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越是认识到神经症冲突对人格造成的伤害，就越是迫切地想要真正解决这些冲突。但是正如我们现在所了解到的，用理智的决定、逃避或者意志力都无法解决问题。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只有一种方法：要解决冲突，必须改变人格中造成这些冲突的条件。
这是一种激进而且艰难的方法。考虑到改变我们自己是多么困难，就会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寻找一条捷径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患者和其他人经常会问：看到自己的基本冲突是不是就够了？答案很明显：不够。
即使心理分析师在分析的初期就看出了患者处于何种分裂状态，并且能够帮助他认识到这种分裂，上述想法还是不能立刻见效。它可能会为患者带来一定程度的缓解，因为患者开始了解自己苦恼的确切原因，而不是像之前那样迷失在一个神秘的迷宫中。但是，患者却无法将这种想法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尽管患者能够觉察到内心的不同冲突，但他依旧会处于分裂状态。他从分析师那里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就像某个人听到一个陌生的消息，这个消息听起来像是真的，但是他意识不到它与自己有何关系。由于患者内心有很多无意识的保留，所以他接受的这种想法就因此被抵消了。他会无意识地坚持认为：分析师夸大了他的冲突；如果不被外部环境干扰，他或许早就没什么问题了；爱情或者事业的成功会消除他的痛苦；他可以通过不与他人接触来避免冲突的发生；虽然普通人无法做到同时遵守两个相反的原则，但他却能够用意志力和智慧做到这一点。或者，他可能会无意识地觉得心理分析师是江湖骗子或者是好心的傻瓜，好治无病以为功，或者根本就不知道他已经无药可救了。所以，这意味着患者将会用绝望来回应分析师的建议。
患者在思想上的这些保留表明，他要么会坚持自己独有的解决冲突的方法，因为这些方法对他而言比冲突本身更加真实；他要么已经对治愈感到绝望。所以，分析师必须先检验患者解决这些冲突的方法及其效果，才能有效地应对患者的基本冲突。
想要寻找捷径的做法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因弗洛伊德对遗传性的重视而变得更为重要：一旦认识到这些冲突倾向，寻找到它们的起源并且与患者童年时期的表现联系起来，是不是就足够了？答案还是：不够。理由同上。即使患者详细地回忆了童年时期的经历，也只能让他对自己采取一种更加仁慈和宽容的态度，而这样做丝毫无助于解决他的冲突。
全面理解早期环境的影响及其对儿童人格的改变，虽然没有什么直接的分析价值，但确实有助于我们研究神经症冲突的形成条件。 [1] ?毕竟，正是儿童与自我、与他人关系的改变引起了最初的冲突。我在已经出版的论著和本书的前面章节描述了冲突的形成过程。简单来说，一个孩子可能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威胁他内心自由、自发性、安全感和自信的环境中，也就是说，他发现他的精神核心受到了威胁，于是他会感到孤立无助，所以，他与他人打交道的方式不是由他的真实感受决定的，而是由迫切的需要和对利害关系的考虑决定的。他无法坦白地表达喜欢或者不喜欢、信任或者不信任，不能如实地表达他的愿望或者反对，所以不得不想方设法地应付他人，使用对自己伤害最小的方式与他人周旋。这种生活方式的根本特点可以这样概括：与自我和他人的疏离；一种绝望感；一种普遍的忧虑感；以及一种存在于人际关系中的敌对性紧张——从一般的警惕到绝对的憎恨。
只要这些状态持续存在，神经症患者就不可能摆脱他的冲突倾向。相反，他们产生的内心需要会随着神经症的发展而变得更加迫切。实际上，这种虚假的解决方法加剧了他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的紊乱，这就意味着真正地解决冲突会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因此，分析的目标只能是改变这些状态本身。我们必须帮助神经症患者找回自我，让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感受和需要，树立起自己的价值观，并且帮助他在真实的情感和信念的基础上与他人建立关系。如果我们真能奇迹般地做到这一点，那些冲突自然会消失不见。奇迹不会自己发生，所以我们必须知道需要采取什么步骤才能促成这种变化。
每一种神经症，无论其症状多么奇特，实际上都是一种性格障碍。所以，心理分析的任务就是分析整个神经症的性格结构。因此，我们越是清晰地认识到这种结构及其个体差异，就越能准确地确定需要做的工作。如果我们将神经症看作患者围绕基本冲突建造的防御工事，就可以粗略地把分析分为以下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详细考察患者为解决冲突所做的无意识的努力，以及这些努力对他整个人格的影响。这其中包括研究他的主要倾向、理想化意象和外化作用对他的影响等，而不考虑这些努力与潜在的基本冲突的特定关系。我们不能认为没有首先考虑冲突，就无法理解和研究这些努力，因为虽然它们产生于患者对解决冲突的需要，但是它们也有其自身的规律、重要性和影响力。
第二个部分是对冲突本身进行处理，这不仅意味着要帮助患者认识到冲突的大概情况，还要帮助他们看清冲突是怎样发生作用的。就是说，要让患者了解这些相互矛盾的冲突的倾向及其产物——态度这两者是怎样相互干扰的。比如，患者有顺从倾向，而这种顺从倾向又因为他有倒错的施虐倾向而得到强化，所以，他应该了解，正是这种顺从的需要成为了他赢得比赛胜利或者在工作中脱颖而出的障碍，而同时，他想战胜他人的欲望又使胜利成为了非有不可的东西。又比如，他应该明白，他的禁欲主义有很多种原因，而这种“禁欲”又与他对同情、爱的需要相矛盾。我们必须让他知道，他是如何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比如，他是怎样对自己的要求时而过于严格，时而又过于宽容的；或者他的施虐倾向如何加强了他对自己外化的需要，而这一需要又与他想显得仁慈的需要相冲突；或者他如何一会儿指责他人的所作所为，一会儿又原谅他们；或者他如何在自认为应该享有一切权利与自己不应该享有任何权利这两种态度之间摇摆不定。
此外，这部分分析工作还包括向患者解释他想要达成的妥协是不可能的。比如，他可能会试着将自私和慷慨、征服和喜爱、控制和牺牲等结合起来，而分析师要明确地告诉他这些做法很可能是徒劳的。分析也可以帮助患者认识到，他的理想化意象和外化行为等是如何掩盖了他的冲突，并且暂时缓解了冲突带来的破坏性力量。总而言之，分析就是让患者彻底理解他的冲突对其人格的普遍影响，以及它们如何引发了他的种种症状。
一般来说，在分析师进行分析的每一阶段，患者都有自己不同的防御方法。当分析师分析他为解决冲突而做出的努力时，他会一心想要维护他的态度和各种倾向中固有的主观价值，所以会拒绝透露其真正的领悟。当分析他的冲突时，他只是想证明他的冲突根本就不是冲突，所以他认识不到自己特有的倾向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
至于应该按照怎样的顺序来进行分析工作，弗洛伊德的建议可能具有明确的指导作用。他将医学分析中的有效原则应用到心理分析中，强调在帮助患者解决问题时需要特别注意两点内容：分析师的解释应该是有益的，并且应该是无害的。换句话说，分析师必须时刻想着两个问题：患者在此时了解了真相，能否承受得住？我的解释是否对他有意义，并且能够让他用一种建设性的思维思考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缺少一种用来判断患者承受底线的确切标准，也不知道究竟做什么才能激发他们进行有建设性的思考。由于不同患者之间的结构差异太大，所以我们无法确定做出解释的最好时机。尽管如此，我们也应当遵守以下基本的指导原则：只有当患者的态度发生了特定的变化后，我们才可以轻松地与他一起探讨他的某些问题。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尝试一些常用的方法。
只要患者一心想要追求那些对他意味着救星的幻觉，即使分析师为他指出了他的主要冲突也是无用的，他必须先要明白这些追求是无用的，并且干扰了他的生活。分析师应该用极其简明的语言帮助患者分析他为了解决冲突所做出的努力，而不是分析冲突本身。我并不是说要刻意回避提到冲突。在对患者进行分析时，分析师采取什么样的分析方式取决于患者神经症结构的脆弱程度。对某些患者来说，如果他们过早地了解到自己的冲突的真相，只会让他们陷入恐慌；而对另外一些患者来说，早了解真相对他们毫无意义。不过从逻辑上来说，只要患者坚持他自己的解决方法，并且无意识地指望依赖它们“得过且过”，我们就不能指望患者会对他的冲突产生兴趣。
另外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是理想化意象。本书虽然没有详细叙述在什么条件下会促发这种意向，然而，谨慎对待它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对患者而言，理想化意象经常是他们唯一感到真实的东西，而且可能是能使患者感觉有自尊并让他们不沉浸于自卑之中的唯一因素。患者只有获得了一些现实的力量，才能够忍受对其理想化意象进行的破坏。
在分析的早期阶段就去修复施虐倾向肯定是没有用的，一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倾向与患者的理想化意象相距甚远，并且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即使患者在分析的后续阶段对自己的施虐倾向感到恐惧和厌恶。我们将这种分析推迟到患者已经不那么绝望时再进行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当患者仍然无意识地相信替代性生活方式是他唯一的选择时，他是不会有兴趣和分析师一起探讨自己的施虐倾向的。
当分析师需要根据患者特定的性格结构而给出不同的解释时，也可以运用以上原则选择合适的时机。比如，当患者表现出攻击倾向时——他自认为情感是懦弱的表现，并转而追求那些显示出力量的东西——分析师应当首先分析他的这种想法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如果分析师首先考虑的是他对亲密关系的需要，这就是错误的，不管这种需要在分析师看来多么明显。患者会十分抵触任何这样的举动，并把它视为对自己安全的威胁，他觉得他必须提防分析师想要把他变成“好好先生”的打算。只有当他变得更强大时，他才能够忍受他的顺从和自卑倾向。对于这样一位患者，分析师必须在一段时间内避免提及“绝望”这一问题——他可能会拒不承认这种感受，因为绝望对他来说意味着令人厌恶的自怜，并且等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相反，如果患者的顺从倾向占主导，分析师应当首先分析他“亲近人”的表现，然后才能提及他的控制和报复倾向。又比如，如果一位患者将自己当成一个伟大的天才或者伟大的情人，那么要分析他对被轻视和拒绝的恐惧就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如果还想分析他的自卑就更会毫无收获了。
有时候，分析刚开始时能够处理的问题是非常有限的，特别是当患者将高度的外化作用和顽固的自我理想化相结合的时候，这种结合使患者无法容忍自己的任何缺陷。如果分析师发现了这种情况，最节省时间的处置方法就是避免做出哪怕是最隐晦的暗示，比如，暗示问题出在患者自己身上。不过，在这个阶段，分析师触及患者的理想化意象的某些方面倒是可行的，比如，患者对自己提出的过分要求。
熟悉神经症性格结构动力学可以帮助分析师更加快速、准确地掌握患者在与他人交往时想要表达的东西，从而明确他应该在何时从什么问题入手。这样一来，他将能够从看起来不起眼的症状中发现和预见患者人格的整个面向，从而将注意力集中在他应该注意的因素上，就像一位内科医生在观察到患者有咳嗽、盗汗的症状，或者患者经常在下午感到疲惫时，就会考虑患者患肺结核的可能性，并据此找到治疗的依据一样。
比如，如果患者在行为中表现得唯唯诺诺，对分析师非常崇拜，并且在社交时表现出了谦虚的倾向，那么，分析师可以考察一下这些表现是否发自患者内心，并据此看看患者是否“亲近人”。如果他发现了更多的证据，他就可以试着从每个可能的角度对患者进行归类。同样，如果患者总是谈及他感到羞辱的经历，并且表示他害怕分析师会对他做出类似的行为，分析师就应该知道他必须帮助患者缓解对羞辱的恐惧。他可以选择对在那时最容易被观察到的恐惧的根源进行解释，比如，他可以将这种恐惧与患者想对理想化意象进行肯定的需要联系起来，当然，这必须在患者已经意识到了他的理想化意象后才可以进行。如果患者在分析过程中表现得很迟钝，并且谈到了命中注定，这个时候，分析师就要尽可能地帮助他消除其绝望。如果这种绝望发生在分析的开始阶段，分析师或许只能向患者说明，他是在自暴自弃。然后，分析师应当尽可能地让患者明白，他的绝望不是源于一个真实的、无助的情境，而是一个需要得到理解和最终解决的问题。如果绝望出现在分析的后期，分析师也许能够将它与患者无法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法或者无法达到理想化意向的要求联系起来。
以上所有建议给分析师留下了充分的空间，可以帮助分析师使用敏锐的直觉发现患者内心的真实情况。直觉是分析师必不可少的宝贵工具，他们应当努力将它发挥到极致。但是，运用直觉并不意味着整个分析过程只是一门“艺术”，或者只运用常识就能完成。对神经症性格结构的了解能够使分析师的诊断更具科学性，并能让他们以精准、负责任的方式开展分析。
由于不同患者的神经症性格结构有着巨大的个体差异，分析师只能不断摸索着前进，但仍难免犯错。这里所说的错误并不是指一些重大的错误，比如，把患者没有的动机强加在他身上，或者没能抓住患者的神经症的本质驱力，而是说做出患者还无法接受的一些解释。重大的错误是能够避免的，但是，过早做出解释这一错误总是在所难免。如果我们能及时发现患者对我们给出的解释的反应，我们就能很快察觉到自己的错误，并马上调整分析方案。我觉得，人们似乎过于强调了患者的“抗拒”——过多关注了患者是接受还是拒绝一种解释——而忽略了他的反应到底表明了什么。这很不幸，因为只有搞清楚患者反应的所有细节，分析师才能知道应该先做什么，才能促使患者解决分析师指出的问题。下面举例说明这种情况。
一位患者发现，在与他人相处时，每当对方向他提出要求时，他就会非常愤怒，即使是合理的请求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强迫，最合乎情理的批评也会被他视为一种侮辱。可是，他却自认为可以随意地向对方提出要求，并且直截了当地批评他们。换句话说，他赋予自己各种特权，却一点儿也不给对方。他逐渐意识到，这种态度注定会伤害甚至毁灭他的友谊和婚姻，所以他一直非常主动地配合分析师进行分析。但是，当他意识到自己的这种态度会造成的后果时，他却沉默了，并且表现出了轻微的抑郁和焦虑。他的一些社交行为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回避倾向，这与之前他急切地想要与一个女性建立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倾向令他无法忍受与他人平等相处，虽然他在理论上是接受平等观念的，但还是拒绝实践。他的这种抑郁正是发现自己处于无法解决的两难之中的反应，回避则意味着他正在寻找解决办法。当他意识到回避没有用，而且除了改变态度之外别无他法的时候，他开始奇怪为什么自己无法接受平等的关系。随后，他的社交行为表明，在情感上，他只看到了拥有所有权利和没有任何权利这两种可能性。他说，他担心如果让出了自己的权利，他将无法做他想做的事，而是只能按照他人的意愿行事。这反而诱发了他的顺从和自卑倾向，虽然这些倾向之前已经被分析师观察到了，但却从来没有注意到其强烈程度和意义。多种原因令患者形成了强烈的顺从和依赖倾向，以至于他不得不人为地建立一个防御系统，将所有的权利据为己有。对他来说，如果要他在顺从仍是一个迫切的内在需要时就放弃这种防御手段，无疑是要他将他的整个人格抛弃掉。所以，分析师需要先分析他的顺从倾向，然后才能考虑改变他的专制态度。
本书的所有内容都清楚地表明，我们不能永远使用一种方法彻底解决一个问题，必须从各种角度对问题进行反复探讨。这是因为患者的任何一种态度都有多种根源，并且对神经症的发展起着不同的作用。比如，对情感的病态需求的最初阶段表现为息事宁人和忍气吞声，当处理这一需求的时候，必须解决上述两种态度。当我们开始讨论患者的理想化意象时，必须继续对这两种态度进行研究。从这个角度我们能够发现，患者可能自认为息事宁人是圣人的一种表现。当讨论他的疏离倾向时，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这种态度还有避免摩擦的需要。还有，当我们发现患者对他人的恐惧以及控制自己的施虐冲动时，这种忍让态度的强迫性质就更加明显了。在其他例子中，患者对强迫的敏感可能首先被认为是源于疏离需要的防御性态度，然后是对权力的渴望的投射，最后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源于内心压迫或其他倾向的外化表现。
任何在分析过程中具体化的神经症态度或者冲突，必须放在整个人格的关系中进行理解，这就是所谓的“修通”。这个过程包括如下步骤：帮助患者认识他的特定倾向或冲突的所有显性和隐性表现，帮助他认识到它们的强迫性，并且理解它们的主观价值和不利后果。
当患者发现自己有神经症的特殊表现时，常常不去正视它，而只是提出类似“它是如何产生的”这样的疑问。不管他是否有意，他都希望追根溯源以解决问题。分析师必须阻止他逃回过去，并且鼓励他了解那种特殊表现本身，也就是说，要鼓励患者了解这种表现的具体形式、他掩盖它的方法以及他对它的态度。比如，如果患者已经很明显地表现出了对顺从的恐惧，他必须明确他在何种程度上对自己的自卑感到愤怒、害怕和失望。他必须认识到，为了从生活中清除一切可能的顺从和与之相关的一切倾向，他已经无意识地对自己采取了压制手段。然后，他会明白，他那些表面上不同的态度其实都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麻木了自己，以至于不知道他人的感受、愿望和反应；他因此变得毫不关心他人；他压抑了自己对他人表达爱的冲动，以及他人对自己表达爱的愿望；他蔑视他人的柔情和善意；他情不自禁地拒绝他人的请求；在社交中，他自认为有权利对他人表现得反复无常、提出各种苛刻的要求，却剥夺他人的这些权利。如果患者表现出了全能感，仅仅让他意识到他有这种感觉是不够的，还必须让他明白，他是如何给自己定下无法完成的任务的。比如，他自认为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写完一篇有着复杂主题的论文，尽管很疲惫，他也能做到才思敏捷、下笔如流；在分析中，他自认为刚一看见问题就可以解决。
其次，患者必须意识到，他是受制于特定的倾向，并被迫不顾自己的愿望和最大利益行事的，甚至有时会与他的愿望和利益背道而驰。他必须意识到，这种强迫完全不分情况、不分对象地存在着。比如，他应该明白，他对朋友和敌人一样吹毛求疵，不管对方怎样做，他都会责备对方：如果对方态度友善，他会怀疑对方心怀内疚；如果对方坚持己见，他会表现得很专制；如果对方妥协，他会认为对方懦弱；如果对方想跟他在一起，他会认为对方太轻浮；如果对方拒绝他，他会认为对方小气等。如果正在讨论的问题是患者不能确定他是否被他人接受或者受他人欢迎，他必须意识到，即使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反面，他也无法改变自己的怀疑态度。理解一种倾向的强迫性也包括认识患者受挫于这一倾向时的反应。比如，如果出现的倾向是患者对受人喜爱有着强烈的需求，他必须看到，任何拒绝的迹象或者友好的减少都会让他感到失落和吃惊，不管这一迹象是多么地轻微或者那个人对他来说是多么无足轻重。
第一步是让患者清楚地认识到他的问题的严重程度，第二步是让他了解隐藏于问题之下的原因的强度。这两个步骤都会唤起患者继续审视自己的兴趣。
当分析师着手考察患者某种特殊倾向的主观价值时，患者往往会急于主动提供信息。患者可能会表示，他反抗和藐视权威或者任何类似于强迫的东西是迫不得已的，甚至是生死攸关的，否则他会受制于强势的父母；在成长的道路上，优越感曾经帮助或者正在帮助他克服自卑；他的疏离倾向或者“无所谓”的态度保护了他免受伤害。确实，患者的这种想法源于他的防御心理，但也带给我们很多启发。它告诉了我们患者某种特定态度占了上风的原因，展示了这种态度的历史性价值，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患者的发展过程。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够引导我们理解这一倾向目前的功能。从治疗的角度来说，这些功能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任何神经症倾向或者冲突都不仅仅是过去的遗产，就像一种一经形成就无法改变的习惯一样。我们可以确定，所有倾向或者冲突都是由目前的性格结构所拥有的迫切需要决定的。只是知道某种神经症的特殊表现只有次要价值，因为我们必须改变的是目前正在起作用的力量。
在大多数情况下，任何神经症倾向的主观价值都在于它可以平衡某些其他倾向。因此，彻底理解这些价值有助于指导我们处理某一具体病例。比如，如果我们意识到患者无法放弃他的全能感（因为这样他可以把自己的潜能当成现实，把他的宏伟计划当成已经取得的成就），我们就需要确定他活在想象中的程度。如果他让我们明白，他采取这种方式生活是为了确保自己不失败，我们的注意力自然会转向那些不仅会使他的预期失败，并且让他害怕失败的因素上面。
最重要的治疗步骤是让患者看到他以为有价值的东西其实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即他的神经症倾向和冲突只会让他丧失诸多能力。在先前的步骤中，我们已经做了一部分这样的启发工作，但更重要的是，要让患者清楚自己病情的所有情况和细节，只有到那个时候，患者才会真正感到需要改变自己。考虑到每一种神经症都会强迫性地维持现状，因此需要一种能够压倒这一阻力的刺激，才能让它们有所改变。然而，这种刺激只能源于患者对内心自由、幸福和成长的渴求，源于他的这样一个认识——每一种神经症表现都阻碍了这一渴求的实现。因此，如果他有贬低自己的倾向，这种倾向就是扼杀了他的自尊，并让他丧失希望的原因；这种倾向让他觉得自己不被他人接受，强迫他去忍受虐待，反过来又让他怀恨在心；这种倾向扼杀了他的主动性和工作能力；为了不让自己坠入自卑的深渊，他被迫采取自我膨胀、自我疏离等防御性态度，从而使他的神经症变得越来越严重。
同样，当某种特定冲突在分析过程中已清晰可见时，分析师必须让患者认识到这种冲突对他生活的影响。比如，患者的冲突源于自卑倾向和渴望成功这一需求之间的矛盾，分析师应该了解这是倒错性施虐狂所独有的，是其极度压抑的结果。患者应当明白，他每次自谦时都会感到自卑，并对他所奉承的人心怀愤怒；另外，他每一次想要战胜他人时都会对自己心存恐惧，并且担心他人会报复他。
有时候，即使患者意识到了所有的不良后果，还是对克服自己的神经症态度毫无兴趣。相反，问题似乎逐渐从他眼前消失，他用几乎察觉不到的方式将问题扔到了一边，自己的病情也没有任何好转。事实上，他已经看到了他给自己带来的伤害，所以这种缺乏反应的情况反而会引起他人的注意。不过，如果分析师不够敏锐，没有觉察到这种反应，患者这种缺乏兴趣的情况很可能被忽视。而患者会开始另外一个话题，分析师跟着他的话题，直到他们再一次遇到了类似的僵局。很久之后，分析师才突然意识到，自己虽然做了很多努力，可患者的病情却没有多大进展。
如果分析师知道这种反应偶尔会发生在患者身上，他就应该问自己，是什么原因让患者无法改变这种态度，即使这种态度已经造成了一系列不良后果。通常，原因有很多，分析师只能循序渐进地处理：患者可能仍然深陷绝望，认为自己无法改变现状，他想战胜分析师，挫败他、让他出丑的愿望可能远远超过了他对自己的兴趣；他的外化倾向可能还很强烈，所以尽管他承认了这样做的后果，却不会与自己联系起来；他的全能感可能仍然很强烈，以至于即使他明白不良后果不可避免，却还是心存侥幸，觉得自己能够逃脱；他的理想化意象可能仍然很僵化，以至于他无法接受自己居然有任何神经症性态度或者冲突。于是，他会对自己感到愤怒，觉得自己应该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因为他已经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了。意识到这些可能的原因很重要，因为如果这些原因被忽略，分析师很容易将自己变成休斯登·比得逊（Houston Peterson）所说的“心理学狂”（mania psychologica），即为心理学而心理学。在这种情况下，让患者接受自我显然是有益的。即使冲突本身没有任何改变，患者还是会感到欣慰，并且开始希望挣脱将他缠住的蛛网般的冲突。一旦行成了这种有利于分析的局面，患者的改变将指日可待。
不用说，以上的论述并不是关于分析技术的一篇论文。我并没有试图论述所有分析过程中会使问题加剧的因素，也没有试图论述所有会产生疗效的因素。比如，我没有论述患者将他的防御性和攻击性带入与分析师的关系后会有什么利弊，即使这是一个很有研究意义的因素。我描述的步骤只包括每一次在新倾向或者新冲突出现时我们必须经历的基本过程，可实际上我们通常无法按照所列的顺序进行分析，因为即使分析师注意到了患者的问题，可患者本人也许还一无所知。正如我们在前面那个关于患者自以为有权利的例子中所看到的，一个问题可能只是揭示了另一个问题，而后一个问题才是我们必须先分析的。只要最终每个步骤都做到了，顺序倒是次要的。
通过分析所带来的症状改变因患者问题的不同而不同。当患者认识到自己的无意识愤怒及其原因时，他的恐慌可能会平息下来；当他看到自己陷入的困境时，他的抑郁可能会消失。不过，如果分析工作做得好，无论特定问题是否得到了修通，都会使患者对自己、对他人的态度发生某些变化。如果我们要解决的是一些不同的问题，比如，过分强调性欲、认为自己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对强迫的高度敏感等，我们会发现，它们影响人格的方式基本上是一样的。不管我们分析的是这些问题中的哪一个，患者常常表现出的敌意、绝望、恐惧以及与自己、与他人的疏离等症状都会随之减轻。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在以下这些病例中，患者的自我疏离是如何减轻的：一个过度强调性的人，只有在性体验和性幻想中才觉得自己还活着，他的胜利和失败都局限在性领域，他认为自己具有的优点就是他的性吸引力，只有看清楚这一状况时，他才能开始对生活的其他方面产生兴趣，从而找回自我；一个把自己的想象当成现实的人，没有把自己当成普通人，他既看不到自己的局限，也看不到自己的真实能力，通过分析，他不再将自己的潜能当作已取得的成就，他不仅能够面对真实的自己，而且还能了解自己的真实感受；一个对强迫高度敏感的人，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愿望和信念，只觉得自己受他人的控制和支配，在分析过后，他开始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因此能够朝着他的目标努力。
在分析过程中，被压抑的敌对情绪——无论其种类和来源是什么——会时不时地浮现出来，使患者变得更加易怒，但随着某一种神经症态度的消失，这些敌对情绪会得到缓解。当患者看到自己能够独立面对困难、不再那么易受伤害的时候，当他觉得自己的愤怒、依赖和苛求少了的时候，他的敌意也会不断减少。
敌意的缓和主要是因为绝望感的减少。一个人越是内心强大，就越不会感到被人威胁。这种力量的增长有各种原因，比如，他曾把注意力放在了他人身上，而现在却留给了自己。他变得积极、主动，并且开始建立自己的价值观。他会逐渐发掘出更大的力量：之前用来压抑自己的那部分能量也被释放了出来；他不再那么压抑，不再被恐惧、自卑和绝望弄得心力交瘁。他不再盲目地顺从、对抗和发泄施虐冲动，而是可以在合理的基础上做出让步，所有这些举动都会让他变得更加坚强。
最后，因为原有的防御系统被破坏了，患者会因此而暂时变得有些焦虑，但随着后续步骤的进行，这种焦虑终将得到改善，因为患者不再像从前那样恐惧自己和他人了。
这些变化最终将会反应在患者与自己以及与他人的关系的变化上。他变得不再孤单；随着他变得强大和友善，他不再认为他人是自己必须对抗、控制或者回避的威胁，从而能够对他们心怀友善；随着外化作用的减弱，他减轻了自卑感，与自己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
通过观察患者在分析过程中发生的这些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同样是引起最初冲突的原因。在神经症的形成过程中，那些强迫性倾向日趋严重，而在分析的过程中却刚好相反。当患者发现，以前在面对绝望、恐惧、敌意和孤独时所采取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他就会试着改变它们。确实，在面对那些自己讨厌而又欺负自己的人时，如果觉得自己有能力与他们平等相处，为什么要低三下四或者牺牲自己呢？如果自己内心有安全感，能够和他人一起生活和奋斗，而不用担心自己的才能被淹没，为什么还要对权利和名声贪得无厌呢？如果自己有能力去爱，并且不害怕竞争，为什么还要回避与他人的接触呢？
完成这项任务是需要时间的，一个人越是纠结于冲突，遇到的障碍就会越多，需要的时间也就越长。人们渴求简短的分析疗法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人从分析过程中受益，毕竟，有一点儿帮助总好过没有帮助。当然，各种神经症在严重程度上有很大的差异，轻微的神经症可以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被治愈。虽然一些短期精神疗法很有前景，但不幸的是，其中大多数都建立在想当然的基础之上，而且使用这些疗法的人并不了解在神经症中起作用的力量是如何的强大。对严重神经症来说，我认为，只有更好地理解神经症的性格结构，减少在寻找解释的过程中花费的时间，才能缩短分析疗法所用的时间。
幸运的是，分析并不是解决内心冲突的唯一方法。生活本身就是一位非常有效的“分析师”，也就是说，任何人，只要有足够多的生活体验就可以帮助自己改变人格：可能是一位伟人起了榜样作用；可能是一个悲剧让神经症患者有机会与他人亲密接触，从而帮助他摆脱了自我疏离的状态；可能是与志向相同的人交往，使患者觉得没有操控和回避的必要。另外，神经症行为造成的后果可能很严重或者经常反复出现，这一定会给患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使其见怪不惊，从而帮他们减轻了恐惧。
但是，由生活完成的“治疗”不受人为控制。我们无法人为地设计一个困境、一种友情或者一种宗教体验来满足某个人的特殊需要。生活是一位无情的分析师，对某位神经症患者有帮助的事件可能会毁掉另一位患者，何况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神经症患者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并且从中吸取教训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可以这样说，如果患者已经获得了从自己的经验中吸取教训的能力，也就是说，如果他能发现自己在行为的后果中扮演的“角色”，明确了自己的责任，并且将领悟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那么，我们的治疗就可以结束了。
认识到冲突在神经症中的作用，并且意识到它们是可以被解决的，让我们觉得有必要重新定义分析疗法的目标。虽然很多神经症疾病属于医学领域，但是用医学术语来定义这些目标并不可行。这是因为，即使是一些身心疾病，它们在本质上也是人格冲突的最终表现形式，所以分析疗法的目标必须在人格范畴内进行界定。
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诸多治疗目标。我们要鼓励患者培养对自己负责的能力，也就是在生活中积极向上，学着做决定，并愿意为此承担后果和责任；愿意为他人承担责任，愿意承担义务并且相信这些义务的价值，不管这些义务是关系到自己的孩子、父母、朋友、下属、同事、社区，还是国家。
与此密切联系的另一个目标是帮助患者获得内在的独立，既不藐视他人的观点和信念，也不盲从。这意味着要让患者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并且运用在实际生活中。这意味着，在与他人相处时，要鼓励患者尊重患他人的个性和权利，从而实现相互之间的平等。这也与真正的民主精神相一致。
我们还可以用“感情的自发性”（spontaneity of felling），也就是感情的觉醒和活力来定义这个目标，无论涉及爱与恨，还是幸福与悲伤、恐惧与愿望。这既包括有能力表达，又包括有能力控制。因为爱和交友的能力极为重要，所以这里必须特别指出：爱既不是寄生般的依赖，也不是虐待般的控制，而是如麦克马雷所说：“一段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在这段关系中，我们能够相互联络，因为对人类来说，与他人分享经历再自然不过；我们能够相互理解，在共同生活中找到快乐和满足，并向对方敞开自己的心扉。”
对治疗目标最为全面的描述就是实现内在的完整：没有伪装，情感真诚，将自己完全投入到感情、工作和信念中。只有解决了冲突，才可能更接近这一目标。
提出这些目标并不武断。它们是可行的、有效的目标，并不只是因为它们与所有时代中的智者的理想一致。这种一致并非偶然，因为它们同样是精神健康的基础因素。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些目标，是因为它们是根据神经症的病理原因而做出的逻辑推导。
我们敢于提出如此高的目标，是因为坚信人格是可以改变的，并且有经验作为支撑。不只是小孩具有可塑性，只要还活着，我们所有人都有能力改变自己，甚至从根本上改变自己。而精神分析法恰好是能够为我们带来根本改变的有效方法之一。我们越是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在神经症中起作用的各种因素，就越是有可能做出改变。
无论是分析师还是患者，都无法完全达到这些目标。这些目标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其实际价值在于可以为我们的治疗和生活指明方向。如果我们不清楚这些理想的意义，就可能会用新的理想化意象取代旧的。我们也必须明白，分析师并没有能力将患者变成一个完人，他只能帮助患者变得自由，鼓励其向着理想努力。这也意味着要给患者一个机会，使他能够变得更加成熟，得到更好的发展。
注 释
[1]. 众所周知，这一点也有很大的预防价值。如果我们知道什么样的环境因素有助于儿童发展，什么样的环境因素会阻碍他们的发展，我们就等于找到了一种预防后代患神经症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