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确定类似“免费午餐”和“末日机器”这样的名词是否合适。但我确实有一个答案：末日机器的经济学替代品就是以低通胀率为目标的独立的中央银行。在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之前，主要经济体中只有一家这样的中央银行：建立于1957年的西德联邦银行，由于魏玛恶性通货膨胀和当时希特勒的崛起影响犹在，它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决心控制通货膨胀。
在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之后，特别是70年代痛苦的滞胀之后，其他中央银行也开始重视可信性问题。美国联邦储备局本来就是独立的，但它的主席保罗·沃尔克表示了即便造成深度衰退也要降低通胀的决心。通过这样做，他为联邦储备局建立了抗击通胀的信誉。
其他国家根本不具备独立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被那些瞄准下一届选举的财务部长们轻易操纵。但随着可信性问题得到重视，主要经济体都逐渐赋予中央银行独立性。沃尔克和德国央行提供了实际的例子，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提供了理论上的合理性。第一家新的独立中央银行成立于1989年新西兰。英国和日本的独立央行则成立于1997年。欧元区在1999年就成立了中央银行，甚至在它发行实体货币之前。
由于缺乏德国央行的信誉，这些新成立的独立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宣布通货膨胀的政策目标来获取信任。英格兰银行的目标就是2%。原则上，当届政府可以随时修改这一目标。但实践中，随意修改这一目标的政治成本让人望而却步——历史上仅发生过一次。（即便这一次这一目标也是被调低而不是调高，而且伴随着通胀测量方法的改变。）由于这些立法举措，或者中央银行历史建立起的信誉，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现在任何一个你说得出的经济体的通胀率目标都是十分可信的。
听起来很有希望。如果货币政策的可信性如此重要，我能否把这一原则应用到其他宏观经济学问题中呢？
也有建立其他经济承诺机制的建议。例如，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建议是对政府每年平衡预算的宪法要求。听起来是一个减少政治家不负责任的举债行为的合理办法，但这会成为一场灾难：在经济运行良好时，福利支出较低而税基较好，这时税率就会降低，过低的税率又会反过来刺激一个原本就高涨的经济；在经济运行不佳时，失业福利支出增加而税基缩减，政府不得不提高税率或削减支出项目，这就使得经济雪上加霜。
那就不要这个了。其他的呢？
信誉对长期问题帮助最大。一个例子就是在老龄化社会中的国家福利问题。过去30年我们都知道，发达国家面临着严峻的养老资金来源问题，因为达到养老年龄的人相比于支付税收以支持养老体系的年轻人迅速增加。如果你能找到可信的方式告诉年轻人“在你们变老的时候不会再有国家福利”，也许你就能说服他们开始为自己年老的时候储蓄——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了，那你就不用那么担心他们需要国家福利了。
然而使这样的威胁可信十分困难。例如，1980年，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保守党政府试图通过切断国家养老金与平均收入之间的联系来解决这一问题，养老金将只和通胀率挂钩。由于工资往往比通胀上涨得更快，这种方式可以轻松地使养老金缩水——平均工资与通胀率之间的差异很小，在几年之内都不会非常引人注意，但二三十年之后就非常可观了。任何可能感到忧虑的年轻人也都还来得及存钱弥补，因此就降低了未来的国家养老金需求。
但人们只会在相信这一政策会实行的情况下这样做——也就是说他们相信撒切尔的继任者也会坚持这一方案。事实上他们并不相信，事实上也并未发生。继任政府向养老金中加入了各种其他好东西，比如免费电视牌照和冬天燃油费，并最终把这一体系和收入，或者通胀，或者某种固定的增长率挂钩，看哪种对享受养老金的人最有利。可以说那种非常明智的使人们慢慢为自己的退休储蓄资金的办法并没有得到实行，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在长期并不具有可信性。
气候变化也是一个我们急需可信性的领域。很多政府都订立了严格的40年碳排放计划。如果人们相信政府会努力完成这一目标，他们就很可能抓紧投资低碳基础设施比如潮汐发电和核电设施，而这些投资又会有助于碳排放目标的达成。但如果潜在投资者有充分理由怀疑政府不会真的努力达成这一目标，他会以对自身有利的方式更改规则——特别是当短期目标难以完成的时候。
理论上来说，你可以用对付通胀的办法来应对这些可信性问题。但在养老金或碳排放问题上建立一个相当于英格兰银行的机构真的明智吗？比如一个独立的碳排放管理部门，拥有对能源体系内各个方面进行征税和监管的巨大权力？你真的认为可以给技术官僚这么多权力还仍然保持民主性吗？
你认为货币政策是个特例。
由于几点原因，我认为是的。首先，尽管货币政策的执行十分不透明，但基本目标并不难表述。因此货币政策可以在民主人士和技术人士之间清晰划分——民主选举的政府确定通胀目标，而技术人士则可以改变利率和货币供给来确保目标的完成。其次，低通胀率是一个相对而言没有争议的目标。人们在贷款利率升高的时候或许会抱怨，但大体也都同意防止高通胀是个好主意。
但大幅削减国家福利或整饬能源体系则不是这样。可以打赌有大量呼声让政府从总是削减养老金的技术官僚那里夺回养老金的控制权，或者从总是给汽油加税的技术官僚那里重新掌控能源政策。这当然会削弱技术官僚的长期可信度，这就使这件事从开始就毫无意义了。
世纪决战，是不是？
确实如此。苏联的末日机器本可以成功防止攻击，但如果他们一开始把它当成秘密保守了几天，恰好时机不凑巧，杰克·D·里佩尔（Jack D. Ripper）准将下定决心要发射炸弹。这就是承诺机制的问题所在：如果意外发生导致危机的到来，承诺机制就会使得这一危机升级成世纪决战。
不幸的是在经济学中我们有一个相似的例子，那就是欧元区。
希腊扮演着杰克·D·里佩尔的角色吗？
差不多。希腊，或者那些借钱给希腊的投资者。建立欧元区的核心想法之一，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实力稍弱的经济体想要加入，就是使得欧洲的各个国家都能够分享德国央行无懈可击的信誉，结果这些外围国家能够轻易获得低成本资金。
在欧元诞生以前，国际投资者对借钱给希腊，甚至许多其他非德国国家都有些犹豫。他们担心希腊遇到麻烦会印刷钞票，用贬值的德拉克玛还债。希腊政府和希腊私人部门由于这种风险都不得不承担更高的利率，因此希腊建设基础设施、建造大楼、开展生意等等都要更昂贵。
当希腊加入欧元区时接受了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约束，欧洲央行是充满德国味道具有可信度的独立中央银行。（欧洲央行位于法兰克福，离德国央行停车场只有步行5分钟的距离。政治上，它受到坚决打击通胀的德国邻居的影响非常大。）当然，希腊也可以宣布一项将德拉克玛的汇率与欧元挂钩的政策，表面上的经济作用是一样的。但德拉克玛–欧元的汇率盯住制度并不可信。纯粹是为了获得可信度，希腊干脆决定废除德拉克玛加入欧元区，而欧元区并没有设计国家的退出机制。也许希腊政治家想到了一位他们国家的远古英雄，奥德修斯（Odysseus），他把自己绑在桅杆之上，这样就可以不被塞壬的歌声引向死亡。通过把自己和欧元绑在一起，希腊政治家们希望获得可信性承诺的果实。
起初这个承诺和希望的一样运行良好。相信欧元不会贬值，投资者们自愿用欧元借钱给希腊和其他欧洲外围存在风险的经济体。
但也许希腊政治家应该记得奥德修斯在后来的航程中发生了什么。当他发现自己被吸向卡津布迪斯，一个水下海怪张开肚子的时候，他跳出小船攀上一棵无花果树才得以逃生。他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不再被绑在桅杆上了。当说服投资者不会印刷钞票使债务贬值之后，希腊政府立刻借入无法持续的巨额债务。当2008年银行业危机发生时，他们发现自己正被吸入卡津布迪斯的巢穴，却没办法跳船逃生。
如果欧洲中央银行选择印刷货币，有可能拯救希腊和其他被围攻的国家。（西班牙和意大利被认为尤其应该得到欧洲央行的支援，因为他们看起来是投资者自我实现的悲观预期的受害者：如果投资者保持信心他们就能还上债务，而如果投资者恐慌的话则不能。）但信誉就是信誉，德国式的欧洲央行已经持续表示，无论危机多么严重，都愿意承受任何紧缩的风险。毕竟，这就是可信性应该表现出来的样子。
那么我应该小心，不要在经济中建设过多的末日机器。
他们有他们的作用，而我相当推荐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但一定要小心行事，希腊正在教给我们萨德斯基大使付出了惨痛代价才学会的教训——可信度的代价，就是在意外发生时令人痛心地缺乏灵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