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黑店的经济学
我所有在饭店里度过的晚上，数那一晚最苦不堪言。那家饭店以豪华著称，许多人慕名前往，渴望体验一下著名的厕所，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但那地方没人会去第二回——菜价贵得离谱。当然，“贵”在伦敦也不算新鲜事。真正令人惊愕的是饭店为了从顾客身上搜刮现金，竟利用各种技巧，跟法律打擦边球。我的妻子跟服务生要1份沙拉，结果他端来了4份；1瓶红酒直接拔了塞子，摆在你面前，其实没人点酒。
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玩另一场“分摊费用”的游戏。我们一桌12人，基本上无法互相交流，因为屋里噪声太大。我们都期待那是一个梦幻之夜，所以没有人想把事情搞得不愉快。我看着4份沙拉，心理算计着12人分摊费用，我个人可能不过花1英镑左右。我可以假装那是别人点的沙拉。我对于拔了塞子却没有喝的红酒，也抱有一样的想法。酒店无意替顾客省钱，而我，还有其他人，也不打算从座位上站起来告诉服务生“我们受够了！”——这事根本不值得花时间去想、去做。最后，我没等甜点端上来就先离开了。我走的时候扔下一大笔现金，好支付我的那份账单。至今我也不知道那些钱够不够分摊那顿饭费。
高档饭店如此，大公司也如此。股东们能够感到钱正从自己的荷包里一点点地往外流，流到经理们的口袋里，但股东又能怎么办呢？哪怕在最佳时机，股东抗议都很难取得成功。假如我总共拿1万英镑去买伦敦金融时报100指数（FTSE 100）里每家公司的股票，我敢说，我会非常关注股市的一举一动，但我不会去在意某一名CEO的薪水情况。我在100家公司里的每一家都投资了价值100英镑的股票，假如某位CEO侵吞了1%的公司财产，纵然这在他数量巨大，而我的损失才不过1英镑。再加上CEO又会很好地伪装自己，我恐怕永远发现不了这件事。这些CEO加起来从我身上拿走了100英镑，但我做不到同时向他们所有人讨要我的钱，我只能试着一次击败一个人。我自己单枪匹马肯定不行，若再去联络其他股东，拉他们跟我一起投票解散董事会，我得费多大劲啊？
实际上，真正的情形比这还糟糕：一场分摊费用的游戏，外面还套着另一场更大的分摊费用的游戏。即便我和股东里的其他积极分子确实找到办法联合起来推翻了一个过分慷慨的董事会，直接后果可能就是使公司连续陷入一系列危机之中。同时，其他公司里的董事们在看到我们小小的股东革命后会稍稍收敛，而那些公司的股东们将从中受益。我们这些勇敢的革命家则最有可能付出艰辛，结果白赔钱。
上文的假设意味着，CEO们只要不过分激怒股东，就能高枕无忧。若是某个服务生上来抢我的钱包，我必然要坚决维护自己的权利。但再上一瓶没人喝的红酒，会怎样？我就算看到服务生把酒端上来了，放在桌子那头，我又能做些什么？
避免激怒股东，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把他们全蒙在鼓里：稀奇古怪的股票期权，以及各种相应的掩盖措施，令CEO们一方面赚得痛快，另一方面却不必担心会计账目上出任何细小的差错。还有许多其他的诡计，包括“软贷款”，以及给退休主管们的“咨询费”等。这类伪装都使股东难以发现CEO的高薪中那些可疑的地方，于是，股东也就不会对之追根究底了。
不是所有CEO都能利用伪装赚大钱。纵然大部分CEO在“凭运气赚钱”，他们的巨额奖金跟工作中的付出不相关，而跟商品价格等外在因素挂钩，但这种情况，在那些至少有一位“重量级”股东的公司里就少见得多了。这是有理性意义的。大股东能够很好地解决“分摊费用”的难题，这与岳父请你吃饭，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你，你肯定不敢点香槟酒，一个道理。不幸的是，股东力量涣散正是上市公司的本质特征。
有些难题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别忘了，我从没说过“理性”意味着“绝妙”。理性选择把我们锁定在了这种情形之中：你的老板将永远拿高薪，而你所在的公司的CEO更是如此。假如你和另外20个人一同出去吃饭，理性选择使你注定要多花许多不该花的钱。不管怎样，你现在至少理解了所有这些事情背后的逻辑关系。在接下来的两章里，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恐怕更令人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