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保姆合作社的例子里，印钞确实解决了衰退问题。
确实，这也正是保姆合作社的故事诱人的地方。我所说的那些生产要素没有改变：有想要外出的家长，也有愿意在家照看孩子的家长。而要打破保姆贸易中存在的潜在约束，合作社委员会需要印制数量恰当的保姆券——要注意，保姆券从头到尾都只是用于记录谁照看了孩子，谁外出了的凭证而已。印钞确实奏效了，尽管这一事实非常明确，但也的确令人惊讶。下面我们就对此进行解释。
但首先，我得先谈谈克鲁格曼教授，正是他使得保姆合作社的故事扬名宇内。他曾写道，斯温尼夫妇的故事改变了他的人生。“我经常想起这个故事，正是它帮助我在危机面前保持冷静，在衰退时期怀有期望，打败一切宿命主义和悲观主义。”1
我猜想，这则故事之所以对克鲁格曼有如此巨大的影响，是因为——正如凯恩斯所提出的“结构性难题”比喻一般——它揭示了衰退并不是无法平息和无法避免的。它们不一定源于经济结构中根深蒂固的文化或技术问题。衰退或许也有简单的技术原因，其解决办法或许也是简单的技术手段。斯温尼夫妇的故事是菲利普斯精神的有力证明：如果机器坏了，掀开引擎盖，找到病灶，加以修复，这就行了。
我和克鲁格曼一样受到了鼓舞！这下放心了——这工作比我想象的要简单。
啊哈。我说过的意外转折的时刻到啦。很不幸，这个故事比克鲁格曼教授复述的版本要复杂一点。在他的著作《现在终结萧条！》（End This Depression Now!）中，他没有提到故事的结局。唉，结局可不太好：合作社搞砸了货币改革。他们从保姆券存量太小且不断萎缩的情形矫枉过正到了存量正好——但不断增加的情形。斯温尼夫妇在其论文中写道：“没过多久，自然就出现了保姆券过多，成员们都想外出而不愿照看孩子的局面。”
之前是没有人愿意外出，现在变成了没有人愿意在家。结果都差不太多：保姆合作社再次出现衰退。由于印刷保姆券实验的失败，合作社委员会不愿意继续采取货币政策解决问题，而是又一次采取了粗暴的行政手段。斯温尼夫妇在1977年的论文中硬生生地写道：“可以考虑组建一队人马，探究成员们为什么不想照看孩子。”
还真是“谢谢”您。先给了我希望，再把它抢走。
别这么泄气嘛。我们还是可以乐观看待这个故事的。我们讨论的是由华盛顿的律师们掌管的合作社——他们可不懂货币政策的事。合作社其实是个简单的经济系统，组委会要做的其实只是发放恰当数量的保姆券而已。我们有理由认为，现实世界中的货币当局的职员都是经验丰富、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才，水平要高多了。（我想大家都同意一群华盛顿的律师有能力搞垮任何事物，区区一个保姆合作社的崩溃已经是万幸了。）
从另一方面看，当然，你可能会说，国会山保姆合作社较之拥有超过3亿人口、国际贸易数量庞大、金融部门错综复杂的21世纪的经济体要简单太多。即便是经验丰富、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才可能也很难保证货币数量适宜。但我们已经下定决心保持乐观了，不是吗？即便很难保证细节的精准，主题仍然不变：原则上可以通过印钞刺激经济。
因此，我们应该弄清为什么印钞可以刺激经济。其中的关键原因就在于价格黏性。
什么黏性？
价格黏性。仔细想想，如果价格能够随供需双方的竞争力完全自由调整，则经济中的实际货币量就完全不起作用了。保姆合作社是个很好的例子。由于成员都渴望照看孩子积累保姆券，没有人愿意外出，那为什么人们愿意提供6小时保姆服务而仅获得3小时保姆券呢？归根结底，这其中的基本问题并不是保姆券数量不够——而是他们持有的保姆券不够换取足够的保姆服务。如果人们愿意忽略保姆券的面值（30分钟的保姆服务），而一致认同每张保姆券可以换取1小时保姆服务，那问题马上就解决了。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价格具有黏性。
我们还可以换个角度理解价格黏性。想象你在玩大富翁，而银行这时没钱了。这本不该发生，银行可以没有私人房屋和旅馆，但不应该没有现金。如果常玩大富翁，确实有时可能出现银行没钱的情况，那么游戏就被迫结束了。如果提供无限供给，游戏就真的可以一直玩下去，而不仅是觉得可以一直玩下去而已了。大多数玩家会选择打欠条或者寻找更多筹码解决这一问题。你看，我变！变出新货币来，游戏就能继续了。
但还有个奇异的方法：玩家也可以同意将游戏中的资产重新标价，进而1英镑将价值2英镑，5英镑价值10英镑，500英镑价值1 000英镑。所有租金将减半，所有物业或私人房屋及旅馆的价格也将减半：购买滨海大道或者梅费尔区仅需200英镑，而不再是400英镑。但由于所有价值都同时发生改变，物业的真实价格其实并未改变。这就是“名义”上的改变。所有玩家都将其持有纸币的一半交给银行，但同时大家都没有变穷。
从逻辑上讲，这就相当于创造了更多货币，这是只有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才会给出的建议。由于价格实际上无法平滑调整，有些时候中央银行需要印制更多钞票。
为什么价格具有黏性？
主要有四个原因。首先，考虑如下情形：一家小复印店以18美元的时薪雇用了一位雇员已满6个月。生意还算不错，但附近的一家工厂倒闭了，造成失业增加。其他小店铺现在都以14美元的时薪雇用员工从事与该复印店雇员相似的工作。复印店店主将把雇员的时薪调整至14美元。2
这太缺德了。
大家都是这么想的。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是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他曾与人合著过一篇论文，探讨公平感如何制约我们的行为，特别是价格和工资如何变化的问题。卡内曼及其同事向人们描述上述情形并发现83%的人认为店主的做法不公平。有趣的是，这正是我们渴望公正的表现。归根结底，在技能相似的情况下，复印店雇员的时薪为18美元，有些雇员时薪仅为14美元，可以说这是不公平的。雇主必须支付高于市场通行的薪水水平，这也可以说是不公平的。不论如何，重要的是这些冷静的思考都在情感上都没有什么感召力。人们本能地认为是雇主将工资水平从每小时18美元降到了14美元，这说明雇主很自私，很贪婪。
这种情绪反应足以改变经济的运行方式。理性的复印店主除非非常必要，否则不会选择削减工资。为了避免尴尬、保存面子，或者为了避免雇员离心、罢工或是捣乱，他都会约束自己的行为。基本的人性会带来对削减工资本能的抗拒。但这种情绪会带来正反两方面效应。或许店主想要再雇用一名店员——如果以市场通行工资水平，两位雇员每小时需花费32美元，这比以每小时18美元雇用一位雇员要划算。但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因为店主甚至很难以低于第一位雇员的工资，即14美元每小时雇用另一位雇员，因为给两位员工以不同的待遇水平无疑是在自找麻烦。可能更好的选择是把钱花在购买性能更优的复印机上。
上面的例子表明，一个看上去像是卡内曼这样的心理学家会研究的问题，对于希望经济平稳运行的你也会很有意思。由于店主没有依市场水平改变工资，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将无法匹配：有些想要工作（比如以时薪15美元）的求职者会由于店主不敢降低工资水平而被拒。失业率将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