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症患者早期遗尿症（enuresis）的意义值得深入探讨。为了阐释得更为明白，我在此将只说明杜拉的尿床案例并不寻常。其不寻常不仅仅是指这个习惯超过了尿床的正常时期，而且根据她的表述，这种失常一开始已经消失了，但在她相对大的年龄——六岁以后——又再次出现。据我所知，最可能引起这种尿床的原因就是手淫，但总的来说，其对于尿床病原学的重要性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根据我以往的经验，有尿床习惯的孩子有时候非常清楚这其中的关联，其所有的心理倾向都由此引发，他们自己似乎从未忘记过这一联系。现在，当杜拉陈述这个梦时，我对她进行了一系列询问，目的是让她承认自己在儿时有过手淫行为。不久前，她问我，为什么生病的偏偏是她。没等我回答，她就把责任推到了她父亲身上。这一推脱行为并非来自她的潜意识意念，而是来自她意识层面的意念。而令我惊讶的是，我最后发现，女孩知道她父亲得的是什么病。她在父亲找我咨询病情时，从我们的谈话中听见了该病的名称。在此之前——她的父亲患视网膜脱离症时,应诊的眼科医师一定暗示过那是梅毒引起的。而且这个敏感多虑的女孩曾听见自己的一个老姑母对母亲说：“你知道，他是婚前感染的。”还说了一些她无法理解的事。后来，在她的心里这便与不正当的东西联系了起来。
她的父亲因为生活放荡而染病，她则认为，父亲把病遗传给了她。我小心地不敢让她知道，正如我前面所说，我也认为，梅毒患者的后代尤其容易患严重的神经性精神疾病。她归罪于父亲的意念进入她的潜意识中。后来有几天，她通过模仿母亲一些细微的病症以及特别的动作，来大肆做出令人难以容忍的行为，以此让自己仿同母亲。她后来坦白说，她当时想着曾经和母亲一起去过的一个叫弗朗兹巴德（Franzensbad）的地方——我忘了她们是哪一年去的。她母亲因为腹痛和白带的问题，需要到弗朗兹巴德治疗。在杜拉看来——她很可能又说对了——这要怪她父亲，是他把性病传染给母亲的。她这么想很正常，因为和大多数外行人一样，她分不清淋病和梅毒，也分不清传染病和遗传病。但她坚持仿同母亲，这让我差点要问，她自己是否也染了性病。后来我才知道，她也有白带问题，但她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现在明白了，在她将责任归咎于父亲的一系列意念背后，隐藏着自我谴责的念头。
我在她叙述的过程中告诉她，在我看来，年轻女孩的白带问题和手淫有关。而且我认为，手淫是引起白带的所有诱因中最为主要的一个 [16] 。我还说，只要她承认自己也许在儿时有过手淫的习惯，就能找到她一直所纠结的为何生病的偏偏是她的原因了。她坦言自己完全不记得了。但几天后她的一个行为，让我无法不将此视为她承认手淫的前奏。那天，她在腰上戴了一个新款小腰包——她从未在其他场合戴过。她躺在沙发上和我聊天时，一直把玩着小腰包——把它打开，放一个手指进去，又把它关上，如此反复。我观察她一段时间后，向她解释这个“象征性行为”背后的意义 [17] 。我把人们不由自主、无意识、毫无目的性、似乎有一点儿走神的这类动作称为“象征性动作”。人们否认这种动作具有任何含义。如果问他们，他们会说，这些只是偶然做出的小动作而已。但经过进一步观测后，我们会发现，这些被意识认为无意义或无目的的动作，实际上代表了潜意识的意念和冲动。可见，它们是潜意识浮出水面的表现，极具价值和丰富的含义。我们发现，对于这些象征性动作，在意识上存在着两种态度：如果能找到其背后隐藏的动机，那么我们会承认其存在；但如果无法找到能被意识认知的合理动机，我们则不会意识到自己曾做过这些动作。杜拉轻易便能反驳：“我为什么不能戴这个腰包？现在很流行啊。”但这样的理由并不能抹杀其动作背后具有源自潜意识层动机的可能性。虽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对这个动作的存在及其背后的动机还无法做一个结论性的说明。但我们应该感到高兴的是，就整体而言，对潜意识动机的解说与当时的情况极为相符，也与潜意识的运作机制相符。
我将另外汇集出版这些来自健康者或神经症患者的象征性动作。这些动作有时极易解读。杜拉那个能够在顶部打开的小腰包，只是象征了生殖器。她玩弄小腰包，打开它，放手指进去，这明显是她喜欢做并且毫无羞愧之情的手淫行为的体现。不久前，我也经历过一个类似的有趣场景。在我为一位患者——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治疗时，她拿出一个小象牙盒，假装要吃糖。她努力想要打开铁盒，然后把盒子递给我，好让我知道有多难打开。我疑惑地说，这个盒子肯定有特别的含义，因为我为这位女士治疗了一年多，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盒子。她急忙回答说：“我无论走到哪儿，总是带着这个盒子。”她一直无法冷静，直到我笑了笑，对她说，她的措辞明显暗示了另外一层含义。就像杜拉的小腰包和珠宝盒一样，这个盒子也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
生活中还有许多这类象征，但我们通常不会注意到。当我致力于通过观测人们的言行，而非通过催眠术的强制力来发掘人类隐藏于这些象征中的秘密时，我想，这项工作实际操作起来比想象的要困难得多。人们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谁都无法隐藏秘密。嘴巴沉默时，指尖却在泄露心事，我们全身的每个毛孔都在泄密。因此，要将心灵最深处的秘密推至意识层，这一工作成功的可能性极大。
杜拉玩弄腰包的象征性动作并不是紧接着那个梦出现的。在开始叙述那个梦之前，她还做了另一个象征性动作。当时她在治疗室等我，我一进房间，她立即把一封正在读的信收了起来。我自然问她，信是谁寄来的。她一开始不肯说，但后来说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和治疗无关。信是她祖母寄来的，祖母让杜拉多给她写写信。我相信，杜拉只是和我玩“藏秘密”的游戏，而这一举动暗示，她担心会把秘密泄露给医生。我认为，这是她对所有陌生医生所产生的抵抗情绪，担心医生探清她的病根，无论是通过做检查发现她的白带问题，还是通过询问发现她有尿床的习惯——总之，她担心医生会猜测她有手淫的习惯。但如果医生没有猜到，在治疗后，她又会极为轻蔑地说那位医生的坏话。
在我看来，杜拉对于父亲害她生病的谴责，以及这背后隐藏的自责、白带问题、玩弄小腰包、六岁后尿床、害怕被医生揭穿的秘密——所有这些都充分证明她曾经有手淫的习惯。对于这个病例，其实当她告诉我她表妹胃痛，进而仿同表妹，并且数日都在抱怨同样的疼痛时，我就已经怀疑她有手淫的习惯了。众所周知，手淫者特别容易胃痛。在一次与威廉·弗里斯（Wilhelm Fliess）的私谈中，他告诉我，对于这类胃痛，只要把可卡因（cocain）敷在鼻子的“胃点”处——这个位置是他发现的，便可达到止痛效果。而在该点烧灼，则可完全治愈。杜拉曾经告诉过我的两个事实证明了我的怀疑：一是她常常胃痛；二是她确信表妹是个手淫者。患病的人能够轻易看出别人的病，但由于自身的情感抵制作用，却无法看清自己的病。这是很常见的现象。后来，虽然杜拉依旧什么也记不起来，但她确实不再否认我的推测，甚至说自己尿床直至“神经性咳嗽发病前不久”。但我依旧认为，这具有临床意义。癔症极少在孩童手淫时出现，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禁欲后 [18] 才会出现，以成为手淫满足感的替代品。而手淫的欲望则潜伏在潜意识中，直到另一个更为正常的性满足感出现。但该满足感能否持续，取决于婚姻生活或正常的性生活能否治愈癔症。如果婚姻生活中的满足感——由于性交障碍、心理隔离感等原因——消失了，力比多则会回流至其原来的渠道，并再次表现为癔症。
我本应该增加一些细节信息，比如杜拉是在何时、受了什么特别的影响才戒掉手淫习惯的。但由于我的分析尚不完整，因此只能提供一些片段材料。我们已经说过，她尿床的症状一直持续至她首次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前不久。她只记得，当时正是她父亲病情好转后，第一次离家外出的时间。这小小的回忆一定是挖掘呼吸困难病源的线索。根据杜拉的象征性动作以及其他一些症状，我有理由相信，她的房间紧挨着她父母的房间，因此在夜里，她一定听过父母性交时发出的沉重的呼吸声（父亲总是呼吸急促）。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们会想象所听见的神秘声音背后的性行为。的确，由于本性使然，表达性冲动的行为随时可能因性刺激而出现。我在几年前就认为，出现在癔症或焦虑症中的呼吸困难和心悸，只是性交行为的并发症而已。在我研究的许多病例中，例如杜拉这个病例，呼吸困难或神经性咳嗽都可追溯至相同的刺激源——即患者曾经听到过成年人性交的声音。杜拉在这种情况下被激起的冲动，可能轻易便让她的性欲倾向发生转变，从手淫的习惯转向病态的焦虑。在这之后，当她父亲离家外出，深爱着父亲的她希望父亲回来时，她便会通过咳嗽来重现深深印在她脑海中的那一幕。她还记得第一次发病时的相关事件，我们由此可推测隐藏其后的一系列意念，这些意念随发病而产生，并且充满焦虑。第一次发病是在她一次耗尽体力的登山旅途之后，她当时确实有点儿气喘。这让人联想到，他父亲因为患有气喘病而不能爬山，也不能做过于剧烈的运动。于是，她想起了那天夜里，父亲和母亲的剧烈运动。她不禁担心，那会不会影响他的健康？她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因为手淫过度而筋疲力尽——手淫和其他性爱方式一样，在达到高潮时也会稍稍气喘——到最后因呼吸困难加剧变成一种病症。上述材料中的一部分是我从分析中得到的，其余部分还需要补充。但我们用来证实杜拉手淫的方法表明，表现单一主题的材料只能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的联想，一点点地收集起来。 [19]
现在，一系列有关癔症病原的重要问题出现了：杜拉的病例从病原论上看，可视为典型病例吗？该病例只代表了一种类型的病因？等等。然而，我确信，只有对大量的其他病例进行类似的分析，并将分析结果发表以后，才能够解答这些问题。而且，在回答本病例的病原是否应追溯至儿时的手淫之前，我应该先分析这些问题的设定方式，应该先讨论用于神经心理症的病原学理论。如此一来，我回答上述问题的观点就明显地偏离了其设立之初的观点。但只要我们能够证明在本病例中，杜拉在孩童时期确实出现过手淫行为，而且其出现对于整个病情来说，并非偶然因素，也不是无关紧要的，就已足够了。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