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形的产品在当地生产也好，运输过来也罢，总之，真正的价值都在说明书里。上述两类商品的可运输性表明，随着运费逐渐下降，工业集中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并且这种集中越来越重要，如伦敦的金融市场、意大利的服装厂、西雅图的微软公司等。我们消费的许多产品都来自世界的另一端，然而这些产品的输出地不是装备了电脑终端的农场，而是远方的城市。
除了这些能够轻松运输的产品之外，另一种类型的产品也正在飞速发展：服务。服务业的发展部分源自一个表面看似矛盾的现象：生产力的提高对第三产业影响不大，但第三产业却创造了最多的工作机会。现在汽车可以由机器人制造，而去餐馆吃饭，服务员和厨师都是真人；去医院验血，给我们抽血的护士也是真人；在街上打出租车，开车的司机还是真人。而今，我们的制造业已十分发达，于是我们便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互相为彼此提供服务上面。的确，在一个小镇里，你也能找到地方剪头发、看医生；不过，假如你想找位顶级发型师来为你做头发，或者去最好的神经外科医生那里看病，再或者，你想跟两类专家们学点东西（其实是一回事儿），你则必须到大城市来。发达的城市经济只花一点儿力气生产可运输的产品，以满足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却花上一大把力气考虑如何为他人服务。我们生产各类制成品的能力已相当强。纵然各种有形商品能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此类商品的生产对创造工作机会与提高居民收入的作用已越来越小。迅速发展的服务型经济绝不是社会堕落的标志，而是经济复杂性的一个特征。
相信“传媒技术将消灭城市”这个说法的人一定也相信传媒技术能够取代面对面的交流。根据这种观点，我若想跟谁做番交流，也不必再与他坐在一起喝咖啡了，只需打电话、写电子邮件，甚至随时从他的网站上下载相关信息就可以了。
不过上文中的假设值得推敲。传媒技术也许不但不会取代面对面的交流，反而更能促进这种交流。拿我自己来说吧，我一边写作，一边却发现我的朋友谢默斯·麦考利此时正在伦敦市中心，这多亏了一款名为“好朋友瓶”的软件，它能通过谢默斯的手机，在网页上显示出他的位置与行踪（当然，我必须先获得他的许可才能看到）。谢默斯在博客上写道：“现在这款软件对我的影响之一，就是它让我不愿去看望一些好朋友，因为他们住得太远了。这多可笑啊！在我的朋友列表里，只有两个人离我目前住的地方超过21英里。老天！我们只要现在取车，立即出发，路上也不耽搁，所有人都能在半小时内到达同一家酒吧。”
我知道他经常这么干。我要是也在伦敦，就能见到他了。我已在“好朋友瓶”上设定，若谢默斯距我的位置不到1英里，就发短消息通知我。可见，此类高科技产品不但没有取代人们面对面的交流，相反，却成了人们会面的唯一促成因素。不过，既然我现在还在湖区，知道了谢默斯的具体地点也没有用。传媒技术增加了待在伦敦的好处，而不是损害了这种好处。
随便举出一个人际交往的例子都会发现，目前越来越多的交流都是通过数字渠道发生的。与此同时，这些数字渠道也为人们认识新朋友、维护与老朋友的关系，以及安排各类会面等提供了方便。用经济学术语说，数字传媒既可以是面对面交流的替代品，也可以是面对面交流的互补品。并且，由于城市给人们互相见面提供了方便，数字技术也可以看作是对城市的有益补充。住在城市总能让你在无意中撞见许多有趣的人，然而，现代科技使偶然事件变成了必然事件：有了因特网与移动电话，你不必努力期待某天遇到一个有趣的人。在城市里，这简直是不可避免的事。
传媒技术能够帮助人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好朋友瓶”技术就是个例子。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我们一时兴起，掏出手机约朋友见面。（“我就在你附近，不知你现在有没有空出来小坐一下，喝杯咖啡怎么样？”——更方便、更迅速，而且不像直接登门拜访那样容易令朋友措手不及。）或者，我们还可以利用电子邮件或其他社交网络技术安排聚会。在我上大学那会儿，移动电话还是人人好奇的“大砖头”；那时候，要想见朋友一面，恐怕得在城里绕上一圈，到朋友家里；而那时，最怕朋友不在家——有时候，他确实没在家，就只好在他的门上留个便条。在伦敦，这种经常失灵的沟通系统在现实中已经找不到了，由于有了电子邮件和手机，人们在大城市也可以方便地安排各种会面。以前手机个头太大、不实用，现在可方便多了。为了支持上面的论点，我们来看看数据：在美国与日本，人们打电话或接电话，通常对方离自己住处或工作单位不过几英里远。而最近一项关于电子邮件使用与生产效率的研究发现，工作效率最高的员工并不接发许多外部邮件，相反，他们的电子邮件联络网名单上主要都是公司内部人员，而且数量巨大。
此外，新科技能帮助你从一大群人中挑出最合适的人，这表示，当你有机会与他人会面时，你能够比以前更享受这种见面的过程，或者说，从中获益更大。假如你是维戈·莫特森的粉丝，万维网使你能够轻松地与全世界他的粉丝互发电子邮件，这样很好；但与此同时，网络还能帮你找到与你同城的维戈追星族，你们可以约在一家酒吧会面，一边喝啤酒，一边讨论伟大的维戈。你若登录各类网络婚介页面，如“高人见面”或“BBW媒人”等，则可以找到许多跟自己品位相同的人，然后，你们还可以一起欣赏某位“大美女”。
别告诉我网恋也可以作为面对面交流（正常约会）的替代品。假如人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见面，那么，在网上跟几百里以外的人聊天、留言又有什么用处？从所有这些情况看，尤其是在社会生活方面，你住在纽约，总比住在内布拉斯加州更能从高科技的远程交流形式中获益。当然，纯网络约会网站“只有农夫”也许是个例外。
通信技术似乎还刺激了人们进行近距离合作。不妨看一看人们在学术方面的合作。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们很少合作撰写论文，在顶级经济学期刊杂志上，所有发表出来的文章中，只有12%的论文拥有两名作者。但到了90年代，半数以上的论文是合作写成的。在这些有多名作者的新型论文中，有许多是跨州，甚至跨国合作的成果，但仍有一半是本地合作的成果，合作人的住所、工作单位均相距很近。但远程通信越来越多，不表示本地通信越来越少。
上面这种长距离的合作甚至巩固了城市的重要意义。自20世纪80年代，商务航空领域的增长速度是美国经济整体增长速度的1.5倍。人们都以为有了各种传真、费用低廉的电话、电子邮件以及电视会议，世界便不再需要商务航班。其实不然。与朋友关系相似，商务关系也可以利用通信技术得到维护与发展，只不过，这些技术仅仅鼓励着商人们进行更多的面对面交流。坐飞机旅行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旅行？这是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旅行。
的确，现代通信技术使得许多曾经只能在城市进行的工作可以挪到乡下去做，不过，我们前面已经看到，通信技术同时也令最有效率的劳动者，如纽约的赞助商、伦敦的金融家、米兰的服装设计师、班加罗尔的软件工程师等能够到达世界上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通信技术使城市更加易于管理，令城市的多样性从此变为友谊与商机的源泉。同时，通信技术也鼓励人们进行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的环球旅行。再加上服务业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在城市，服务业的种类比农村多，质量比农村高，由此，我们得出一条理性结论：城市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黄金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