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出这个模型的是一位政治经济学家，名叫罗斯·A·哈蒙德，当时在布鲁金斯研究院工作。研究院离全食食品超市以及第十五街伤人案案发地点不远，也就几个街区之隔。2000年，哈蒙德开发出了他的模型，那时候，华盛顿特区，尤其是他工作单位周围突然变得比以前安全了许多。兴许是这种令人吃惊的转变给了他灵感，让他想到通过开发人造社会的模型观察一个社会如何从堕落分子、罪犯大行其道的状态转变到一个人人守法的礼仪之邦。
哈蒙德在电脑上创造了一个简单的世界，唯一充斥其中的元素就是“人造人”。看这个程序运行，有一点儿像是在看谢林棋盘模型的电影快放。屏幕上，许许多多的小方块瀑布般地泻下来，每个小方块代表一个人，观察小方块的颜色，可以看出每个“人”在说真话还是假话。那么，他们会怎样选择呢？每“天”——其实还不到一秒——电脑都将这些人按任意方式配对，每人需要做一个简单的选择题：说真话或说假话。假如双方都说假话，两人将共同分得一笔黑金；假如一方说真话，一方说假话，骗子将会进监狱。
计算机模型的神奇之处在于，从中能看出来人造世界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发生变化。最初，自私自利的骗子是主要人口，在他们中零星散落着为数不多的几名诚实公民。诚实公民不会对刺激做出反应，他们总是说真话，这的确让人感到心里暖暖的，但他们的做法是不理性的。而骗子们则肯定会对刺激做出反应，他们先预测一下对方会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然后再依据自己的估测结果，选择同样的做法。一开始，诚实行事带来的好处相当少，许多天过去了，空气中充斥着浓浓的堕落气息，那些诚实的民众无从改变这一状况。
然而，在哈蒙德的模型中，当某个骗子开始担心其他骗子可能决定从此往后诚实行事，他自己也会跟着改变。几个随意的、不相关联的事件，再加上诚实居民凑到一块儿共同创造一种他们从此只说假话的印象，就能导致骗子们互相担心。
在很长时间内，人们完全只说假话，但这之后，变化来了，哈蒙德模型下的变化甚至比谢林模型中的变化更神奇：非常突然地，而且非常迅速地，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决定以后说真话。这种转变过程一旦开始，就不可能停下来，说假话变成了不理性的做法。忽然之间，世界上的骗子都认为诚实才是最好的行事原则。这样的决定是一种自我实现。随着诚实相继在各处爆发，电脑屏幕上小方块儿的瀑布一下子变了颜色。
当然，哈蒙德模型也仍然是对社会的一种极大的简化。但是，这个模型确实提供了一些暗示，解答了为什么有些社会非常突然地就从可怕的堕落状态转变到了相对法制化的状态。该模型证实了这种转变可以是戏剧性的，可以只因为极小的缘由，甚至毫无缘由，仅仅是随机事件的产物。每一个理性个体的决定都改变着其他人的决定，就如同从山坡上滚下来的小石子儿能够导致山体滑坡一样。在生活中，理性的人们相互影响，就好比在模型中，产生的整体结果也许与某个特定个体的想法并不一致。有时候社会变好的过程也是出人意料的。
遗憾的是，居民区若想打破贫穷的恶性循环并不容易。房地产经纪人在比较各个城市区域的时候爱用“有发展潜力”描述某个地方，但那些居民区往往根本就不可能蓬勃发展。您若对此表示怀疑，那么请去看一下那张著名的19世纪末伦敦贫富区域地图，该地图由查尔斯·布斯绘制，他给每个街区的居民都标出了等级，分别是G（代表上流社会，上层中产阶级，富裕），往后排F、E、D（代表工薪阶层），再往后是C、B，最后是A（代表下层社会，充满邪恶与犯罪）。对比布斯的地图与今天伦敦最穷的地方，结论使人深思：昨日贫穷的地区基本上无一例外在今天依然贫穷。当然，伦敦比过去富裕多了，这是个不争的事实，而且每一个居民区在这段时间里都得到了发展。但一百年来，相对贫穷却延续至今。这种持久性使人震惊，房地产经纪人对此更是坚决不愿相信。不过我们已经知道，城市居民都有一种自我分离的趋势，安全、活跃的居民区会越来越安全、活跃，危险、沉闷的居民区会越加危险、沉闷，由此看来，贫穷的持续不应该使人惊讶：这是一种完全理性的现象。
但是，如果某一个居民区总是比其他地方穷，或许也没有多大关系。毕竟，总要有一个最穷的地方和一个最富的地方，总要有犯罪率最低的地方和犯罪率最高的地方，只要社会中的人能够自由移动，某个地方持续贫穷也无所谓。最令人担忧的是，今天穷地方的居民祖祖辈辈都住在同一块贫穷的区域。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意味着，地理与历史就是命运，是一个无人能逃脱的陷阱。
这一切都太真实。在下一章，我们即将试着去揭开种族歧视中的真相。但性别不平等与种族不平等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黑人的父母都是黑人，黑人最有可能在黑人区长大，而且非常有可能来自一个贫困家庭。而女性与此不同，她们不大可能在只有女性的家庭或区域（女儿国）里长大。这种区别也许意味着今天的年轻黑人从他们的父辈身上继承了许多不利因素，如贫穷、地理环境差等，而年轻妇女则肯定不会拥有这类阻力。
比方说，有一个以黑人为主的社区，里面住着一个年轻的黑人小伙子。从以往的统计数字上，我们知道，他很难有多大出息。关键问题在于，我们还说不清楚到底为什么会这样。目前存在许多种解释：也许因为他居住的地方存在犯罪，而犯罪本身是一种传染病；也许因为懒散是他身边人的一种常态，他在学校好好学习反而会受到同伴们的嘲讽；也许因为他厌恶周围的社会关系，没办法找到一份好工作，除非能跳出贫民窟，遇到更多性格迥异的人，否则无法享受到工作的乐趣；也许因为他只不过是雇主有色眼镜下的牺牲品，老板不给他任何机遇……不管你怎么想，那种最古老、最明显的解释未必不正确。
尽力理顺这种种解释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们在本章后面和下一章将要做的事情。如果问题从根本上是由地理原因造成的，今天的年轻黑人小伙子们处境不理想是因为他们成长的区域太过贫穷，那么，我们也应当从地理因素上寻找解决方案，想办法改变或重新振兴那些地方。但如果问题不是地理上的，而是其他因素造成的，尝试重新振兴那些地方的做法或者将以失败告终，或者仅通过驱散穷人的方式取得成功，而穷人却并未得到任何帮助。
经济学家们多年来努力想去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却苦于信息太过有限，现在他们终于能够利用数字揭示真相，并且在这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果。有一些结论属于纯粹的统计学范畴，但也有许多结论包含了揭示性，甚至开创性的新型信息，而在这类信息背后又隐藏着许多新故事。为了理解居住在贫民窟里的人们的真实处境，我们有必要看一下各种研究成果，我们能够从中获得很多有用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