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你相信严厉的判决能阻止潜在的罪犯，那到底怎样才算“严厉”呢？我们应该建造更多的监狱，设立更长的服刑期吗？或者，我们现在的罪犯管制系统已经太过严酷了？
这些问题都不容易回答。我们找到了加里·贝克尔在芝加哥的一位年轻同事史蒂芬·列维特。列维特意识到，贝克尔的关于理性犯罪的假设是可以找到证据证明的，问题是你得知道到哪里去找。类似于托马斯与乔纳森对堕胎需通知家长的法案的研究，列维特发现这里的秘密就在于美国各个州在处理青少年问题上都有不同的法律体系。不同的州设有不同的“法定成年年龄”——即少年法庭不再受理的年龄界限。在不同的州、不同的法律系统下，对罪犯实施惩罚的严厉程度也不同。每个州的少年犯管制系统总比成人罪犯管制系统宽容一些，但不同的两个州系统的严厉程度不同。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整个美国的少年犯管制系统普遍变得比成人系统温和得多。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我们就能看出：年轻的罪犯们对于入狱的风险到底做何反应？在规定17岁为成人法庭最低受理年龄的州，列维特着重比较16岁与17岁的人在行为上的差异；在规定19岁为成人法庭最低受理年龄的州，列维特则着重比较18岁与19岁的人在行为上的不同。列维特发现，在成人法庭明显比少年法庭严厉得多的州，这种行为上的差异十分显著。孩子们一旦到了刑事责任年龄，犯罪率就会急剧下降。而在少年法庭惩罚措施也相对严厉的州，因为孩子们已经体会到了以身试法的恐怖，则没有引起这种犯罪率上的变化。从整个美国来看，1978—1993年，由于少年司法体制普遍相对宽容，青少年暴力犯罪事件急剧增多，对比之下，成人暴力犯罪事件增幅则不明显。
列维特的方法忽视了一点，犯罪率上的差异还可以这样解释：由于“剥夺资格”效应，监狱里的罪犯不能到你家里去偷东西。把5年的判决延长到10年，的确能产生“剥夺资格”效应，这是必然的；但若再增加5年，这种效应恐怕就不那么明显了。但列维特的研究表明，街上闹事的孩子们迅速地对惩罚加重的可能性，即风险，做出了反应，犯罪事件的减少便是他们这种反应的唯一表现。
列维特的方法十分有说服力，他甚至可以据此估算出通过多关押罪犯使犯罪事件减少的数量。他能够计算出多建监狱的收益，再将这些收益对比成本，如囚犯遭受的痛苦、牢房里秩序混乱、监狱运营的开销等，发现最终还是有利可图。这是理性选择理论在应用上的一大突破。当列维特指出自己搜集的资料已经过时，该建的新监狱早已建成，甚至建得太多了，美国完全不需要如此之多的监狱等等，没人对他的这番评论感兴趣。而依据贝克尔的理论与列维特的资料制定的各种政策提议，却表述极为清楚，数据极为准确。
罪犯们也许残忍、不知悔改，但他们中的许多人绝不会对“蹲监狱的痛楚”毫不在意。若不考虑监狱的其他成本与开销，在一个严酷可怕的法治体系下，犯罪产生不了收益，于是，犯罪活动便减少了。列维特引用了纽约市一个刚过刑事责任年龄的16岁少年的话：“在你还是个小孩儿的时候，你可能被关进少管所。但现在你有资格进监狱了。监狱可不是个好玩儿的地方。”
我已反复强调过，理性选择理论很实用。现在我们给它的用处加上一个范围：在哪些方面实用？重新想一下列维特的结论：青少年对惩罚加重的威胁做出反应，从而减少犯罪活动。这是否意味着，每个少年犯在从事高风险的犯罪活动时，总要考虑再三，而只有在确定自己万无一失后，才会去触犯法律？若只从字面去理解加里·贝克尔的理性犯罪理论，恐怕就包含了这层意思。列维特的结论是否还意味着，一部分青少年被吓跑了，不再犯罪，或基本不再犯罪，而其他人则依旧我行我素？我们要从总体水平上考察犯罪率，而这从列维特的资料上根本看不出来。
这种信息不足在有些情况下事关重大，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无关紧要。假设我是一位政治家，想知道严厉的判决对减少犯罪是否有效，从贝克尔与列维特那里我就能得到我想要的准确信息；但我若是位家长，想确定自己的女儿能否在严厉的惩罚之下不再偷巧克力，相对于一份经济学论文提供的统计数据，我可能更依赖于我个人对女儿性格的了解。理性选择理论作用强大，但也只能用于解释部分特定问题。
我们再类比地想一下托马斯和乔纳森得出的惊人结论：女孩子们大概预先考虑过被家长发现自己怀孕的可怕后果，所以不情愿地采取避孕措施。从他们的数据分析中，我们并无法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女孩子都对堕胎需通知家长的法案做出了相同的反应，进而采取了风险较低的性交方式；或者只是她们中的一部分变得更加谨慎，而其他人则依旧麻木、无知，甚至期待爸爸知道自己怀孕时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也能产生同样的统计数据。青少年的整体行为是理性的，并不表明每一个青少年都同样理性，但托马斯和乔纳森的研究毕竟多少也能说明些问题。即使他们的论据未对青少年性行为做出完整的心理学解释，至少也说明了这项研究是硕果累累的。若不是这些经济学家们利用理性选择理论把目光投向人的动机，可能谁也不会想到堕胎需通知家长的法案与性安全之间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于世界上许多的政策性问题，我们无须去等待一个完美的解释，我们需要一种解读世界的方法，哪怕这个方法还不成熟，但必须有效。在本章结尾，让我们回归对性的讨论，考虑一下向妓女推销避孕套与控制性传播疾病扩散的问题。这个问题很紧迫，如果你想立即得出答案，不妨先假设妓女也是理性的，这是个极有效的入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