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偶尔抱怨称，他们没法像物理学家那样通过做实验检验自己的理论。但这个说法并不完全准确。我们承认，物理学家能够在实验室里只改变一个相关要素，如某种液体的温度，而保持其他要素全都不变。经济学家就做不到这一点，因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行为，而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
但这个问题现在也已经有了解决办法，给出答案的人是医学研究员。他们也遇到了经济学家的烦恼：他们想在病人身上检测药效，而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给一个病人开某种药，不管该药品效果怎样，那个病人的病情，或许都会有所好转或恶化。于是医学研究员没有采用精确的可控实验，而选择了第二种理想的办法：随机实验。他们给1 000名病人开真正的药，再给另外1 000名病人开安慰剂，即假药；假如服用真药的病人普遍比服用安慰剂的病人康复得好、快，那么基本就可以确定此药有效。当然，部分服用安慰剂的病人也可能出现病情好转，而部分服用真药的病人却病情恶化。不过，既然有2 000人参加了实验，所有这些偶然元素最终将互相抵消。对于2 000人中那种系统化的区别，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药起作用了。
或许根本不必要找2 000个人来检测药效是否强大。就好比我扔硬币，不需要连续扔2 000次正面，才知道那枚硬币有问题，连续20次正面的概率就已经是100万∶1了。
既然随机实验在临床研究中适用，将之用于经济学研究又有何不可呢？为了检验某个新的救助政策是否有效，如向学校提供教材、往街上派更多的警力、发放住房券等，不妨随机选择一些学校、街区、家庭，向他们中的一部分给予以上帮助，而对另外一部分则什么都不给。
1994年，政府协助做了一场伟大的经济学实验，在那场实验中，接受测试的“小白鼠”是分别来自巴尔的摩、芝加哥、洛杉矶、纽约以及波士顿穷人聚居区公共住房项目中的居民。他们得到的好处，可比第6章里雷蒙德·巴特利奥与约翰·卡赫尔给那些小老鼠的根汁饮料实惠多了。政府首先从参与实验的居民中随机选出其中的1/3，只允许他们申请公共住房，此类住房由政府建造，租金固定，为每个家庭收入额的30%。从此，他们便不会再获得任何额外帮助。再选择另外1/3的居民，向他们提供所谓的“8号”券。这些居民假如愿意搬家，去独门独户的私人住宅居住，所需条件与前面相似，他们自己只需拿出家庭收入的30%，余下的费用由“8号”券填补。最后那1/3的居民（也是随机选出的），则被划入“向希望移居计划”。
“向希望移居计划”的目标是要弄清楚：当这些家庭搬离贫民窟，搬到比较富裕的地方后，会发生些什么？参与该计划的居民能够得到搬家顾问的特殊帮助，他们协助这些人在城市中某个新区域找住处，同时，住房券能够解决全部租金问题，其数额超出了这些居民家庭收入的30%。但是，想得到所有这些好处，有一个条件：参与者只有成功地在贫困率低于10%的居民区找到住处，住房券才生效。这是个极具挑战的目标，别忘了，甚至在乔治敦和克利夫兰公园这两个极为安全、平均每户年收入20万美元的地方，贫困率仍达7.5%。而这个项目中的参与者，都来自贫困率至少在40%的居民区！
“向希望移居计划”向参与者许下了一个诺言——一种远离贫民窟，远离孤独、贫穷与犯罪活动的新生活。而在三位经济学家劳伦斯·卡茨、杰弗里·克林、杰弗里·利伯曼看来，该计划还有一个作用：通过这个机会，能够看出居民区对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公共住房的居民是因为环境差、周围的人不好才过得不如意吗？或者，他们的状况得不到改善，是一些与居住地背景环境无关的因素，如家庭的贫穷或老板的种族主义倾向造成的吗？因为在实验中，所有人都是随机抽取的，留在公共住房的居民与有机会搬家的居民都是随机的，所以试验结果中，两类家庭中出现的任何区别都可以看作是搬家与否带来的影响。
没办法将卡茨、克林、利伯曼的发现轻松归类。实验证明，居住地对于生活中的某些方面确实非常重要，而对于另一些方面则毫无影响。搬到了富裕居民区的成人、小孩都感到更安全、更幸福。孩子受到严重伤害的可能性减少了3/4。行为问题在女孩中减少了1/4，在男孩中则减少了40%。严重哮喘的发病数量下降了2/3。孩子们遇到攻击、抢劫或被惊吓的可能性降低了1/3。许多成年人称自己以前几乎没感到过快乐或安宁，而搬出来后他们心情极度忧郁的时间减少了1/3。居民的整体健康状况有所改善。一位随家人搬出来的母亲回忆起她领着4岁的女儿回原居住地时的情形：“即便现在我也没办法把车开到那条街上。我的小孩儿很害怕，还哭了。她不停地说‘不要、不要、不要’。她甚至都不想靠近那里。小孩子的记忆力能那么好，真令人惊讶！”
与此同时，实验显示，成年人在搬到富裕的新环境后，找工作依然是个难题。孩子们搬到新邻居中间后，在学校的表现并没有多大提高。至于犯罪率，实验结果证明：犯罪不是传染病（这和当下流行的信条不大一样）。有些家庭搬到了富裕的居民区，可孩子仍跟从前一样爱惹是非、爱犯法。新家周围犯罪率高或低对这些孩子一点影响也没有。
这一切都说明了什么？实验说明若你居住的环境不好，能严重影响你的健康和幸福感，但环境并不会让你考低分、犯罪或失业。你的邻居圈很重要，但它不能预言你的命运。
参与了“向希望移居计划”的年轻人搬离了流氓圈、罪犯与毒品，于是幸福感、安全感都来了，他们甚至变得比以前理智了。但是，他们的工作前景没有得到改善，考试成绩也没有提高——至少，在他们搬到新住处的最初几年，这两样都没有改变，家在贫民窟似乎并不能毁灭工作前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找工作的情况或许能有所好转。这个说法是有证据的，比如在巴黎，住在贫民区会成为找工作的严重阻碍。）这样一个事实也许令人咋舌，尤其是我们已习惯性地认为搬出贫民窟就是好日子的开端。但是，不要忘了，那些人搬出去是自主选择的结果，而不是随机选择的结果。假如詹妮弗搬出了贫民窟，开始了新生活，那么原因是在于她的新邻居们，还是在于她自己？
“向希望移居计划”实验传达的信息其实是这样的：生活中，居住环境差并不是唯一能够阻碍人们前进的因素。那么还有哪些因素呢？我们下面就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1]相当于我国的经济适用房。——译者注
[2]一个著名的同性恋社区。——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