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9月，马里兰州。戴维营屋子里的几位都是美国最优秀的外交政策专家与军事战略家，他们是：年轻的亨利·基辛格、国防部柏林问题最具权威的人物德威特·阿姆斯特朗上校、肯尼迪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与国防部武器控制副长约翰·麦克诺顿。他们这些天都没有睡过安稳觉。美国在联邦德国建有军事基地，并曾长期驻军于此。但自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要求美国从联邦德国撤军，柏林立即陷入危机。几个月来，形势愈加急迫。
电话铃响，是从柏林的美军基地打过来的。坏消息传来：美国军队击落苏联飞机，打死数十名苏方士兵，东欧各地相继发生暴乱。接下来的几天里，更多篇幅短小、措辞生硬的公告表明，形势正在恶化：联邦德国的学生中也发生了暴乱。苏联的坦克已将西柏林团团围住，并以镇压暴乱为借口进入该区域。在坦克穿越路障的时候，美国空军轰炸机大肆轰炸，导致大量人员伤亡。苏联拥有强大的地理优势，而美国拥有核垄断的地位。此刻，向苏联投掷原子弹似乎已成了一步必走之棋。基辛格与邦迪终将如何决定？他们会按下发射的按钮吗？
就算他们真的决定发射原子弹，世界上也不会发生什么，因为这不过是戴维营里那几个人进行的一场模拟演习。电话那边不是柏林，而是哈佛教授、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
真正的柏林危机几个星期前就已基本解除，而且整个过程中美军一弹未发。赫鲁晓夫确实曾声称苏联对西柏林拥有绝对控制权，并宣称美军的反抗将引发战争。年轻、缺乏经验的肯尼迪总统正面临着一场考验。他首先询问了谢林对整个局势的战略分析，随后认定赫鲁晓夫只不过在虚张声势。事后证明，肯尼迪的判断是正确的。苏联并没有入侵联邦德国，只不过在8月筑起柏林墙，躲在墙后怒目而视。谢林当时的分析是这样的：“我们应当准备迎接一场勇气之战、说理之战、外交之战，而不是一场以毁灭为目标的军事战争。”
托马斯·谢林当时是空军下属的科研组织兰德公司的一名冷战顾问，他的工作就是利用冯·诺依曼的博弈论剖析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件——热核战争的可能性。将一个关于扑克赌局的理论应用于理解两个超级大国相互毁灭的计划，这样的尝试未免显得过于疯狂，但这正是冯·诺依曼与他的追随者们所做的事。我们马上会看到，对于核战这件事，“零和”博弈的理论并不适用。那么又该如何发展核战略呢？实地演练行不通，而历史记录凑巧也不能提供任何可供借鉴的事例。
冯·诺依曼曾强烈要求采取进攻策略。这或许是巧合，或许不是，总之，冯本能地仇恨苏联，因为苏联占领了他的祖国匈牙利，而且他的数学分析也支持他这么做。在20世纪40年代末，苏联还不能自己制造原子弹，冯·诺依曼就建议以核弹突袭苏联。他曾在《生活》（Life）杂志上发表言论：“如果你问‘为什么不在明天就炸了他们呢？’那么我答：‘为什么不在今天就动手呢？’”冯·诺依曼在知天命之年患了骨癌，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都是在轮椅上度过的。电影《奇爱博士》曾从诺依曼身上汲取灵感，该片主角奇爱博士精神失常，且与诺依曼相似，以轮椅代步。（奇爱博士的扮演者彼得·塞勒斯称，片中的中欧口音不是模仿冯·诺依曼的，而是模仿基辛格的。）冯·诺依曼于1958年逝世。几年之后，标志冷战开始的柏林危机与古巴导弹危机相继爆发。
冯·诺依曼在创立博弈论之初，曾承诺这是一个既可以用来分析扑克，又可以分析战争的工具。但是不管这个类比措辞上有多好听，或者兰德公司的军事战略家们对博弈论有多信赖，我们通过分析即可发现，扑克与战争几乎没有相似之处。扑克游戏具有“零和”的性质：一位玩家输的钱就是他的对手赢的钱。而且扑克具有确定的打法与规则。战争既没有确定的规则，也不具有“零和”的性质。（生活也一样，没有确定的定义，不具有“零和”的性质。冯·诺依曼拿生活同扑克做类比的做法未免过于草率。）彻底避免战争，总好过一场毁灭性的对垒。而且一场热战未必改变得了美苏争霸的局面。虽说战争的确表现为利益冲突，这其中却不具有“零和”的性质。相比较热战同归于尽的结果，以冷战代替之，不能不说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托马斯·谢林的战争演习也是他为促成冷战这个双赢局面所做努力的一部分。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战争演习都属于实验室实验，相当于约翰·利斯特所做的米老鼠像章现场实验的序曲。谢林意识到，无论博弈论的各个方程式多么有说服力，我们都不能抛开战争中“人”的因素。冯·诺伊曼是数学天才，因而热衷于数学定式。而谢林起初曾从事贸易谈判工作，于是更愿意避开这些定式，却对真实存在的威胁、阻碍、禁忌等概念更感兴趣。谢林的这些想法改变了博弈论的学术定位，使之不再是冯·诺依曼引领的抽象概念、知识分子的专利，而深化为人类日常生活的主流。
谢林认为，现实中人们之间的博弈，即各自考虑相互影响而采取对应的战术的做法，不仅受控于冯·诺依曼的数学分析，而且受控于问题本身的“聚焦点”。这些聚焦点在数学定式中不是看不见的。谢林不否认博弈论的重要作用，只不过他认为人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大多很模糊、不确定，或许只有这些聚焦点才能最终引导我们看清可能发生什么，应该发生什么。
举个例子说，一名工会领导可能公开宣布“工人们要求涨工资，涨幅最低10%”，并以此试图增加其在谈判中的影响力。10%这个数字，从数学上讲没有任何意义。冯·诺依曼可能看不出一丁点儿其中的根据或基础。但是谢林知道，一旦工会领导宣布涨10%，这个数字就变得意义重大了。
关于聚焦点，谢林最著名的例子得自于一次他与朋友失散的经历：他们在一个陌生的城市走散了，于是互相设法找到对方。谢林经常像下面这样提问：你已与朋友约好明天在纽约见面，但由于沟通过程中出了问题，你们俩谁也不清楚具体应在几点钟、哪个地方见面，这时你怎么办？谢林曾拿这个问题问他的学生们，有人建议中午的时候到中央车站的大钟那儿等等看。（那些学生大概坐火车去过纽约。游客们可能给出一个不同的地点，如帝国大厦的顶楼等。）
人们在“找朋友”这件事上也用到了博弈论。每一位参与者都理性行动，努力猜测对方的策略，并相应地做出反应。但这里的博弈论较冯·诺依曼的原始想法更为简单，更为大众化。在谢林看来，大众化就是聚焦点，是最重要的，因为在如上的情境下，参与者需要相互理解。
谢林如此强调沟通的重要，所以他能想出同莫斯科开通热线电话的主意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谢林意识到，一次误会或某个雷达操作员的一个错误等类似意外事故都极有可能引发核战。一旦危机爆发，美国与苏联的领导人们也许会找错“聚焦点”，从而导致双方使用核武器。为了不让危机升级到无法控制的程度，只有在这之前，双方迅速找到办法，联系上彼此，进行讨论、谈判，才有可能修复这种情形，走出危机。1958年，谢林向双方提议安装热线电话。在这之前，这个装置是不存在的。实际上，这台著名的“红色电话机”只是一部可双向通信的电传打字电报机。哪怕在冷战最黑暗的时刻，美国与苏联双方的操作员仍然每天都检测机器，互致问候。现在回想起来，装热线电话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蹒跚着走过柏林危机与古巴危机之后，那时，还没有建起这套通信系统，然而其必要性却更加凸显出来。若不是谢林，人们怎么会意识到迅速、可靠的沟通方式竟会如此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