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谎言通常会引出第二个，而第二个谎言则需要第三个谎言来圆，以此类推，直到一个人陷入蛛网般的谎言中无法脱身。这种情况很常见。如果某个人或者某类人缺乏追根究底的决心，这种情况必然经常发生在他或他们的生活中。东遮西掩并非无用，但是会带来新问题，而新问题又需要新方法来应对。神经症患者解决基本冲突时也处于这种局面中，跟在前面所有描述过的情形一样，什么都不管用，尽管患者表面上发生了一些彻底的改变，但是最初的困难还是存在。神经症患者不得不将一个虚假的解决方案堆在另一个虚假的解决方案上，一个个堆起来，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可能会突出冲突的某一个方面，但他还是处于被分裂的状态。他可能干脆逃避人群，选择独处，虽然冲突不再起作用，但他的整个生活却岌岌可危。他创造出一个成功的、人格统一的理想化意象，但同时也制造了一个新的裂痕。他试图将自我从内心的战场上消灭以弥补这个裂痕，结果却让自己陷入了更加难以忍受的处境。
一个如此不稳定的平衡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支撑。于是患者会求助于许多无意识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盲点（blind spots）、区隔化（compart-mentalizing）、合理化（rationalizing）、过度自控（excessive self-control）、绝对正确（arbitrary rightness）、飘忽不定（elusiveness）和玩世不恭（cynicism）等。我们不打算讨论这些现象本身，因为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只想说明患者是怎样运用这些方法来对付冲突的。
神经症患者的实际行为与他理想化意象中的自己的差别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人们会纳闷为什么他自己看不到这一点。他不仅看不到这一点，甚至对眼皮子底下的矛盾也能够一直视而不见。这种盲点现象是最明显的矛盾，它让我首先注意到冲突的存在以及与它相关的问题。比如，一位具有顺从型所有特征的患者自认为是个大好人，可是他却用相当随意的口吻告诉我，在员工会议上，他恨不得用枪杀了他的同事。确实，引起这些类似杀戮的念头的破坏性渴望在当时是无意识的，但问题在于，他称之为“游戏”的杀人行为，一点儿也不会干扰他圣徒般的理想化意象。
另一位患者自认为是一位工作严谨的科学家，而且还是他所在领域的创新者。但是在发表文章时，他却从碰运气的角度出发，挑选那些他认为会得到最多赞誉的文章。他对此毫不掩饰，只是像上文描述的那位患者一样，完全不清楚其中的矛盾。同样，一个自认为善良又直率的男人，对从一个女孩那里索取钱财又花在另外一个女孩身上也会完全不以为然。
很明显，在这几个例子中，盲点的作用是将潜在的冲突排除在意识之外。令人惊讶的是，它竟然实现了；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患者不仅聪明，而且还对心理学有一定的了解。如果认为我们都倾向于对自己不关心的事情视而不见，显然并不足以解释这一现象。我们还应该补充一句，那就是我们对事物视而不见的程度取决于我们有多大兴趣去做这件事。总而言之，这种人为的盲点很简单地表明了我们极其不愿意承认冲突。但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如何做到对上述那些明显的矛盾视而不见的呢？事实上，如果没有特定条件的话，这确实是无法办到的。其中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对自己的情绪体验过分麻木和迟钝。另外一个条件是斯特莱克尔早已提出的，就是我们过着那种有隔间（compartment）的生活。他除了对盲点现象进行说明外，还谈到了逻辑严密的分隔方法：一部分给朋友，一部分给敌人；一部分给家人，一部分给外人；一部分对公，一部分对私；一部分给同仁，一部分给下属。因此，对神经症患者来说，一个“隔间”中发生的事情并不与另一个“隔间”中发生的事情矛盾。只有当患者因为冲突而失去了统一感时，他才有可能以这种方式生活。因此，区隔化与拒绝承认冲突一样，也是患者被冲突分裂的结果。这个过程跟理想化意象中的情况并无二致：矛盾继续存在，但是冲突却遁入无形。很难说是理想化意象导致了区隔化，还是区隔化导致了理想化意象的产生。但是，生活在“隔间”中而无视整体好像更应该对理想化意象的产生负有责任。
要理解这种现象，我们必须考虑文化因素。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中，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一个齿轮，与自我的疏离比比皆是，而且人的价值也随之降低。文化中的明显矛盾使人们的道德知觉逐渐麻木。人们对道德标准不屑一顾，所以当一位慈爱的父亲某一天突然表现得像一个恶棍时，没有人会奇怪。在我们周围，几乎找不到人格完整的人，因此也就显不出我们自己的分裂状态。在精神分析中，因为弗洛伊德将心理学视为一门自然科学而抛弃了它的道德价值，所以分析师与患者一样看不到这种矛盾。分析师认为，自己有个人道德观或者对患者的道德观感兴趣就是“不科学的”。但事实上，对矛盾的承认并不仅仅局限于道德领域，也出现在其他许多理论体系中。
合理化可以定义为通过推理进行自我欺骗。人们一般认为，合理化主要用于自我辩护，或者让自己的动机或行为符合大家广泛认可的观念，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比如，生活在同一种文化中的人都按照同样的方式进行合理化，而实际上，合理化的内容和方法却都各不相同。如果我们将合理化看作支持神经症患者制造虚假和谐的方式之一，这一点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在患者围绕基本冲突所搭建的防御工事的每一个角落，我们都可以看到合理化在起作用。患者的主要倾向通过推理而得到增强，他将那些可能会引起冲突的因素或者变小，或者修正，以掩饰冲突。这种使用自我欺骗的推理过程将人格合理化的方式可以通过对比顺从型和攻击型看出。顺从型将帮助他人的愿望归因于他的同情心，尽管他有着强烈的支配倾向——如果这些倾向过于明显，他便将它们合理化为热心肠。攻击型帮助他人时会坚决否认他有任何同情心，他只是认为他的行为完全出于私利。理想化意象总是需要大量的合理化行为来支持：实际自我和理想化意象之间的差异最后必须被归结为不存在。通过外化，患者用合理化的方法证明事出外因，或用来证明自己那些无法令人接受的特点只是对他人行为的一种“自然”反应。
患者过度自控的倾向可能会非常强烈，以至于我一度将它看作原始的神经症倾向之一，它就像为了防止矛盾的情感泛滥而修筑的堤坝。虽然一开始它经常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可不久之后就会逐渐变得自发。患者在进行自我控制时，不允许自己被其他事物左右，不管是因为热情、性欲、自怜还是愤怒。在分析过程中，患者很难进行自由联想；酒精也无法让他兴奋，他宁可忍受痛苦也不接受麻醉。简言之，他试图抑制一切自发性。这些特点在那些冲突较为外露的患者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有助于掩盖冲突的措施，冲突的任何一方面都没有占据主导地位，而且也没有充分地保持自我疏离而让冲突无法产生作用。他们仅仅用自己的理想化意象保持着不分裂的假象。显然，如果患者没有付出努力，仅仅靠理想化意象实现内心的统一是不够的，特别是当理想化意象由相互矛盾的因素组成时，就更加不够了。到那时，患者就需要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运用意志力将冲突的趋势控制住。由于最具破坏性的趋势是由愤怒引起的暴力，所以他就需要用最多的精力控制愤怒。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愤怒被压抑后，积聚了爆炸性的能量，而这又需要更多的自控来抑制它。如果分析师让患者注意他的过度自控，患者会为自己辩护说任何文明人都需要自控，但他却忽略了自控的强迫性本质。他不得不严格地进行这种自控，如果不起作用，他就会陷入恐慌，这种恐慌通常表现为害怕精神失常，这清楚地表明自我控制的作用就是抵抗被分裂的危险。
绝对正确有着双重功能，它既可以消除内心的疑虑，又可以消除外部因素的影响。未解决的冲突必然会给患者带来怀疑和犹豫不决，它们甚至可以严重到让患者无法行动。在这种状况下，患者很容易受外部因素的支配。如果我们有坚定的信念，就不会轻易摇摆不定，但是，如果我们一辈子都像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走哪条路，那么外部因素就会变成轻易决定我们选择的力量，即使只是暂时的力量。此外，犹豫不决不仅指某种行为过程，还包括自我怀疑——怀疑自己的权利和价值。
所有这些不确定因素都损害了我们应对生活的能力。不过，好像并不是每个人都无法忍受它们。一个人越是将生活视为一场无情的战争，就越是会将怀疑视为一种危险的弱点；越是离群索居、坚持独立，外部因素就越容易成为引发他愤怒的原因。我的所有观察都表明一个事实：攻击型倾向和疏离型倾向相结合，并成为一个人的主导倾向时，最容易滋生出这种绝对正确；攻击倾向越是明显，这种绝对正确就越强势。患者试图通过武断地宣称自己永远正确来一劳永逸地解决冲突。在合理化的作用下，患者会发现情感是内心的叛徒，必须坚决控制它。这样或许能够实现平和，但那是死寂一般的平和。所以我们不难预料，这种患者讨厌分析，因为分析威胁到了他内心的“平和”。
另一种表现几乎与绝对正确相反，但同样也是一种拒绝承认冲突的防御方法，那就是飘忽不定。有这种表现的患者有点像童话故事中的角色，只要遭到追击，他们就会变成一条鱼；如果这种伪装还不安全，他们就变成一只小鹿；如果猎人追了上来，他们就变成一只鸟飞走。你永远也听不到他们的一句准话；他们不是否认自己说过的话，就是向你保证他们说的不是那个意思。他们有一种将简单问题变复杂的能力。要他们明确表达对某事的观点往往不可能，即使他们真的想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到头来，听者还是一头雾水。
他们的生活也很混乱。他们一会儿恶毒，一会儿富有同情心；一会儿无比贴心，一会儿又相当冷漠；在某些方面很专横，某些方面又很谦虚。他们急着寻找一位强势的伴侣，可自己却变成了“受气包”，然后又变成了一个强势的人。在做了对不起某人的事情后，他们会因为悔恨而力图弥补过错，然后又觉得自己是个“笨蛋”并再次口出恶言。对他们来说，没什么东西是实实在在的。
分析师也会感到困惑，甚至觉得无力展开分析。如果这样想就错了。这些患者只是没有成功地走上通常的统一人格的程序：他们不仅没能压抑住一部分冲突，而且也没有建立明确的理想化意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证明了这些尝试的价值。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各种患者，不管他们的问题有多复杂，至少有有序的人格，远没有飘忽不定型的人迷失得那么严重。另外，分析师还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他认为冲突显而易见，无需费力就可以找出它们，所以分析工作很简单。不过，他终会发现患者讨厌将问题明确化，甚至会拒绝尝试治疗。他应该明白，这是患者拒绝深入洞察其内心的一种手段。
最后一种拒绝承认冲突的方法是玩世不恭，即对道德观的否认和嘲笑。每一种神经症都必然存在着对道德观的怀疑，不管患者多么教条地坚持他可以接受的特定标准。虽然玩世不恭有多种根源，其作用却总是否认道德观的存在，因此使得神经症患者可以不必费心弄清楚自己到底相信什么。
玩世不恭可以是有意识的，于是变成马基雅弗利主义（Machiavellian）的传统原则并得到捍卫。马基雅弗利主义主张一切都只是表象，人可以为所欲为，只要不被人抓住即可；只要不是真正的傻瓜，每个人都是伪君子。不管在什么场合，这种类型的患者对分析师提到的“道德”这个词都非常敏感，就像在弗洛伊德时代，人们对“性”这个词一样敏感。但是，玩世不恭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只不过由于患者在口头上顺应社会观念而使这种倾向被掩盖了起来。虽然患者可能不知道自己玩世不恭，但他的言行却透露了他正在按照这种原则行事。或者他可能会不知不觉地陷入矛盾中，就像有些患者自认为诚实和正派，但是却嫉妒那些喜欢采用不正当手段的人，并且恨自己在这方面并不擅长。很重要的一点是，分析师要在恰当的时候让患者充分意识到他的玩世不恭，并且帮助他理解这一点。另外，一定要向他解释，为什么他应该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观。
以上内容都是围绕着基本冲突建立起来的防御机制。为了简明扼要起见，我将会把整个防御系统称为防护结构（the protective structure）。每一种神经症都会形成一种组合式的防御系统，只是其活跃程度各不相同。
注 释
[1].屈服于外界压力而使自己显得愚钝的人，可以读一读哈里·爱默森·弗斯狄克（Harry Emerson Fosdick）的著作《做一个真实的人》（On Being a Real Person），定会有很大收获。
[2].参照本书第十章“人格的丧失”。
[3]. 在本书中，我用“消解”（solve）这一术语指神经症患者为了消除他的冲突所做的尝试。因为他无意识地否认它们的存在，所以严格来说，他并没有尝试“解决”（resolve）它们。他的无意识努力都是朝着“消解”他的问题而去的。
[4].既然与他人的关系和对自己的态度不能被分开来看，那么有一种偶尔见诸精神疗法刊物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对自己的态度，二者中总有一种在理论和实践上是最重要的因素。
[5].“类型”一词在此处仅是一种简化的用法，代表那些个性分明的人。我没有想要在本章或者后几章内容中创立一种新理论。我当然有要创立一种新理论的想法，但是必须有更广泛的理论基础。
[6]. 史蒂文森对双重人格有过经典的描述。他创作的“化身博士”就建立在有可能将人的冲突的因素分离出来的基础上。化身博士曾在认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的善与恶的巨大冲突后说：“很久以来……我就有一个可爱的梦想，就是把这些相互冲突的因素分离出来。我想，假如能够把自己的每一种特性都寄存于不同的本体中，生活中一切令人难以忍受的东西都会消失无踪。”
[7]. 这一定义是斯特莱克尔（Edward A. Strecker）和阿贝尔（Kenneth E. Appel）采用的，见《发现我们自己》（Discovering Ourselves），麦克米伦版，1943年。
[8]. 卡尔·门林格尔（Karl Menninger）列举了大量案例对此进行了说明，请参见他的《人对抗自己》（Man against Himself），1938年，布拉斯版。不过，他是从一种与我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讨论这一现象的——他认同弗洛伊德关于人有一种自我毁灭的本能的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