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声明：并不是有冲突就是患了神经症。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愿望、兴趣和信念总会时不时地与周围人的发生碰撞。正如我们常与环境发生冲突一样，我们内心的冲突也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动物的行为主要由其本能决定。它们的交配、抚育后代、觅食和防御行为等或多或少都已经被决定，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相反，能够做出选择也必须做出选择是人类的特权，同时也是人类的重负。我们也许必须要在两个相反的欲望之中取舍，比如，我们想要独处，但也想有人陪伴；我们可能既想要学医，也想学音乐。或者，我们的愿望和义务可能会发生冲突，比如，我们可能希望与爱人在一起，而这时却有人因为遇到了困难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可能左右为难，既想与他人保持一致，又想要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又或者，我们可能会在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之间摇摆不定，比如，在战争时期，我们认为参军是一种义务，但也认为应该留下来对家庭承担起责任。
这些冲突的类型、范围和强度主要由我们所处的文化决定。如果这种文化非常稳定，而且恪守传统，那么可能出现的选择种类会很有限，个体可能产生的冲突也不会很多。但即使这样，冲突也不会完全消失：一种忠诚可能会与另一种忠诚相矛盾，个人愿望可能会与集体义务相矛盾。但是，如果文化正处于快速转型期，在这个时期内，相互矛盾的价值观和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并存，那么个人必须做出的选择将会因为多种多样而变得困难重重：他可以人云亦云，也可以特立独行；他可以成为一个合群的人，也可以独自隐居；他可以崇拜成功，也可以鄙视成功；他可以认为孩子应该被严格管教，也可以认为孩子能够被“放养”；他可以认为应当对男人和女人采取不同的道德评判标准，也可以认为两者应该适用同样的标准；他可以将两性关系视为情感的表达，也可以认为它与情感无关；他可以怀有种族歧视的态度，也可以认为人的价值与肤色或者鼻子的形状无关。诸如此类的选择还有很多。
毫无疑问，生活在我们这种文化中的人必须经常面对这样的选择，所以发生冲突不足为奇。但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大部分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冲突，也没想过用具体的方法来解决这些冲突：他们多半随波逐流，经常被意外事件所左右；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立场是什么；他们下意识地做出妥协；他们卷入矛盾后还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儿。在这里，我所指的正常人仅仅是没有患神经症的人。
因此，要意识到矛盾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决定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我们必须明白自己的愿望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明白我们的感情是怎样的：我们是真的喜欢某人，还是仅仅觉得应该喜欢他就自以为喜欢上了他？如果我们的父母去世了，我们是真的悲伤，还是只是惯性地表达自己的感情？我们是真的希望成为一位律师或者医生，还是仅仅因为这种职业受人尊敬并且收入丰厚？我们是真的希望我们的孩子幸福、自立，还是只是嘴上随便说说？大多数人会发现，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却不容易回答，也就是说，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感受和需要是什么。
由于冲突通常都与信念、信仰或者道德观相关，所以只有当我们建立了完善的价值观，才有可能认识这些冲突。从他人那里得来的价值观并不是我们自己的，不足以导致冲突，也很难指导我们做出决策。当我们受到新的观念影响时，这些价值观很容易被抛弃，并被新的所取代。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接受了他人的价值观，并拿过来当成自己的，那么，关系到我们自身利益的冲突就不会出现了。比如，如果一个儿子从没有怀疑过他心胸狭隘的父亲，那么，当他的父亲想让他从事一项他并不喜欢的职业时，他的内心就不会发生冲突了；当一个已婚男子爱上了另一个女人时，他已经陷入了冲突，当无法确定自己对婚姻的信念时，他干脆会选择一条最省事的解决之道，而不是面对冲突做出决定。
即使认识到了这样的冲突，我们也必须愿意并且能够放弃两个冲突中有争议的那一个。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头脑清醒并且自觉地放弃，因为我们的情感和信念是混成一团的。说到底，或许还是因为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无法做到坦然放弃。
一个人要做出决定，前提就是他愿意并且有能力对决定负责，这其中包括要承担做出一个错误决定的风险，并且愿意承担一切后果而不归咎于他人。他可能会想：“这是我的决定，我自己的事。”他必须具备内在的力量和独立性，而这种素质明显是我们大多数人所缺少的。
不管我们多么不愿意承认，我们很多人都被冲突束缚住了手脚，所以我们常常用嫉妒和羡慕的心态去看待那些似乎一帆风顺、丝毫不被这些冲突干扰的人。这种羡慕不无道理。那些人可能是强者，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价值观，或者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冲突的影响已经不那么明显，做决定已经不那么迫切，他们因此拥有了一种从容的风度。但是，外在的风平浪静可能只是假象，更多时候，那些我们羡慕的人因为冷漠、顺从或者侥幸而没有能力真正地、主动地面对自己的冲突，或者靠自己的信念去解决冲突，所以他们只是随波逐流，或者用小把戏得到了一些实惠而已。
虽然有意识地去体验冲突可能会带来痛苦，但这也是一种可贵的能力。我们越是勇于面对自己的冲突并且努力寻求解决方法，就越容易获得内心的自由和更强大的力量。只有愿意承受打击时，我们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根植于麻木的虚假冷静丝毫不值得羡慕，它只会让我们陷于软弱之中而无力面对现实。
当冲突是关于生活的基本问题时，要面对和解决它就更加困难了，但是只要我们还活着，就找不到逃避的理由。教育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认识自我、树立信念。当认识到与选择相关的各种因素的重要性后，我们就会找到奋斗的目标和生活的方向。 [1] ?
当一个人患有神经症时，认识和解决冲突会有很大的困难。有一点必须要说明的是，神经症通常是一个程度问题，所以我所说的“神经症患者”通常指的是那些“已经达到病态程度的人”，他对自己的情感和欲望的意识已经衰退了，只有当他人击中他的弱点时，他才能有意识地、清晰地体验到恐惧和愤怒，不过这种反应也可能被他压抑下去。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的确存在，他们深受强制性标准的影响，并且失去了识别、决定方向的能力。在那些强迫性倾向的控制下，患者丧失了断然舍弃的能力，更不用说对自己负责的能力了。 [2] ?
神经症冲突所涉及的也可能是那些同样困扰正常人的普遍性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种类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会有人质疑用同一个术语表示两种不同类的东西是否恰当。我认为这是恰当的，当然我们必须知道他们的区别所在。那么，神经症冲突的特点是什么呢？
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一位与他人合作研究机械设计的工程师经常被阵发性疲劳和烦躁折磨，某一次是由下面的事件引起的。在一次技术问题讨论会上，他的方案没有被采纳，而同事的被采纳了。不久之后，大家又在他不在场时做出了决议，之后也没有给他表达意见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他本来可以以程序不公平为由而据理力争一番，或者也可以欣然接受大多数人的决定，这两种反应都是协调性反应，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虽然他痛恨自己被人轻视，却没有反抗，他只是感到愤怒，而这种愤怒只出现在了他的梦中。这种被压抑的愤怒既有他对他人的愤怒，也有对自己软弱的愤怒，所以这就是他感到疲劳和烦躁的主要原因。
这位工程师之所以没能够做出协调反应，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他自认为很了不起，可是这种“了不起”是需要他人的尊重才能树立起来的。不过他是无意识的；他一直将“在这个专业领域，我的聪明才智是无人能比的”这样的想法作为行动的出发点，所以任何对他的轻视都会因为触碰到这一“底线”而挑起他的怒火。不仅如此，他还有无意识的施虐倾向，想指责和羞辱他人，虽然他非常厌恶这种态度，而用过分的友好把它掩藏了起来。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因素——他的无意识内驱力，也就是为了达到利己目的而想要利用他人，所以他必须在他人面前保持良好的风度。另外，对情感和赞美的强迫性需要，再加上他的迁就、忍让和顺从等态度，更加剧了他对他人的依赖，于是，冲突由此产生：一方面是具有破坏作用的攻击性，也就是他随时可能爆发的怒火和施虐冲动；另一方面是对情感和赞美的需求，并且力求在自己眼中显得公平和理性。结果就是，虽然人们看不出他内心的动荡，却能看见他的疲劳和提不起精神做事的状态。
当观察这个冲突中所涉及的各种因素时，我们首先会惊讶于它们的完全不相容性——没有比颐指气使地要求他人尊重自己，又要讨好和迎合他人更极端对立的例子了。其次，工程师对整个冲突一直是无意识的，他并没有意识到在冲突中起作用的矛盾倾向，这些矛盾倾向被深深压抑着，他内心的纠结只有那么一点儿外在的表现，情绪也很理智：我的方案比他们的更好，他们那样做是不公平的，是忽视我的存在。最后，冲突的两种倾向都是强迫性的，即使他对自己的过分要求以及对他人的依赖行为有些许理智上的认识，可在主观愿望上，他依然无力改变。要想改变它们，就需要大量的分析工作。他受到两方面的强迫性力量的围攻，而他却无法控制：他无法对自己内心这样迫切的需求置之不理，但这些需求却无法代表他真正的需要或者追求。他既不想利用他人，也不愿意顺从他人，因为他不屑于这些做法。由此可见，这个例子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神经症冲突的了解——它意味着任何决定都是不可行的。
再举一个有类似情况的例子。一位自由设计师从他的好朋友那里偷了些钱。他的这一行为无法被外界理解：他的确需要用钱，可他的朋友一定会借给他，就像以前一样。尤其令人震惊的是，他是一个既体面又重视友谊的人。
以下的冲突才是这一行为的真正原因。这个人对情感有着明显的病态需求，尤其希望随时都能得到他人的照顾，这其中也混合着一种无意识的倾向——想利用他人得到好处，所以他就采取了既想得到他人的情感，又想让自己处于支配地位的行动。前一种倾向本来会让他愿意接受帮助，但是他脆弱的自尊又反对他这样做。他认为，别人应该因为能够帮助他而感到荣幸，而自己主动向别人求助则是一种屈辱。由于对独立和自给自足的强烈渴望，他更加反感于求助他人，这让他无法承认自己的任何需求，也无法使自己亏欠他人。因此他只能索取，而无法接受。
这个冲突尽管与第一个例子不同，但本质上是一致的。任何神经症冲突都会表现出冲突驱力之间的不相容性以及它们的无意识性和强迫性本质，所以，患者无法自己解决冲突。
如果非要给正常人和神经症患者划分一条明确界线的话，那么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对于正常人来说，冲突的两种倾向的悬殊远比神经症患者要小得多。正常人必须在两种行为模式之间做出选择，无论选择哪一种都合情合理，而且统一在人格框架以内。形象一点来说就是，正常人的冲突的两种倾向之间只有90度的夹角甚至更小，而神经症患者的夹角可能有180度。
另外，两者在意识程度上也有区别。就像索伦·克尔凯郭尔（SФren Kierkegaard）所说的那样：“真正的生活多种多样，无法仅仅通过一些抽象的对比来描述清楚，比如，完全无意识的绝望和完全意识到的失望之间的对比。”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正常范围内的冲突可以是有意识的，而神经症冲突就其主要因素而言却总是无意识的。即使一个正常人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冲突，但是只要得到一点儿帮助，他可能就会意识到冲突的存在，而神经症冲突的主要倾向是被深深压抑着的，只有克服巨大的阻力，他才能意识到冲突的存在。
最后，正常的冲突所涉及的是在两种可能性之间做出选择，这两种可能性都是他希望得到的，或者涉及在两种信念之间做出选择，而这两种信念都是他所珍视的，所以对他而言，他是有可能做出一个合理的决定的，即使这让他很为难，并要有所舍弃。深陷神经症冲突的人无法做出自由的选择，因为他被两种方向相反的强制力驱使着，而这两个方向他都不愿意跟随，所以做出通常意义上的选择是不可能的。他停住了脚步，无法挣脱。只有处理好神经症倾向，并且改变他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才能帮助他摆脱这些倾向。
以上这些特征解释了神经症冲突为何会如此尖锐。这些冲突不仅难以识别，容易使人感到无望，而且它们还是足以让人心生恐惧的破坏性力量。除非我们认识到这些特征，并将它们铭记于心，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神经症患者为消解（solve）冲突所做的所有努力和尝试，而这些努力和尝试正是神经症的主要内容。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