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鄙视自己母亲的怪脾气少女
我在1900年出版的书籍《梦的解析》中指出，梦一般都能够被解释。经过完整的解释后，所有梦都能够被构建完美、恰当的思绪所替代。这些思绪在一连串的心理活动中占据着明显的位置。在下文中，我将通过一个实际应用的例子，说明释梦这项艺术。我在上述著作已经说过，我是如何面对梦这个问题的。当我致力于用特殊的心理治疗法来医治神经症时，梦的问题便阻挡在我研究的道路上。在患者向我透露的各种心理问题中，出现了对梦的描述。这些梦像是需要安插在病源与病症间无限延长的连接线上。当时，我正学着如何将梦的语言转化为能够表达我们思想的通俗语言。我得补充一句，这是心理分析不可或缺的技能。由于部分心理素材的内容与意识相悖，因而受到抑制与阻隔，成为了病源。而梦则是其中一条能够让这些心理素材抵达意识层的通道。简而言之，梦是躲开抑制作用的迂回之路，是心灵进行间接表现的主要方法之一。以下是对一个癔症少女的治疗片段，目的正是要说明释梦在心理分析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也是我首次有机会在出版的作品中，用足够的篇幅阐述清楚，我对于癔症的心理过程及其有机体决定因素的观点，从而避免我的一些观点被误解。既然众所周知，癔症对于医生及研究者最高的要求，只是对患者保持最大的耐性，摒除轻蔑和高傲的态度，我也就不必因篇幅的长度而一再致歉了。因为，
艺术和科学无法孤军奋斗，耐心必须发挥其最大作用。 [1]
如果我一开始就提供完整、连贯的病历，那么将置读者与研究者于不同的处境。患者家属提供的报告——在本病例中，这位18岁少女的父亲向我描述了她的病情——非常笼统不清。在着手治疗时，我虽然让患者详细描述其生活状况及病情，但得到的信息依旧非常少，不足以让我掌握所有情况。这种情况就如同受阻的河水，时而被岩石阻隔，时而因为沙滩和沼泽的阻挡而隐匿其中。我不禁想问，学者和专家们该如何写出流畅、精准的癔症病历？事实上，连患者自己也无法叙述得非常连贯。他们会告诉医生来自自己某个时期的大量生活信息，但完全说不出下一时期的事，只好留给医生一段空白或一个无法解开的谜题。如此反复，最后只剩下一段又一段模糊的时期，令医生无法从这些不连贯的信息中得到答案。患者的这些叙述——即便看上去是真实的——大多不连贯，所叙述事件原本的次序也无法确定。在叙述过程中，患者还会反复更改某个细节或日期，继而又开始犹豫，最后又恢复了最初的说法。与患者病历所显示的一样，他们无法叙述一段有序的生活经历。这不仅是神经症的特质， [2]还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患者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如下：首先，患者蓄意隐瞒要说的话，因为他们还不能克服羞怯的心理（或者说过于小心，害怕自己的话会涉及他人）。这是意识的不诚实带来的结果。其次，部分在其他时间能够随意想起的记忆，一旦进行叙述时，就消失殆尽，而非患者蓄意保留：这是潜意识的不诚实造成的结果。最后，是真正的失忆（amnesias）——属于记忆中的空白部分，不仅包括久远的记忆，甚至可能还包括新近的记忆——以及为了填补记忆空白而形成的错误记忆。 [3] 如果事件本身一直存在于脑中，而事件之间的关联性被破坏了，就可能出现失忆。而一旦事件的次序被打乱，其关联性必然被破坏。错误记忆通常是记忆中最脆弱的部分，也是最容易被抑制的部分。在被称作抑制作用的第一阶段，我们会有许多零碎记忆，并且会质疑这些记忆。在随后的阶段，质疑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记忆消失或出现虚假记忆。 [4]
这种状况与和病历有关的记忆相联系，与病症的产生也有着必然的联系。从理论上来讲，也是病症产生的一个前提条件。在进一步的治疗中，患者会叙述其一度非常清晰，却已被抑制或遗忘的事实。错误记忆表现出不稳定性，记忆的空白被填补。只有等到治疗快要完毕时，我们才能看到清晰、完整的病历。治疗的真正目标是去除一切可能出现的病症，并代之以有意识的思绪。我们可将修复患者缺损的记忆视为次要目标，或是理论性目标。这两个目标相辅相成。一个目标达成时，另一个也随之达成，可谓一箭双雕。
我们应该深入分析患者的性格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就像仔细研究患者的体检记录和功能障碍病症一样。而且，我们的重点不仅是分析患者的家庭生活环境，如后文所述，我们还探究了其家族遗传特质。
本书的主人公是一个18岁的少女。她的家人包括父母和一个比她年长一岁半的哥哥。她父亲因聪明才智、个性和生活环境而成为家中的权威。正是这样的生活环境构建了患者的童年和病症。我刚开始为她治疗时，她父亲已年近50，是个异常活跃、才智非凡、事业一帆风顺的大企业家。她对父亲极为顺从。但也因此，她早期形成的判断力令她对父亲的许多行为和喜好愈加地反感。
自六岁那年父亲患重病起，她对父亲的情感就开始加深。当时，她父亲身患肺结核病，于是他们举家迁至一个气候适宜的南方小镇居住。在那儿，父亲的病情迅速好转，但因为还得多加小心，因此在接下来约十年的时间里，他们一家人依旧住在这个我姑且称作B的小镇里。病情稳定时，父亲会不时地回去查看自己的工厂。在夏季最热的那段时间里，他们一家搬进了山里的疗养院。
在女孩大约10岁时，她父亲因患视网膜脱离（detachedretina）不得不在一间黑暗的房间里接受治疗。但最终，他的视力受到了永久性伤害。两年后，他的病情严重恶化，受到莫名感染，随之出现瘫痪和少许精神障碍的症状。在他的病情毫无起色时，他的一位朋友（他将在我后面要说到的故事里担任角色）劝他和主治医生一起到维也纳来找我。我犹豫了一阵子，不知道是否该将他的症状确诊为脊髓痨-麻痹（tabo-paralysis），但最终将其诊断为弥散性血管病（diffusevascular affection）。而且他自己也承认，曾在婚前受过特殊感染。我对他实施了大量抗梅毒（anti-luetic）治疗。最后，他所有的病症都消失了。很明显，正是由于我为他带来了幸运的结果，因此四年后，他介绍我认识他那明显患有神经症的女儿。又过了两年，他带女儿来接受我的心理治疗。
我当时正好认识他一个住在维也纳的姐姐，年纪比他稍长一点儿。她明显患有严重的神经症，但没有癔症的病症特质。在不幸婚姻的压力下，她最终死于消瘦症（marasmus）。这种病恶化得非常快，但病症其实并不明显。我后来遇见他的一个哥哥，是个患了抑郁症的单身汉。
如上文所述，我的这位18岁的女患者在感情上一直都偏向父亲。自从患病后，她就把刚才提到的那位姑妈视为模范。毫无疑问，这位女患者不仅遗传了父亲家族的天赋和聪明才智，同时也遗传了家族病。我始终不认识她的母亲，但从女孩和她父亲的口中了解到，她的母亲是个没教养的女人，甚至可以说是愚蠢的。她一心扑在家务上，尤其是在丈夫患病后，两人更是日渐疏远。她完全呈现了所谓“家庭主妇的变态心理”。她对孩子的兴趣漠不关心，每天只顾着清洁房屋，擦拭器皿，让一切保持整洁——整洁得几乎无法使用。许多普通家庭主妇都如此，这让我不禁想起一种强迫性清洗症（obsessionalwashing）和其他几种洁癖（obsessional cleanliness）症状。但这类女人（患者的母亲也是）完全不了解自己的病，因此缺少强迫性神经症（obsessionalneurosis）的一个基本特质——了解自己患上了该种病症。女孩和母亲的关系一直不是很好。她瞧不起母亲，常常无情地指责母亲。因此，母亲对她没有一点儿影响力。 [5]
女孩小的时候，把唯一的哥哥（比她年长一岁半）视为偶像，雄心勃勃地要追赶他。但最近几年，两兄妹日渐疏远。哥哥总想远离家庭争端，但每当被迫选择立场时，他总会站在母亲那边。因此，常见的异性相吸令父女、母子选择了不同的阵线。
我接下来将称呼这位在8岁时就出现神经症病症的患者为“杜拉”。那时，她患有慢性呼吸困难症（chronicdyspnoea），有时病情非常严重。她首次发病是在一次短途的登山旅行后，因此被诊断为过度疲劳。她修养了6个月，期间得到悉心照料，病情也逐渐好转。家庭医生非常肯定地认为，她的病症是神经性的，并非因器官性病变引起，但他把这种神经性因素归为过度疲劳。 [6]
小女孩儿时患过普通的传染病，但没有造成持久性伤害。正如她告诉我的——她的话很值得我深思——她哥哥总是先被传染，病情往往非常轻，随后传染给她，但她的病情则非常严重。她在将近12岁时开始出现偏头痛和神经性咳嗽。最初，这两种病症总是同时出现，但后来情况有所不同，偏头痛越来越少发作。到她16岁时，偏头痛的症状已经完全消失了。神经性咳嗽最初是由常见的黏膜炎引发，却一直连续不断。她18岁找我治疗时，又开始出现极具特点的咳嗽。这种症状发作的次数不定，但会持续三至五周，有时甚至长达数月。她近几年发病的前半期，症状最为严重，甚至完全失音。和多年前的诊断一样，这被视为神经性疾病，但各种不同的治疗方法，包括水疗法、局部电击都没有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小女孩逐渐长大成有独立见解的少女。她嘲笑医生的努力，最后甚至完全拒绝他们的帮助。她不肯见任何医生，虽然她对自己的家庭医生没有什么反感，但只要让她见新的医生，她就非常抗拒。最后还是在父亲的强迫下，她才肯来见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