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翟，俗尊墨子，中国古代史上唯一一位农民出身的哲学家，其所创立的墨家学说在先秦时期影响极大。中国古代农民身处社会最底层，无论内忧或外患，遭受苦难最深的永远是农民。此种苦难决定了农民阶层的心声永远是期盼天下太平，而在农民阶层看来，天下太平无外于人人相亲相爱，此即墨家思想的核心——“兼爱”，“兼爱”思想的实践要求是：上不压下、大不欺小、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贵不轻贱、富不嫌贫，等等。因为墨家学说有庞大的群众基础，故与儒家学说并列成为东周显赫一时的学说，简称“显学”，其时学者身份“非儒即墨”。
墨家“兼爱”思想是一种没有差别、一视同仁的博爱思想，其虽美好，却要面对一种无法挣脱的现实困境。例如，邪恶的张三欺凌善良的李四时，墨家定会上前劝说，如若张三不予理睬，怎么办？教训张三会违背“兼爱”思想，坐看李四受欺亦会违背“兼爱”思想，此即墨家无法挣脱的现实困境。墨家“兼爱”思想因符合农民阶层利益被推崇，却因无法突破现实困境而逐渐谈出大众视野，终使墨家如同划破夜空的流星一般，闪耀即逝。在困境挣扎中，墨家走上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其一，墨家是农民阶层代表，农民是在征服自然中求生存的群体，当“兼爱”思想遭遇现实困境后，部分墨者便把精力转移到研究自然科学和劳动技术上，从此走上科学研究道理；其二，在“要不要教训张三”的问题上，部分墨者把“兼爱”思想演化成“义”而果断教训张三一番，从此走上锄强扶弱的江湖游侠路，但锄强扶弱必会动用私刑，故使部分墨家分支逐渐演变成黑社会组织甚至恐怖组织。
墨家一视同仁的“兼爱”思想虽因现实困境而急速流产，但在视奴隶生命如草芥的东周社会，其爱的思想可谓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最大进步，其博爱的光辉亦将永远照亮人类文明进程。有人或问：墨家思想如此善美，何以困之其境、戛然而止？其实，这是墨家的阶级局限性所致。如前所言，墨家为农民阶层代表，农民阶层身处社会最底层，得到的利益分配非常少，农民为求生存必会十分计较个人利益得失，否则原本艰难的处境会更加艰难而影响生存。简单来说，农民个体的特性就是只能顾及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否则没法活。农民个体只顾自己、只顾眼前的特性表现为群体特性时，就是利益均沾的平均主义，此即墨家“兼爱”思想的起源。“兼爱”是一视同仁的“平均的爱”，当“平均的爱”遭遇“公平的爱”时，墨家就会在“邪恶的张三欺凌善良的李四”问题上陷入两难境地，两难境地自然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劝阻不了张三就拂袖回家研究种地去，二是劝阻不了张三就行侠仗义将其暴揍一番，而这两个结果都无法让墨者再继续坚守其信仰，结局只能是分崩离析、瞬间消失。墨家平均的爱是一种个体小爱，而非群体大爱。
时下，无论社会管理领域还是企业管理领域，人性化管理虽是倍受追捧的管理“新”概念，但其灵魂却是墨家“爱”的一脉相承，形体是墨家“善”的衣钵相传。就此而论，人性化管理绝非新事物。然而，诸多管理者在人性化管理中常步墨家个体小爱之后尘。比如，有的企业在薪酬体系中设有工龄工资，目的虽是激发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但体现出来的却是对老员工的人性关爱。然而，在同工同劳情况下，对老员工的人性关爱却是对新员工的隐形伤害。有人或不以为然，认为只要新员工的工龄足够长也能受此待遇。此逻辑貌似在理，但若取消工龄工资，新员工虽不会因此得利，却会非常高兴，高兴的原因是什么？无外于伤害停止。所以，工龄工资是对老员工的一种小爱，这种小爱却是对新员工的人为伤害，既有人为伤害就谈不上真正的人性化管理。有人或说：取消工龄工资，新员工虽高兴，但对老员工却是一种伤害。其实不然，老员工虽受伤害，却非人为施加的伤害，而是老员工“不劳而获”心理的自伤。老员工在企业工作期间，其有选择离开的自由，留下来是出于个人自愿，现若以其“自愿”来索取好处费，犹似女人自愿嫁给男人三十年后向其讨要“服务费”一样，伦理上说不过去。再者，老员工虽为企业贡献多年，却非无偿贡献，其贡献一年就有一年的回报，贡献十年就有十年的回报，从市场角度讲，两者互不亏欠。
管理者或许会在感情上感觉亏欠老员工，但感情归感情，却不能感情用事，否则就不是人性化管理，而是人情化管理。真正的人性化管理，其核心思想是对整个群体的大爱，而非对个别人或部分人的小爱。小爱讲的是什么？小爱讲的是感情；大爱讲的是什么？大爱讲的是公平。公平是什么？公平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单位、一个组织、一个企业发展进步的基石，公平是对群体所有成员的大仁、大义和大爱，公平是群体所有成员望眼欲穿的最大期盼，公平是下属誓死追随的要诀。中国墨家“兼爱”因是感情小爱而非公平大爱，此即注定了其最后的宿命。再者，话说“天下根本，人心而已”，人心根本又是什么？人心根本，公平而已。纵观古今，孰能举出“公平灭、人心在”的例子？故王夫之有云：“论天下者，必循天下之公”。
公平既为大爱，如何维持公平呢？此处重拾以前讲过的例子：体硕健壮的张三与弱不禁风的李四擂台比武，纵使张三必胜无疑，但若裁判未经二人切磋就直接判定张三胜出，李四必认为不公。再如，选人用人中，王五因杰贯古今而被直接启用，其虽合乎唯才是举主张，但众人会服气吗？肯定有人不服，不服就是因为不公。我等常说“过程比结果更重要”，真正的公平不是结果的公平，而是过程的公平；没有过程的公平，再公平的结果也将被定义为徇私。故而，欲使公平的结果深入人心，首当确保过程公平。何以确保过程公平？管理实践中，过程即规则，规则即法制。
法制，公平的基础；法治，公平的关键。法制不立，公平就是无本之木、无水之源；法治不成，公平就是海市蜃楼、空中楼阁。没有公平，就谈不上大爱，故儒学集大成者朱熹曰：“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于人君正心术以立纲纪也”，商鞅亦曰：“法者，所以爱民也”。再者，以爱为主题的人性化管理，核心是以人为本，人又以何为本呢？商鞅曰：“民本，法也”，以人为本就是以法为本。
综上所论，欲成墨家之爱，必求公平之理；欲求公平之理，必求法治之成。法治看似无情而有违墨家“爱”的倡议，殊不知，法治虽无情，却是无情的大爱。情是爱的边缘，无情即无边，无边之爱即大爱无疆。有情无爱，有爱无情，此即道家“有无相生”之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