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介绍过，本书只是一个分析片段。但读者会发现，其不完整的程度远远超过了读者根据标题进行的猜测。因此，我应当解释这些绝非偶然出现的遗漏。
许多分析结果都被省略了。由于当时治疗突然中断，这些分析结果要么还缺乏有力的论据，要么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在其他条件允许的地方，我已指出了某些特殊的研究方向。在本书中，我不考虑技术问题，这个问题完全不重要。虽然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可以从患者联想的原材料中提取出宝贵的潜意识意念，但其缺点是无法让读者检验我分析此病例时采取的各步骤的正确性。然而，我发现，要同时处理分析技术以及癔症的内在结构是不切实际的。我根本无法完成这样的任务，即便做到了，分析结果也不值一读。分析技术需要一个完全独立的解释。这一解释需要从种类繁杂的病例中选取大量例子进行引证，而无需考虑个别案例得出的结论。在本书中，我不会去证明奠定我描述精神现象基础的心理学假设。粗略一试的话，效果必然不佳。但如果详尽分析，其本身就能汇集成书。我只能向我的读者保证，我通过观察现象进行神经症研究时，并未套用任何特别的心理学体系，而是不断调整我的观点，直到它们能够解释被观察到的所有现象。我并未因为自己未曾妄加推测而感到自豪，我的论据都是经过最广泛和细致的收集得到的。我对潜意识问题所持的坚决态度也许特别容易惹来非议，因为我处理潜意识意念、潜意识思想链以及潜意识冲动的态度，似乎表明其有效性和无可取代的心理学价值绝不亚于意识。但无论哲学家们如何规劝，我肯定，任何用相同方法观察这一领域现象的人，都会和我站在相同的立场上。
我的一些同行认为，我的癔症理论纯属心理学范畴，并据此认为，该理论无法解决病理学问题。从本书中他们无疑会发现，这一说法错误地把我所运用的分析技术特质看作理论本身。如果单就治疗技术而言，该理论确实是心理学范畴的，但该理论还指出了神经症具有器官性的诱因——虽然并未在任何病理解剖学的变化上对这一诱因做进一步观测，而只是用器官功能的概念暂时替代我们目前尚无法理解的化学变化。也许没有人会否认性功能具有器官因素这一特质，而且我认为，性功能是一般心理疾病和癔症的基础。我估计，没有一种有关性生活的理论能够避免假定某种具有刺激作用的性物质的存在。事实上，我们在临床医学上所遇到的所有病例中，与真正的心理疾病最为相似的，就是与使用慢性毒物有关的中毒现象或戒禁现象。
但在本书中，我再次放弃了详细讨论所谓的“身体配合因素”、幼儿期性错乱、性欲带，以及我们儿时就具有的双性倾向。我只提醒大家注意在我的分析中所涉及的器官因素。单凭分析一个病例能够完成的只有这一点。另外，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也提到过不想对这些因素进行草率的研究。日后，我还有很多机会对这些丰富的分析结果作进一步研究。
本书出版时虽然还不够完整，但我想说明两点。首先，我希望通过展现一门看似毫无价值的技术如何成功发掘潜藏的心理生活，以此对《梦的解析》一书进行补充（顺便一提，在分析本书的两个梦时，类似心理分析法的释梦技术派上了用场）。其次，目前一些被科学所忽视的现象，只有通过特别的分析法才能看清。因此，我希望激发人们对这些现象的兴趣。我相信，没有人真正了解癔症患者心理的复杂性——例如，毫不相似的两种心理倾向能够共存、相互冲突的意念能够相互依存，以及抑制作用、置换作用等。让内（Janet）强调，“偏执”转化为病症只是一种过于无力的概念化解说。而且，我们无法不这么假定，当受到一定刺激的意念无法进入意识层面时，这些刺激则对彼此进行不同的作用，作用过程也不相同，表现状态也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正常”刺激，以及依附于可进入意识层面的意念之上的刺激不同。一旦清楚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通过把前面的意念转化为后面正常的意念，以此来消除心理病症的治疗方法了。
我想更进一步解释，性并不是如解围之神般 [27] ，突然在某一场合介入癔症形成过程的某一点中，而是为每一个病症的产生和表现提供了原动力。这些病症只不过是“患者的性活动”而已。单一的病历绝对无法证明如此普遍的定理，因此我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研究——否则我无法发现——性是开启所有心理疾病难题之门的钥匙。任何鄙视这把钥匙的人，都无法打开那扇大门。我依旧在等待反驳这一定理或对其运用范畴进行限定的声音。但到目前为止，我所听到的反对声音仅仅来自于反对者个人主观的喜恶。对此，足以用夏尔科的一句话来回答：无法让已存在的事物不复存在。
我在本书中只发表了一个病例及其治疗的片段，而未将心理分析治疗法的价值真正体现出来。不仅因为该病例的治疗期短（不足三个月），而且由于一些内在因素，阻碍了患者病情的好转，令其无法像其他病例中的患者及家属那样承认好转或基本痊愈。这种令人满意的结果，在病症完全由因性冲动引起的内在冲突来维持时可以得到。在这样的病例中，当患者的精神状态由病态转入常态时，其身体状况也会相应好转。当病症为外在动机所利用时，情况则大为不同，就像杜拉在之前两年的遭遇。令人吃惊并且容易陷入误区的是，虽然患者的病况随着分析的深入已经取得了可观的进展，但却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好转。事实上，情况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糟。病症确实未在治疗过程中消失。但后来，当患者和医生的关系终止时，病症却一点点消失了。可见，病情的好转或拖延的确只是由医生本人引起的。
为了分析得更清楚，我下面必须回溯一下。可以这么说，在心理治疗期间，新病症的形成总能被阻止，但神经症的“生产力”却不会消失。它们忙着创造一种特殊的精神结构，大都属于潜意识，我们可称之为“移情”。
什么是移情？移情是在分析治疗期间，被唤醒继而进入意识的心理冲动及幻想的新版本，或者说临摹版。但它们具有代表其类别的特征，即用医生本人取代原来的人。或者说，它把整个心理体验都唤醒了，不仅包括过去的体验，也包括适用于眼前医生的体验。某些移情的内容除了替代的对象不同外，各方面的模式都是一样的。它们只是新版或翻版，但所暗含的隐喻完全相同。另一些则进行了巧妙的构造，内容受到了一定影响——我们称之为“升华”——巧妙地利用医生本人或周围环境的真实特性，并依附于这些特性之上，从而进入意识层面。这样一来，它们便不再是新版本，而是修订版了。
如果我们深究分析技术理论，那么移情显然是不可避免的必要条件。无论如何，实际经验最终表明，移情是无法避免的。疾病这一最新产物也会像其之前的产物一样，被加以分析治疗。只不过移情是整个分析治疗工作中最难的部分而已。学习如何释梦，如何提取患者潜意识的意念和记忆中的联想，如何对这两项类似的工作进行解释都并非难事，因为患者自己会提供素材。不过，这对移情则几乎没有什么帮助，移情只能凭借最细微的线索去分析，同时还要避免做出过于武断的推论。然而，移情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其作用便是设置阻碍治疗的障碍。只有当移情被解除以后，患者才能相信分析所提供的解释的有效性。
有的人认为，移情对精神治疗极为不利，因为心理分析工作本就不易，移情这一神经疾病的新产物只会徒增医生的负担。他们甚至推测，患者在分析治疗中会因移情的存在而受到伤害。这些想法都是错误的。移情并未增加医生的负担，对医生而言，无论是克服患者还是克服与自身或他人有关的感情冲动，都无不同。治疗也不可能以移情的形式，给患者增加不曾出现过的新压力。神经症确实能够不采用心理分析法而被治愈。癔症据说也能因医生而非心理分析法被治愈。的确，当患者对医生有一种盲目的依赖，两者间的关系稳定持久时，医生便可通过催眠术为患者消除病症。但对于这一切的科学解释则可在患者对医生的“移情”中被发现。心理分析治疗法并不会创造移情，只是将其揭示出来而已，就像揭示其他隐藏的心理因素一样，唯一的区别是——患者自发地通过友好亲切的移情关系来帮助自己康复。如果无法得到回应，他们就会觉得被医生“厌恶”，然后尽快离开，不再接受治疗。另外，在心理分析中，由于心理动力发挥的作用不同，患者所具有的心理倾向，包括敌对情绪都会被激起。它们继而进入意识层面，达到了分析的目的，移情却因此而被破坏。移情似乎是分析治疗最大的障碍，但如果每次治疗时都能发现它，并给患者提供相应的解释，那么移情就能变成治疗最强大的同盟军。 [28]
我不得不讨论移情，因为只有利用这一因素，才能解释清楚我对杜拉所进行的分析。该分析的最大优点是脉络异常清晰，似乎非常适合首度发表，但同时也具有非常大的缺点，从而导致治疗过早中断。我并没有成功熟练地掌控移情作用。由于杜拉在治疗期间非常乐意把一部分病源材料交由我处理，因此我完全忽视了本应注意的最初的移情征兆。其与这一病源材料的另一部分内容紧密联系。一开始，她在幻想中明显用我取代了她的父亲。鉴于我们的年龄差距，因此也不能说完全不可能。她甚至不断有意识地把我和她的父亲相比较，还一直急于确定我和她在一起是否坦诚，因为她父亲总是藏着许多秘密，说话喜欢绕弯子。第一个梦出现时，她警告自己说，最好不要再让我治疗，就像她告诉自己不要再去K先生家一样。我本应听听这个警告，本应对她说：“现在，你从K先生那儿移情于我了。你发现了什么让你怀疑我有K先生那种邪念（无论是直接表露抑或隐晦传递）的事吗？或者说，我有什么事影响了你，或你了解我有什么事让你陷入幻想，像之前你和K先生那样吗？”那么她的注意力一定会移至我们关系的一些细节上，或移至我个人或身边环境的细节上。在这背后，隐藏着某种类似但必然更为重要的有关K先生的事。当移情被解除以后，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到有关真相的新记忆。但我并没有理会这最初的警告。考虑到我有充足的时间，而且移情也没有进一步发展，分析的材料也未枯竭，因此，我未能察觉移情的出现。另外，由于我令杜拉想起K先生种种不为我所知的特质，令她把对K先生的仇恨移至我身上，并且由于她认为自己被K先生欺骗、抛弃，因此她也要抛弃我。于是她在治疗期间实践了她回忆与幻想中最基本的部分，而不是重复回忆与幻想。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有什么地方令她想起了K先生的特质。我猜测，这和钱有关，或者和她嫉妒另一位在康复后仍与我保持密切关系的患者有关。如果在分析治疗的最初能够发现移情，即便分析的过程会滞缓并受到阻碍，它也能更好地防止突然出现且无法克服的抵御行为。
在杜拉的第二个梦中，有几个关于移情的清晰暗示。但在她告诉我那个梦时，我还未意识到（直到两天后才发现）。当时，我们只剩下两个小时的治疗时间，而两个小时正是她欣赏《西斯廷圣母》的时间，也是她沿湖走回住处所剩的时间（这里进行了纠正，把两个半小时改为两个小时）。梦中与她那位德国追求者有关的奋斗和等待，以及这源自她希望等K先生娶她的心情，都在几天前的移情中表现了出来。她一直认为，治疗期对她来说太长了，她没有耐性等待这么久。而在治疗的最初几周，当我告诉她完全康复大概需要一年时，她非常理智地听从我的意见，没有任何质疑。她在梦中拒绝他人相伴，情愿独自前行，这也源自她在德累斯顿参观美术馆的经历。后来我自己有一天也遭到过她的拒绝。这一切无疑是指：“男人都是令人厌恶的，我情愿不结婚。这就是我的报复。” [29]
残酷的内心冲动和复仇动机已经让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稳定的病症。如果在治疗期间，医生未能通过追溯源头而将其消除，导致这些情绪移至医生身上，那么就难怪医生对患者的治疗毫无起色了。因为患者对医生最大的报复便是证明医生对患者束手无策。但即便杜拉的治疗案例只是一个片段，我也不会低估其治疗价值。
直到杜拉的治疗中断15个月，并且在本书完稿后，我才得到有关杜拉的康复状况以及治疗效果的消息。在4月1日（我们都知道，时间和日期对杜拉来说都有一定意义）那个有点儿特殊的日子，杜拉又来找我：她要把自己的故事说完，并且请求我再次帮助她。我看了一眼她的表情，她明显不是真的想接受治疗。在中断治疗四五周后，她说自己的状态“一塌糊涂”。之后，她突然有了很大好转，发病的次数越来越少，精神也好了起来。那年5月，K先生的一个孩子（身体一直非常虚弱）去世了。杜拉趁机前去哀悼。他们接待了她，感觉像是三年来从未发生过任何事一样。于是，她实施了报复，让自己得到了满意的结果。她对K夫人说：“我知道你和我父亲有染。”K夫人没有否认。而K先生也承认了湖畔事件系他所为，在杜拉的父亲面前还了她清白。从此以后，她便没再和那家人来往了。
这件事之后，她的状态一直非常好。直到10月中旬，她的失音症再度发作，并持续了六周。我听到后非常吃惊，于是问她是否受过什么刺激。她说发病时有剧烈的恐惧感，还说看见有人被车碾过，后来发现那个人是K先生。那一天，她在路上碰见K先生，两人相遇在一个交通繁忙的地点。他在她面前停住，精神恍惚地看着她，一不留神，就被马车撞倒了。 [30] 但她确信，他匆忙逃开时并无大碍。另外，她只要听到有关她父亲和K夫人的事，情绪还是有点儿波动，但并不会深入追究。她全身心投入工作，完全不再考虑结婚的事了。
她还告诉我说，她这次来找我是因为右脸神经痛，并因此日夜受到煎熬。“多久了？”“刚好两周。” [31] 我不禁笑了。因为我要告诉她，正是在两周前，她在报纸上读到了有关我的消息（1902年）。她也承认确实如此。
可见，她的面部神经疼痛是一种自我惩罚——她后悔曾经给了K先生一记耳光，后悔把报复的情绪移情于我。我知道她想得到我何种帮助，但我答应，原谅她不给我彻底根治她的机会这件事。
自她这次来访又过了几年。这期间，杜拉结了婚。她的确——除非所有迹象误导了我——嫁给了与第二个梦开头有关的那位年轻人。正如第一个梦表现了她离开所爱的男人而转向父亲一样——也就是说，她逃开生活，躲入疾病中——第二个梦则说明，她即将挣脱父亲，再次回归现实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