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的行为用一个不太恰当的类比来说明，也许更能揭示本质，更易于理解：最近即将涨房租，你会怎么办？戒瘾难，与之相似，更换寓所也一样又困难又费钱。如果房东警告你3个月之后要涨租金，理性的你也许会立即着手寻找一个新住处。另一方面，如果当地的某个餐馆宣布3个月之后他们的菜要涨价，你则感到没有必要立即开始体验其他可做替代的餐馆，你只不过会在菜价依然便宜的时候，继续享用他们提供的饭菜。说你对你的寓所上瘾了，对餐馆没上瘾，的确言过其实。但你与你的寓所之间确确实实存在某种难以割舍的纽带，这条纽带产生的影响与某种“瘾”产生的影响本质上是一样的。
贝克尔和墨菲还预测说，因为“瘾”是能够自我加强的，就像每一针毒品都创造出对下一针毒品更强烈的欲望。所以理性的戒瘾方式应该是“冷激式”的，突然地，一下子把瘾戒掉。这其中包括了一层惊人的含意：能使人上瘾的商品比普通商品对价格变化更为敏感，而且瘾君子们比未上瘾的消费者对相关商品的价格更为在意。一旦价格上涨，未上瘾的消费者可减少对该商品的消费，而已上瘾的消费者则更愿意彻底停止消费该商品。这听起来荒唐，可是曾有实例证明这是真的：当酒税增加，对酒精的消费则减少，同时，死于肝硬化的患者比率则急剧下降。换言之，当酒的价格上涨，反应最强烈的群体就是酗酒成性的那一群人，他们因此极大地减少了饮酒量。
经济学家们的又一发现是：尼古丁贴片广告[3]与口香糖广告似乎鼓励着本不吸烟的青少年开始吸烟。如果青少年是理性的，这就很容易解释了：这些广告告诉他们，现在有许多新方法可以帮助他们戒烟，因而理性地看，吸烟的风险降低了。凯文·墨菲对我说：“虽然看到理论有真凭实据做支撑总是件不错的事，可我还是认为这个‘发现’是人人都看得见、能理解的，毫无稀罕之处。”
经过上面的种种分析，那么，“瘾”这种现象，真的如贝克尔和墨菲争论的那样（以及他们的资料想表明的那样）是理性的吗？或者如谢林所在的委员会里其他人宣称的那样，“瘾”是不理性的？谢林认为以上这两种说法都与事实不符，但二者是可以调和的。仅凭直觉就可以知道：因逻辑、实例证据等表明“瘾”是理性的，就冒险让自己对某物上瘾是非常愚蠢的。在谢林看来，“瘾”既不是完全不理性的，也不是完全理性的。“瘾”是一场战争、一场以自我控制为目标的战争。谢林这句话不是一个随便、诗意的类比，他的意思是，只要想戒瘾的人找到正确的战术，就能打赢这场战斗。
谢林时常讲起这样一则故事：某个男人的妻子正在努力戒烟。在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时日之后，她戒掉了烟瘾。这时，她的一位朋友登门拜访，走的时候不小心落下了一包香烟。妻子对香烟的短期渴望可能迫使她做出一些她本不该做的事。那么在这之前，做丈夫的就应当拿起香烟，扔到厕所。这是一场小型的争夺战，妻子烟瘾难控，冲动不已；丈夫则颇有远见卓识，以智取胜。
接下来，谢林将对这则故事做些许调整，重讲一遍。这回，一个单身汉正在挣扎着努力戒烟，他的朋友落下了一包香烟。他呢？把香烟塞进口袋，打算日后再还给朋友。但一杯威士忌下肚后，他开始感到这包香烟强大的诱惑力。他有耐性差、烟瘾大的一面，也有意志坚定的一面，不等后者向前者投降，他立刻意识到可能发生的可怕后果，于是他把烟扔到了马桶里。同样地，这也是两名决策者的小型争夺战：一个耐性好，另一个渴望速战速决——只不过这两名决策者其实是一个人的两个方面。
谢林将上瘾行为看作是一个人的精神内战，并因此发展了所谓的“自我经济学”[4]，他当时只能完全依赖于自我反省。如今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派别，这群研究人员自信而勇敢，自称为“神经经济学家”[5]。他们拿理性选择理论加上大脑扫描仪做武器，正渐渐得出了一套关于人脑的观点，他们对决策过程的研究同时为谢林的人格分裂模型提供了一些惊人的实例证据。这些人做研究不靠深思与猜测，而是利用高科技的扫描仪去观察大脑中“耐性差”的部分。
大脑耐性差的部分叫作多巴胺系统。给猴子一块点心，我们在大脑扫描仪中就能看到猴子的多巴胺系统亮了起来，就像点亮着的圣诞树一样。这一系统的设计，似乎就是为了对愉快的事（比如点心一定很美味）做出即时的预测，从而迅速决定应采取的行动（吃掉它！）。但使人上瘾的化学物质能导致多巴胺系统失灵，而有一些研究员甚至认为，非化学性的上瘾行为，如玩老虎机，也能对该系统造成同样的损害。
精神内战的另一方是认知系统。该系统能够更好地指导人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做长期决定，但整个系统的启动过程颇为缓慢。多巴胺系统速度快，通常也很可靠，但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做出错误的预测。人类从这两个系统中汲取信息。显然，这是自然选择的各种力量形成的折中办法。看：托马斯·谢林的“自我经济学”经过更新，成了“神经经济学”。
技术含量低的实验亦能轻松揭示两个系统的矛盾。曾有一个实验，实验员给受试者提供一份食品：水果与巧克力，请受试者二选一。70%的受试者选择了巧克力。但当实验员更换了选择的题目：“我下个礼拜要给你带点食品，你想要水果还是巧克力？”再去问另外一些受试者，答案正相反，75%的人选择了水果。
在另外一个实验中，受试者可选择看一部庸俗的搞笑电影或一部成功反映复杂社会问题的影片。当被问及当天想看什么电影时，一半以上的人选择看《肥妈先生》（Mrs Doubtfire）之类的喜剧影片；而当他们被问及一周之内想看什么影片时，却出现了不同的答案：将近2/3的人都认为《蓝色情挑》（Three Colours：Blue）或《辛德勒名单》（Schindler’s List）似乎是更好的选择。让他们提前选择以后想看的电影，大家似乎都很看重这样一个事实：看《蓝色情挑》能够增加修养，使自己更加明智地度过以后的人生；而让他们立即选择当下想看的电影，大家又都觉得在搞笑情节中度过一段放松随意的时光胜过长期收益。
神经经济学家中的一员，丹尼尔·里德曾告诉我说，他以前订过一种网上电影租赁服务，那时候，他不断更改选定的电影播放顺序列表，结果那些高品位的电影一次也没有排到过播放列表的第一位。显然，如果你想观看一些文化性较强的电影，就要提前预约，之后，离电影租赁网站远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