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索神经症问题的深层含义时，我们很容易在错综复杂的现象中迷失方向。这很正常，因为如果我们不能正视它的复杂性，就无法理解神经症。时不时地跳出来看看，有助于我们重新调整视角。
我们一步步追踪了防护结构的发展，已经看到了一个又一个防御系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它们最后都确立了一种静态机制。让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患者投入在这一过程中的无限精力，我们更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迫使一个人花费如此大的代价走这样一条艰难的道路。我们问自己：是什么力量让这个结构如此僵化，并且如此难以改变？建立防御系统的动力仅仅是害怕基本冲突带来的破坏力吗？用一个类比可能会让答案更清晰一点，当然，任何类比都不可能完全准确，只能在最宽泛、笼统的意义上使用它们。让我们假设有一个人，他有着不光彩的过去，但是他通过伪装身份在社会中站住了脚，他非常害怕他的过去被人揭发。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处境有所好转，他结识了很多朋友，找到了工作，并且成了家。因为珍惜他的新生活，他有了一种新恐惧——害怕失去这种幸福。他以现在拥有的地位为傲，尽力忘记他那令人讨厌的过去。他为慈善事业捐了很多款，甚至捐助曾经的朋友，目的就是彻底抹去他过去的生活。同时，他性格上发生的变化却将他卷入新的冲突之中，结果他以伪装开始新生活的这一事实反而成了新冲突下的暗流。
因此，无论神经症患者做了何种努力，他的基本冲突仍然存在，只是形式变了，某些方面缓和了，而另一些方面却增强了。然而，由于这个过程中固有的恶性循环，随之发生的冲突变得更加严重。使冲突加剧的原因是，每一种新的防御方法都会进一步损害患者与自己以及他人的关系，而冲突正是源于这种关系。此外，随着新的因素（爱、成功、超然独立或者理想化意象）在他的生活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开始害怕事情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害怕这些“财富”会受到威胁。从始至终，他与自己的疏离让他越来越无力改变自己，从而无法摆脱他的困难。惰性随之而来，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正常发展。
患者的防护结构虽然非常坚固，却异常脆弱，本身还会引起新的恐惧，其中有一种就是害怕平衡被打破。虽然这种结构给患者一种平衡感，但这种平衡感也很容易被打破。患者自己并未有意识地去认识这种威胁，但他还是能够通过很多方式感觉到它。经验告诉他，他会无缘无故地出现状况，他会在完全没想到或者最不愿意的时候发怒、兴奋、沮丧、疲乏和压抑。所有这些体验都给他一种不确定感，让他失去了自信，使他感觉如履薄冰。他心理的不平衡可能会表现为走路姿态和步态的失常，或者表现为缺乏使身体平衡的技能。
这种恐惧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对精神失常的恐惧。当这种恐惧达到一定程度时，患者会主动寻求精神科医生的帮助。在此情况下，恐惧也会受到一种被压抑的、想做各种疯狂之事的冲动的影响，这种冲动虽然是破坏性的，但是患者却不觉得有任何负疚感。然而，我们不能因为患者害怕精神失常就认为他真的会精神失常。通常，这种恐惧是暂时的，只有在极其悲痛时才会出现，它带给患者的最强烈的刺激体现为对理想化意象的突然威胁，或者是一种极度的紧张（这种紧张主要产生于无意识的愤怒），以致危及患者的过度自控。比如，一位女性原本相信自己既性情平和又勇敢，但是当她面对困境感到无助、害怕和愤怒时，她就会产生这种恐惧。她的理想化意象曾经像一个铁箍一样保护着她，但现在却突然断裂，她因此害怕自己会四分五裂。我们已经说过，当一位疏离型患者被别人从他的“避难所”中强行拉出来并与他人近距离接触时（比如，必须参军或者跟亲戚住在一起），他就会感到恐惧。这种恐惧可能会表现为害怕自己精神失常，甚至真的出现精神失常的症状。在分析时，当一位患者费劲心力制造出一种虚假和谐，却又突然意识到他陷入分裂状态时，也会产生类似的恐惧。
大多数时候，对精神失常的恐惧是由无意识的愤怒引起的，这一点已经在分析中得到了证实。当这种恐惧减弱之后，它会变为一种担心——患者担心自己在无法自控时会辱骂、殴打甚至杀死他人，会害怕自己在睡觉、醉酒、麻醉或者性兴奋时出现暴力倾向。愤怒本身可能是有意识的，或者以一种强迫性的暴力倾向出现在意识中，尽管没有任何行动；另外，愤怒也可能完全是无意识的，患者只是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慌，或许还伴随着出汗、头晕，甚至害怕自己会晕过去，这代表一种潜在的恐惧，害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暴力倾向。当无意识的愤怒外化时，患者可能会害怕打雷、鬼魂、夜贼和蛇等，也就是说，患者会害怕任何存在于他自身之外的潜在的破坏性力量。
不过，对精神失常的恐惧相对比较少见，恐惧最突出的表现还是害怕失去平衡。这种恐惧更为隐蔽，常以模糊、不确定的形式表现出来，日常生活中的任何变动都可以引发这种恐惧。有这种恐惧的人在准备旅行、搬家、换工作、雇新佣人等很多时候都会深受困扰，所以只要可能，他们总会尽量避免这种改变。由于这种恐惧威胁着人格的稳定性，患者不敢寻求医生的帮助，尤其是当他们找到了一种应付新生活的方式之后。当他们考虑分析的可行性时，会关心一些乍看起来很合理的问题：分析治疗会不会破坏自己的婚姻？会不会让自己暂时无法工作？会不会使自己易怒？会不会与自己的宗教信仰抵触？我们将在第十一章看到，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患者的绝望所引起的，他认为不值得冒任何风险。但是，在他所关心的问题后面却隐藏着一种真正的担心，那就是他需要确定分析不会打破他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相当准确地断定，患者的平衡本来就不稳定，因此对他进行分析会很困难。
分析师可以向患者保证不打破他的平衡吗？不，他不能。任何一种分析都必然会造成患者暂时的不安。分析师能做的就是深入分析这些问题，向患者解释他真正害怕的是什么，并且告诉他虽然分析可能会暂时打破他的平衡，却可以帮助他建立一种更稳固的平衡。
另一种源于防护结构的恐惧是对暴露的恐惧，它源于患者为了维护和发展防护结构而采取的许多虚伪做法。我们将在谈到冲突如何使患者的道德诚信受损时描述这些虚伪的做法，现在我们只需要指出，患者想要在自己和他人面前表现得与自己的真实面目有所不同——更加和谐、更加理性、更加慷慨、更加强有力或者更加无情。很难说他是害怕把自己的真实面目暴露给自己还是他人。在意识上，他更关注的是他人，他越是将恐惧外化，就越是害怕他人看穿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认为，他怎么看待自己并不重要；他可以从容面对自己的失败，只要他人毫不知情。实际情况虽然并非如此，但这却是他有意识的感觉，并且可以表明他的外化程度。
对暴露的恐惧多表现为一种模糊的感觉，也就是说，患者要么觉得自己是骗子，要么就是对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变得重视起来。患者可能害怕自己没有别人认为的那么智慧、能干、有教养、有魅力，因此转而害怕那些自己性格里并不具备的品质。有一位患者回忆，在他年少时，总是担心他名列前茅的成绩会被人认为是骗来的，每次转学时，他都忐忑不安，即使他再一次位居第一，仍然有这种恐惧。他十分困扰，却无法找到原因。他无法想明白自己的问题，因为他想错了方向：他对暴露的恐惧与他的智力程度无关，而只是被转移到了这里。事实上，恐惧涉及的是他无意识的虚伪，他以为自己是一个不关心成绩的好学生，而实际上他正在被一种战胜他人的需要所困扰。就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恰当的一般结论：害怕自己是骗子的这种恐惧总是与某种客观因素相关，但通常并不是患者自己以为的那个。从症状上来说，它最显著的表现是脸红或者害羞。由于患者害怕暴露自己无意识的虚伪，所以如果分析师注意到患者存在害怕被人揭发的表现，就断定他有为之羞耻并想要隐藏的事情而去寻找的话，那他就犯了一个大错误，患者可能并没有隐瞒什么。患者越来越害怕自己一定有那些在无意识中会暴露出来的东西，这种情况只会促使患者自责，而无助于建设性的分析。他可能会详细讲述他的性经验或者破坏行为的细节，但只要分析师意识不到患者正陷入冲突，而且患者本人也意识不到自己看问题的片面性，那么患者对暴露的恐惧就会一直存在。
对暴露的恐惧可以由任何情境引起，这些情境对神经症患者来说意味着他要经受考验，比如，开始新的工作、结交新朋友、进入新的学校、考试、参加聚会，或者参加任何会让他变得显眼的活动，即使只是参与讨论。患者有意识地认为自己害怕失败实际上是害怕暴露，因此这种感觉不会因为成功而减轻，他仅仅会觉得这一次他“逃过一劫”，但下一次呢？如果他真的失败了，他会更加确信自己一直都是个骗子，只是这次被抓住了。这种感觉的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极度害羞，尤其是面对新情境时；另一个表现就是患者在面对他人的喜爱和欣赏时显得非常谨慎，他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想：“他们现在喜欢我，但是如果他们真的了解我的话就不会这么想了。”所以，这种恐惧肯定会在分析中起一定的作用，因为分析的明确目的就是“发现”。
每一种新的恐惧都需要一套新的防御方法。患者有时会用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去解决对暴露的恐惧，而这两种方法都取决于他的性格结构。一方面，患者倾向于回避任何类型的考验情境，如果无法回避，就保持沉默，并且相当自控，也许还会给自己带上一副让人难以猜透的面具；另一方面，患者又无意识地试图变成完美的“骗子”，根本不需要害怕暴露。后一种态度并不仅仅是防御性的，攻击型患者也经常把话说得天花乱坠，以此来影响那些他们想利用的人。所以，任何想要影响他们的企图，包括分析师的尝试，都会遭到狡猾的反击。我这里指的是有公开施虐倾向的人。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特质是如何与患者的性格结构保持一致的。
回答了下面两个问题之后，我们就会理解患者对暴露的恐惧了：患者害怕暴露的东西是什么？万一他暴露了，他害怕的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经回答过了。为了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必须处理另外一个源自防护结构的恐惧，那就是患者害怕被他人忽视、侮辱和嘲笑。防护结构的不稳固导致了患者对打破平衡的恐惧，无意识的欺骗产生了对暴露的恐惧，而对羞辱的恐惧则来自于受伤的自尊。我们在前面的章节已经提及了这一问题。理想化意象的产生和外化的过程都是患者试图修复受损自尊的方法，但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两种方法只是更加损害了自尊。
纵观自尊在神经症发展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我们会看到两对交互运动的过程。一对的情况是，随着真实自尊水平的下降，不真实的自傲反而上升了，表现出自傲是因为患者觉得自己无比善良、无比有进取心、无比独特以及无所不知。另一对的情况是，神经症患者贬低真实的自我，却将他人的地位抬得很高。由于压抑、理想化和外化的影响，患者看不清自己，即使他并未变成影子，他也觉得自己是一个虚化的影子。与此同时，对他人的需要和恐惧不仅使他人变得更加可怕，而且更加不可缺少。因此，患者的重心更加偏向他人而不是自己，并且将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拱手让给了他人。这样做的后果是，他人对他的看法变得很重要，而患者的自我评价却不再重要，所以在患者心中，他人的看法更有权威和力量。
以上所有情况共同解释了神经症患者为什么无力面对忽视、羞辱和嘲笑。每一种神经症都有这些情况，所以才表现得极为敏感。如果认识到对忽视的恐惧有如此多的根源，我们就会明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恐惧并非易事，它只能随神经症的缓解而得到减轻。
通常来说，这种恐惧使神经症患者远离他人，并且让他对他人产生敌意。更重要的是，遭受这种恐惧的人完全无法施展自己的能力。他们不敢对他人抱有期望或者为他们设定高目标；他们不敢接近那些在某些方面比他们优越的人；他们不敢发表意见，即使很有见解；他们不敢运用他们的创造力，即使他们有很强的创造力；他们不敢让自己变得富有吸引力，不敢去打动他人，不敢寻求更好的职位等。当他们偶尔在这些方面有所尝试时，对被嘲笑的恐惧让他们止步不前，因此只好转而在沉默和稳重中避险。
比我们已经描述过的这些恐惧更加难以觉察的，是一种可以被看作在神经症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所有恐惧的凝缩，那就是对自身任何改变的恐惧。患者会采取两种极端的态度来对待这种恐惧：要么置之不理，期待改变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奇迹般地自动发生；要么急于改变，即使对问题还没有太多理解。在第一种态度里，患者自以为瞥见问题的一角或者承认缺点就足够了；为了实现他们的自我，他们必须改变他们的态度和倾向，这一点让他们感到震惊和不安；他们明白了这样做的道理，却还是无意识地拒绝接受。在第二种相反的态度里，患者自称有了改变，一方面，这是一种痴心妄想，因为患者无法忍受自己的任何不完美；另一方面，这也是由他无意识的全能感所决定的，他认为仅仅有让麻烦消失的这个想法，就足以消除它。
在恐惧改变的背后，患者还隐藏着对变得更糟的担忧，也就是害怕失去他的理想化意象，变成自我鄙视的那种模样，或者变得跟所有人一样，或者经过分析后只剩下一个空壳。患者害怕未知的东西，害怕失去已经拥有的安全感和满足感，害怕不能改变。当我们讨论了神经症患者的绝望之后，我们会更加理解这种恐惧。
所有这些恐惧都源于未解决的冲突。但是，如果想要最终获得人格的整合，我们必须勇于面对这些恐惧，所以它们也成了我们正视自己的障碍。它们就像炼狱，在得到救赎之前，我们必须走这一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