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绑匪困境
这一年，税务官四年内第三次来到埃塞克斯郡福宾村向村民收取反动的人头税，村民们把他赶了出去。过了一个月，国王派军队镇压福宾村反叛，这回，村民们又把这群当兵的打了出去。随后不久，肯特郡的瓦特·泰勒领导人民起义，两支农民起义军开赴伦敦，起义军战士们每到一地即烧毁税收账簿。6月12日，埃塞克斯起义军队伍在位于伦敦正东的麦尔安德安营扎寨。第二天，肯特郡起义队伍恰好也来到了伦敦城东南郊的布莱克希斯。部分伦敦穷人参加了起义。起义军进城后，四处游荡，烧毁海布里·曼拿（财政大臣官邸）与索威宫（当时，大贵族兰开斯特公爵冈特的约翰居住于此）。两支队伍继而占领了伦敦塔，处决财政大臣与坎特伯雷市大主教。
年仅十几岁的查理二世与瓦特·泰勒及他的起义军后来在伦敦东部的史密斯菲尔德谈判讲和。泰勒提出三项要求：一是除保留国王的权威外，免除其他一切封建地主的统治地位；二是停收人头税，公民从此以后做任何工作仅依照自由签订的合同，不再承担任何封建义务；三是降低租用土地的价格。据当时史料记载：“国王面对瓦特·泰勒的各项要求，轻松答道：‘只要能保留我的王位，在我的权力范围内，我同意你的一切要求。’说完，国王便命令泰勒即刻动身，返回家乡，不得再做任何耽搁。”
起义军听到国王的允诺，以为革命已取得胜利，随即自行解散了武装。（然而，在起义军解散之前，泰勒曾与伦敦市长发生一场斗殴，结果泰勒不幸丧生。）可是后来，国王违背了所有承诺，并派军队横扫起义村庄，处决各起义军首领。国王可能会变卦——瓦特·泰勒当初真应该想到这一点。
农民起义有时候能够取得短暂的胜利。瓦特·泰勒的农民军看到官兵向村里人收取人头税，给当地居民带来极大的困难，随即以此为契机，组织群众反抗共同的敌人，解决了我在本章开篇提出的“组织难”问题。有时候，皇家军队正与他国作战，军事力量暂时受到削弱，无法集中起来对付起义军，这样一来，后者便能趁机发展壮大。有时候，起义军还可能获得外国军队的帮助。农民有时候也会趁一场战争刚结束就起义，因为此时，农民不久前曾作为武装力量抵御外敌，手中还拥有武器，又曾接受过相关军事训练，是起来反抗本国政府残暴统治的良机。
可是问题关键在于，革命家们要求少收税、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资保障等不是长久之计。这些要求也许体现了群众的心声，然而，一旦革命的势头有所减弱，上述要求便极有可能不了了之。这个问题十分棘手：被起义军包围的皇室成员也许会很真诚地表示妥协，只要能保住自身性命就行。起义军可能也确实打心眼儿里乐意接受对方的妥协条件，毕竟，若采取终极手段，将当政者全推上断头台，社会必将引起骚乱，可能还会带来许多潜在危险，这也不是起义军上下愿意看到的局面。可是，统治当局对自己允诺的条件能否说到做到？这是起义军没法回答的问题。
这样看来，革命与绑匪困境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人质落入绑匪手里，绑匪的力量暂时强大起来，可是，怎样做交换呢？也就是说，怎样通过人质换赎金，或换一条安全出口？伍迪·艾伦用一个笑话回答了这个问题。
联邦调查局（FBI）的人包围了绑架地，并向里面的人喊话：“放了孩子，放下枪，把手举起来。”绑匪说：“我们可以放了孩子，但是我们必须保留我们的枪，并且你们要先放我们走。”FBI说：“放了孩子，我们答应不抓你们，但必须留下枪。”绑匪说：“我们可以放了孩子，但请让我们拿走枪，或者我们也可以待在这里不走。”这时，FBI答道：“孩子我们不救了。”
笑话归笑话，绑匪困境其实是一个关于诚信的问题。假如人质能够答应不指控绑匪，并且能够让绑匪相信这个承诺是真的，绑匪就愿意释放人质；人质也愿意答应绑匪的条件，只是双方都无法确保对方能够不食言。甚至像托马斯·谢林这样一个思想深刻的人，在尝试过以博弈论观点解决绑匪困境难题失败以后，也只好得出结论：这类问题从本质上不好解决。
所以，对于统治者们，避免局势发展到这种程度（指爆发革命）才是上策。根据经济学家达龙·埃斯莫格卢与詹姆斯·A·鲁滨逊的说法，若想成功避免革命，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民主”。革命爆发前通常都有一些征兆，统治者看到起义军即将汹涌而至，必然心生恐惧，担心自己会变成“绑匪困境”中的人质，此时，为了保住性命，理性的做法就是，让渡一些权力，缓和起义军情绪。
埃斯莫格卢与鲁滨逊引用了前英国首相格雷伯爵说过的颇具启示意义的一段话。1831年，格雷在为改革做宣传时说道：“我比任何人都反对议会、普选权与投票制。我的目标不是促进这些制度的建立，而是让所有人不再对以上制度抱有希望。”
格雷伯爵，做得漂亮！伯爵接着说道：“我实行改革的原则就是避免发生革命。改革是为了让我们的统治更长久，而不是为了推翻现在的统治。”英国当时政治局势愈发动荡，格雷伯爵难免感到紧张。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当然愿意实行革命人士要求的任何政策，以此安抚他们。不过，理性的革命家应当从瓦特·泰勒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认识到统治者的允诺往往只是空头支票。
那么，为什么民主制度，如普选权或分权制能够增加自身的可靠性呢？别忘了，假如武装进攻可以推翻现行制度，旧统治阶级也可以利用武装重新恢复旧制度。世界上既发生过民主革命，也发生过反革命政变。
然而，政治制度的确非常重要。部分原因在于，推翻一种制度，需要多方协调，这就增加了革命的难度。
毫无疑问，每一名14世纪英格兰农民对自己的处境都不满意，但似乎也没有人能单枪匹马登上伦敦塔。瓦特·泰勒领导的反抗查理二世的农民起义是一次伟大而罕见的合作。像这样的协调或合作，无论对于革命的农民起义军，还是对于反革命的政变领导人，都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合作有困难，这就意味着，无论现行制度是民主性质还是独裁性质都不会轻易改变。
政治制度能够长久不变，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社会中有许多人以某种特定的方法做事，形成一种对制度的“投资”。民主制包含压力集团与各政党，独裁统治包含政治派系与私人军队。不论哪种制度，一旦确立，均能持久存在：掌权的那部分人都认为当下的制度肯定不会变，政治制度是刻在人们心中的。当人们认为某种政体能够持久，大家就会理性地对这种政体进行“投资”。若人们认为某种体制即将被推翻，则不会对该体制做任何“投资”。当政治体制有被动摇的危险时，理性的人会先猜测一下周围其他人的反应，若预计大家都起来维护旧体制，自己便跟着维护，反之亦然。但是，人们不管处于民主制下或独裁统治下，都相信当前制度会永远存在下去，这种信心是人内心固有的。
可见，“绑匪困境”即为理性革命的基本模型。在这场博弈中有两大阵营：一是富有的统治阶级，扮演潜在人质；二是劳苦大众，扮演潜在绑匪。群众想要一些违背统治阶层意愿的经济政策，如废止人头税、自由用工合同制、便宜地租等。群众若不断被激怒，到了爆发点，并且也能找到办法组织起来，便会组织起义，要求更多的民主权利。起义军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因为他们已理性地预见到，统治者允诺实行不同的经济政策并不可靠，只有改变政治制度，一切才有可能有保障。或者，如果统治者意识到人民有可能起来反抗，便会提早进行改革，从而防止起义发生。再说一遍：新政策不可靠，只有新制度才可靠。
新体制提供的可靠性也许最后还能令旧统治阶级受益。托马斯·谢林一向坚信，利用一些手段来约束诺言是件非常有用的事情。你若对此表示怀疑，不妨设想自己到了一个没有法庭强制债务人还债的国家。这时，你想贷款买房，却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保证自己未来能偿还贷款，于是，理性的银行一开始就根本不会借钱给你。
信誉缺失导致你与银行的利益同时受损。对于这一点，有一个最好的例证。说起来，这个例子似乎还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