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世纪的古城莫雷利亚的心脏地带坐落着玫瑰公园。白天，这里是个浪漫的地方，疲惫的你可以在这里沉思，欣赏古代建筑，或在周围凉爽的绿荫下躲避墨西哥的炎炎烈日。到了晚上，这座公园提供的可就是另一种“释放”了。这里是在莫雷利亚城找妓女“最好”的去处。“晚上10点，老地方。”传来一位嫖客的声音，“最好的姑娘们都不长久，往后你就只能找到二等妓女了。”
上面这句评论解释了为什么卖淫成不了人们的理想职业。一个打算靠卖淫维生的女性很清楚自己不但会被嫖客看不起，外界也不会接受她。对她们，生理上的危险也很现实：通过采访1 000多名墨西哥妓女（大部分来自莫雷利亚地区），我们发现，1/6的妓女患有性病，而且她们每隔几个月就可能遇到一位患性病的顾客。
从另一个方面说，她们干卖淫这行赚的工资肯定比做其他事情赚得多。这虽然不能说明妓女丝毫不在意其中的危险与耻辱，但选择这项工作的动机纯粹是钱，她们当然也不指望得到晋升的机会。
妓女最终决定用不用避孕套，我们无从得知。如果不用，嫖客由此感染艾滋病或其他性病的风险就加了一重；对妓女，这种风险也一并增加。而此后，两人分别传染他人的概率呈几何级数增加。
各种研究估测，在墨西哥，妓女与嫖客在半数以上的情况下选择使用避孕套，没准儿这种概率高达90%也有可能。这个数字虽然大于零，但想到多达1/6的妓女患有性病，显然避孕套还是用得太少了。
各种卫生组织及促进发展的机构向妓女们讲解避孕套的意义，并向她们提供大量避孕套，以劝服她们使用避孕套；同时教给她们与嫖客谈判的技巧。总之，为的是使她们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并坚持下去。这些组织狂热地为着这个目标而奋斗。当然，想到当地性病泛滥的程度，这便也不足为奇了。
在莫雷利亚，这些组织的短期目标均得以实现，且极其成功。妓女们学到了各种相关知识，有了预防传染的工具，学会了如何与人谈判，然而，这些使她们转变弱势地位的努力并未阻挡性病的扩散，而且可以肯定，以后也阻挡不了。因为，懂得这些，妓女也并不是每次都使用避孕套。为什么呢？因为避孕套对她们来说，就是一个与嫖客讨价还价的筹码。
嫖客若在使用避孕套的问题上提条件，同样要付更多的钱。坚持使用避孕套，加价10%；坚持不使用避孕套，加价25%，称为保险费。妓女拿嫖客对避孕套的态度当作她们讨价还价的筹码，不管嫖客选择用还是选择不用，她们都能有一笔额外收入。可见，当地卫生部门组织的谈判技巧学习班很见成效。
这种谈判听起来可能令人难以相信，但这里性安全事故频发，论原因，其他的解释都不成立。在莫雷利亚及周边地区，避孕套售价低廉，且到处都能买到。最危险的性行为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没有避孕套，而是因为不用避孕套。由于手边没有而不用的情况不到2%。而且这个理由本身就无聊。
有人试图替妓女辩护，称她们并不清楚其中的危险。这未免太瞧不起人了。就算没有那些卫生组织、促进发展的机构等告诉她们，她们对感染性病的各种可能性的了解程度恐怕也远远超过把她们当成头脑简单的牺牲品的那些人。实际上，这些妓女们知道，危险虽然确实存在，但自己被感染的概率并不大。800个墨西哥人中只有一人患艾滋病，即便在妓女圈子中，这个比率也只不过300∶1。就算哪个妓女着实不幸，遇到了HIV阳性的嫖客，又没有使用避孕套，且二人中一个患有其他性病，这个妓女感染艾滋病的概率也不到2%；若他们俩都未患其他性病，这个概率则降到1%以下。没有哪个妓女想得艾滋病。更何况，少用一次避孕套，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并不大，而赚的钱却实实在在地增加了不少。她能不在乎那25%的额外收入吗？
妓女们在选择不使用避孕套的时候，对自己所承担的风险看来心知肚明。照典型的莫雷利亚城妓女的做法，我们估算，在她们眼里，每健康地多生活一年，其价值就相当于8 000到2.5万英镑，也即她们5年收入的加总。这个数字是经济学家保罗·格特勒给出的，依据是传染病学资料上对人们得各种病的风险率的统计，以及一个由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叫作“劳力丧失修正寿命年”的度量方法，该方法意在估算不同的疾病引起的痛苦程度。
或许你认为一个理性的人永远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赚钱，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识一些从事危险工作的人。看一下马修·克鲁格上士的情况：他曾三次到伊拉克服役，在2005年12月，仍再一次奔赴前线，不但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他的婚姻更因其常年在外而早已濒于破裂。他不是疯子，但他确实在冒着生命危险赚钱。他年仅29岁，家中有三个年幼的孩子。他这么做，不过是需要军队提供的医疗保险。
克鲁格上士听起来像一位勇士，可像我这样一个懦夫也会为了钱拿生命冒一回险。我若在马路对面看到一张20英镑的钞票，不管路上如何车水马龙，我都会穿过去把它捡起来。这个“险”不大，但说到底也是冒了一回险。
墨西哥妓女绝非由于蠢笨而贸然做出当下的种种决定。她们的选择与富裕国度里建筑工人、伐木工人以及士兵们曾做出的选择惊人地相似——为了得到较高的工资，甘愿去做危险的工作。如果说莫雷利亚的妓女愿意为了额外收入而冒大风险是不理性的行为，那么同理，伐木工人也一样不够理性。而这只是个假设。事实上，事情很可能正好相反。无论妓女还是伐木工人，他们都知道自己在做艰苦、危险的工作，但有经济上的补偿。这两种人都具有一定的谈判能力、切合实际的喜好以及对世界冷静的思考，不同点只在于，妓女更穷，她们冒生命危险换来的钱没有伐木工人的多。
妓女不用避孕套的决定，因其背后纷繁复杂的种种思量而最令人头疼。世界上所有对性服务工作者的教育都不大可能改变她们的这个决定。与美国十几岁的孩子不同，妓女们早就清楚其中的危险。
有人可能觉得这个分析荒唐、讨厌。这其实是用经济学观点解读社会问题的一个案例分析。既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妓女不使用避孕套背后的动机，我们就有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先决条件。各种性教育项目以前曾发挥过作用，它们让妓女知道了自己承担的风险，但在这之后，应当接受教育的人便不再是妓女，而是嫖客。这个任务可就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