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英国的工资如此之高？
亚伯拉罕·达比来到煤溪谷，心中只想着一件事：利用煤（焦炭）作为燃料冶炼廉价铁。达比的成功是工业革命的基石，廉价铁的生产使人们有条件去修建铁路、制造汽轮、生产工业机械等。当然，达比的孙子在煤溪谷附近建造的大铁桥更是闻名遐迩，不能不提。廉价铁的冶炼成功是否因为达比是个天才？还是因为这是一次达比信奉的教会道德观与实用主义英国企业家精神的共同胜利？
都不是。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指出，达比的重要发明仅体现了他对经济刺激做出了反应。在他之前，冶铁的燃料是木材，显然，人们无须拥有爱因斯坦一般的才智，也能想到应该用煤取代木头。问题是，为了让整个炼铁工程不亏本，必须找到世界上最便宜的煤。此时，煤溪谷的众多煤矿正好解决了煤的供给问题。达比看到以煤炼铁从经济上有利可图，便雇一些研究员进行实验，解决各种技术问题，于是，生产廉价铁就变成了现实。然而，甚至在达比的发明已经过检验、证明可行后，该技术也并没有在欧洲大陆得到广泛应用。欧洲的煤大部分是从英格兰的纽卡斯尔走水路运进来的，因而用于炼铁成本太贵。法、德两国当时已拥有焦炭冶铁的技术，但直至150年后，这项技术才为两国带来经济利润。
廉价铁的发明似乎过于简单，但是我们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工业革命中的许多技术进步都与此有着相同的根源。比如纺纱机的发明就不需要任何科学知识，需要的只是纺纱人认真操作，并进行实验，外加一点点创造力。据传说，珍妮纺纱机的灵感便得自一支掉到地上却仍能继续纺纱的传统中世纪手摇纺车纱轮。珍妮纺纱机、水力纺纱机等各种新式纺纱机的发明者们都曾进行过严肃的实验。实验之前，他们先明确自己希望达到的结果，动手做的时候只需解决一系列一般性的设计问题就可以了。
英国兴起了发明热，法国与中国却没有，三者都是理性的。将当时的金融数据加总，就可以理解其中的原因：据艾伦计算，在工业革命初期，英国工人的工资全世界最高，无论以银、食品、能源还是资本的价格做标准进行比较，均是如此。这表示英国是棉花消费大国，需要大量进口棉花，并且，在英国，各种节约劳动力的装置均能带来良好效益。一台珍妮纺纱机在英国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不到5个月的工资。而在法国，工人工资较低，一名普通工人需花上一年的工资才能买来纺纱机。纺纱机在欧洲大陆长久得不到普及，原因在于法国劳动力价格低廉，而不在于英国人拥有超凡的科学才智或商业头脑。
蒸汽机的发明，其根源更是如此。与工业革命中的许多其他技术创新不同，蒸汽机的发明确实是以科学进步为基础的。最初，伽利略发现大气有重量，从而能够形成气压。只是，实用性的发明（指发明蒸汽机）是由英国人完成的，而不是伽利略的同胞意大利人。其中的原因与上文一致，并非英国出天才，或盛行企业家文化，而是由于英国的劳动力价格高，同时，燃料便宜得不可思议。艾伦计算得出，若以每小时热量单位计，17世纪初纽卡斯尔工人工资约为巴黎、斯特拉斯堡等大陆城市工人工资的10倍。在中国，劳动力价格甚至更便宜。按上面的算法，伦敦工资应为欧洲大陆城市的3倍、北京工资的6~7倍。由此看来，英国人发明蒸汽机这项以煤取代劳动力的装置，实在不足为奇。
所有各项发明均表明，工业革命中的许多重要创新都是英国人对工资高、煤价低的环境进行仔细斟酌、计算后做出的反应。廉价煤是一种地理上的偶然，但工资水平的高低不是偶然因素造成的。我们的历史侦探故事此时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难题：为什么英国的工资如此之高？
在前一章的结尾部分，我们曾大致提示过这个问题的答案：光荣革命及其背后的政治因素。17世纪末，英国已开始朝着自由社会转型，提高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而此时的欧洲除荷兰外，其他大部分地区分别在哈布斯堡皇室和波旁王朝的统治下，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在英国与荷兰，特别富有的人不必再担心政府会对自己任意收取杂税，企业家们也不会再因与政府垄断公司形成竞争而收到不准营业的禁令。因此，英国人与荷兰人被激发出了强烈的投资欲望。如果在某个社会里资本流动量大、企业家精神盛行，这里工人的工资往往也偏高。亚当·斯密在1776年写《国富论》的时候，曾做过如下评述：
“在所有生活比较安定的国家里，每个有普通常识的人都会竭力把他所能支配的资产用于获取眼前的享受或者未来的利润……如果国家专制而且君主暴虐，人民的财产时刻都有受到侵害的危险，他们常常把大部分的资产隐藏起来……据说在土耳其和印度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且我相信在亚洲大多数国家也是如此。在封建政府的暴政下，我国[1]似乎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2]
斯密其实也可以再加上法国。当时，法国正迅速朝着专制主义迈进。其中一项指标是城市人口。我们从第7章已经知道，城市人口能够很好地反映城市繁荣程度。经济学家布拉德福德·德朗与安德雷·施莱弗曾借城市人口分析专制主义政治统治的影响。1500年，巴黎是欧洲最大的城市，人口超过10万；其余3座人口数过10万的城市分别是那不勒斯、米兰和威尼斯，均为著名意大利城邦。当时的意大利社会相对比较自由。等到1800年，伦敦人口数几乎是巴黎的两倍，阿姆斯特丹也已成为欧洲数一数二的大城市，而其他一些英国统治下的城市，如都柏林、曼彻斯特、爱丁堡等均发展迅速。欧洲56座最大的城市中，12座位于英伦三岛。帝制政府的压迫统治令城市的生命力逐渐减弱；而在比较自由的地区，各城市则发展迅速。
我们知道，任何国家只要能避免乱收税，哪怕不考虑城市的作用，这个国家的人民也一定能享受到高工资。在自由国家，城市繁荣的意义在于促进工资上涨，同时，为工业革命中各项创新创造成熟的条件。可是，为什么英国与荷兰能够拥有自由统治，而法国、德国、西班牙则不行？对此，我们能否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似乎两位理性历史学家已找到了问题最根本的答案。德朗与施莱弗将这种区别归之于“政治、运气，甚至宗教”。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解释，至少，这个解释最简洁、最凝练。
假如我们无法用理性观点解释英国与荷兰建立起自由经济制度的原因，我们却可以理性地解答为什么自由制度与专制王朝统治之间的细微差别会被不断放大。
给出答案的三位经济学家分别是：西蒙·约翰逊、达龙·埃斯莫格卢与詹姆斯·A·鲁滨逊。西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顾问，后两位我们在前一章讲解理性革命的时候已有过介绍。
公元1500—1800年，新航路打开了欧洲与新世界进行贸易往来的机会，欧洲从此彻底把中国甩在了身后。然而，财富迅速增长并非泛欧现象，只在那些能够进行大西洋贸易（奴隶贸易）的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荷兰以及英国等出现了这种赶超，东欧国家则失去了这一良机。大西洋沿岸港口城市迅速发展起来，而地中海沿岸港口城市则逐渐衰败。这似乎很容易解释：向美洲大陆贩卖非洲黑奴，再把得来的钱换成黄金和糖用货轮运回欧洲，这是多么赚钱的买卖！有条件进行这项贸易的国家因此兴旺繁荣，工资水平随之提高，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是，上面这个解释中存在一个问题：真正的大西洋贸易量并不足以支撑如此巨大的经济增长。西欧各国国内经济总产值至少是本国进出口贸易额的25倍。那么，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埃斯莫格卢、约翰逊与鲁滨逊认为，大西洋贸易最主要的贡献是间接体现出来的。奴隶贸易改变了西欧各国的政治体制，并为逐渐壮大的商人阶级提供了新机遇。资产阶级的力量得到加强与巩固，他们提倡的制度也逐渐完善起来，如保护私有财产，建立法治社会，减税，固定税率、税种等。（不用说，这些都是间接拿奴隶的悲惨命运换来的。）
举个例子，英国内战的胜利就有沃里克伯爵的一份功劳。内战爆发的前一年，公爵在大西洋两岸来回贸易，抢劫西班牙与葡萄牙的贸易收益，这样靠做海盗赚得5万英镑之多。他把自己的资金与军事经验都拿出来支持议会。而议会本身的运行基金就来自大西洋贸易产生的税收与利润。后来，1688年英国爆发光荣革命，革命期间，英国商人总共向威廉三世的战争基金捐助了大概80万英镑——这是很大一笔钱，相当于英国经济总值的2%，差不多足够支付2.5万名士兵全年的装备。与此相似，荷兰商人为了把荷兰从西班牙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也曾出资支持本国独立战争。
埃斯莫格卢与他的同事们未能解释为什么在1500年时英国与荷兰已经拥有比较强大的商人阶级，而法国与西班牙却没有。（对于这个原因，我们需要回去看德朗与施莱弗的答案“政治、运气，甚至宗教”。）他们真正说明的是：在已经存在商人阶级的地方，大西洋贸易极大地巩固了这一阶级的地位；但是在还不存在商人阶级的地方，奴隶贸易带来的利润则流进皇室，并且最终对西班牙与法国不利。
上文对英国与荷兰的商业革命，乃至后来的工业革命之根源做出了解释，你也许不赞同我的说法。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无论怎样，你此时都应当看到：造成我在本章开头描绘的情形——经济突然大幅度增长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制度的变迁。理性地看，这个原因是讲得通、有意义的。新制度为理性的企业家们创造了新刺激，鼓励他们进行投资、贸易以及发展新经济思想。伴随着这些刺激同来的便是财富，如果缺少了这些刺激，社会只会陷入不幸与苦难。
上面的结论听上去似乎有几分道理，但是，这个结论仅做到了在财富与财产权之间建立起联系，并没有明确两者谁是因、谁是果。这里有一个非传统的解释：富裕国家能够充分保护私有财产，建立有效的法制体系，是因为这些国家支付得起所需费用。我认为这么解释不对。我将从残暴的殖民主义历史中寻找证据。下面我们一起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