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指出这些矛盾，或将上瘾行为描绘成一场自我控制的战争的人不是谢林，但谢林是第一次明确地从战略角度思考“瘾”问题的人。遗憾的是，他在自己的戒烟战斗中也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1955年他戒烟了，但1958年，他在伦敦的一家餐厅里，从“以前常见的，挨个餐厅转悠着卖雪茄的妇人”手里买了一支雪茄。他认为自己已经有了免疫力，能够不受烟之诱惑，但其实他在多年戒烟的过程中仍饱受精神折磨。
谢林在戒烟的路途中虽然一开始绊了一跤，但他身为战略家的经历给了他重新站起来的战术和窍门。不是所有这些都管用。他意识到自己不具有戒烟所需的意志力，但他同时也认识到，自己曾含糊许下承诺：“以后少吸烟。”鉴于自己有耐性差且又渴望吸烟的一面，这一半自我能很轻松地绕过曾许下的承诺，因此他决定创造一条“清晰的界线”，就像他在阻止使用核武器的争论中曾提到的那样。他告诉自己，晚饭之后才能吸烟。多年来他一直遵守这条规则。不幸的是，谢林自身中软弱的那一半也同样是位专家级的战略家，结果，可怜的谢林教授发现，自己下午5点30分左右就在到处找三明治。这样，他既无须打破自己给自己定的法令，还能早点抽上一口烟。
谢林的策略可以直接从教谈判的课本里找到：给出一个具体的（至少从表面上看）明确的承诺。赫鲁晓夫挑起柏林危机的时候，肯尼迪就采取了这条策略。他没有做一些含糊的表态，如“我们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己的利益”之类，而是做了一个明确的声明。肯尼迪先是阅读了谢林对整个事件的分析报告，4天之后，他在电视上宣布：“我们已经说过，对柏林市的进攻将被看作是对我们所有人的进攻。”这样一个公开的承诺使肯尼迪难以忽视敌人的任何一次进攻，从而也说服赫鲁晓夫不要轻易发起进攻。
一位好的谈判者知道，当前面许下的承诺带来不可协调的分歧时，应在不改变承诺的情况下，找到一个折中办法。肯尼迪在后来的古巴危机中就是这样做的。而工会领导公开宣称工人不接受10%以下的工资涨幅，也是利用了同样的战术。这类公告的想法就在于，工会威胁要离开谈判桌时，这样的承诺能增加其可信度。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工资谈判中，这些战术可能不如谈判者们所期待的那样奏效。为什么呢？因为聪明的企业代表们会狡猾地削弱或避开这条工会承诺：3年之内涨10%怎么样？或者今年就涨10%但条件是必须达到某个艰巨的生产目标。
谢林戒烟的例子，其实就是“晚上”5点30分吃一个三明治，5点33分吸一根香烟。
为什么这些禁忌和聚焦点能起作用？还没有哪个经济学家给出过令人信服的解释。但它们的确行之有效，哪怕其效果称不上完美无缺。不然，人们怎么会决定从1月1日开始努力戒烟，而不从上一年的12月24日就开始呢？
和谈判者相似，一个对某事物上了瘾的人，也许可以通过提前做一些约束性的决定来获得某种好处。举一个日常的例子：正在节食的人只在饱餐之后才去买食品，而且以网上订货的形式，这样，他就可避免在看到蛋糕、薯条时受诱惑。再举一个复杂一些的例子：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与斯罗莫·贝纳茨设计了一套名为“明天储蓄更多”的金融方案。其中，全体雇员通过拨出日后将会增加的工资的一部分到自己的养老金账户下，从而增加了养老金。这套方案差不多使雇员们的退休储蓄翻了两番。
在上面两例中，人自身中具有前瞻思想的一面都战胜了耐性差、意志薄弱的一面。而谢林通过观察又注意到，人到底应当服从哪一面，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就能确定的。有趣吧？人们可能会过度节约、过度锻炼、过度节食，以及违背自己真实意愿去参加各种“提高性”活动，如订阅《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或加入皇家歌剧院（Royal Opera House）成为会员。
同样，在现实谈判中，谈判者可以通过“捆起自己的手”达到巩固地位的目的。售货员告诉你他们没有权力给你打折，就是利用了这一策略。但该策略也可能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就像某位女士在自我两面的谈判中采取了该策略，结果从来没有用过自己的健身房会员卡一样。在电影《奇爱博士》中，苏联建造了一套世界末日设备，一旦苏联察觉美国有任何向其进攻的迹象，它的电脑就会发出指令发射出所有导弹。这样的一套设备，其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但苏联通过它表明了其复仇的决心和能力，使美国不敢轻举妄动。这就是奇爱博士（冯·诺依曼的化身）给出的解释与推理。不用说，可以预见的人为过错能够干预结果，事情不可能完全按计划进行。（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曾向谁问过意见？除了托马斯·谢林，别无他人。）
这样，理解酒鬼的行为变得不那么困难了：一个女酒鬼，在她从报纸上读到酒税即将上涨的消息后，其理性的一面可能已成功地劝服她决定戒酒；但还是这个人，一旦抓到一瓶酒，也可能再次拼命狂饮。尽管染上某种“瘾”的人，像有烟瘾的谢林一样，也许会做出错误的选择，陷入自我矛盾，并饱受自己的各种缺点的折磨，但他们也能够权衡成本与收益，预测各种诱惑，并采取相应措施避开这些诱惑。
谢林本人经历了15年的艰苦斗争，终于打赢了自己的精神内战。2005年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30年没有碰烟了。这位84岁高龄的老人，精神矍铄，身体健康。
让我们的思绪回到拉斯韦加斯。毫无疑问，弗格森在2000年世界扑克联赛上的胜利是博弈论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从多个角度看，这件事都称不上典型。弗格森的方法直接得益于冯·诺依曼的纯数学智慧，但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虽然仍离不开数学，博弈论最成功的案例则大多属于谢林提出的“非数理博弈论”：在理论上更简单，而且更注重现实生活中繁多的细节。
举个例子，就在弗格森大获全胜的三个星期前，英国政府也取得了一个巨大的胜利：从一场3G牌照拍卖会上筹集了225亿英镑。这次拍卖会的策划人是一群研究博弈论的专家学者。有据可证：该拍卖会是近几年来关于博弈论的最引人注目的成功案例。此次英国3G牌照拍卖会的主要策划人之一保罗·克伦佩雷尔后来解释说，成功的拍卖会策划并不要求利用数学空想博弈论，而只需要用到大学本科生就能够解释清楚的基本经济学思想：鼓励竞标人来到拍卖会现场、发现漏洞立即补救、防止欺诈行为等。成功或失败就在于能否把这个充满种种不确定因素的世界中最根本的东西弄明白。此次拍卖会的策划人与弗格森相似，也曾利用一排排计算机去探索所有的可能性，但他们与弗格森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寻找的是简单的战略、明确的聚焦点，以及明显的错误。
弗格森在博弈论方面的高深造诣令他依旧是牌桌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之一。但与此同时，就在里约酒店门外，许多略显卑微、有谢林风格的自我控制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着。一些有赌瘾的人无法靠近老虎机，因为赌场经理与各位保安会拦住这些人，并礼貌地把他们领到出口。里约酒店禁止他们入内，不仅如此，所有哈拉旗下经营的赌场都禁止他们入内。（哈拉公司经营世界上最大的赌场连锁店。）被禁的人们男女都有。谁给他们下的禁令？不是警方，也不是哈拉赌场的经理层，而是他们自身中更为优秀的那一半自我。任何人若因染上赌瘾而痛苦不堪，或一见到老虎机多巴胺系统就失灵，则可以给哈拉公司打电话或登录哈拉公司的网站，主动要求哈拉公司禁止其入内。将一个人分为两半，其中的理性决策人这一半在哈拉公司的形象识别软件以及几位友好的保安的帮助下，战胜了目光短浅、有赌瘾的另一半。如果你无法只靠自己打赢这场战斗，不妨寻找几位盟友。
博弈论向我们展示了扑克、战争，甚至上瘾行为背后潜在的逻辑关系。该理论必然要求人们透过理性的眼镜看世界，但它最大的用处却在于揭示了我们平常想不到的事物中（如拉斯韦加斯的老虎机）简单、大众化的理性之所在。那位满腹自信，“半人半神”的冯·诺依曼一定早就急切地期待着他所深爱的博弈论能在拉斯韦加斯取得胜利。如果他知道现代博弈论不但能成就克里斯·弗格森的辉煌战绩，而且能帮助玩老虎机上瘾的人们走出进退两难的精神窘境，他也许会更惊讶吧！
[1]波特，pot音译。——译者注
[2]葫芦，即非常好的牌，三张点数相同的带两张点数一样的。——译者注
[3]尼古丁贴片广告是贴于皮肤上的广告，以助戒烟。——译者注
[4]原文为egonomics，为作者自创词汇，ego（自我）与economics（经济学）的合成词。——译者注
[5]原文为neuroeconomists，合成词，neuro（神经）与economist（经济学家）的合成词。——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