疟疾改写历史
杰弗里·萨克斯大概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此时,他正在挨家挨户地拜访生活在贫困深处的村民们。他称自己看到的景象“气息微弱,但有药可医”。在夏亚县,疾病泛滥,许多小孩子染上疟疾危及生命。人人都知道抗疟疾蚊帐这个东西,人人都想拥有一个蚊帐,但每200名村民中只有两人买得起蚊帐。成年人中艾滋病感染率很高,大部分家庭里都有艾滋孤儿。田地土壤肥力严重退化,农民却买不起能固定氮肥的新品种树苗。夏亚县距离印度洋有几百英里远,甚至离首都内罗毕也有相当一段距离。人们若想把当地产品输向市场,会非常困难;若想运到国际市场上出售,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只有交通运输比较发达的国家才有能力向国际市场供应商品。萨克斯认为,夏亚县的地理位置显然加剧了该地的贫穷。
萨克斯和他的多名同事已经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称贫穷国家的贫穷部分是由于地理上的诸多不利因素造成的。他们的论据包括:疟疾等疾病摧毁了经济;贫瘠的土地由于缺少资金,无法重新恢复肥力;距潜在市场远,在竞争中不敌中国内地和亚洲四小龙。(后两者可以把各种商品装进集装箱,用货轮运到大西洋彼岸去。)统计数据似乎支持萨克斯等人的论点:热带内陆国一般都很穷。按照上述观点,穷国正是因为穷,所以不能像我们这些富裕国家一样,花钱建立起美好的经济制度,以及我们这种制度下公正的法庭、财产登记处和银行系统等。
萨克斯的世界观很有说服力,但存在一个问题:他的观点不正确。我承认,萨克斯的案例分析强有力地证明了应当向夏亚县拨款,帮助当地人防治疟疾,购买能够固定氮肥的树种。我同时还承认,如果某些人(任何人)能够帮肯尼亚修路,建设可靠的输电网,肯尼亚的情况定能比现在好很多。可是,肯尼亚的贫穷真的是地理原因造成的吗?不见得。原因有二:
第一,地理上的孤立并非是阻碍一个国家取得经济成功的不可逾越的鸿沟。美国与澳大利亚一度曾是彻底隔绝的两个国家,但现在两国都很富有;美国市场就像一个标准,世界其他各地的孤立程度均以距美国市场的远近做标准进行计算。
第二,疟疾似乎并不能成为影响发展的原因。疟疾危害儿童的生命,成年人虽说在成长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疟疾,但一旦长大,便不再因此受到生命威胁。防治疟疾能够拯救儿童的生命,因此,我们应当防治疟疾,但似乎此举并不能带来经济增长。我们若以狭隘地追求经济增长为出发点,恐怕艾滋病的危害更大些,毕竟,艾滋病威胁的人群是有经济生产能力的成年人。艾滋病的历史很短,然而非洲的贫穷问题却已困扰了几代人。而且,从历史来看,有过传染病泛滥的国家一般都能够主动采取措施与疾病战斗,比如,澳大利亚、以色列与巴拿马运河地区都曾爆发过流行性疟疾,但是现在疟疾在这几个地方已基本绝迹。
此外,非热带疾病也一样能够致命。在美国,甚至到了20世纪初,住在城市都有巨大的染上各种疾病的风险。在1900年左右,美国城市居民平均寿命比农村居民平均寿命少10年。即便如此,美国依然富裕起来了,各种城市疾病也被一一消灭。
但是我还想再说一说疟疾对经济的重大影响。有一件事,疟疾做得非常成功,那就是,杀死了在成长过程中未曾感染过疟疾的成年人。并且,这类成年人没有蚊帐、药品,而又缺乏相关知识,不了解疟疾的传播方式。简单一句话,疟疾杀死了早期欧洲殖民者。这些殖民者因为饱受疟疾的侵害,所以拥有动力去毁掉热带经济。如此看来,疟疾的确曾改写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