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公园做例子最清楚不过。但故事里的道理其实适用范围很广，如解读城市各居民区的内部结构，回答为什么某个地方住的都是百万富翁，而也许它附近的另一个地方却充满危险，居民生活穷困乏味。城市规划的各项小细节，加上个体居民的理性行为，共同决定了这片居民区繁荣兴旺，而那片却逐渐衰败——甚至决定了居民的生与死。
假如玛格丽特·穆勒与莎拉·斯蒂芬妮克（这不是她的真名）能见上一面，她们俩一定会有许多共同语言。两人都是欧洲移民的后裔，都在华盛顿特区长大，都天生聪慧，都年轻，而且都是女性——玛格丽特是一位画家，莎拉是一位经济学家——两人都有雄心壮志，也都为了理想移民英格兰。但她们俩最重要的共同之处却相当恐怖：玛格丽特与莎拉两人都曾在光天化日遭到攻击，出事地点都是繁忙大都市的市中心，时间都是上下班的高峰期；攻击她们的都是不认识的陌生男子。不过，让两人见面是不可能的了：莎拉比较幸运，大难不死；玛格丽特则不幸在事故中罹难。
那是一个晴朗的2月的早晨，8点30分，玛格丽特在维多利亚公园慢跑锻炼。维多利亚公园景色美丽，但十分僻静。即便在上班的高峰期，公园里也依然静悄悄的。毕竟，谁会急匆匆地跑去那里呢？公园有1英里左右长，几百码宽。人们几乎找不到什么理由从公园穿行：公园的东面是车流不息的A102国道，这是一条地下水泥穿山隧道，所以要过马路是不可能的；公园的南面是维真运河，水流涓涓，偶尔相当迷人，但这永远是一条静寂的航道——河上似乎没有桥；公园的北面是一栋栋市建住房[1]，楼群与公园之间是高高的砖墙和铁栅栏。公园三面都没有出口，园子里自然鲜有人迹。
玛格丽特出事那天早上艳阳高照，但那个幽僻的蔷薇园，也就是她遭到攻击的地方，离随便一个有点人气儿的地方都几百码远，恐怕只要有点事做的人都不会到那附近去。玛格丽特的个头不足5英尺（约合1.5米），又是独自一人，可以说毫无防御能力。歹徒在她身上扎了将近50刀。当时，公园附近虽有行人路过，也能听见她的尖叫，也曾喊人帮忙，但等人赶到现场的时候，一切都太晚了，甚至没人看到过歹徒的模样。
莎拉差一点就经历了跟玛格丽特同样的命运。莎拉也遭到类似的攻击，歹徒是一个名叫雷金纳德·琼斯的男子。唯一不同的是，雷金纳德袭击的地点不是某个僻静的公园，而是华盛顿特区的第十五街。那是一个7月的晚上，天气又潮又热。附近的住户似乎都涌到了街上。人们或者正在去酒吧、餐馆、冷饮店的路上，或者刚从这些地方出来；还有一些人要到位于大街转弯处的全食食品超市去买东西；更有许多人只往门前台阶上一坐，眼睛盯着面前来来往往的人流，什么都不干。
莎拉个头高，身材苗条，又长得漂亮，那天，她穿着露脐上装和白裤子在街上闲逛。这时，雷金纳德跟她面对面走过来，也不知道看她哪里不顺眼，总之，他只喊了一句“白裤子，贱人，白骨精”，就朝她冲了过去。顷刻之间，街上乱作一团，人们都在努力帮她逃脱。一位男士还把车开到了路边，想试着救莎拉上车，但没有成功。雷金纳德先是拿拳头揍她，她重重地摔到人行道上，尖叫着求助。这时，雷金纳德开始拿刀刺她，拳打她的腹部和背部，还打了她的脸，莎拉试图用胳膊阻挡雷金纳德的拳头，结果胳膊也被打得到处是伤。这一切持续了大概有几秒钟。突然，一名男士从自家门前的台阶上冲到莎拉的身旁，扑到雷金纳德身上，把他手里的刀抢下来，扔到马路对面。街上其他人看到有邻居见义勇为，也纷纷过来帮忙。雷金纳德身上滑溜溜的，抓起来很困难——因为沾了莎拉的血。雷金纳德是个大块头，意志还挺坚决，非杀了莎拉不可，但他没有成功。他有好几次试图再靠近莎拉，但每次都被众人隔开了。大家这时不知该怎么处理雷金纳德，于是6个人骑到他身上，等待警察出现。等警察到了现场，各位目击者不停地提供相关证词，警官们差点儿忙不过来。
莎拉碰到如此残忍的歹徒，若不是第十五街上的普通民众出手相救，可能早就命丧黄泉了。她应当感激那条街上的居民，他们救了她的命；同时，她也应当感激街道本身，因为街道这个环境给了她一把保护伞。
大多数城市居民都不会像莎拉那么不幸，竟招来疯子的袭击。但我们其实也依赖着城市街道提供的保护。我们在一般情况下并不需要路人帮忙拉开打劫的歹徒或抓小偷，这是因为理性的歹徒和小偷不会挑路上有其他行人的时候作案。
简·雅各布斯是一名见解独到的女经济观察家，尤为擅长分析城市经济。雅各布斯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好街坊能够向行人提供“街道眼”（eyes on the street），保护我们不受罪犯的侵害，就像这双眼睛保护了莎拉，却保护不了玛格丽特。而“街道眼”又是正外部性的另一个例证：当我去公园的时候，我不但让别人觉得公园更热闹有趣，而且也让其他人觉得更安全。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公园，而我，也因他们的到来而感觉多了一重安全感。空荡荡的街道气氛沉闷，让人感觉充斥着危险，因此，街道始终保持着空荡的状态。熙熙攘攘的街道则既有趣，又安全。街上挤满行人，是不是个奇迹呢？
雅各布斯强调了在设计街道与建筑物时那些小细节的重要性。我猜，她若知道了安静的维多利亚公园里发生的事件，应该不会感到十分震惊。只要想想公园的位置——被其他公园、运河和一条繁忙的马路紧紧围住了！雅各布斯若观察哈克尼丹斯游乐场中人数的各种变化，大概也认为那是意料之中的事。在无情的都市背景下，那个游乐场、那个公园是方圆一英里内（或者再大一点）唯一的绿地。假如人们在公园里感到安全、有趣，就一定会很好地把公园利用起来；但该公园周围的环境并不利于吸引游客，一面是铁轨，一面是学校，校外砌着很高的围墙，第三面是市建住房的筒子楼。与公园毗邻的这些设施、建筑都不能鼓励人们路过公园的时候进去走走；恐怕一天中只有学校上学、放学的两个时间段才有人肯从公园穿行。如此看来，游乐场不能指望周围环境吸引游客，只好全凭自己的魅力，比如，当天气好的时候，大家就会来逛公园。
在雅各布斯看来，建筑风格也是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人们在盖每栋大楼的时候，并不应当只考虑建筑物的美观。高楼往往使人的目光移开街道，从而街道就会变得更加危险。假如你住在14层，街上发生了行凶伤人的事件，就算你当时位置很好，能一清二楚地看到事件的全过程，你也没办法立即从门前台阶上跳下来，冲到马路对面，解救受害者。
雅各布斯对都市生活的研究说明她是个聪明的学生。许多读者都让她的理论给说服了。但是，她的理论虽然好像很有道理，却缺乏实证，或者说，证明起来并不是很容易。现在，另外两名经济学家埃德·格莱泽与布鲁斯·萨克多特终于找齐了相关数据，从而可以证明“高楼导致犯罪”是真是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