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描述基本冲突在一些个体身上的表现是无法将它说清楚的。因为基本冲突具有破坏性，所以神经症患者构建了一条防线，这样不仅让基本冲突难以被看清，还把它深深藏起，以至于无法让它以单独的形态出现。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浮于表面的更多是各种解决冲突的尝试，而非冲突本身。因此，只注意病史的细节并不能发现它所掩盖的各种细微差别，这样的描述必然太过于关注细枝末节，而无法使问题一目了然。
此外，我在前面章节作的概述仍需要进一步充实。要理解基本冲突的内涵，我们就要从研究所有的对立因素开始，而要获得一定的成功，我们只需要观察那些某一种因素占据主导地位的个体即可，对他们而言，这种因素代表着他们更能接受的自我。为了简单明了，我将个体划分为顺从型、攻击型和疏离型三种类型。 [5] ?我将着重注意人们更愿意接受的态度，尽可能不去考虑它所掩盖的冲突。在每一种类型中，我们发现，对他人的基本态度形成了，正是这种态度引发了某些需求、品质、敏感、抑郁、焦虑以及一些特殊的价值。
这种做法可能有一些弊端，但是也有一定的优点。首先，我们选择研究的类型能够相对明显地表现出一系列态度、行为和信念等的功能和结构，当这些因素隐约出现时，我们更容易识别出它们。此外，研究典型的症状有助于我们找出这三种态度在本质上的不相容性。回到关于民主制度和法西斯主义的比较上。如果想找出民主制度和法西斯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本质区别，我们不会从一开始就以一个既信仰民主制度又暗中钦佩法西斯主义的人为研究对象，相反，我们可以先从国家社会主义的相关著作和实践中对法西斯主义有个大概了解，然后再将它们与最典型的民主生活方式进行比较。对比两种信仰之间的差别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试图在两者之间达成妥协的个人和群体。
第一组是顺从型人格。有这种人格的人会表现出所有“亲近人”的特质，他对喜爱和赞赏有明显的需求，尤其需要一位“同伴”，可能是一位朋友、一位爱人、一位丈夫或者一位妻子，“这位同伴会满足他生活中的所有期待，会帮助他决定善与恶，其首要任务就是操控他”。这些需求具有所有神经症倾向的共同特征，那就是都是强迫性的、盲目的，并且受挫后会激起焦虑或者沮丧，它们几乎与“他人”的价值以及他对“他人”的真实感受无关。尽管这些需求的表达方式可能会有变化，但它们都围绕着对亲密关系和归属感的渴望而展开。由于这些需求本身具有盲目性，所以顺从型的人总是喜欢强调他与别人在性情和兴趣上的共同点，而忽视他与别人不同的地方。他对别人的误解不是因无知、愚蠢或者缺乏观察能力引起的，而是由他的强迫性需求所决定的。就如一位患者描绘的画面那样，她感觉自己像一个被奇怪而且危险的动物所包围的婴儿，她就站在画面的正中间，渺小而无助，一只想要蜇她的大蜜蜂绕着她飞来飞去，还有一条要咬她的狗、一只想抓她的猫和一头想要顶撞她的牛。很显然，这些动物的真实本性并不重要，那些更具攻击性也更令人畏惧的正是这位患者最想要获得的“喜爱”。总而言之，这种类型的人需要别人喜欢他、需要他、想他、爱他；需要别人接纳他、欢迎他、赞赏他、钦佩他；需要被他人重视，尤其是被某一个人重视；需要他人帮助他、保护他、照顾他、指导他。
当分析师向患者指出他的这些强迫性需求时，他很可能会认为所有这些需求都是很“正常”的，他是有理由为自己辩护的。除了那些被施虐倾向完全扭曲的人（后文中将会讨论这一点）——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对情感的渴望，每个人其实都想要被别人喜欢，需要归属感，需要有人帮助等。患者犯的错误在于，他认为他对情感和赞赏的疯狂需求都出于真心，然而实际上，他的这些需求都被他对安全感的永不满足的需求所掩盖了。
满足安全感的需求是如此迫切，所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在这个过程中，他形成了某些能够塑造他性格的品质和态度，这些品质和态度有一部分可以说是讨人喜欢的，即他能够敏锐地感受到别人的需求，当然，这必须在他情感所能够理解的范围内。比如，尽管他可能会忽视一个有孤独倾向的人的独处愿望，但却对别人在同情、帮助、赞成等方面的需求非常敏感。他自觉地尝试着满足其他人对他的期待，或者他自认为是对他的期待，所以经常会忽略自己的感受。他变得“无私”和慷慨大方，愿意自我牺牲，假如不考虑他无止境地要求别人喜爱他这一点。他变得顺从，过分周到（当然是在他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却忽略了这一事实，那就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并不怎么关心他人，而常常认为他们虚伪又自私。但是，假如允许我用意识的术语来描述一下在无意识中发生的事情，便可以这样说：他说服自己他是喜欢所有人的，他们都很“好”，并且值得信任。可是这一错误结论不仅给他带来了失望，而且加重了他的不安全感。
这些品质并没有他自己想的那么宝贵，尤其是他并没有顾及自己的感受或者判断，而是盲目地给予，同时又想得到相同的回报，所以当没有获得回报时，他就会感到不安。
还有一种与这些品质相似的品质，它表现为回避对他人的不满，回避争吵和竞争。他总是将自己放在从属于别人的位置上，位居次席，让他人出风头；他会息事宁人、居间调停，并且毫无怨言（至少这一点是有意识的）。所有对复仇或者获胜的欲望都被深深压抑了，以至于他经常对自己的轻易妥协和毫无怨恨感到吃惊。这其中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主动承担过错的倾向。他毫不在意自己的真实感受，也就是说，不管他是否真的感到内疚，他都会将错误归咎到自己而不是他人身上，并且反躬自省；当面对明显的、毫无根据的批评或者预料之中的攻击时，他总是急于认错。
从这些态度转变为明显的压抑有着极其微妙的过程。由于所有的攻击行为都是他忌讳的，所以就产生了压抑，他不敢固执己见，不敢批评他人，不敢要求他人，不敢发出命令，不敢突出自己，也不敢有所追求。同时，因为他的生活处处以他人为重心，他的压抑阻止了他做点什么或者享受些什么。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可能会让他觉得，没有其他人参与的体验是毫无意义的，无论是一顿饭、一场演出、一段音乐或者一处风景。毋庸置疑，如此严格的限制自我取悦不仅让他的生活变得乏味，还会让他更加依赖他人。
除了将上面列举的品质理想化之外，这种类型的人在对待自己的态度方面还有一些典型特征，其中一种就是他感觉自己非常脆弱和无助，经常哀叹“渺小又可怜的我”。当独处时，他会不知所措，就像迷失了方向的小船，又像失去了教母的灰姑娘。这种无助感一部分是真的。可以想象，当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感觉自己无法抗争时，确实会变得软弱。此外，他会坦诚地向自己和他人承认自己的无助感，也会在梦中发现自己的无助，还会经常用这样的无助感作为吸引他人注意或者自我防御的手段：“你必须爱我、保护我、原谅我。你不能扔下我，因为我是如此的脆弱和无助。”
第二个特征源自他甘愿让自己位居次席的倾向。他认为所有人都比他优秀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更有吸引力，更有智慧，受教育程度更高，比他更有价值。他会产生这种感觉是有一定事实基础的，因为他缺乏自信和主见，而这必然会削弱他的能力；即使在他绝对擅长的领域，即使成绩原本属于他，自卑感也会让他将成绩归于“能力强于他”的他人。当面对有攻击性或者傲慢的人时，他更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和无用，甚至即使是当他独自一人时，他也倾向于低估他的品质、天分和能力，以及他的物质财富。
第三个特征是他对他人依赖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常会无意识地倾向于用他人对他的看法来评价自己。他的自尊感会随着他人对他的褒贬和喜恶而强弱不定，因此他人的任何拒绝对他而言都是灾难性的打击。如果某人没有回请他，他虽然可以理智地接受，但是依照他内心世界特有的逻辑方式，他的自尊会降低为零。换句话说，任何批评、拒绝或者背叛对他都是可怕的威胁，所以他会尽最大努力去挽回那个对他有威胁的人的尊重。在一边脸挨了耳光后，他会主动把自己另一边脸凑过去，这样做并非由于某种神秘的“受虐狂”驱力所迫使，而是他根据内心发出的指令所能做的唯一努力。
所有这一切形成了他的一套特殊的价值观。当然，根据他的成熟度，这些价值观在清晰和坚定的程度上也有或多或少的不同。它们建立在善良、同情、爱、慷慨、无私和谦卑等基础之上；而自私、野心勃勃、麻木不仁、狂妄和使用权势等是他所痛恨的，虽然他可能在暗中钦佩它们，因为它们代表着“力量”。
以上就是神经症“亲近人”所包含的特征。现在你们应该很清楚了，只用一个术语，比如顺从或者依赖，来描述这些特征是多么不恰当，因为这些特征反映的是一整套思维、感受和行为的方式，或者说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说过不去讨论那些相互矛盾的因素，但是，除非了解了对相反趋势的压抑如何加强了占主导地位的倾向，否则我们就无法充分理解患者是如何坚守着他的这些态度和信念的。因此，我们应该快速看一下这幅画面的背面。当分析“顺从型”时，我们发现患者强烈地压抑着自己的攻击性。与表面上的过分关心形成明显对比的是，我们发现这些患者其实对他人漠不关心，或者经常对他人持有蔑视的态度，或者无意识地想要利用、控制和支配他人，或者想要超越他人，或者想要享受报复性的胜利。当然，受到压抑的内驱力在类型和强度上各不相同，部分原因是他们在儿童时期遭受了不幸。比如，回顾某位患者的成长史，我们发现，患者在5～8岁的时候还会乱发脾气，后来逐渐变得乖巧懂事。但是，成人后的经历也会助长攻击倾向的发展，因为很多因素都会随时成为敌对情绪的根源。如果我们此时深入讨论这些问题会离题太远，这里只做简单地说明，自谦和“与人为善”可能会招致被人欺负和利用；对他人的依赖可能会使自己变得更加脆弱。所以，当患者对情感或赞美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时，他反而会有被忽视、拒绝和羞辱的感觉。
当我说所有这些感觉、驱力、态度都被“压抑”时，我是根据弗洛伊德对“压抑”这一术语的理解来使用它的，他想表达的意思是，患者不仅没有意识到压抑的存在，而且还强烈地希望永远也不要意识到它们，唯恐向自己或者他人露出半点压抑的蛛丝马迹。所以，每一种压抑都抛给了我们这样一个问题：患者把内心的某种驱力压抑下去有什么目的？在顺从型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找到好几种答案，但大多数答案需要在我们讨论完理想化意象和施虐倾向后才能够被理解。此时，我们可以理解的一点是，敌意会威胁患者爱别人和被人爱的需求。此外，在他看来，任何攻击性行为甚至自主行为都是自私的，所以他会首先谴责这种行为，并且认为其他人也会对此表示谴责。他无法承担被谴责的风险，因为他的自尊完全来自他人的肯定。
压抑所有带有肯定、报复、野心的情感和冲动还会产生其他作用，它是神经症患者解决冲突，制造统一、完整、整合的感觉的诸多尝试之一。我们内心对人格统一的渴望并不神秘，一方面，人格统一是我们正常生活的需要，当我们被方向相反的驱力牵扯时自然无法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我们害怕人格分裂。让一种倾向占据主导地位而压制其他倾向是整合人格的一种无意识尝试，是神经症患者解决冲突的主要方法之一。
所以，我们发现了患者刻意压制所有攻击性冲动的双重目的：他的生活方式不能受到威胁，他的虚假统一性不能被破坏。攻击倾向越具有破坏性，就越是需要严格地加以控制。患者会尽可能地从不表现出自己想要任何东西的欲望，他从不拒绝他人的请求，总是喜欢每一个人，总是要位居幕后等。换句话说，患者顺从、讨好的倾向被强化了，它们变得更有强迫性，更加盲目。
当然，所有这些无意识的努力并不能阻止压抑的冲动表现出来或者发挥作用——它是以符合神经症结构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患者会因“我是如此悲惨”而提出要求，或者暗中以“爱”的名义支配他人。被压抑的敌对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出来，表现为不时的易怒或勃然大怒。这些爆发虽然不符合患者对温和和温暖的要求，但对他而言却是自然而然的。站在患者的角度看，他并没有错。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对他人的要求是过分和自私的，所以自然会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以致无法忍受。最终，被压抑着的敌对情绪引发了怒火，甚至因此引起了机体的各种功能性障碍，比如头痛或者胃部疾病。
因此，顺从型的大部分特征都有双重动机。比如，当他低调为人时，是为了避免摩擦，让自己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但这也可能成为他压抑自己的一种手段；当他允许他人占便宜时，只是为了表达顺从和“善良”，但也可能是为了回避自己心中想要利用他人的愿望。为了克服神经症的顺从倾向，就要按照合适的顺序对冲突的两面进行修通。有时，我们可以从观点保守的精神分析刊物中得到这样一种观点，似乎“释放攻击性驱力”就是精神分析的本质所在。这只能表明观点持有者对神经症结构的复杂性，尤其是多样性缺乏认识。对某一特殊类型来说，这种观点有一定的正确性，但即使在这种类型中，它的正确性也有限。攻击性驱力是需要释放，但如果“释放”本身被当作最终目的，那就很容易给患者带来伤害。如果要使患者的人格最终得到整合，我们必须继续对冲突进行修通。
我们还要注意爱情和性欲在顺从型中所起的作用。在患者眼中，爱情似乎是唯一值得他追求的生活目标，没有爱情的生活会单调、无聊和空虚。借用弗里茨·维特尔斯（Fritz Wittels）用来描述强迫性追求的说法，爱情成了被不顾一切追求的幻影。无论是人、风景、工作，还是娱乐和兴趣爱好，除非有爱情为它们增添色彩，否则它们将毫无意义。在我们的文化中，这种对爱情的痴迷通常更为频繁和明显地体现在女性身上，所以使人们认为这种痴迷是女性所特有的一种渴望。事实上，这种痴迷与性别无关，它只是一种神经症表现，因为它是一种非理性的强迫性内驱力。
如果了解了顺从型的人格结构，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患者将爱情看得如此重要，因为“在他的疯狂中自有条理”。由于他具有矛盾的强迫性倾向，所以爱情是满足他所有神经症需求的唯一方式。这种方式既能满足他被人喜爱的需要，也能满足他（通过爱情）支配他人的需要；既能满足他位居次席的需要，也能满足他突出自己的需要（通过对方全身心的付出）。这种方式既可以使他在一个合理、单纯，甚至值得称赞的基础上释放所有的攻击性驱力，同时又能够让他有机会表现出其拥有的所有讨人喜欢的品质。不仅如此，由于他没有意识到他的痛苦和挣扎来自于内心的冲突，爱情就变成了“良药”，所以他相信，只要找到一个爱他的人，一切都会好起来。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期望是荒谬的，但我们也必须理解他这种无意识的逻辑：“我软弱又无助，如果我独自一人活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上，我的无助于我就是一种危险和威胁。但是，如果找到一个爱我胜过爱一切的人，我就不会再有危险，因为有他（或她）保护我。有了他，我就不需要再为自己争取什么，因为他会理解我，并且能给我所有我想要的东西，甚至不需要我提出要求或者做出解释。这样看来，我的软弱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会怜爱我并且让我依赖他。凡事我没有主动的欲望，但是如果是为了他，或者是他要求我为他做一些事情，我就会变得很主动。”
他有条理地重建着自己的思维和推理，并将它们系统化。这当中有些是思考所得，有些只是凭感觉，但更多的是无意识的行为，他会想：“独自一人对我是一种折磨，不仅仅是因为我无法对无人分享的东西产生兴趣，还因为我感到绝望和焦虑。我可以一个人在星期六晚上看一场电影或者读一本书，但那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因为这让我感觉没有人想要跟我在一起，所以我必须仔细安排，绝不能在星期六晚上或任何时候独处。但是如果我找到了我的爱人，她就会帮我远离这些折磨，我不再是独自一人了。现在看起来毫无意义的一切，不管是准备早餐还是工作或者看日落等，都将充满乐趣。”
他还会这样想：“我是不自信的。我总是觉得别人比我更能干，更有魅力，更有天赋。就算是我通过努力完成的工作也拿不出手，因为它无法让我感受到荣耀，或许我只是运气好而已，我也不确定再做一次的话是否还能完成。如果别人真的了解我，他们一定不会喜欢一无是处的我。但是，如果我找到一个喜欢真实的我并且十分重视我的人，别人一定会对我另眼相看。”难怪爱会像海市蜃楼一样充满诱惑，也难怪人们会紧紧抓住它不放，会舍弃用一个艰苦的过程从内在改变自己。
在这样的情况下，性交本身除了生物性功能外，还具有一种证明自己被需要的价值。顺从型患者越是冷漠（也就是害怕付出真情），或者越是放弃被爱的希望，他的性行为就越有可能取代爱情本身。他会觉得那是建立亲密关系的唯一方法，还会高估它解决矛盾的力量，正像他高估爱情的力量一样。
如果能够小心地避免这两种极端——一种是将对爱的过分重视当作“完全自然的事”，另一种是将它视为“神经症”，我们就可以明白，顺从型患者对爱情的期待完全源于他的生活哲学。我们常常——也许是必然——在神经症症状中发现，患者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论证都是完美无瑕的，只不过这些论证的出发点都存在谬误。其谬误之处在于，患者误将自己对情感的需求及与其相关的需求当作了自己拥有爱的能力，而将他的攻击性甚至是破坏性倾向完全排除在外。换句话说，他忽略了整个神经症冲突。他想要清除冲突的有害后果而丝毫不改变冲突本身。这是每一种试图消除冲突的尝试所特有的特点，也是这些尝试注定会失败的原因。但是，对于将爱情作为一种尝试的情况，我还是要多说一句。如果这些顺从型患者足够幸运，找到了一位内心强大并且能够包容他们的同伴，或者那位同伴的神经症刚好与他的互补，那么他的痛苦可能会大大减轻，他甚至会感到某种程度的幸福。但是多数情况并非如此，他想要在人间寻找天堂的期望只会让他更加不幸，他极有可能将自己的冲突带入这段关系从而毁掉它。即使这段关系有缓解他痛苦的可能性，但只要他的冲突得不到解决，他的健康就会一直存在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