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看到，神经症患者为了缩小真实自我与其理想化意象之间的差距所采取的各种虚假手段，最后却只是更加扩大了这种差距。但是由于这一意象具有巨大的主观价值，他又必须说服自己接受它。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其中很多方法会在下一章谈到，本章我们只讨论一种不那么众所周知，但却深刻影响神经症结构的方法。
我将这种方法称为外化（externalization） [7] ?，它是这样一种倾向：患者将内在的过程体验和感受为好像是发生在自身之外的，并因此将遇到的困难归因为这些外部因素。与理想化意象相同的是，外化的目的也是回避真实的自我。如果说理想化意象是对真实人格的修饰和再创作，还算得上是保留在自我的范围内，那么外化则意味着完全抛弃自我。简而言之，患者可以在他的理想化意象中逃避他的基本冲突，但是当真实自我和理想化意象之间的差距让他无法忍受时，他就再也无法从自己那里找到解决办法，于是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逃离自我，将一切视为发生在自身之外。
这些现象有一部分属于投射（projection），也就是将个人问题客观化。通常，投射的意思是将自己主观上排斥的倾向或者品质看成其他人身上的东西，比如，自己有背叛、野心、控制、伪善、懦弱等倾向，便怀疑他人也有。在这个意义上，“投射”一词恰如其分。然而，外化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现象，推卸责任只是它的一部分。患者不仅将错误归咎于他人，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所有的感受都当成是他人的。一个有外化倾向的人，可能会对小国家受到的压迫深感不安，但却无法感受自己受到的压迫。他可能感受不到自己的绝望，但却对别人的绝望深有体会。在这方面，尤为重要的是他意识不到自己对自己的态度。比如，他会感到别人对他的怒气，而实际上是他在对自己发怒；或者他可能会意识到他对别人的愤怒，而实际上这个愤怒是针对他自己的。此外，他还会将他的苦恼、好心情和成就都归因为外部因素。他将失败看作命中注定，将成功看作偶然的运气，连好心情都是因为天气的缘故。
当一个人觉得他的生活不管好坏都是由他人决定的时候，他自然会一心想要改变他人、改造他人、惩罚他人，或者保护自己免受他人的干扰。这样，外化就导致了他对他人的依赖，但是这种依赖不同于神经症对被人喜爱的病态需要所产生的依赖。外化还导致了对外部条件的过分依赖，无论他住在市中心还是郊区，吃这种食物还是吃那种食物，早睡还是晚睡，属于这个群体还是属于那个群体，都被赋予了过多的重要性。他因此获得了荣格称之为外倾型的性格。虽然荣格将外倾型性格看作气质倾向的片面发展，但是我却将它看作患者试图用外化作用来解决冲突的结果。
外化的另一个不可避免的产物就是会让患者产生一种痛苦的空虚感和肤浅感，但是这种感受也没有被患者恰当地感知。他没有感觉到情感的空虚，而是觉得他的胃空空的，于是强迫自己通过多吃东西来消除它，或者他可能害怕自己体重不够，会让他像羽毛一样被风吹来吹去，致使狂风将他卷走。他甚至会认为，如果他的任何事情都被分析，他会成为一副空壳。患者的外化倾向越严重，他就越像幽灵一样，随时都会飘浮不定。
以上描述的就是外化的含义，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它是怎样缓解自我与理想化意象之间的矛盾的。无论患者如何有意识地看待自己，这两者之间的分歧都会带来潜意识的痛苦；他越是用理想化意象认同自己，他的上述表现就越是无意识的。这些感受通常表现为自卑、对自己的愤怒以及压抑，这不仅让他极其痛苦，还以各种方式剥夺了他生活的能力。
自卑的外化通常表现为鄙视他人，或者自以为被他人鄙视，二者经常并存，而哪一种更严重或者至少更有意识，则取决于神经症的整个结构。患者越是具有攻击性，越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就越容易鄙视他人，越不会认为自己受人鄙视。相反，他越是顺从，因未能达到理想化意象的标准而产生的自责就越容易让他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显然，后者更具有破坏性，它会让他变得胆小怕事、木讷和孤僻。别人对他表示的任何好感或者欣赏都会让他受宠若惊。同时，他甚至无法接受真诚的友谊，而是依稀觉得这是一种自己不应得的恩惠。他无法抵挡傲慢的人，因为他自己就有这样的特点，他认为自己受鄙视是应当的。很自然，这些反应会滋生不满情绪，如果这种不满受到压抑并且累积起来的话，可能会产生爆炸性的力量。
尽管存在这些弊端，通过外化来体验自卑仍然有其特别的主观价值。如果患者感受到了他对自己的鄙视，这会粉碎他仅有的虚假自信，将他推向崩溃的边缘。被他人鄙视虽然也极其痛苦，但患者总有希望去改变他们的态度，或者将来找机会报复他们，或者在心中暗自认为别人不公平。但如果是自己瞧不起自己，所有这些都不管用，没有任何可以挽回的余地，患者会无意识地表现出绝望。他不仅会开始鄙视自己的弱点，而且还会觉得自己整个人都是可鄙的，自己的优点也因此变得毫无价值。换句话说，他会觉得自己就是被自己鄙视的那种形象，他会将此视为一种无法改变的事实，没有任何补救的办法。这一点表明，在分析过程中，分析师需要更加注意，不要触碰患者的自卑感，等到患者的绝望感减轻，并且不再紧抓他的理想化意象不放时，再开始这方面的工作。只有在这个时候，患者才能面对他的自卑，并且开始意识到他的卑微并不是事实，而是自己对高标准的主观感受。通过对自己更加宽容，他将会明白这种情况并非不能改变，明白自己厌恶的那些品质并非真正可鄙的东西，而是他最终可以克服的困难。
只有牢记保持那种自己就是理想化意象的幻觉对患者的重要作用，我们才能理解患者对自己的愤怒以及这种愤怒为何如此严重。理想化意象带给患者一种全能感，所以他不仅会对他没有能力达到这一意象的标准而失望，还会对自己很愤怒。不管他在童年时期遇到过怎样的困难，自以为全能的他总认为自己能够排除千难万险。现在，即使他清楚地认识到他的神经症有多么复杂，他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治愈它。当他面对相互冲突的驱力，并且意识到无法实现相互矛盾的目标时，这种愤怒就会到达顶点。这就是一旦他突然意识到冲突，就会陷入恐慌的原因之一。
对自己的愤怒主要是以三种方式实现外化的。当患者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泄不满时，愤怒很容易被发泄到自身之外，这时就变成了对他人的愤怒，不是表现为广泛的易怒，就是表现为对他人所犯的具体错误的愤怒，而这一错误正是存在于他自己身上并让他深为痛恨的。举个例子可能会说得更清楚一点。一位女性患者抱怨她丈夫办事犹豫不决，可这种犹豫只与一件琐碎的小事有关，她明显是在小题大做。因为我知道她自己就有犹豫不决的缺点，所以我暗示她，她的抱怨恰好毫不留情地谴责了自己的缺点。听完我的话，她突然狂怒，恨不得将自己撕碎。实际上，在她的理想化意象中，她是一个果断的人，根本无法忍受自己的任何弱点。很戏剧化的是，这种举动在她下一次与我谈话时竟被忘得一干二净。她好像突然看到了自己的外化倾向，但还没有做好放弃它的准备。
第二种外化形式表现为患者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感到恐惧，或者担心自己都无法容忍的缺点会激怒他人。患者非常确信他的某些行为将会招致敌意，以至于如果没有感受到敌意时，他倒会觉得很奇怪。比如，某位患者的理想是成为像《悲惨世界》中的神父那样善良的人，但是她惊奇地发现，每当她态度强硬或者发怒时，人们更喜欢她，而对她圣人般的表现并不在意。我们很容易从她的理想化意象猜测出她是顺从型。她的顺从最初产生于对亲密关系的需要，而她对敌意的期待又大大增强了顺从的倾向。实际上，更严重的顺从正是外化的主要后果之一，并且说明了神经症倾向是如何在恶性循环中不断加剧的。在这个例子中，强迫性顺从倾向的增强是因为“圣人”这一理想化意象迫使患者更加“谦逊”。由此产生的敌意引起了她对自我的愤怒，而这种愤怒的外化不仅导致她更加恐惧他人，又反过来加重了她的顺从倾向。
第三种外化形式表现为把注意力集中在身体的不适上。当患者不知道他是在对自己发怒时，他会明显地感觉到身体处于紧张状态，通常表现为肠胃失调、头痛和疲劳等。一旦他意识到自己的愤怒，这些症状就会立刻消失。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人们甚至怀疑，是将这些生理表现称为外化，还是仅仅将它们当作因压抑愤怒而产生的生理后果。但我们还是不能忽视患者对这些表现的利用。通常来说，患者总是迫不及待地将他们的精神问题归咎为他们的身体不适，然后再把身体不适归咎于外因。他们很乐于证明其在精神上没有出问题，只是因为饮食不当而引起了消化问题，或者因为工作疲劳过度而引起了困乏，或者因为潮湿的空气而引发了风湿病等。
至于神经症患者能够从外化他的愤怒中得到什么好处，可以说几乎跟在自卑的情况下一样。不过，有一点应该值得注意。除非我们认识到患者身上存在的这些自我毁灭的冲动的真正危险，否则我们就无法充分理解其病情严重到什么程度。上文提到的那位女患者虽然只在一瞬间有过自我毁灭的冲动，但是精神疾病患者可能会真的将自己砍伤致残。 [8] ?如果不是因为外化作用，可能会发生更多的自杀行为。可以理解的是，弗洛伊德在意识到自毁冲动的力量之后，才提出了一种死亡本能的说法，可是这一概念阻碍了他真正地理解自我毁灭行为，从而阻碍了有效分析的进行。
内心压迫感的强度取决于理想化意象对患者人格的控制程度，对这种压迫感的作用作再高的估计也不为过。它比来自外部的压力更糟糕，因为外部压力至少允许患者保留内心的自由。患者大多数时候都意识不到这种压迫感，但这种压迫感一旦消除，患者就会如释重负，重获内心的自由，可见这种压迫的力量之大。患者可以通过对他人施加压力而外化自己所受的压力，表面上看，这与神经症患者对控制他人的渴望的效果非常相似，虽然它们可能会同时存在，但它们的区别在于，内心压迫的外化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要求他人服从，它主要是将导致自己烦恼的标准强加给他人，而不考虑这样做是否会让他人痛苦。那种清教徒心理正是对此的绝佳说明。
还有一种同样重要的外化形式，它表现为患者对外部世界中稍微类似于强迫的东西都过于敏感。所有善于观察的人都知道，这种过度敏感很常见，它并不都是源于自我施加的强迫，通常，它还包含着以己度人的成分，即在他人身上看到自己对支配的需要，并且因此而憎恨他人。在疏离型人格中，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患者对独立的强迫性坚持，这种坚持必然会让他们对任何外在压力都很敏感。患者将无意识的自我强迫外化，这是一种更隐蔽的病因，很容易被分析师忽略。这一点尤为可惜，因为这种外化作用通常对患者与分析师的关系有着很大的潜在影响力。即使分析师已经找到了造成他敏感的原因，患者还是很可能对分析师的每一个建议都置若罔闻。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带有破坏性的较量更为激烈，虽然分析师确实想让患者做出改变，但即使他诚实地告诉患者他只是想帮助他重新找回自己和生活的动力，也无济于事。患者会不会受制于分析师不经意间对其施加的影响呢？实际上，因为患者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也就无法选择他该接受或者拒绝什么。尽管分析师已经很小心地不将自己的观念强加给患者，但仍然无济于事。而且，因为患者想要不知道自己是受内在强迫之苦才表现出特定的症状，所以他只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反抗所有想要改变他的企图。毋庸置疑，这种徒劳的斗争不仅出现在分析过程中，而且必然出现在所有亲密关系中。只有对患者的内心活动进行分析，才能终结这一模式。
让问题更为复杂的是，患者越是顺从他的理想化意象的严格要求，他就越会将这种顺从外化。他会急于达成分析师或者任何人对他的期望，或者他自认为是他们对他的期待。他可能会表现得心甘情愿，但同时又会在暗中累积对这种“强迫”的憎恨。最终他会认为所有人都处于支配他的地位，并且因此痛恨所有人。
那么，一个人将他内心所受的压迫外化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只要他相信这种压迫来自外部，他就能够奋起反抗，即使是通过腹诽。同样，只要他认为这种压迫是外部强加给他的，自己就能够避免，并且可以因此维持一种自由的幻觉。但是，更重要的是上面提到的因素：承认内心受到压迫意味着承认自己并非理想化意象，以致引出很多麻烦。
这种内心的压迫是否表现出来，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表现为生理症状，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我的印象中，它与哮喘、高血压和便秘有关，不过，我在这方面的经验有限。
剩下的问题就是讨论与患者的理想化意象不符的各种特征的外化。总的来说，这些特征是通过投射来实现的，也就是说，患者会在他人身上看到这些特征，或者将自己有这些特征的原因归结在他人身上。这两种表现不一定同时发生。在下面这些例子中，我们可能要重复一些之前已经说过的话，尽管有些东西已经众所周知，但是这些例子仍然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投射的意义。
患者A酗酒成瘾，常常抱怨他的情人对他不够关心和体贴。据我所见，这个抱怨并不能成立，至少没有A认为的那样严重。在外人看来，患者A深受冲突之苦：一方面，他顺从，待人温厚、宽容；另一方面，他又专横，待人苛刻和傲慢。这就是攻击性倾向的投射现象。但是这种投射有什么必要呢？在他的理想化意象中，攻击性倾向只是坚定人格的一种自然成分，最突出的品质仍然是善良，他认为自己是自圣·弗朗西斯（St.Francis）之后最善良的人，是人们最理想的朋友。那么，这种投射是不是为了讨好他的理想化意象？当然! 而且，这种投射也允许他表现出自己的攻击性倾向而不用意识到这一点或者直接面对冲突。他被困在一个两难境地之中：他无法改变他的攻击性倾向，因为它在本质上是强迫性的；也无法放弃他的理想化意象，因为正是它保证了他不会精神分裂。投射便是一种摆脱两难的办法，它具有一种无意识的双重性：它既能够保证他的攻击性需求，又使他具备了成为一个理想朋友的必需品质。
这位患者还怀疑他的情人对他不忠。这种怀疑毫无根据，因为她对他的爱堪比母亲对孩子。事实上，是他自己喜欢沾花惹草，而且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我们可以认为，他是因以己度人而产生了一种报复性恐惧，所以他必须找到理由为自己辩护。就算我们从同性恋倾向这一角度来考虑，也仍然无法解释这种情况，唯一的线索还是在于他对自己的不忠所持的特殊态度。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外遇，只是表面上回忆不起来，那些体验不再是活生生的感受，相反，情人所谓的不忠却令他记忆犹新。这就是他经验的外化，其功能与之前的例子一样——既可以让他维持理想化意象，又可以为所欲为。
政治团体和其他组织中的权力斗争可以作为另一个例子。“耍手腕”常常是因为想要削弱对手，巩固自己的地位，但也可能源自于一种无意识的、类似上文列举的那种两难境地。如果是这样的话，“耍手腕”可能就是一种无意识的双重性的表现：它让我们既可以在斗争中使用阴谋诡计，又不必担心会玷污我们的理想化意象，它又提供了一种绝好的方法，可以将我们对自己的愤怒和轻视都宣泄在他人身上，如果是宣泄那些在我们一开始就想打败的人身上，就再好不过了。
作为总结，我将指出一种常见的将责任推卸到他人身上的方式，尽管他人身上并没有我们有的问题。很多患者一旦意识到他们的某些问题，就马上在童年时期寻找这些问题的根源。他们会说，他们对强迫敏感，是因为有一位强势的母亲；他们很容易感到羞辱，是因为童年时受过羞辱；他们有报复心，是因为早年受过伤害；他们内向、离群，是年少时很少得到理解；他们在性方面很压抑，是因为他们是被父母以清教徒的方式抚养长大的，如此等等。在这里，我指的不是分析师和患者一起对患者在童年时期所受的各种影响所进行的分析，而是指那种过于重视童年时期影响的分析，这样的分析可能没有任何成效，只是停滞不前的重复，因为他们对作用于患者身上的各种致病原因缺乏探索的兴趣。
由于这种方式受到弗洛伊德过分重视遗传观念的支持，所以我们更应该仔细考察一下这当中真理与谬误所占的比例。的确，患者的神经症倾向形成于童年时期，他所能提供的所有线索都与其对已发生的过程的理解相关。患有神经症并不是他的责任，这是对的，环境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不得不以他过去的方式成长。由于某种原因（下文即将讨论），分析师必须将这一点向患者讲清楚。
患者的谬误之处在于，他对在其童年时期就形成的原因缺乏兴趣，但是现在，这些原因仍然对他起作用，并且导致了他现在的困境。比如，他在小时候见过太多伪善，可能就是导致他现在玩世不恭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他仅仅将他的玩世不恭与他的早年经历联系在一起，就忽略了他当前的需要，即嘲讽他人。这一需要源自他被相互矛盾的理想撕扯，因此他必须抛弃所有的价值观来试着解决这个冲突。此外，他还会在自己无法承担责任的时候承担责任，而在应该承担责任的时候撂挑子。他不停地回忆童年时期的经历，就是为了让自己确信他不得不经历某些失败，而且虽然经历了失败的影响，自己还是能够从失败中毫发无损地走出来，就像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对此，他的理想化意象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正是因为这种理想化意象，才使他无法接受自己曾经有过或者现在仍有的缺陷或者冲突。更重要的是，他对童年的反复提及正是一种自省幻觉，但是由于他将自己的问题外化了，所以感受不到作用于内心的各种力量。所以，他无法将自己当作自己生活的构建者。既然无法主宰自己的生活，他就将自己设想成一个沿山坡一直滚下去的球，或者一只用于实验的豚鼠，一旦建立了条件反射就永远被限定住了。
患者对童年的片面强调明确地表明了他的外化倾向。所以，每当遇到这种态度，我就会知道，我遇见了一个与自己疏离的人，并且他不断地被驱使着离自我而去。至今为止，我这种判断还没有出现过错误。
外化倾向也会出现在梦中。如果患者梦见分析师在梦中作为狱卒出现，或者梦见自己的丈夫关上了自己想要通过的门，或者梦见在追求目标的路上总会遇到障碍，那么这些梦正表明了患者的一种企图：否认内心的冲突并将它归咎于某种外因。
那些具有普遍外化倾向的患者会给分析带来特殊的困难。他来找分析师就像去看牙医一样，认为分析师只要完成一项与自己无关的任务即可。他对自己的妻子、朋友、兄弟的神经症感兴趣，可是对自己的神经症却不感兴趣。他可以大谈他遇到的各种困难，却不愿检讨自己在其中所应承担的责任。他会认为，如果他的妻子不是那么神经质，或者他的工作不是那么令人心烦，他将会比现在好得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没有意识到情感因素对他内心所起的作用；他害怕鬼、贼和打雷，害怕身边有报复心的人，害怕政治局势的变化，但是从来不害怕他自己。他至多对自己的问题有一点兴趣，因为它们会给他带来思维或者艺术上的乐趣。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只要他在精神上没有存在感，他就无法将他所获得的任何领悟应用到他的实际生活中去，因此，不管他对自己有多了解，他都不会有什么改变。
因此，从本质上说，外化是一种自我毁灭的积极过程，它之所以可行是因为患者疏离了自我，而这种疏离是神经症所固有的现象。随着自我的毁灭，内心冲突也自然而然地从意识中消失了。外化使患者变得更多地责备他人、报复他人以及畏惧他人，也就是说，外在冲突取代了内心的冲突。更具体地说，外化大大加剧了一开始引起神经症的冲突，也就是人与外界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