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政治的奇妙逻辑
一班26名学生，这天，他们的教授给了他们一个赚点小钱的机会。每个学生拿到一张不记名的选项卡，上面有两个选择。选项甲是无私的选择：在选项甲后面画钩的学生能够获得2美元，但需26人平分，每人大概能分得8美分。选项乙是自私的选择：在选项乙后面画钩的学生仅自己获得50美分，班里其他同学什么也得不到。假如所有人都选择甲，所有人都能比自私情况下赚钱多。若每个人都选择慷慨，每个人最后分到的钱一定会远远多于50美分。不过，如果一边留住自己的50美分，一边期待他人选择慷慨，也许还能赚更多。
这些学生跟美国糖产品消费者不同，他们在做选择之前，拥有大量机会进行讨论。当然，他们在讨论时全都同意合作，表示会选择甲。但是，学生们合作从教授手里挤点现金出来的计划在实行过程中彻底失败了。26名学生中有22名做了自私的人，选择了“乙”，同时还抱着其他学生会选择“甲”的希望。这种情况跟大选中无知的选民或冷漠的游说集团的做法如出一辙。学生中的一名小组长事后说道：“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相信任何人了。”可见，他对游戏结果十分反感。那么，他是否选择了无私的“甲”？否。“哦，我选的乙。”他这样回答道。
这则实验表明，你为自己做的选择跟你打算与大家分享时做的选择是不同的。在不记名的情况下，尤为如此。这好比，你给自己点一份餐，花上5英镑，你觉得挺值；但你若与其他9个不明身份的陌生人共同分担10人餐费，想象一下自己此时愿意拿出多少钱？你见不到那9名陌生人，你只能见到一个钱匣子，把你愿支付的那部分钱投进去。如果你投了5英镑进去，属于自己的收益仅为50便士，其他陌生人将每人因此额外获得价值50便士的食物。理性地看，你不应当投任何钱进去，除非你觉得为陌生人花钱是件无比幸福的事。这回的现象与“分摊费用”问题正好相反。
事实上，由于每个人都无意投钱，很可能最后10个人总共拿出的钱还不如一个人自己吃顿饭花的钱（5英镑）多。制糖业的情形便是如此：能获得大量利益的少数人愿意拿出的钱和精力超过了3亿受害者总共愿意付出的钱和精力。
此时你也许认为，有人可能乐意将所有互不相识的食客组织起来，要求大家公平地出资分摊费用；也可能有人乐意成立某个组织，替糖产品消费者说话，同时向消费者募款，每人一分钱。但是，上述做法并没有解决问题。问题只不过从“谁掏钱付饭费”或“谁去游说政府在糖业实行自由贸易”变成了“谁来组织大伙”。形成组织后的总利益很大，但对于组织中的每一名成员来说，能够获得的利益是极小的。一句“组织起来”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可见，理性政治的奇妙逻辑就在于，少数人剥削多数人。这是因为利害关系重大的少数人会十分努力地游说政府，争取自己的利益；而上亿大众由于每个人的损失都不多，所以也不会为此费心思。
然而，少数人若想组织起来剥削多数人，也有许多条件限制。比如说，我们不可能看到“蒂姆·哈福德的朋友”或诸如此类的组织向政府争取600万英镑的补贴，以便为我写下一本书做研究经费。（即便真的成立起这个组织，那也一定是个小组织。）600万英镑分摊到每名英国公民头上，不过一人10便士。我不是个贪婪的人，600万对我已足够。人们会为了10便士的损失起来抗议吗？当然，从任何理论看，我都不可能成功地组建这样一个组织。事实上，有两件事必须考虑：第一，剥削必须不易被人察觉；第二，表面上的受益人必须始终有利可图。第一个条件一般不难满足，但我们即将看到，要想实现第二个条件，则出人意料得困难。
大家不妨花一分钟，假设我有一位高官朋友，他有能力每年从纳税人的钱中“偷”出600万英镑，打入我的私人账户。一个国家，只要拥有一个能力普通的反对党与出版自由，我的这个计划就不会成功：不是因为在这个计划中利益受损的人太多、能够获益的人太少，而是因为利益受到损害的人群太容易就能发现事情的真面目。某个长于揭露社会弊病的记者或某名政敌能够十分简洁地向大众解释我的丑闻，那时，即便最理性无知的选民也能明白自己受到的不公。
糖业补贴等贸易壁垒同样是偷多数人的钱，分给一小股压力集团，只不过这种“偷”不易被人察觉，大家需要下点功夫才能明白贸易壁垒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人们从直觉上难以接受“让外国竞争者抢走本国工人的工作对普通大众有好处”这种说法。美国的糖业游说集团则对民众的迷惑加以充分利用。你在电视上只需20秒钟就能解释清楚首相将纳税人的钱赠予他的朋友蒂姆是不对的以及为什么不对；但若想通过一场电视演讲解释出自由贸易的好处，恐怕不太可能。利用贸易壁垒“偷”钱给压力集团的做法十分普遍，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解释不清。压力集团故意使大众迷惑，就像我们在第4章中看到的，CEO们一边利用股票期权赚取高薪，一边故意迷惑股东。
剥削不能太明显，以免激怒理性无知的选民。关于其必要性，我们就讲这么多。游说集团在做到这一点之后，还必须保证贸易壁垒带来的收益仅流向明确的利益共同体，不能再有外来者。有时候这一点很难办到，比如说，你也许认为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会替房地产经纪人去游说议员，要求政府补贴。假设该协会的游说团能够想出一些虚伪的理由、策略，既能每年从纳税人或消费者手里争取来1万英镑分给每一名房地产经纪人，又能有效地将交易细节隐去，不让纳税人或消费者发现蛛丝马迹。这时，问题出现了，任何人都能进入房地产业，从1万英镑的政府补贴中分一杯羹。电话簿上从此就会出现一大批未能充分就业的房地产经纪人，顾客源相对不足，1万英镑的政府补贴也无法有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理性的房地产经纪人不会去努力争取政府补贴，道理便在这里。
后来者难以进入的行业，用经济术语说，门槛高的行业最有可能寻求政府补贴。同时，仅仅入行难一个条件还不够，如果某个行业发展前景广阔，也不应争取补贴。我们假设某个现有的城郊连锁超市，比如特斯科，已成功地游说来一笔政府补贴。特斯科从中几乎得不到任何好处：其他竞争者肯定愿意跨过城郊超市业的高门槛，将政府补贴的一部分占为己有，同时看着自己的投资在不断扩大的市场上得到更大的收益。
相反，假设你所在的行业入行代价高，而且发展远景惨淡，比如汽车业或炼钢业，争取政府补贴则是理性的做法。后来的竞争者恐怕没人会愿意投入巨资建造大型工厂进入一个在走下坡路的行业。关税壁垒或政府补贴能够令现有工厂企业拥有可观的利润，但这笔利润还不足以达到新建一个工厂所需的成本。从政治角度看，这种情况堪称完美：贸易壁垒保护了一些关系紧密的小团体的利益，同时，他们获得的超额利润不会因外来竞争者的介入而有所流失。
另外一个诱人的游说团的目标便是农业。道理与上面类似，一个国家中肥沃的耕地只有那么多，外来竞争者不可能通过创造出新的农耕土地获得政府补贴，赚取大量利润。政府对农场的补贴抬高了土地的价值，在农业产业中，农场主既可以保留土地，接受补贴，也可以出高价卖掉土地，从中仍能有利可图。不管农场主采取哪种做法，农场游说团的经济利益不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富裕国家对农业的补贴从政治上看是理性行为。有意思的是，美国的农业产业部门每次大选都出资约5 000万美元做赞助费，而房地产经纪人则根本不会出现在赞助者名单上。
我们曾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富裕国家，城市向农村提供补贴？现在，我们已经做完了所有准备工作，能够解答这个问题了。（也许说到现在，你们已经知道答案了吧？）
原因一：许多对农村的补贴明确令农村居民受益，但城市居民对自己支出的成本并不知晓。一些全民性的公共服务项目，比如电话通信、邮政、输电网等设施，就是一个例子。向农村居民提供这些服务，需要的花费和城市相比会多得多，村民们知道这一点，一旦政府计划关闭某个乡村邮局，就会遭到村民们的强烈反对。这是可以理解的，村民们是关系紧密、身份明确的小团体，邮局对于他们是巨大的收益。城里人通过支付超出市场价的高价格替农村人埋单，城里人比他们有钱，比他们数量多（美国人口80%是城市人口，英国城市人口的比重大约为90%），而且很少注意到自己吃的亏。
原因二：政府对农村的补贴不足以吸引人们涌向农村，以致人均补贴量有所减少。在上一章中，我已解释过城市为何如此重要，如此适于居住，并且在未来这种趋势只会有增无减。在这种大环境下，农村相对发展缓慢，若想利用补贴吸引城市人口到乡下定居，恐怕补贴数额必须十分巨大才行。乡村游说团十分清楚，补贴不会因大量“后来者”的介入而相对减少，也正因如此，职业说客们才会像现在这样尽职尽责。
农村相对于城市的地位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是不同的。21世纪初富裕国家中的情形并非世界大同。换个时间，换个地点，农村居民身处的境地都会与上文不同；结合理性政治理论与各地实际，我们得出的结论也会非常不同，但其中的逻辑关系是不变的。在富裕的国家里，耕地既不会增多，也不会减少，能够变化的只是单位土地的收益率，此时，内在逻辑令政府向农村及务农人员大量发放补贴。然而，在农业经济体系下，国家中的大部分人口都从事农业劳动，那么，依同一逻辑，贫穷的农业国反而会向农民课以重税。以上便是反斯波克格言的又一例证。少数人的需求重于多数人的需求，这才是事实。
举几个距现在并不遥远的例子：非洲现今的城市化进程发展迅速，然而回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众多非洲国家虽然表面上已建立起民主政府，但实际上仍基本属于完全的农业经济。正如理性政治理论给出的推论，当时，这些农村地区的居民生活十分悲惨。例如，1970年（也是非常典型的一年），尼日利亚政府在向本国农民收购棕榈油与可可时，给出的价格不足国际市场价格的一半；棉花与花生的政府收购价更仅为国际市场价格的1/3。塞内加尔政府向本国花生农提供的收购价甚至还不足市场价格的1/3。其他非洲国家中的情形与此大同小异。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压低价格的一方是政府农业委员会，在大多数非洲国家中，此类组织于国家独立前便已存在。经济学家罗伯特·H·贝茨指出，虽然各国法律均规定农业委员会有义务发挥自身职权稳定农产品价格，但各委员会鲜有执行。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农产品赚取高额差价。一份1967年加纳政府调查报告中有这样的记载：
我们手里的证据显示，可可市场经销委员会曾利用其在可可生产业上的垄断地位，将利润用于支付舞蹈团、足球运动员、演员以及从事卫星科研工作的团体与个人等的活动经费。该委员会的人员构成若放在10年前，简直是十分荒唐可笑的事。
除了像上面这种赤裸裸的剥削，政府还有一个办法，只是相对而言多了些遮掩。这个办法是，政府利用从国际市场上获得的利润，以市场利息率的一半向企业家发放贷款。自然，社会对此类低息贷款需求旺盛，政府从而在发放贷款的时候就会有所选择，也许还会有失公平。
从理性政治观点看，非洲的这些情况与美国对糖设进口关税以及其他传统贸易壁垒并无本质上的不同。政府通过农业委员会调控市场，使利润从为数众多的小生产者流向少数具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大企业主。当时，许多非洲国家一国内的第二产业企业总数不足1 000家。有时候，整个行业可能仅由一家企业垄断。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的小农场却数以万计。例如，加纳有80万农场，赞比亚有40万农场，坦桑尼亚的农场数量则达250万。在加纳，这些农场的面积大半不足4英亩（1英亩=0.004047平方公里）。相比之下，肯尼亚的农场有半数都超过400英亩，此时，农民成为大生产者，政府向农民支付的收购价也相应较高。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的农业委员会与当今富裕国家设的贸易壁垒两者之间有一点重要区别：非洲农民受害的程度更深。大多数美国公民不会注意到自己每年因购买高价糖及甜点无辜损失的6美元，但非洲贫苦农民每年大约损失总收入的一半。农民们当然能觉察到自己的损失，但他们的处境就如同得克萨斯农工大学参加实验的学生一样，面临着令人困惑的集体行动问题。在高度民主的国家，农民们只需投票支持反对党就可以了，然而在政治腐败盛行的国度，问题恐怕要难以解决得多。
西方国家也同样向少数几个利益集团特殊拨款，因此，从政治基本框架来看，非洲国家的政策与民主国家向压力集团分发款项的做法并无本质区别。然而，非洲国家的各项再分配政策未免过于无理。在一个独裁统治或类独裁统治的国家，统治者无须对自己剥削民众的做法遮遮掩掩，因为在这里，民众对此只能无可奈何。
不过有时候，独裁统治者们变本加厉的剥削也许会引起民众的反抗。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理性选择理论对革命做出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