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森认为这就像个菜单一样可供政策制定者选择想要的通胀和失业率组合，他对菲利普斯曲线的解读遭受了两次冲击，一次是经验上的，一次是理论上的。经验性冲击来自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那个时候失业率居高不下而通胀率也迅速升高。在滞胀的泥沼中并不存在清晰的菲利普斯曲线。而理论上的冲击来自于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一个被称作“卢卡斯批判”的理论对你来说将会变得非常重要，同时也会令你非常沮丧，尤其当你试图使经济回归正轨的时候。
我们所有关于诺克斯堡和动机的讨论其实都是在说卢卡斯批判。卢卡斯并不是第一个意识到如果加进太多的政策权重菲利普斯曲线有可能消失的人。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过类似观点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后来他们都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但最终卢卡斯获得了更多的影响力——可能是因为在他发表观点的时候菲利普斯曲线正在消失，也可能是由于他将菲尔普斯和弗里德曼的逻辑发挥到了极致。卢卡斯认为，问题并不仅仅在于菲利普斯曲线，而存在于任何经济变量间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并不仅仅取决于政策本身，还取决于个体决策者对政策的反应。如果你改变政策，人们的反应也会改变，因此这种相关性也会发生变化。
举一个受经济学家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启发的卢卡斯批判的例子：在美式橄榄球比赛中，球队有4次机会持球或传球前进10码。没有做到的话对方获得球权。在第4次进攻的时候，球队通常会凌空抽射将球远远踢入对方阵营，尽管这意味着丧失球权。2
现在假设这项运动的裁判想要减少比赛中凌空抽射的次数。橄榄球老板看了一眼统计数据发现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球队通常在第4次进攻时选择凌空抽射，而在其他次进攻时则不会。因此，如果废除第4次进攻，貌似凌空抽射的次数将变得极少。
但是，如果你停止观察经验数据，而是考虑一下球队的动机，就能轻易发现这个判断背后的错误。他们想要保有球权，但当很可能失去球权的时候，他们宁愿球位于对方半场远端。当第4次进攻完球队无论如何都会失去球权，因此会向远处踢球。如果规则改为只允许3次进攻机会，那么他们就会在第3次进攻的时候凌空抽射。
在橄榄球的例子中，“废除第4次进攻”这一规定的问题显而易见。但类似的关于经济政策和数据的观点，在卢卡斯提出之前并没有被充分认识到。他刺穿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学界的傲慢。经济学家曾经以为，随着数据变得越来越好，他们对世界的理解越来越可靠，他们就能够依靠这种理解来运行经济，防止衰退。卢卡斯指出的是，经济学家看到的通胀率、失业率、GDP增长率等变量间的联系并不是经济学的铁律。它们会变化，数据本身并不值得完全相信。
略显悲观，是不是？
是的，卢卡斯的想法的确向经济学中引入了虚无主义的支流。经济学家对通过观察宏观经济数据学到东西丧失了信心。如果你连数据都不能相信，还能相信什么？答案就是转向理论，运用微观经济学对个体如何形成决策建立模型。问题在于微观基础的模型和实际经济数据几乎没有关联。
你怎么能为罔顾数据正名呢？
你不能为忽略数据正名，但你能够理解经济学家为什么这样做。菲利普斯曲线失效而卢卡斯批判的逻辑又无可辩驳：如果在我们试图在那些看起来坚不可摧的经济学数据上建立起什么的时候数据会失效，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关心经济学模型是否能够拟合数据？数据看起来并不能告诉我们关于实际政策的任何东西。
因此，策略转变为发展建立在微观数据基础之上的模型。这就意味着明确考虑个体的动机和预期，而不是不考虑因果联系就去观察广阔的宏观经济数据。希望这些模型足够精妙能解释现实世界的数据，又足够稳健能应对政策的变化。但那只可能发生在将来，也许是数十年后的将来——正如凯恩斯提醒我们的，“在长期我们都死了”。
那么这些微观基础的模型怎样起作用？
他们基于一个叫作“理性预期”的概念。在最纯粹的模式中，这个理论显然不切实际——它假设经济学模型中描述的所有人都理解这个模型，并会根据自身最大利益采取相应的理性行动。在现实世界中，人们并不总是理性行动，他们也不清楚全球经济的结构。但理性预期模型仍有可取之处，因为人们并不是完全的傻瓜。如果他们持续听新闻里说，政府的政策很可能在未来导致更高的通胀，在决定要求工资涨幅的时候，至少一些人会把这个纳入考量。而且尽管采纳理性预期假设并不明智，经济学界目前还没有更好的选择。在卢卡斯之前，经济学家并不认为预期有多么重要，他们顶多会假设人们会简单地认为明天的通胀率等于今天的。另外一个观点是“适应性预期”，会随着现实的改变而缓慢调整。这些另外的选项都不是非常令人信服。
现在，让我们把这个故事和托马斯·谢林以及可信性联系到一起。罗伯特·卢卡斯告诉经济学界不要再像对待一个工程问题一样思考经济，也就是不要认为只有一个演员，那就是政府，在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在经济系统中稳定波动。相反，我们应该把经济看作博弈，政府并不是唯一的玩家。已经有一个理论专门应对多玩家的问题，那就是博弈论。
没过多久，就有两位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Finn Kydland）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继续卢卡斯批判的研究，他们将博弈论应用到宏观经济学中。他们立刻得出结论，可信性是关键问题。如果人们在预期到高通胀时会采取不同的行动，那么显然的教训是我们需要说服他们预期低通胀。但仅仅声明“我们会采取低通胀策略”就像是苏联声明“我们应对任何核攻击的政策都是发射足够多使地球变得不适宜人类居住的炸弹”一样不可信。
在弗里德曼、菲尔普斯和卢卡斯之前，经济学家认为当政府像花生漫画中的露茜那样举着一个橄榄球，普罗大众就会像查理·布朗那样冲上去踢球（同意低工资合约），而政府就可以将球拿走（创造通胀）。在卢卡斯批判之后这个故事不再说得通。人们不是查理·布朗，他们不会相信政府低通胀的承诺。
如果没有可信的理由让人们相信政府的承诺，他们就会忽略政府所说的，在预期通胀率必定会变得很高的假设下订立价格和工资。结果就是我们得到了最坏的结果：高通胀同时伴随着高失业率。这个令人不快的组合描述了20世纪70年代的情况，滞胀——居高不下的通胀率以及停滞的经济发展。
这就联系到谢林和承诺策略。如果政府能够使低通胀的承诺可信的话，每个人的境况都会变好。
是的。如果你有一个末日机器，你并不真的需要用到它。所以如果你可以使货币政策变为自动机制，即便在多印钞票的时候你就依然能保持低通胀率，这样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只不过通胀率会更低。
太棒了。又一顿免费的午餐！那么经济学里末日机器的替代品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