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在神经症中所起的作用远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要大得多。然而，要发现这些冲突却并非易事，部分原因在于它们主要存在于无意识中，但更多的原因是在于神经症患者往往千方百计地否认它们的存在。那么，哪些迹象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冲突是存在的呢？在前一章引用的两个例子中，冲突的存在是由两个很明显的因素表明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最终产生的症状，在第一个例子中是疲劳，在第二个例子中是偷窃。事实上，每一种神经症症状都表明有冲突存在，也就是说，每一种症状几乎都是冲突直接或者间接的产物。我们将会逐渐看到未被解决的冲突对人们有什么影响，它们是如何导致焦虑、抑郁、优柔寡断、惰性、孤独等状态的。对因果关系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将注意力从表面的紊乱转向它的源头，尽管我们还不能揭示根源的确切本质。
另一个表明冲突存在的标志是自相矛盾，比如在第一个例子中，我们看到那位工程师虽然认为那件事不对，于他而言很不公平，但是他却没有反抗；在第二个例子中，一个高度重视友谊的人却从朋友那里偷钱。患者有时也能够意识到自己这种矛盾的表现，但更多的时候，他却对这种矛盾视而不见，而一个毫无经验的观察者却会觉得那是显而易见的。
自相矛盾表明冲突一定存在，就像体温升高表明人生病了一样。现在，我来举一些常见的自相矛盾的例子。比如，一个女孩一心想着结婚，但却回避向她求爱的男人；一位溺爱孩子的母亲却经常忘记孩子的生日；一个经常对他人出手大方的人却对自己很吝啬；一个喜欢清静的人却无法一个人独处；一个对他人宽容和忍耐的人却对自己过于严厉和苛刻。
与症状不同，自相矛盾常常有助于我们就冲突的本质做出试探性的假设。比如，深度抑郁表明一个人正处于两难的境地，但是如果一位看起来溺爱孩子的母亲忘记了孩子的生日，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位母亲更关注的是如何成为一个好母亲，而不是孩子本人，我们甚至可以承认这一可能性的存在，那就是她想成为好母亲的理想与她想要让孩子经历挫折的无意识施虐倾向相冲突。
有时候，冲突会浮于表面，也就是说，我们会体验到冲突的存在，这似乎与我所说的“神经症冲突是无意识的”这一论断相矛盾。但事实上，浮于表面的冲突只是真实冲突的扭曲或者变形。因此，尽管可以选择逃避，但是当某个人发现自己必须做出一个重大选择时，他可能深陷于一种有意识的冲突中而无法自拔。他可能无法决定：是娶这个女人还是那个或者要不要结婚，选择这份工作还是另外一份，是继续维持与别人的合作关系还是解除这种关系。于是，他特别纠结，摇摆不定，完全无法做出任何决定。在这种痛苦之中，他可能会求助于心理分析师，期望分析师能帮他厘清自己的问题。然而他一定会失望，因为他目前的冲突只不过是内心冲突的最终爆发。如果不继续探寻下去，认识到隐藏在背后的冲突，他的问题终将无法解决。
内心的冲突可能会被外化并出现在患者有意识的思维里，体现为他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矛盾。或者，当一个人发现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毫无原因的恐惧和压抑与他的愿望相矛盾的时候，他可能会意识到他内心的冲突也许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对一个人越了解，我们就越能够识别出那些导致神经症外显症状、自相矛盾和表面冲突的矛盾因素，但是我还必须补充一点，这种情况反而会令人更加困惑，因为矛盾的种类和数量都增加了。所以我们自然会问：在所有这些冲突背后会不会隐藏着一个基本冲突，并且它就是一切冲突的根源？我们能否用一段不和谐的婚姻来解读冲突的结构？在这段婚姻中有很多表面上不相关的分歧和争吵，涉及朋友、孩子、理财、一日三餐等，而所有这些分歧和争吵都源自这段婚姻关系本身存在的不和谐。
自古以来，人们就确信人格中存在着基本冲突，这种观念在各种宗教和哲学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光明和黑暗的较量、上帝和魔鬼的较量以及善与邪的较量就是这种观念的表现形式。在现代心理学中，弗洛伊德在这一点以及其他很多方面都做了开创性的理论研究，他的第一个假设就是，基本冲突是盲目寻求满足的本能驱力与家庭和社会形成的险恶环境之间的冲突。险恶的环境在人的幼年时期便内化于人格之中，从此便以可怕的超我出现。
这个假设相当严肃，在这里讨论不大恰当，那样的话，我们需要将所有反对力比多理论的观点都详细地论述一番，所以我们还不如去尝试理解这种观念本身的意义，而将弗洛伊德的理论前提放在一旁。这样，只剩下这一论点：原始的利己驱力和良知之间的对立是我们各种各样的冲突的根源。就像下文所要说明的那样，我也认为这种对立（或者是我觉得大致与这种对立相差无几的东西）在神经症结构中有其重要地位，但是我对它的基本属性问题却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虽然它是一种主要冲突，却有继发性，在神经症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
我持有这种不同看法的原因会在后面详细论述，这里只说一点：我既不相信任何存在于欲望和恐惧之间的冲突会导致一个神经症患者产生那么严重的内心分裂，也不相信它可以毁掉一个人的生活。弗洛伊德所假设的那种精神状态表明，神经症患者还具备为达成某种目的而奋斗的能力，只是因为恐惧阻碍了他的努力。在我看来，冲突的根源就在于神经症患者丧失了全心全意争取某物的能力，因为他所有的愿望都是分裂的，也就是说，他所有的愿望都是相互抵触的。这确实会形成一种比弗洛伊德所设想的要复杂得多的状态。
尽管我认为的基本冲突比弗洛伊德所认为的更具破坏性，但对于最终解决可能性矛盾的看法，我的观点却比他的要乐观。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基本冲突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在原则上是无法被解决的，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更好地妥协或者更好地控制而已。在我看来，神经症的基本冲突不一定最先出现，而如果确实出现了，只要患者愿意付出努力并能够承受分析过程中的艰难，冲突是有可能被解决的。我与弗洛伊德观点的区别并不在于乐观或者悲观，而是我们从不同的前提出发所得出的必然不同的结果。
弗洛伊德后来对基本冲突问题的回答具有哲学上的吸引力。但是，如果将他思想中的各种暗示暂且放在一边不谈，他关于“生”“死”本能的理论可以归结为人类的建设性和破坏性力量之间的冲突。弗洛伊德并不想把这一概念与冲突联系起来，他更感兴趣的是这两种力量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比如，他将受虐和施虐驱力解释为性本能和破坏本能相结合的结果。
如果将我的这一观点运用于对冲突的研究，就需要引入道德观念。但对弗洛伊德来说，道德观念只是对科学领域的非法入侵，他根据自己的信念，努力构建着一种完全不包含道德观的心理学。我认为正是这种“忠于科学”的努力，使弗洛伊德的理论以及基于此理论的治疗方法被限制在了极小的范围内。又或者说，他的这种努力似乎导致了他的失败，使他无法认清冲突在神经症中的作用，即使他在这一领域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荣格也非常强调人类的相互冲突。有感于个体身上存在的多种矛盾，荣格总结了这样一条规律：任何一个元素的存在必然意味着它的对立面也存在。外表的柔弱意味着内心的刚强；表面的外向掩盖着内向；表面上思维和理智占据主导作用，而内心却重视情感等。到这里，荣格似乎将冲突视为神经症的一个基本特征，可是他接着又说这些对立面并不冲突，而是互补的，其目的就是接受两者，并向理想的完美状态靠近。对他而言，神经症患者是那些过于注重某一方面发展而陷入困境的人。这些观点在荣格的“互补法则”中得到了论述。我也承认，包含互补因素的对立倾向在一个完整的人格中会有所体现，但是我认为，这些因素已经是神经症冲突的产物，并且被患者执着地坚持着，因为它们是患者解决冲突的各种尝试。比如，一个人内向、沉默寡言，并且只关注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而无视他人，如果我们将他的这种表现视为一种真正的倾向，也就是说，这种表现是由机体素质所决定并通过经历得到了强化，那么荣格的推理就是正确的，有效的治疗步骤就是：先向患者表明他具有潜在的“外倾”倾向，分别指出偏重于某一个倾向都有危险之处，然后鼓励他接受这两种倾向，并运用于自己的生活中。但是，如果我们将患者的内倾（或者，我更愿意称之为神经症孤独倾向）视为他逃避冲突的一种方式，那么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就不是鼓励他外倾一些，而是分析内倾外表之下所隐藏的冲突。只有解决了这些冲突，才能够接近“内在完整”（wholeheartedness）这一目标。
现在到了阐述我的观点的时候了。我认为神经症的基本冲突存在于一个人对他人的矛盾态度中。在具体讨论前，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化身博士”（Dr. Jekyll and Mr. Hyde）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作者对矛盾有着戏剧性的表现：海德先生既体贴、敏感、富有同情心和乐于助人，又残忍、无情和自私自利。当然，我不想暗示神经症分裂总是跟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模一样，我只是想指出，在患者对待他人的态度中，常常能够观察到根本的矛盾。
要追寻这个问题的起源，我们必须讨论一下我称之为“基本焦虑（basic anxiety）”的概念，它指的是患病儿童在一个有潜在敌意的世界中所感受到的孤立和无助。外界环境中的许多不利因素都可能让孩子产生这种不安全感，比如：直接或间接的管教；冷漠；情绪化的行为；不尊重孩子的需求；缺乏真正的指导；轻蔑的态度；过多的赞美或者没有赞美；缺少温情；让孩子在父母的不和中“站队”；赋予孩子太多的责任或者任其无所事事；过分溺爱；不允许孩子与其他孩子交往；不公平；歧视；不遵守诺言；敌意的氛围等。
唯一需要特别提醒家长注意的是，孩子能觉察到环境中潜在的伪善。他们会觉得父母的爱和他们所做的慈善活动以及他们所表现出的诚实和慷慨等都可能是假装出来的。在孩子的感受中，父母的这些行为有一部分确实是伪善的，但其余的可能只是他从父母的行为中感受到了矛盾而做出了反应。导致这种情况的因素通常是一起出现的，它们也许很明显，也许很隐蔽，因此分析师只能慢慢认识到这些因素对孩子成长的影响。
孩子们被这些令他们不安的状况所烦扰，不停地寻找方法来应对这个险恶的世界。尽管充满了怀疑和恐惧，他们还是无意识地形成了自己的方式来面对他们所处的环境。他们不仅发展出了应对策略，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性格倾向，这些性格倾向成为了他们人格的一部分。我将这些倾向称之为“神经症倾向”。
如果想要知道冲突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就不能将注意力过多集中在个体的趋势上，而是要全局性地观察孩子们在这些情况下可能选择的或者实际选择的行动。虽然我们暂时看不到细节，但却可以更清楚地观察到孩子们为了应对外界环境所采取的态度。一开始，我们可能会看到相当混乱的状况，但迟早会有三种倾向逐渐明朗起来：孩子可以亲近人、对抗人或者远离人。
当孩子亲近人时，虽然有隔阂和恐惧，他还是愿意正视自己的无助，愿意试着赢得他人的喜爱并且依赖他们。只有这样，跟他人在一起时，他才能感到安全。如果家中发生了争执，他通常会选择支持有力的那一方而以此获得归属感和支撑感，这让他觉得不再像从前那样孤立和无助。
当孩子对抗人时，他接受了周围环境中的敌意，并将它看作理所当然，所以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进行反抗。他盲目地怀疑他人的情感和意图，并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进行反抗。他想变得更强大，打败他人，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还为了报复。
当孩子远离人时，他既不想有归属感，也不想反抗，而是孑然一身。他觉得他跟别人没有什么共同点，别人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他。他用大自然、玩具、书籍和梦想构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在这三种态度的每一种中，都过分强调了基本焦虑所包含的某一种倾向：第一种是无助，第二种是敌意，第三种是孤立。但事实上，孩子不可能只表现出三种态度中的一种，因为在这些态度的形成过程中，三种倾向必定都会出现，我们看到的只是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倾向。
如果我们直接将话题转到充分发展的神经症上面，以上讲的这一点就会变得更加明显。我们都见过这样的成年人，他会明显地表现出前面三种态度中的某一种。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其他倾向也会继续起作用。比如，在一个明显表现出依赖和顺从的人的身上，我们可以观察到攻击倾向和对孤独的需求；一个明显怀有敌意的人，也可以有顺从的一面，也需要独处；而一个离群索居的人也并非没有敌意或不渴望友谊。
然而，占主导地位的倾向是决定实际行为的最主要力量，它代表着人们应对他人最得心应手的方法和手段。因此，一个有孤独倾向的人会使用各种无意识的方法使自己与他人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因为他在任何需要与他人共处的情况下都会不知所措。此外，占主导地位的通常是（但不总是）患者在意识中最能接受的倾向。
这并不意味着另外一些表现不明显的倾向的影响力就很小。比如，通常很难说，一个表面上显得依赖、顺从的人，支配他人的愿望的强度是否弱于对获得喜爱的需求，他的攻击冲动只是更为间接。潜在的次要倾向可能具有更大的力量，这一点已经被很多例子证明。在这些例子中，占主导地位的倾向与次要倾向发生了逆转。我们在儿童和成年人中都能够看到这样的换位。英国小说家毛姆的小说《月亮和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pence）中的人物斯特里克兰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女性患者的案例中也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转变。一个女孩原本像假小子，她有雄心，而且有些叛逆，但当她坠入爱河后，她可能会变得顺从、黏人，不再有雄心壮志。或者，在遭受重大变故后，一个离群索居的人可能会变得病态地依赖他人。
这里应该补充一点，像这样的改变或许可以回答下面这些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成年后的经历是否毫无价值？我们是否在童年时期就完全定了型，无法改变了？从冲突的角度来看神经症的发展，有助于我们做出比人们通常的看法更加恰当的回答。比如，有以下的可能性：如果孩子在儿童时期没有受到严厉的管教，那么他后来的经历，尤其是青春期的经历就可能影响其性格的塑造。然而，如果孩子在儿童时期就被培养得循规蹈矩，那么后来任何新的经历都无法将他的性格改变。一部分原因在于他的死板让他无法接受新体验，比如，他的孤立可能严重到无法让别人靠近他，或者他根深蒂固的依赖使他成为了受人支配的角色；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总是用旧有观念看待新体验，比如，具有攻击性的人在受到他人友好对待时，会将这种友好看作是愚蠢或者居心不良的表现，新的体验只会强化旧有观念。当一位神经症患者表现出不同以往的态度时，看起来似乎是因为他进入青春期或成人期后的经历改变了他的性格，但是这个改变并没有表面上那么明显。事实上，是内在和外在的压力一起强迫他放弃了先前占主导地位的倾向而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但是，如果一开始就没有冲突存在，这种改变是不会发生的。
用正常的观点来看，这三种倾向不应该相互排斥。一个人应该既能够向他人做出让步，也能够抗争到底，也能够不与人来往，三者可以互相补充、和谐统一。如果其中一种倾向占据了主导地位，只是表明在某一方向上发展过度了。
但是在神经症中，有很多理由可以说明这些倾向是无法调和的。神经症患者无法灵活地面对外界；他被迫去顺从、对抗和逃避，而不管这一行为在特定的环境下是否合适。如果他用其他方式行动，就会感到恐慌。所以，当这三种倾向都在他身上强烈地表现出来时，他便处于严重的冲突之中。
还有一个因素严重地扩大了冲突的范围，那就是以上各种倾向并不仅仅存在于患者的人际关系中，而且还会蔓延至他的整个人格，就像恶性肿瘤细胞会蔓延到机体的各个器官组织中一样。这些倾向最终不仅支配着患者与他人的关系，也控制着他与自己、与生活的关系。如果我们对这种支配一切的特性没有充分的认识，就容易把冲突导致的结果看成绝对矛盾，比如，爱与恨、顺从与反抗、服从与对抗等。然而，这只会使人误入歧途，比如，我们想要区分法西斯主义和民主制度时，只注意到二者对待某一个问题的态度的不同（比如，对宗教或权力的态度不同），便以为就是正确的了。不同的态度是有区别的，但仅仅单独强调其中一点就会混淆这一点：民主制度和法西斯主义截然不同，它们代表着两种格格不入的哲学。
一个以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为开始的冲突最终会影响我们的整个人格，这并非偶然。人际关系非常重要，它必然会塑造我们的气质，决定着我们对自己设定的目标以及信仰的价值。所有这一切又反过来影响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因此它们是难解难分的。 [4] ?
我的观点是，源于矛盾态度的冲突构成了神经症的核心，因此应被称为“基本冲突”。再补充一句，我用“核心”这个词不仅是形容它的重要，还强调这一事实，那就是它是神经症的能动中心，神经症由此向外延伸。这个观点是神经症新理论的内核，它的含义将在下文中逐步说明。广义而言，这一理论可以看作对我早期观点的扩充，该观点认为，神经症是人际关系紊乱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