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伦敦有许多让人欢喜的地方，比如离朋友近，有高档的咖啡厅，还可以选择有趣的工作（至少，可以投张简历试试）。但是或许你还记得，在本书的序里，我曾列举了我家附近几种令人生厌的事物：“按摩院”、烤串店、廉价炸鸡店、小赌场与垃圾堆。显然，住在城市的外部性有正有负。我们应当怎样权衡正、负外部性？这个简单。可以向房地产经纪人询问意见。
我就是这么做的。我找来了安妮·柯雷尔，她是当地几个最成功的房地产经纪人之一。我问她，商品房附近有哪些东西真正能使房子贬值？她答说，“按摩院”、烤串店、廉价炸鸡店、小赌场与垃圾堆。住房附近的各项设施能让自己幸福还是痛苦，房子潜在的买主们对此都心中有数。把大家的一切想法加总起来，就形成了房价。正因如此，我或我的邻居们买房子时花的钱数就可以看作我们对周围各项好的便利设施以及它们带来的正外部性的价值量所做的大体估计。比如，某地有个毒品窝点，但在其附近买房子能多带一间卧室，离上班单位距离也短，此时，我们该如何衡量这地方的价值？根据经验我们知道，这类判断题往往十分复杂。安妮曾给我讲过一个案例：某家酒吧即将获得通宵营业的许可证，跟它隔两个门洞的房子内部条件都相当好，但几名潜在买主知道酒吧的情况后，便放弃了在此买房的打算。然而住户一般并不介意大清早饮酒作乐的各种噪声、酸啤酒刺鼻的气味以及清理啤酒瓶子的声响等。酒吧带来的负外部性影响范围极小，只需多隔几个门洞，居民则感觉不到任何打扰。事实也理应如此。安妮估计酒吧旁边的房子大概会贬值5%左右。房子本来的价值约为100万英镑，5%差不多能合5万英镑。与此同时，酒吧临近街区的房子不但不贬值，而且能卖高价，因为住在这里去酒吧很方便。
房地产经纪人的格言“地段、地段、地段”总结出了一个简单的现实：能够决定房子价格（或租赁价值）的因素确实包括房子本身的面积与质量，但更重要的因素是房子周围的环境。只要房地产市场处于公平竞争状态，许许多多的买房人与卖房人竞相争取对自己最有利的交易，那么，公寓房的租金额即可看作人们对该公寓房周围环境的估值。在城市，外部性几乎就是一切。就像特制的喷雾剂能够令激光束显影一样，商品房价格或租金数额能够让无形的外部性清楚地显示出来。
1985年，罗伯特·卢卡斯第一个提出利用租金衡量城市中的外部性。巧的是，他提出这个想法的场合，正是久负盛名的马歇尔讲座。该讲座的取名意在纪念阿尔弗雷德·马歇尔。那时候，卢卡斯对货币经济学与经济周期的研究已卓有成就，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但他在那次讲演中，并没有深谈使自己成名的课题，却对剑桥大学的教师们讲起了马歇尔关于创新的理论以及其中的一些深层含义。卢卡斯演讲的题目是“论经济发展的机制”（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他想弄清楚这个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富裕起来，而另外一些国家却始终贫穷？同时，他强调了加里·贝克尔的一个想法，“人力资本（包括教育、培训与技能）非常重要”。（两人同在芝加哥大学任教。）
1959年，贝克尔第一次提出，人们在教育与培训上投资，就如同人们往某个行业或某只股票上投资一样。当时，这个想法令其他经济学家大为震惊。人们此前一直认为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回报，因而教育与一个人对自身生产能力的理性投资毫不相干。不过后来，贝克尔的观点逐渐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与肯定。就像他自己曾对我说过的那样，现在的政治家若想在选举中顺利过关，都不可能不谈积累人力资本的重要性。等到卢卡斯在马歇尔讲座上再次提起这个想法的时候，它早已在公众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不过，卢卡斯在谈到人力资本及其对发展的重要性时，又有了一个新的着眼点。他认为，国家走向富裕有一条最重要的途径，那就是人力资源外溢。或者，用马歇尔的一个很文雅的词汇：“公开的”知识。国家不管以什么方式，若能创造出学习环境，让聪明而又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能够互相学习，那么，这些国家往往能逐渐富裕起来。（在本书最后，我们还将再次提到这个想法。）但是，这里说的“学习环境”又是指什么呢？毫无疑问，指城市。
卢卡斯几乎是在演讲快结束做补充说明的时候，才将注意力转向怎样衡量“公开的”知识的价值这一问题。他用了一个反问句：“曼哈顿或芝加哥商业区的居民支付高额的租房费，若不是为了能够靠近其他人，还会为了什么呢？”
卢卡斯的解释与许多优秀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一样，大胆、充满智慧，同时高度简化。的确，人们会为了靠近其他人，理性地支付高额的曼哈顿房租，但是，这或许并不全是为了向他人学习。大城市的房租中到底有多少成分可以看作居民为人生的大学交的课时费？
我们首先来考虑一个可能存在的反对意见。有人认为，城市中的高房租意义在于使居民有机会去歌剧院、博物馆或能提供各种美味佳肴的饭店等诸如此类的地方，而不在于卢卡斯所说的那种“知识外溢”。这个想法确实或多或少有点道理。但是我想插上一句，城市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有高有低，差距巨大，不是所有人选择在城市居住都仅为玩乐人生。
在格林尼治村租一套带两间卧室的公寓房，一般要5 000美元一个月；而在罗克艾兰租一套面积相同的房子，也许每月只需付500美元。两者差额是150美元一天。人们究竟打算以怎样的频率去听歌剧？想想看，普通居民隔多久才会做一次去歌剧院的打算？曼哈顿的餐饮业比罗克艾兰火爆，这点是不错，可是曼哈顿的居民假如真的为了有机会去饭店而接受高额房租，那么，就相当于说，这些居民每晚付给房东150美元，感谢他提供了个好地段，附近有个好饭店。为了让这些数据听上去有半点可信度，你差不多就要顿顿饭都在外面吃了。
我承认，在纽约，住一个环境稍差的地方，也能以较低的价格享受到城市的些许好处。不过，条件是你要忍受高犯罪、长距离通勤，以及破烂学校。小城市的居民则无须为了找个房租便宜的住处而鼓起勇气接受这些恐怖的事物。
“高昂的大城市租房费，意义在于使人们拥有了进入文娱康乐场所的机会。”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其实另外还有一种解释：大多数文娱康乐场所都收费。的确，如果你只想感受一下曼哈顿的高楼大厦或乱哄哄的大街带来的乐趣，除了你的房东，没人会再向你收费，可是，你真的会每天花上150美元只为听一听街上的喧哗声吗？各位餐馆老板与剧场经理们知道，只要能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就可以向顾客要高价，而且绝对不包含在你向房东缴纳的房租之中。
上面讲了几点常识，同时也证明了城市中高房租的意义的确在于城市能使人们学到新东西，而不在于能买到好吃的越南快餐。常识观点背后有着坚实的证据。提供证据的人是埃德·格莱泽。他不研究房租，他研究工资。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对于工人，大城市里的高工资并不能弥补高物价对生活的影响。然而，从支付工资的一方看，即站在各公司的角度看，需要支付的工人工资比别处高则是实实在在的情况。“1纽约元”在纽约市民眼里也许仅值61美分，但在雇用该市民的公司眼里，它还是完整足值的1美元。既然如此，这些公司为什么不搬到小城市，雇用那里的廉价劳动力呢？为什么还要继续无可奈何地支付如此之高的工资？城市生活也许充满乐趣，但这解释不了城市中的高工资现象。对此唯一的理性解释恐怕就是：大城市的工人从某种意义上说生产效率更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三种可能的原因。第一种：纽约人与伦敦人比农村人聪明，这就是前两种人能够挣钱多的原因。所有大城市人私下里都认为这就是真理，但这不是真正的原因。我们不妨做一项对等比较：就拿一对会计来说吧，一个纽约会计，一个罗克艾兰会计，两人都拥有从业资格证，工作经历均在5年以上，然而两人之间的工资差距依然很大。也许这两名会计在许多方面都不尽相同，也许这些不同点无法用统计数据去衡量，但我们却以为像上面那种对等比较能够极大地拉近两人工资差距，可惜，事实证明，不能。
第二种解释是：纽约的会计工作效率更高，不是因为他们生得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他们住得近，很容易就能聚到一起讨论问题，节约了时间和许多麻烦。但是，各种工资模式并不支持这一观点。个别人从城市移居乡下，或反过来从乡下移居城市，观察这些人的工资，你会发现，不管他们往哪个方向搬家，工资水平都不会发生变化。纽约的律师搬到罗克艾兰，他拿的工资还跟从前一样多。（其实，人们不管按哪个方向迁居，工资水平都能略微有所提高。道理很平常：人们都是知道异地有涨工资的机会后，才最有可能选择搬家。）上面的现实表明，纽约的工资溢价（指高工资）既与节约出租车费无关，也不是对“聪明”这种品质的报酬。
现在来解释真正的原因。城市劳动者的工资能够以比别处更快的速度增长。你若从城市搬到农村，你本来的工资水平不会下降，但工资增长速度却会降下来。你若再搬回城市，涨工资的速度则逐渐又快起来了。真正能够获得工资溢价的人，事实上并不是所有在城市工作的人，而是有过长期在城市工作经历的那类人（不管他们现在是否还待在城市）。对于这种工资模式，有一个简单的解释：城市居民通过互相学习，从而能够迅速地变得更聪明。卢卡斯与马歇尔是正确的：在大城市中，学习是无形的，同时，知识是“公开的”。我们通过研究工资的变化规律，就能变“无形”为“有形”。
世界在不停地变化着。马歇尔写书的年代，电话刚被发明出来不到10年；卢卡斯做演讲之后，隔了好几年，万维网才发展起来。他们不可能想象出脸谱网或黑莓手机是什么样子。价格低廉而又功能强大的新传媒技术一经普及，是否会逐渐削弱城市居民的那些特殊优势？若果真如此，未来的城市还能像过去那样，继续成为学习与知识的中心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