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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什么样的社区更安全(3)

2020年7月15日  来源:卧底经济学 作者:[英]蒂姆·哈福德 提供人:frame99......

建筑物的风格中有许多细微之处,并不能用统计学或数学的方法解开其中的奥妙。但格莱泽与萨克多特采访了大概1.4万名城市居民,因此他们能够极为精确地验证雅各布斯的理论。两人分别比较了高层公共住房和高层私人住宅、低层公共住房和低层私人住宅,再利用统计学工具将种族、贫穷程度等因素考虑进去,最后证明雅各布斯基本上是正确的。他们发现,住在大型高层住宅里的居民在犯罪行为中受到伤害的可能性更大,而且这些居民害怕成为受害者的恐惧心理也更强烈。大型楼群一般是公共住房,但这不是原因,建筑物的体积、规模太大才是问题所在。

你可能认为其中的原因不是理性的,而是心理上的:或许住在摩天大楼里的人都挤在一个个小空间里,人们因此很生气,于是产生了犯罪的倾向。或者你认为问题纯粹是物理原因造成的:比如,高层公寓有可能给入室盗窃提供了方便。

这些都不是格莱泽与萨克多特的想法。他们发现,建筑物创造的环境并不能从整体上鼓励犯罪。像小偷小摸,甚或入室盗窃都不会因建筑环境而更加猖獗。高大的楼房只能够鼓励街头犯罪,如偷车、打劫。这项发现表明,高楼对其周围的街道造成了有害的影响。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高楼未能创造出安全的气氛。而小型家庭自然而然地就能给人带来安全感。

建筑风格对犯罪行为的影响,说的就是“街道眼”。例如,格莱泽与萨克多特发现,只有楼层高的建筑才会使街道不安全,而单单建筑面积大并不会影响街道安全。你的住宅楼每向上多盖一层,你在街上遭到抢劫或车被人偷的风险就增加2.5个百分点。如果你住的楼不止两层,假设有12层高,你遭遇行凶抢劫的风险则增加1/4。楼建得越高,街上、门前石阶上的人就越少。格莱泽与萨克多特曾根据贫穷程度、公共住宅特点以及许多其他因素调整过研究结果,因此,他们的结论体现了仅钢筋水泥一项变量对街道安全的巨大影响。

简·雅各布斯是正确的。城市居民楼的建筑风格不能只考虑怎样看上去美观。建筑式样甚至关乎居民自身的生死。高层楼群能带来危害,但人们受影响的程度有轻有重。比如,在英国,白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92%,这里的种族隔离是垂直的,住在高层建筑五层以上的居民中,白人相对较少——英国的贫民住在高层。

不管是“街道眼”模型,还是种族隔离的棋盘模型,都容易走向极端。在“街道眼”模型中,居民区要么有趣、活跃、安全,让人们都愿意聚过来凑热闹,从而能够保持这种有趣、活跃、安全的氛围;要么沉闷、危险,导致人们都想避开这个地方,结果这里就总那么沉闷、危险。与谢林分析隔离现象时采用的棋盘模型不同,在“街道眼”模型中,不存在任何基本因素一直要把城市拉向隔离等不好的均衡状态。这一点也颇能鼓舞人心。在好的均衡状态中,多样性与活跃性能够自给。好的均衡状态始终藏在表象之下,只等城市规划人给个机会,哪怕只给半个机会,它也能钻出来。

莎拉遭遇攻击的那条街——第十五街——就曾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渡。所有的元素都有恰当的位置:街上有体面的住宅,附近就是华盛顿的市中心,而且离充满激情的杜邦环岛[2]也不远。

在这个热闹的街区形成之前,杜邦环岛第一个往东边搬到了第十七街,那时,酒吧和餐馆找新地址,既要房租便宜,又不能离顾客群太远。促进该居民区向着好的均衡转变的人们,有许多是酒吧文化的忠实追随者,而他们中又有许多人是男同性恋。这一点,再次反映出一种潜藏着的理性。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衡量成本与收益。对于许多人来说,便宜的房租、便利的夜生活条件,就是收益;犯罪、恐惧、街道危险、附近没有好学校等,就是成本。而对于男同性恋,夜生活是一项特别收益,而学校不好、街上不安全只是小成本。他们并非不在乎,或不害怕犯罪——各种犯罪行为毁灭了贫穷地区,他们只不过觉得利弊相抵,还是利大于弊。他们感到忧虑的程度肯定不会像孩子家长们那样强烈。

他们的做法产生了正面的影响。居民区正慢慢地、不断地建起好的均衡。这些同性恋者搬过去之后,街上越加繁忙、有趣、安全,于是,这里又吸引了更多的人过来,不久之后,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都相继搬到了这个本来既贫穷又孤立的小地方。而当全食食品超市集团在此开了家分店(位置甚至还要往东一些,坐落于第十四街和第十五街中间的P大街上),这地方的格局基本就定下来了。超市很快成了进一步发展的聚焦点:公寓房、餐馆、咖啡座,甚至美术馆,全盖起来了。到2005年,也就是莎拉遭遇攻击的那一年,企图在第十五街上行凶杀人,已经变成非常不可能的事了,不管白天还是晚上,这里都是城市中最繁忙、最具多样性的区域之一。

第十五街上的转变,在谢林的棋盘模型下是不可能发生的。该模型显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永远都不会改变。人们永远都要向自己的偏见低头。微小的忧虑或顾忌会导致巨大的隔阂。但是谢林模型并不能预言什么,它只证明了,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能够给社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变化。继谢林之后,许多研究员不再用摆了40只棋子的棋盘,而借助现代计算机,模拟出成千上万的决策者,进行复杂的模拟实验,实验结论往往也包含谢林模型中那种突然的转变,只是,结果不一定总是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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