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和人文艺术是由同一台纺织机编织出来的；我们可以从基因进化到现代文化这整个悠久的历史中，看到有关这台纺织机的起源、本质，以及人类处境的一般诠释。这种融通的因果诠释，使得每一个单独的心智能够快速而正确地从共同心智的某部分前进到另一部分。
你很快就会了解到，为什么我认为17、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一开始所提出的想法，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他们认为物质世界是有规律的、知识具有它内在的统一性，以及人类进步的潜能是无限的。我们到现在仍然对它内而深信不疑，外而身体力行，而它在学识的推展上也具有极大的成果。无论是在过去还是未来，人类心智一向尝试达成的最高目标，是把科学和人文结合起来。目前哲学上不断出现的知识分歧以及随之而生的混乱现象，只是学术研究中人为造成的，并不能反映真实的世界。当初启蒙时代所提出的观念，现在已逐渐获得客观证据的支持，尤其是那些来自自然科学的证据。
融通的意义
“融通”（consilience）是学术统一的前提。我喜欢这个用词胜过“一致性”（coherence）一词，因为consilience很少被使用，所以仍然具有较准确的含义；coherence则同时包含几个不同的含义，其中只有一个代表“融通”。休厄尔[1]在1840年所写的《归纳科学的哲学观》（The Philosophy of the Inductive Sciences）一书中，第一次采用“融通”这个词，字面上的意义是：经由综合跨学科的事实和以事实为基础的理论，创造一个共同的解释基础，以便使知识融会在一起。他说：“当我们从一组事实归纳出的结果与从另一组不同事实归纳出的结果相符合时，归纳法才算达到了融通的阶段。这个‘融通’的现象是一种测试理论真实性的方法。”
自然科学所发展出来的研究方法，是建立或推翻融通的唯一方法——我必须立刻强调，我所指的并不是科学家努力的成果，或是局限于抽象的数学中，而是指能忠实地采用一些在探索物质世界时已经养成的极佳思考习惯。
我们相信科学以外的其他学术分支，也有可能达成融通。这个想法本身并非科学，而是一个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是一个为少数科学家和哲学家所分享的想法。它无法从最先建立的原理上经由逻辑推导来证明，也无法架构于一组确定的经验法则上，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能构想出任何验证的方法。它最有力的支持，也只不过是来自以往自然科学上屡试不爽的成功记录的推演；最肯定的测试，则将是它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上所显示的应用效果。学术融通这个想法最吸引人的，是它在学术探险上的发展潜能，以及让我们更确切了解人类处境的价值，即使只有些微的成功。
接下来，请允许我举例说明上述的想法。假设你画了两条线，相交成十字，就产生了四个区域（象限）。在其中一个区域，我们标上“环境政策”，另一个标上“伦理”，下一个标上“生物学”，最后一个则是“社会科学”。在直觉上，我们已经认为这四个领域彼此密切相关，在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中进行的理性探讨，都会影响到其他三个领域内的思考。但是，不可否认，在当今学术界的想法上，这些领域却是各自独立的；每个领域都有它自己的研究人员、专门语言、分析模式和确认标准。这种划分的结果是混淆的，而培根早在四个世纪前就正确预见到这种类型的混淆会是一种最致命的错误：“每当我们将来自某一经验世界的推论或证据，运用到另一个经验世界时，就会出现这种混淆的现象。”
接下来，以十字的交点为圆心，画一系列同心圆（见下图）。
当我们穿过圆圈往内走向所有区域的交界点时，就会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愈来愈不稳定、同时方向变得混淆的区域。最靠近交界点的圆环，也是大多数真实问题存在的部位，正是最需要做基本分析的区域；然而，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示意图存在，只能靠几个观念和说法作为我们的引导。我们只有凭借想象力，才能沿着顺时针方向，由一开始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对正确决策的需求，前进到依照道德标准来选择解决方案，接着再进一步探讨支持这些理性思考的生物基础，然后才有可能了解到，社会机构其实是生物、环境和历史的产物。由此，才能再回到环境政策的问题上。
现在我们来考虑下述这个例子。对于该采取什么政策才能有效维护世界上日益减少的森林保护区，政府的各个部门都对此感到十分困惑。既存而可以用来达成协议的伦理准则并不多，而且这些准则是在不充分的生态学知识下建立起来的，就算我们具有充分的科学知识，对森林仍然缺乏长期判断的基础。有关永续收益的经济学，目前仍处于原始艺术的状态，也几乎没人探讨过自然生态系统对人类心理平衡的好处。
现在已经到了在真实世界里完成这个历程的时刻了。这并不是给知识分子增添乐趣的无聊练习题。除了知识分子与政治领袖，有知识的大众也必须能够自如地从上图圆圈或其他类似的圆圈的任一点开始，朝着不同的方向进行思考，我们才能够明智地选择政策。
[1]休厄尔（William Whewell，1794—1866），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科学家及哲学家。——译注
跨领域融通
我们能不能在最内圈的区域里获得融通，好让忠实可信的判断能轻易地由一个领域传到另一个领域？这个问题相当于在质问：如果我们将不同的领域聚集起来，各领域的专家能不能达成共识，找到一组共同的抽象原则和能提供证据的明证？我认为他们能做得到。相信融通的存在是自然科学的基础，至少在研究物质世界的科学中，趋势是强烈指向观念上的统一。自然科学内各学科之间的界限正在逐渐消失，将被一些正在变化但具有内在融通的混合领域所取代。这些混合领域能跨越许多复杂程度不同的层次，从化学物理、物理化学到分子遗传学、化学生态学和生态遗传学。其中每一个新兴的专业都是一种单一焦点的研究，都是携带着新观念和先进科技的产业。
既然人类的行动是由具有实体因果关系的事件所组成，那么为什么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不能与自然科学贯通起来？这样的结合又怎么可能不带来帮助？我们不能只说人类的行为具有历史性，而历史又是独特事件的显现，这个理由并不充分。无论是从星球还是从有机物的多样性来看，人类历史和物理学发展史，都没有根本上的差异。比方说，天文学、地质学和进化生物学这类基本上属于历史的学科，就是通过融通的原理，和其他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当然，历史学本身是学术上的一个基本分支，它有它独特的细节。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上万个像地球这样的行星上，记录上万个类似人类的历史，就可以从这些历史的比较研究中，得出经验法则与根据经验而产生的测试法，那么，用来解释历史趋势的史学法，也早就成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了。
这个有关融通的提议，可能会让一些专业哲学家坐立不安。对于我所提出的主题，他们会认为属于哲学范畴，应该用他们的语言和他们正式的思考框架来探讨。他们将给我套上一连串的罪名：综合异端（conflation）、简化主义（simplism）、本体论的化约主义（ontological reductionism）、科学主义（scientism）和其他一些带着“主义”名称的官方罪名。面对这些罪名，我确实要承认有罪，有罪，有罪！现在让我们继续说下去。哲学在知性的综合（intellectual synthesis）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它让我们意识到许多世纪以来思想发展的连续性和威力，同时也帮助我们展望未来，给定未知事物某种形象，这向来是哲学被赋予的天职。
罗森博格（Alexander Rosenberg）是最出色的哲学家之一，他最近指出，哲学实际上只探讨两类议题：物理、生物和社会等科学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为什么科学没有能力回答这些问题。他的结论是：“当然，从长期来看，当所有事实都被考虑进来时，最后可能没有什么问题是科学无法回答的。但在目前，有些问题仍然是科学没法解决的。”[1]罗森博格这样的评论令人钦佩，既清晰、诚实，又具有说服力。不过，他忽略了一个明显的事实：科学家也具有和哲学家相同的判断力，可以决定还有什么仍有待发现，以及为何如此。在科学家和哲学家之间，从来没有出现过比现在更好的合作机会，尤其是当他们在生物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交界面上相遇时。我们正迈向一个综合的新世纪，我们对学术融通的测试是目前学术界最大的挑战。至于哲学，这个冥想、研究未知的学科，则是一个正在逐渐缩小的“自治区”。我们的共同目标是把哲学尽可能地转变成科学。[2]
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如果真的支持知识融通的存在，我相信人类文化产业最终将可以归入科学的范畴，我所指的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尤其是其中的创造性艺术）。这两个领域将是21世纪学术的两个主要分支，而社会科学的各个部门将继续细分，这个过程早已无情地开始，将使一部分社会科学变成生物学或生物学的延伸，而另一部分则和人文学科相结合。这些社会科学会继续存在，只是在形式上会发生极大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从哲学、历史到道德理性分析、比较宗教学和艺术诠释等的人文学科，都会向科学靠拢，并且有一部分会和科学结合。我在后面的章节里，会对这些主题做更多的讨论。
[1]有关罗森博格对科学与哲学的看法，参见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1st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p. 1。
[2]有关“科学哲学的本质”这个意见分歧、争论不休的领域，在Werner Callebaut所记载的访问和谈话Taking the Naturalistic Turn, or, How Re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is Don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中有很生动的描述。
寻找学识的共性
我承认自然科学家所具有的信心常常显得过分傲慢。科学为20世纪提供了最大胆的哲学思考，它纯粹由人类的信仰搭建起来：人类相信，只要自己肯梦想、肯努力发现并解释事物，那么经由屡次梦想，重复不断地投身于新的领域，世界就会变得更清晰，我们对这个奇异的宇宙也会有更真实的了解，同时也将证实这些奇异性是有意义且彼此相关联的。
英国神经生物学家谢林顿[1]在1941年所写的经典著作《人与人性》（Man on His Nature）中提到，人脑就像一台施了魔法的纺织机，不停地编织着与外在世界相关联的图样，把一个图样拆散了之后又重新编织起来，发明出其他的世界，创造出一个缩小的宇宙。[2]这个知性社会所具有的共同心智，也就是世界的文化，是一台极为庞大的纺织机。它借由科学，获得刻画外在现实的巨大能力，远远超过任何个人的心智所能达成的；借由艺术，它也获得了架构起叙述、影像和节奏的方法，远比任何一个孤立的天才所产生的更具多样性。科学和人文艺术是由同一台纺织机编织出来的；我们可以从基因进化到现代文化这整个长远的历史[3]中，看到有关这台纺织机的起源、本质，以及人类处境的一般诠释。这种融通的因果诠释，使得每一个单独的心智能够快速而正确地从共同心智的某部分前进到另一部分。
从教育的角度上来看，寻求知识的融通是重整日渐瓦解的人文学科结构的方法。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遗留给我们一个学识统一的理想，但在过去30年当中，这个理想已经大半被抛弃。除了极其少数的例外，美国的大学和学院已经将他们的课程要求放宽，只包括一些副修科目和某些专门课程。虽然每个教育机构所提供的大学本科课程的平均数目加增一倍，但是其中通识教育的必修课程所占的比例减少了一半以上。同时，科学方面的课程也受到了冷落。1997年，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大学和学院要求学生必须至少选修一门自然科学课程。[4]我们没法强迫学生在各个学术分支上选这些课或选那些课而更改这种趋势。不论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我认为真正的改革都必须在学术研究和教学上，强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之间的融通。每一位大学生都应该具备回答以下问题的能力：科学和人文的关系是什么？这个关联对增进人类的福祉有什么重要性？
任何一位公众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也必须能够回答上述的问题。目前提交给美国国会审理的提案中，已经有一半涉及重要的科技议题；每天烦扰着人类的问题，比如最常出现的种族纠纷、军备增加、人口过多、堕胎、环保和区域性的贫穷，也都需要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人文知识的融通才能够解决。只有当我们能够顺利地跨越各个领域的边界时，才可能对真实的世界产生清晰的看法，而不再透过某种意识形态和宗教教条的镜片观看事物，或受制于满足迫切需求的短视反应。
但是，绝大多数的政治领袖只接受过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训练，对于自然科学不是所知有限就是一无所知。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公众知识分子、专栏作家、媒体采访人员和一些智库的专家身上。他们很小心且负责任地进行最佳分析，有时也能获得正确的结果；但是他们智慧的主要来源往往支离破碎，并且只偏重单方面的思考。
光凭学习各学科的片面知识，无法得到均衡的看法，我们需要追求这些学科之间的融通。这种统一过程很难达到，但是，我认为它终将是不可避免的。从知识上来看，这个想法很真实，也可以满足一些刺激，一些由人性中的绝妙部分所表现出的刺激。当各种学识间的思想差距变小时，知识的多样性和深度将会增加，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各学科之间找到了一个基本的共性。追求知识融通之所以重要，还基于另一个原因：它为知识分子拟定了一个终极的目标，它担保在地平线之外将出现秩序，而不是混沌一团。我想我们迟早会愿意接纳这个探险行动，到地平线那端去寻求秩序。
[1]谢林顿（Charles Scott Sherrington，1857—1952），1932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研究神经元功能。——译注
[2]谢林顿谈到“施了魔法的纺织机”时说：“人类的大脑很快就变成了一台令人着魔的纺织机，由数百万个闪烁而过的梭，交织成瞬即消失的图案，每个图案都有它的含义，却从来不遵守任何规则，它们是由许多变化中的次级图案组合而成的和谐状态。”参见Man On His Nature, the Gifford Lectures, Edinburgh, 1937-1938(New York: Macmillan, 1941), p. 225。
[3]我首次谈论“长远的历史”这个介于史前史和传统历史之间的连续阶段，是在“Deep history,”Chronicles, 14:16-18(1990)中。
[4]有关美国境内对科学的无知，参见Morris H. Shamos, The Myth of Scientific Literac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5），以及David L. Goodstein, “After the big crunch,”The Wilson Quarterly, 19: 53-60 (1995)。有关美国通识教育史的资料，来自Stephen H. Balch et al., The Dissolut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1914-1993, a report prepared by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 (Princeton, NJ: The Association, 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