）作为新“科学”，刚好和科学相反，由一种如梦境般不协调、粗俗又奇幻的片断组成，与文明世界其他地区所产生的心理及语言科学毫不相干。这就像一个不知道胰脏位置的人，宣称他可以靠信仰来治病一样。德里达最终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缺陷，但满足于采用卢梭的观点，自以为是地把书和文学作品当作敌人；他引用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提到的：“不平静的夜晚所做的梦，是赐予我们的哲学。或许你会说，我也是一个会做梦的人，这点我得承认，但是我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我可以把我的梦只写成梦，让读者自己来发现，看看其中有没有任何东西适用于清醒的人。”[2]
[1]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法国哲学家，他对西方哲理的评论，包含文学、语言学及心理分析学等范围。——译注
[2]我坦诚自己对德里达的作品并不热衷，我的印象主要来自Of Grammatology, translated by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Writing and Difference, translated by Alan Ba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Dissemination, translated by Barbara John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由于德里达刻意的超现实风格，我的理解多来自译者在简介中的诠释。
关于理论的理论
科学家这群头脑清醒并且对自己清醒时所说的话负责任的人，并不觉得后现代主义有什么用途。相反，后现代主义者也对科学采取一种颠覆的姿态。在表面上，后现代主义者好像暂时接受重力场、周期表、天文物理，以及科学拿来套在物质世界上的其他枷锁，但是一般而言，他们只把科学文化视为另一种认知的方法，而且它多半是由欧洲和美洲的男性白人筹划而成。
人们其实很想把后现代主义、神智学（theosophy）以及先验唯心论（transcendental idealism），一并丢进历史的古董柜里，但是，后现代主义现在已经渗透到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主流里；这些学科把它视为一种后设理论（metatheory，也就是一种关于理论的理论）的技巧。学者用这种技巧分析为什么某些科学家会产生他们特有的想法，目的并不在于分析各门科学的主题，而是在于了解其中的文化和心理因素。分析家强调的是“根基隐喻”（root metaphor），也就是支配思考者心灵的影像，使他们由此设计出理论与实验。在以下的例子中，格根[1]解释了现代心理学如何受到“人类是机器”这个隐喻的支配的：
不论个人的行为具有什么样的特征，机械论者（mechanist theorist）必定会把个人和个人所处的环境分开，把环境看作刺激或输入的来源，把个人看作依赖这些输入因素产生反应的个体，并把人类心智的领域看作有结构的（由相互作用的成分组成），然后依照行为和输入的刺激之间的关联，把行为划分成单元，等等。
简单而直截了当地说：心理学有变成自然科学的危险。对那些希望心理学走上另一条道路的人来说（有许多学者的确这么想），格根的主张或许是可行的补救之道。他为心理生活提出其他或许危害较轻的“根基隐喻”，以供参考，譬如市场（marketplace）、编剧艺术（dramaturgy）和服从规则（rule-following）。[2]心理学如果没受到生物学太多的污染，在未来将可以包容无数的理论家。
当这些多样的隐喻附加在种族多样性和性别二元论（gender dualism）之上时，为后现代主义学术研究事业创造出许多新的工作岗位，随后又借着政治化，使得新的学派与意识形态以爆炸性速度倍增。这些学派多半偏左，一般较为人熟知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包括：非洲中心主义（Afrocentrism）、建构主义社会人类学（constructivist social anthropology）、批判科学（也就是社会主义科学）、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生态女权主义（eco-feminism）、拉康精神分析（Lacanian psychoanalysis）、拉图科学社会学（Latourian sociology of science）和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除此之外，还有各式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解构技巧和新时代整体主义（New Age holism）在四周环绕穿梭。
这些学派的信奉者在各自的游戏场里骚动不安，有时能得到卓越的结果，但多半时候则不然。他们总是倾向于使用过多的专业用语，而且语意不清。每个学派都以它独特的方式，向早在17世纪就被启蒙运动所抛弃的“庞然的奥秘界”（mysterium tremendum）靠拢，同时也呈现出相当多的个人焦虑。西亚拉巴（George Scialabba）对已去世的福柯[3]这位对思想史中的政治权力做精彩诠释的伟大学者，做出以下极富洞察力的描述：
福柯所探讨的，是现代认同问题这个最深刻也最无法确定的矛盾……在现代，有人不相信有神，也不相信有自然律或先验理性；有人亲眼见到权利这个物质利益以各种隐晦的方式，腐化甚至组成了我们以往所认同的每一项道德。对这些人而言，他们如何生存？又能牢牢抓住什么样的价值标准？[4]
的确，要如何、又凭什么生存？要解决这些令人困扰的问题，首先让我们从福柯和存在主义的绝望中走出来，考虑一下以下的经验法则：当哲学命题既令人混淆又无法进一步接受质疑时，就很可能是错误的。
[1]格根（Kenneth J. Gergen），美国心理学家、作家，对于社会心理学影响深远。——译注
[2]有关心理学的“根基隐喻”，见Kenneth J. Gergen,“Correspondence versus autonomy in the language of understanding human action,” in Donald W. Fiske and Richard A. Shweder, eds., Meta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Pluralisms and Subjectivi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pp. 145-146。
[3]福柯（Michel Paul Foucault，1926—1984），法国结构主义哲学家，以其调查社会运作之概念与规范而闻名于世。——译注
[4]关于西亚巴拉对福柯的描述，见“The tormented quest of Michel Foucault,”a reviews of The Passion of Michel Foucault, by James Mill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3), in The Boston Sunday Globe, 3 January 1993, p. A12。对于福柯的学术，包括他所提出的“知识考古学”(archeology of knowledge)，有一个早期且较完整的报道，乃Alan Sheridan, Michel Foucault: The Will to Truth (London: Tavistock, 1980)。
向后现代主义致敬
如果我做得到，我会对福柯说，情况并不那么糟糕（我并没有要表现出自己比他高明的样子）。发现“宇宙创造之初，并没有考虑人类的存在”是一大震撼，不过我们一旦恢复过来就会看到：只要了解在长久的地质年代内产生的人类遗传规律，了解久远的历史在人类身上刻下的痕迹，我们就能找到人脑所能掌握的意识、所能承载的情绪，以及我们希望能够分享的所有冒险经验和喜悦。人类的理性将因而进入新阶段，而人类的情绪将展现出潜在的无穷多模式。真假将可以区分开来，而且很快地，我们也会深入了解彼此，因为我们是同一个物种，在生物上具有类似的大脑。
另外，知识分子群体的逐渐瓦解与日益淡漠，确实值得警惕。对于关注这个问题的人，我的提议是：世上向来存在两种有原创力的思想家，一种看到不规律而试图创造规律，另一种则在遇到规律时试图创造不规律以示反抗。这两种人之间的摩擦正是促进学习的原动力，它经由一条曲折的前进轨道提升我们。在达尔文式的竞争中，赞同规律的观念总是得胜，理由很简单，因为真实世界就是以这种方式运作的。
无论如何，我在这里要向后现代主义者致敬。作为当今狂欢乱舞般的浪漫主义参与者，他们使文化变得更加丰富。他们对其余的人说：也许，仅只是也许，你们是错的。他们的想法就像烟火爆炸后的火花，往四处发散开来，但是缺乏后劲能量，很快就消失在漫无边际的黑暗中。然而，少数的火花会停留得长久些，照亮一些预料之外的物体。这是我们对后现代主义采取正面看法的理由之一，尽管它对理性思考造成了危害。另一个理由是，它解除了不愿接受科学教育的人的困扰。再一个理由是，它在哲学和文学研究上创造了一个小规模的产业。尚有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是，它永不罢休地批判传统学术。我们永远需要后现代主义，或是另一股相当的反抗势力。毕竟，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比继续不停地防御敌对力量，更能强化有组织的知识？穆勒曾正确地指出，当战场上没有敌人出现时，教师和学生都会在岗位上打瞌睡。同时，如果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所有的证据和理由都和我们所相信的背道而驰，以致最关键的核心事物被摧毁，而所有事情都被贬低，只成为认识论（epistemology）上的一种混淆，此时，我们也将有勇气承认后现代主义者是正确的。同时，借着启蒙运动的最高精神，我们将重新开始。正如伟大的数学家希尔伯特[1]曾经说过的：“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必将知道。”（Wir müssen wissen. Wir werden wissen.）正恰当地表达了启蒙运动所主张的人文精神。
[1]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1862—1943），德国数学家，发展无限维向量空间及算子，开创形式论（formalism），主导20世纪抽象观念的大师之一。在1900年提出23个未解的数学问题，引起20世纪许多数学家的兴趣。——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