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基本冲突的第二个方面——“对抗人”的倾向时，我们将会跟之前一样，考察攻击性倾向占主导地位的那种类型。
顺从型固执地认为，人都是“友好的”，但是又一再地被相反的事实打击；而攻击型理所当然地认为人都有敌意，并且拒不承认人不是像他们想的那样。对他来说，生活就是一场搏斗，人人都只求自保，他只是不情愿地、有所保留地承认有少数例外。他有时会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但更多时候他的态度被掩藏在彬彬有礼、公正不阿和友善的外表下。这一“外表”可以被比喻为阴谋家的权宜之计，它是虚伪、真情实感和神经症倾向的混合物。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有一个愿望，就是让别人相信他是一个好人，这种愿望可能会有一定的真心实意，尤其是当他明知自己在所有人心目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的时候。这其中可能会有些许对情感和赞赏的神经症需求，而这种需求却服务于具有攻击性的目标。顺从型就不需要这种“外表”，因为他的价值观总是与社会或宗教认可的美德标准保持一致。
攻击型患者的需求跟顺从型患者的一样，也具有强迫性。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意识到他们的需求也是由焦虑引起的。这一点必须要强调一下，因为顺从型的恐惧表现得十分明显，而在攻击型中却从未被承认或者从未被表现出来。在攻击型患者看来，所有的事情都会很困难，或者变得困难，或者至少是显得困难。
他的需求源自他的这种感受，那就是这个世界是一个角斗场，就像达尔文提出的观点，这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能否生存下去主要还是取决于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但不管怎样，追求个人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法则。因此，他的基本需求变成了控制他人，而且手段千变万化，可能是直接运用手中的权力，也可能以对人关怀备至或者让人觉得有义务而达到间接控制的目的。他可能更愿意成为幕后操纵者，所采取的方式经过了深思熟虑，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被他完全控制。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控制方式，一部分源于他的先天禀赋，另一部分则是各种冲突倾向的融合。比如，一位攻击型患者同时又有疏离倾向，他将会回避直接控制别人的做法，因为那样反而会让他与他人发生更密切的接触；如果他暗自渴望得到别人的喜爱，他也会倾向选择间接的控制方式；如果他想成为幕后操纵者，他则会表现出施虐倾向，因为这样才能利用他人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与此同时，他想要高人一等，获得成功、名望或者任何形式的认可。为了这些而做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是指向权力的，因为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中，成功和名望将会带来权力。这些努力所得到的来自他人的肯定、赞赏和高人一等的事实，又让患者在主观上获得了一种力量。与顺从型一样，攻击型患者的重心落在自身之外，只是他想要获得的肯定在类型上和顺从型不一样。事实上，顺从型也好，攻击型也好，两者想要的肯定都是徒劳的。当人们纳闷为什么获得了成功依然会有不安全感时，这只能证明他们缺乏心理学常识。他们有这种困惑，就表明成功和名望在一定程度上被当成了判断标准。
强烈地想要利用他人、算计他人，让他们对他自己有用，这些需求都是攻击型的一部分。这种类型的患者会以“我能从中得到什么”的立场来对待任何局面或者关系，不管是面对钱财、声誉、人际关系，还是创意时，他都会这样想。患者自己会有意识地或者半意识地相信所有人都是这样的，重要的是要比其他人做得更好。他的性格正好与顺从型相反，他严厉、态度强硬，或者给人这样的印象。他将所有的情感，不管是他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都视为“多愁善感”。爱情对他而言也无足轻重。这并不是说他从未“坠入爱河”，或者从不与异性发生关系或者结婚，而是说他最关心的是找到一位满意的伴侣，这位伴侣可以激发起他的欲望，而且他的地位也会通过这位伴侣的魅力、社会威望或者财富得到提高。他不明白为什么要体贴他人：“我为什么要关心别人？让他们自己关心自己吧。”如果问他那个古老的伦理学问题，即在一个竹筏上有两个人，如果只有一个人能够活下来时该怎么办？他会说，他当然会尽力自保，不这样做才是愚蠢或者伪善。他拒绝承认自己有恐惧，因此会竭尽全力地控制这种情绪。比如，他可能会强迫自己待在一个空房间里，虽然他很害怕晚上有窃贼闯入；他可能会坚持骑马，直到他克服了对马的恐惧才停下来；他可能会故意穿过经常有蛇出没的沼泽地，只为了克服对蛇的恐惧。
顺从型倾向于讨好，而攻击型却竭尽全力想成为一名斗士。在与别人发生争论时，他机警而敏锐，会费尽心思争论——只为证明他是对的，尤其当他身处绝境、只能背水一战的时候，才是他彰显自己能力的时候。与那些不敢取胜的顺从型相反，攻击型是输不起的，他们一心只想着要获胜；前者随时准备自责，而他随时准备推卸责任。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没有过失感：顺从型承认错误时并不认为他真的错了，而是受讨好他人的愿望所驱使；同样，攻击型也并非确信他人错了，他只是假设自己是对的，因为他需要这种主观的自我肯定，就像一支军队需要一个安全阵地来发动攻击一样。对他而言，承认一个没有必要承认的错误会暴露出自己的愚蠢和软弱，这是不可原谅的。
与他跟一个险恶的世界做斗争的态度相一致，他形成了一种敏锐的“现实主义”意识。他不会“单纯”到忽略他人可能阻碍他达成目标的表现，比如，别人的野心、贪婪、无知或者其他。由于在一个竞争性的文化中，这样一种个性比正直要常见得多，所以他便觉得有理由这样做，他觉得自己只是很现实罢了。实际上，这种性格跟顺从型一样是有缺陷的。他的这种现实观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他十分重视谋略和远见。作为一位优秀的战略家，他会随时评估自己的胜算、对手的实力和可能遇到的陷阱。
因为他总是认为自己是最强大、最精明或者最受欢迎的人，所以他总是很努力地发展能力和智谋以证明事实的确如此。他积极、投入地工作，这可能会让他成为一位优秀的员工或者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但是，这种对工作的乐此不疲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只是一种假象，因为对他而言，工作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他并不喜欢他所从事的工作，也无法从中得到乐趣，这种情况也与他试图在生活中排斥情感这一现象相吻合。排斥情感会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这是为了获得成功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这样做能够让他像加满油的机器一样运转，不知疲倦地“制造”出可以给他带来更多权力和更大名望的“产品”，而感情用事可能会带来干扰，减少他获得成功的机会；可能会让他羞于使用那些他在通向成功之路上惯用的手腕；可能会促使他将对工作的注意力转移到自然或者艺术上，或者转移到朋友身上，而不是只关注那些对他有用的人。另一方面，对情感的回避必然会带来内心情感的贫瘠，而这种贫瘠必定会降低他的创造力，影响他的工作质量。
攻击型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压抑自己。他可以直言他的愿望，他可以直接发号施令、表达愤怒或进行自我防卫。但实际上，他的压抑并不比顺从型少。他特定的压抑并不会当即让我们觉得那是压抑，这一点并不能归咎于我们的文化。这些压抑渗透于情感之中，影响他在交友、恋爱、表达情感、表达同情、享乐时的能力，他甚至会将无私的享乐视为浪费时间。
他感觉自己内心强大、诚实和现实，如果我们按照他的方式来看待事物的话，他并没有错。根据他的出发点，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因为在他看来，冷酷无情就是内心强大，不关心他人就是诚实，不顾一切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就是现实。他自觉诚实还源于他能一针见血地拆穿别人的伪善。他认为，热衷自己的事业、博爱的情操等都是假的，要揭露社会意识和宗教美德的真实面目对他来说也并非难事。他的价值观是建立在丛林哲学基础之上的。他认为，强权即真理，让慈悲和宽容滚远一点，因为人即他人之狼。这样的价值观与大家熟知的纳粹观念并没有多少差别。
攻击型不仅倾向于排斥真正的支持和友好，也倾向于排斥它们的仿冒品——顺从和讨好，这自有其逻辑，但是我们不能据此判断他无法看出两者的区别。当他遇到一位既友好又有影响力的人时，他能够主动结识并表示敬意，关键在于，他相信如果将事情看得太清楚只会损害他的利益。他觉得，这两种态度在生存斗争中都是障碍。
那么，他为何强烈地排斥温和的情感呢？为什么他一看到他人的情感行为就会感到恶心呢？当有人不合时宜地表示同情时，他为何会如此鄙视呢？患者的行为就像是一个人把乞丐赶出门，只因为不忍看见乞丐的悲惨境遇，当然，他可能的确会对乞丐恶语相向，他可能会用相当不合情理的理由拒绝乞丐最简单的要求，这种反应出现在他身上很合理，分析师也很容易在分析过程中观察到，尤其是在攻击性倾向稍有缓和的情况下。事实上，他对他人的“温和”有着很复杂和矛盾的感觉，虽然他因此鄙视他人，但他又喜欢别人“温和”，因为这样，他可以放心地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可是，他又为什么总会感受到顺从型对自己的吸引，正如顺从型经常被他吸引呢？尼采对这种心理动力做了很好的说明：他让他的超人将任何形式的同情都看作“第五纵队”，也就是从内部捣鬼的叛徒。对攻击型患者来说，“温和”不仅意味着真正的喜爱、同情以及类似的情感，还意味着顺从型患者的需求、情感和行为准则中所包含的一切。拿乞丐的例子来说，攻击型患者的内心会有真正的同情，想要满足乞丐的要求，觉得应该帮助他，但是他还感受到一个更强烈的信号，那就是放下所有这些念头。结果就是，他不仅拒绝帮助乞丐，还对其恶语相向。
顺从型希望通过爱来满足所有不同驱力的期望，而攻击型则希望通过认可来做到这一点。被认可不仅可以让他获得他想要的自我肯定，还对他有额外的吸引力，那就是获得他人的好感，并且能够反过来让自己也对他人产生好感。被认可似乎可以解决他的冲突，所以它成了他所追求的补救幻想。
攻击型的挣扎在内在逻辑上与顺从型的情况基本相同，所以这里只作简短说明。对攻击型来说，任何同情、任何为了表现出“友善”而必需的义务以及任何顺从的态度都将与他自己建立起来的生活方式相矛盾，并会动摇自己信念的根基。不仅如此，这些对立倾向的出现使他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基本冲突，这会破坏他精心设计起来的局面——统一性。最终的结果就是，对温和倾向的压抑必然会增强攻击性倾向，并让它们更具有强迫性。
如果对已经讨论过的两种类型有了很明确的认识，我们就可以发现，它们其实代表了两种极端：一方喜欢的正是另一方厌恶的；一方将所有人看成朋友，另一方将所有人都看成潜在的敌人；一方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对抗，另一方视对抗为自己的天性；一方紧握恐惧和无力感，另一方想要摒弃它们；一方的神经症总是导向仁爱理想，另一方却导向丛林哲学。但是从始至终，两者都无法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形式，这些形式都有强迫性，且无法更改，并由内心需要决定。它们都不存在中间地带。
我们已经讨论了两种类型，已经做好了进行下一步的准备。我们发现了基本冲突所包含的内容，也已经发现了冲突的两个方面在两种不同类型中占绝对优势的趋势。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描述这样一个人，在他的身上，这两种对立的态度和价值观势均力敌。很明显，这样一个人将会被两种相反的驱力所驱使，以至于他根本无法行动。他一定会设法消除其中一种驱力，而这会使他落入另一种类型，这就是他试图解决冲突的方式之一。
这种情况用荣格的观点分析就是片面的发展很不充分，它至多算是一个形式上正确的论断。由于荣格的观点建立在对驱力的误解之上，其内涵也就完全错了。荣格从片面的观点出发提出，在分析时，分析师要帮助患者接纳自己的对立面。我们会问：那怎么可能呢？患者是无法接纳的，他只能意识到对立面的存在。如果荣格指望通过这一步骤整合患者的人格，我们的回答是：患者最终的整合需要这样做，但该步骤只能帮助患者直面他一直回避的冲突。荣格并没有正确评估神经症倾向的强迫性本质。在“亲近人”和“对抗人”之间，并非只存在“弱”和“强”的区别，也不是只存在像荣格所说的“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之间的差别。所有人都存在顺从和攻击这两种潜在倾向。一个没有受到强迫性内驱力的人如果足够努力，其人格就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整合。但是，如果这两种倾向都已趋近于神经症，它们对我们的成长则只有害处。两件坏事加起来并不会变成一件好事，两种相互冲突的东西也不能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