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林反对使用核武器，他认为这是一个禁忌。为了加强此观点，谢林再次用到了自己的“聚焦点”思想。20世纪50年代，当时冯·诺依曼还在世，美国政府曾竭尽全力想证明核武器的使用并不逾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争论称，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想法是基于一种对核武器与传统武器的错误区分，这样的区分是需要消除的。杜勒斯在1953年声明：“不管用什么方法，我们必须打破不准使用核武器的禁忌。”艾森豪威尔总统对此似乎表示赞同，认可了“核武器应当同其他军事装备一样随时可用”的政治信条。
谢林对杜勒斯的说法却不认同。他认为，在避免全面使用核武器的探索中，唯独应当强调一点：永远不能使用核武器。就像一个人不可能“轻微”怀孕一样，也不存在“少量”使用核武器这样的事。这则禁忌纯粹是心理上的，像冯·诺依曼这样的数学家是看不到它的，但它却真实存在，而且非常有用。1960年，谢林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组织了一系列研讨会，会上，他提出这套观点，作为关于妨碍物与武器控制的一个概括性理论的一部分。后来，也是在那一年，约翰·F·肯尼迪当选总统。谢林日后回忆道：
那时真是天赐良机，肯尼迪任命哈佛大学的一位院长做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并且该院长曾参与了秋季武器控制讨论；他任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教授做他的白宫科学顾问，而该教授曾一直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其实此院长与教授是同一个人，他就是我。我担任起国防部武器控制助理部长与美国国务院总顾问的职务。
谢林成为肯尼迪政府与约翰逊政府知识分子中的教父，他向罗伯特·肯尼迪介绍自己的战争演习，向他以前的学生们提各种建议（因为这些人当时手握权柄），反对使用核武器，并提供维护这一禁忌最重要的学术证明。1970年，谢林与政府断绝关系。这时候，政府官员们对核武器的禁忌早已根深蒂固。2005年，谢林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竟不是和平奖）。谢林在其获奖感言的开场白中说道：“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人类最为伟大的事件就是阻止了这件事的发生。60年来，人类都不曾在愤怒中引爆核武器。”
谢林将“少量”使用核武器比作一个酒鬼口中的“一小口”：两者中都存在着“滑坡效应”。这个类比十分到家，因为谢林正在与自己的烟瘾做斗争。1980年，谢林写了一篇题为“自制在个人内心的斗争”（The Intimate Contest for Self Command）的文章，文章里他曾试图理解这样一类人：“我们所有人都认识他，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就是他，他讨厌他自己，他在烟灰缸里碾碎自己所有的香烟，他发誓这次是认真的，他再不会让自己承担患肺癌的风险，不让孩子们承担失去父亲的可能……可是3个小时之后，他又跑到街上，到处寻找仍在营业中的商店——为了买烟……他打算带孩子们去迪士尼乐园，他知道孩子们必定会做一些令他生气的事情，他事先已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不对孩子们发脾气；可是当孩子们真的做了这些预料中的事情，他又大发雷霆，使整个旅行变得很不愉快。”
人会犯错，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可尽管如此，谢林仍认为烟瘾、毒瘾、赌瘾等各种“瘾”都可以利用博弈论提供的理性选择观点来分析。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家科学院邀请谢林加入一个研究滥用毒品与上瘾行为的委员会。这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想法与其他人的观点竟然格格不入。委员会里的所有其他成员，包括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律师等，都认为“瘾”君子们是不理性的，无可救药的。他们是从常识角度进行推理的：因为吸烟与吸食海洛因都是容易上瘾的行为，而且会产生可怕的后果，所以愿意养成这两种习惯的人一定是不理性的。这下谢林也糊涂了。
与谢林不同，经济学家凯文·M·墨菲与加里·贝克尔则更加明确地表示极度反对他们的观点。我们已经见过贝克尔了，他就是那个芝加哥停车场里的理性违章者。墨菲则年轻些，曾与贝克尔合著一本书。关于墨菲，也有一些类似当年人们形容冯·诺依曼的“半神半人”的逸闻趣事。墨菲的一位同事给他打电话，请教一道数学题，该题目已经困扰了这位同事几个礼拜。这位同事后来回忆说：“在我想象中，他肯定会坐在餐桌旁，拿起笔，在餐巾纸上列方程式；他忘掉周围的一切帮我解题；10分钟以后，他打电话向我做讲解，而他解释的某些方面可能是我永远也想不出的。这时，我听到有人扑腾水的声音，还有孩子的尖叫，接着又是水的飞溅声，此刻，我才恍然大悟：那边没有铅笔，也没有草纸，墨菲正一边夹着话筒，一边给他的孩子洗澡！”
1988年，贝克尔与墨菲的研究有了成果。如果说他们的结论可令冯·诺依曼侧目，或许也算不上夸张，没什么好让人惊奇的。他们称：“瘾”君子们都是完全理性的人。人们消费易上瘾的产品，如香烟、酒精、老虎机等，之前已计算好，这些习惯带来的乐趣必将超过其中的痛苦。在贝克尔与墨菲看来，漫步于拉斯韦加斯里约酒店不会对理性选择的世界观构成挑战。这点是可以证明的：的确，老虎机上的玩家们一直在输钱，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已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但是他们在开始玩老虎机之前，已清楚地知道自己有可能上瘾，有可能最终陷入痛苦与不幸，他们却没有放弃，因此，他们所做的决定（从他们自己的角度看）是理性的。上瘾之后，他们宁愿继续玩老虎机也不肯戒掉这个瘾，这是因为在戒瘾过程中他们必将忍受更大的痛苦，这样看来，他们所做的决定仍是理性的。
不去戒掉某种瘾，甚至故意陷入“瘾”境之中，这样的决定可能是理性的吗？不妨考虑一个更为常见的“上瘾现象”，这个决定听起来也许就不那么古怪讨厌了。我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烘咖啡豆。烘好后，将它们碾碎，冲一杯香浓的咖啡。我时不时粗心大意地用光了所有的咖啡豆。在这时候，我头痛，情绪烦躁，注意力无法集中。我处于上瘾后脱瘾的过程。我当然知道，只要等上几天，这些脱瘾症状就会消失，我便能从“上瘾”的状态中解脱出来。然而与此相反，我买来更多的咖啡豆。为了喝咖啡，我宁可上瘾。我真的很不理性吗？按贝克尔与墨菲的解释，玩老虎机成瘾，甚至吸食海洛因成瘾与我的行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不过造成危害的程度不同罢了。
哪怕一开始就上瘾，其行为也可能是理性的。想象一个小青年，他正思考着要不要尝试一种新毒品。他知道所有试过这种毒品的人，至少在他们刚开始吸食这种毒品的时候，都觉得这“药”很棒。渐渐地，有些人发现自己的人生已堕落，尽管试图重拾最初的亢奋感觉，却越来越空虚，越来越绝望，种种努力都无济于事，最后或者忍受强制戒毒的痛苦，或者极为悲惨地陷入永远无法满足的毒品欲中。另一些人似乎却能够一直保持亢奋，相当满足地度过自己剩下的人生。那个小青年无法知道自己将落入哪一种境地。他吸食了这种毒品，此行为对他来说，是理性的吗？
如果你回答“不是”，那么请重读上面这段文字，同时把“尝试一种新毒品”换成“结婚”，把“强制戒毒”换成“离婚”。结婚与上瘾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婚姻也许会不幸福，婚姻将限制你日后选择其他人的自由；当事情变得很糟的时候，结束婚姻，客观地讲，又将极其困难与痛苦。但同时，婚姻也有可能带来许许多多的快乐。第一次吸毒的人（或新婚的人）也许是在犯错，但他们相信，总的来说，他们的决定将来会产生好结果。再次按贝克尔与墨菲的解释，以上就是瘾君子们的想法和做法。
贝克尔和墨菲不但表达了对理性的信仰，还做了一些准确的预测。理性的瘾君子们知道昨日喝酒、吸烟会加重今日的酒瘾、烟瘾，而今日的再次喝酒、吸烟又巩固了明日的酒瘾与烟瘾。如果新一届政府宣布未来将提高酒税，酒鬼们可能认定，虽然当下伏特加还不贵，但这正是一个机会，帮他们彻底戒掉酒瘾。理性的瘾君子们甚至在他们消费的物品价格变动之前，便对可预测的价格变动有所回应。如果贝克尔和墨菲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这便是现实生活中瘾君子们应当采取的行动。
这种现象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绝对是事实。贝克尔与墨菲发现，每当烟民预测香烟可能涨价，那么在真正涨价之前，人们对香烟的消费就会减少。另一位研究人员则发现，赌博之瘾，似乎也是理性的：赌场一旦抬高其在赌客们的赌博收入中的份额，人们下的赌注量就相应地有所减少，不但当年如此，下一年，甚至后年都能看到赌注缩水。赌客们预测“下注”将会变得更贵，于是纷纷努力提前戒掉赌钱的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