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著名的现象叫“赢家诅咒”。该“诅咒”很自然地会呈现在拍卖会上：只有其他所有投标人都认为你出价过高时，你才能赢。只要我愿意，我随时都能激起这种“诅咒”，在人群中制造疯狂行为：我只需拍卖一坛子硬币。如果我让一大群人分别估测坛子里硬币的价值，我极有可能得到异常准确的答案。尽管如此，如果我拿坛子里硬币的价值办个拍卖会，我肯定能大赚一笔，因为至少一位投标人必将过分乐观，肯出高价。这就是拍卖会上对赢家的诅咒。
究其缘由，这种现象并非由于拍卖会制造了某种古怪的心理学奇行怪癖，而是因为拍卖会不同于民意调查，不能产生对硬币价值的平均估量值。相反，拍卖会自动选出了最高出价，竞标人越疯狂，结果就越棒。民意调查揭示了《纽约客》（New Yorker）专栏作家詹姆斯·索罗维基笔下的“群体的智慧”。相形之下，拍卖会上你能找到最蠢的大傻瓜。
理性投标人清楚这一点，并能够大大地降低自己的出价。他们可能会这样考虑：“我估计坛子里的硬币值20英镑。或许我应当出价18英镑，给自己留一些利润空间。等一等：我可能得到两个结果：一是我没有拍到这坛子硬币，那么不管我出价多少就都不重要了；二是我成功拍到这坛子硬币，那样的话，屋子里其他100位竞标者一定都认为坛子里的硬币不值20英镑。这说明什么呢？我极有可能过高地估计了坛子里硬币的价值，或许我更应该出价5英镑。5英镑好像太少了，但如果这就是本次拍卖会的最高竞价，5英镑则显得一点也不过分。”
实际上，只有博弈论专家们这样考虑问题。这种计算过程太困难了。也正由于这个原因，几乎没有人第一次打扑克就能打得好。正如有经验的扑克玩家知道怎样打好扑克，有经验的拍卖会投标人也知道怎样避免出价过高。举个例子来说吧：建筑公司的经理们经常要竞争同一个工程项目的建造权，招标会上只有要价最低的公司能获胜，有机会签合同。在现实生活中，经理们先粗略地估算出某个工程所需的成本等，再与其他公司竞争，这样不知不觉地就避开了“赢家诅咒”，从而打出理性的竞价。可还是这批经理们，若被经济学家请进实验室，让他们在模拟拍卖会上竞标，他们则无一例外，每次都会受到“诅咒”。
有证据表明，甚至专业足球运动员在罚点球时都拥有完美的战术。他们选择的射门位置与利用博弈论通过极为复杂的计算得出的答案惊人的一致。事实证明，我们只要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都能够掌握复杂的战略战术，并不一定要成为冯·诺依曼那样的人才行。
我们如果有时间去练习、熟悉某项博弈或竞赛，那样做的确很好。但20世纪最重要的一场博弈——在美国与苏联之间展开的对世界霸权的争夺，没有给我们这个时间。美苏争霸才是研究博弈论的学者们考虑的问题。冷战是必须第一次就成功的游戏。
冷战这场游戏的中心人物之一就是博弈论的创立者。《博弈论》出版之时，冯·诺依曼是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中最重要的数学家，他提供的方法极大地加速了原子弹研制成功、爆炸的进程。如果当初一切听凭冯·诺依曼的纯理性推理，许多他参与研制的炸弹可能早已被投放到苏联。幸好，当时还有一位思想家，利用自己对人类各种怪癖的深刻理解，挖掘出了博弈论的另一层含义，从而挽救了整个世界。其实，他对世界的贡献不止于此。下面我们来看托马斯·谢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