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直面冲突，做回自己

在我们这个时代，“认识你自己”已经成了一种口号，但是具体实施起来，却往往流于表面。市面上充斥的心理自助和成功学书籍，更多关注的是励志和人际交往技巧，并没有真正向内挖掘。而《我们内心的冲突》则对人的内心世界做了勇敢而详尽的探索，当读者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一定会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本书的作者卡伦·霍妮是德裔美籍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以及医学博士，同时还是精神分析学说中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她反对弗洛伊德用生物性的性欲作为一切行为的驱动力，也反对“攻击本能”的概念。她从弗洛伊德对女性的偏见出发，发现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并且，与弗洛伊德对人性的悲观态度相比，她认为人有成长的愿望，会一直愿意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基于此点，她创建了“社会文化学派”（social-cultural school）这一新的精神分析流派。

《我们内心的冲突》早已被引进国内，我接触过其中三个译本，风格不一。我印象最深的是王作虹译、陈维正校的那个译本，其对原著意思的理解很到位。但是，由于这个译本是1990年出版的，距今已有25年之久，其语言风格明显带有20世纪的烙印，不大符合现在读者的阅读习惯。所以，译者觉得有必要重译这本经典著作，以飨新时代的读者朋友们。

卡伦·霍妮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这本书正是她在临床经验的基础之上，对神经症理论进行总结的成熟之作。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冲突，但是，神经症的冲突却有着不同的性质。它基于我们对待别人的相互矛盾的基本态度而存在。这些态度与我们从小成长于其间的环境有关。作为儿童，因为必须依赖他人而生活，内心自然会充满焦虑，在这种焦虑中，有三种主要的因素：无助、敌意和孤独。为了应对这些焦虑，我们会在成长的过程中发展出一系列策略性的态度，其中最基本的是“亲近人”“对抗人”和“远离人”。这些策略虽然可以暂时缓解我们的焦虑，但是却不能根除它们。事实上，这些策略更像是精致的代偿与逃避。更可悲的是，如果我们不能以积极的态度应对它们，这些冲突甚至会伴随我们一生。

为了应对这些冲突，神经症患者除了发展出一系列自欺欺人的策略外，还“创造”了一种理想化意象，即说服自己相信自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理想人物，以抚慰自己内心的不安和焦虑。但是，这一理想化意象与现实的自己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差距；而理想化意象的存在又会反过来迫使神经症患者放弃弥补这一差距，使其觉得自己已经完美无缺了。不过，残酷的现实总会对他造成冲击，让他明白，他“创造”的理想化意象并不是真实的自己。而为了应对这一问题，他采取了外化策略，也就是说，将责任推到外部世界和他人身上。糟糕的是，这进一步加剧了他的分裂，让他更加无法接触到自己的内心。

我们无法简单地通过理智调和这些冲突。它们会让人感到身心疲惫，使人产生严重的惰性，致使人无法真诚地投入任何一段关系或者一份工作中。它们还会让人产生莫名的恐惧，害怕失去费尽心力维持的平衡，害怕内心的阴暗面被人识破。而且更严重的是，它们会让人深陷绝望，觉得一切已经定型，再也不会有所好转。冲突对人的身心造成的所有这些危害，最终会迫使人逃避自我和正常的生活，沦为社会的“局外人”。

虽然有这么多问题，但还是有一些好消息。卡伦·霍妮认为，理想化意象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神经症患者有一些内在的潜能，只是，他们把潜能当成了已经实现的东西。随着治疗的进行，他们对现实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自然会慢慢放弃对理想化意象的依赖，乃至切实行动起来，尽力发挥自己的潜能。而外化问题则可以通过更多地与内心接触来逐渐化解，比如，分析师可以帮助患者提高自我反思能力，认清自己身上存在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的严重性，然后想办法打破由这些冲突及其衍生的虚假策略共同编织的恶性循环。解决冲突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渴望真诚地投入到所有的关系中去，由此获得发展并变得成熟；每个人都希望确立自己的内在目标，找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每个人都能够进行自由选择，并承担这种选择带来的后果。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本书讲的是神经症患者，但其对心理冲突的出色洞察和精准描述会让我们所有人在阅读的过程中受益匪浅。即便如此，我们依然需要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卡伦·霍妮提出的冲突理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化“它山之石”为有用之美玉。

最后，限于译者水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请方家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