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物中心的停车场已没有车位。满头银发的祖父便把车停在了最多只允许停车30分钟的一个地方，这连吃顿饭的时间都不够。祖父温柔地用他那典型的布鲁克林口音解释道：“停这儿有可能罚款，但我想警察应该查得不严。”我坐在他旁边，不禁问道：“这是理性违章吗？”他毫不犹豫地答道：“是。”
加里·贝克尔是一位理性的违章者，同时他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主要贡献就是理性犯罪理论。这个理论的雏形早在40年前就在他脑中形成了。有一回，他的一个读博士的学生考试，他是考官，结果他来晚了，没时间再去找免费停车场，于是他迅速衡量了在收费停车场停车的成本与违章停车被抓的风险，然后决定放手一搏。在他到达考场的时候，一个当时还不太流行的想法便已在他脑中形成了：罪犯对日后受到惩罚的风险与成本，可能都有所反应。他随即要求那个可怜的学生跟他讨论这个问题。（最后，学生通过了考试，贝克尔也没有接到罚款单。）
违章停车是一回事，入室盗窃和拦路抢劫又是一回事。一位七八十岁的经济学老教授可能在违章停车的收益与被警察抓住的风险间徘徊思索，那么一个16岁的孩子拿着刀或枪拦路抢劫的时候，是否也曾仔细考虑过这一次抢劫所得与在监狱里度过一段时日的风险之比？很多人的直觉回答说：不可能。比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三位俨然已陷入恐慌的作家声称：美国当今严重受到青少年暴力事件的威胁，并且这种势头有增无减。这些闹事的青少年“毫不在意拘留的耻辱、蹲监狱的痛楚，或良心上的不安。他们根本不明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
到底谁说得有理？加里·贝克尔还是这些恐慌中的作家？一名谈话类节目的电台主播会跟你说，监狱是罪犯唯一的归宿，严酷的惩罚是罪犯所知的唯一语言。但仔细想一下，你也许就会发现，这些观点背后的动机并不是阻止犯罪，而是直截了当地复仇，也就是犯罪学家们口中所说的“剥夺资格”（incapacitation effect）——罪犯进了监狱，就不可能再到你家里实施抢劫了。电台主播们尽管使出浑身解数，恐怕也难以解开人们的质疑：监狱真的能阻止犯罪吗？许多有思想的人对此都表示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