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邻居四处找人手帮他料理旅馆，我在慎重考虑是否要介入此事之后，好不容易帮她找到了符合她所有要求的一对夫妇。她现在感谢上帝把他们带到她的面前。
你看她是不是把我和上帝搞混了？倘若是，我应该绅士般地提醒她，我只是一介凡人，如此高的评价我受不起。我希望你不要用我的真名，我不想更多的人找我帮他们寻找奇迹。不管怎样，我丈夫认为这件事已经冲昏了我的头脑。
——S夫人，南非
亲爱的S夫人：
我得说，对于你邻居的行为，一个更可能的解释是她试图讨好上帝，而不是你。鉴于你所付出的辛劳，我能够想象这会让你多么气愤，不过，如果讨好上帝能够如愿以偿的话，她的这种态度也符合情理。毕竟，上帝是无所不能的，因此，有上帝庇护，肯定比有你这个平凡的S夫人强。
问题在于，上帝会关心祈求他的人吗？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曾运用非常时髦的统计方法研究这个问题。（有些人声称，赫克曼的论文只是将统计学方法拙劣草率地运用于实践。我不便评论。）
赫克曼观察道：“这个分析的实证结果非常重要。少量的祈祷没有任何益处，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大量的祈祷却很有帮助。”这让人颇感兴趣，表明中立派的不可知论者选择了一种极为愚蠢的方式。你的邻居将这点经验牢记于心，既然极度虔诚的祈祷如此重要，难怪她会把你努力得来的功劳全部归结于上帝。
——虔诚的卧底经济学家
我应该与快乐的人交往（因为与他们交往的过程让我心情愉悦），还是与不快乐的人交往（因为与他们相比会让我感觉不错）？或者就像经济学家声称的那样，这两者之间是无差异的？
——D·K，美国纽约
亲爱的D·K：
经济学理论没有这样的主张，它只是坚持认为你的偏好应该是一致和完全的，因为这样的计算会简单一些。尽管许多经济学模型专注于你的实物需求，这也是为了简化事情。从理论上说，没有理由坚称你的快乐不能取决于别人的快乐。
那么，你的问题应该设法通过实证来解决。最近发表在《英国医学期刊》上的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就试图解决这件事情。其作者詹姆斯·弗勒（James Fowler）和尼可拉斯·克里斯塔吉斯（Nicholas Christakis）发现，快乐是可以传染的。
如果你身边的一位朋友变得快乐，那么你感到快乐的可能性就会上升1/4。身体上的接触似乎很重要，并且快乐在同性之间的传染力要大得多。
这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不过会产生一些奇怪的结果，比如，一个快乐的邻居对你的心情的影响似乎比一对快乐的夫妇对你的影响力更大。相比之下，《英国医学期刊》上的另一篇文章，其作者贾森·弗莱彻（Jason Fletcher）和经济学家伊桑·科恩科尔（Ethan Cohen-Cole）运用类似的数据组和方法，研究结果证明身高同样具有传染性，这看上去似乎可能性不大。
麻烦在于，很难将其他方面的真实传染性区分开来，比如，共享的物质环境，或者人们会像朋友一样对待看似与自己同类的人。我的建议是，当然可以去找快乐的人，但是不要期待奇迹发生。
——快乐的卧底经济学家
自今年年初以来，我的计划就不断地被打乱，因此，我一直没有时间去拆掉圣诞树。到如今，我应该继续保留这棵树到今年圣诞节，还是马上拆掉它？
——D·西雅图
亲爱的D·西雅图：
我们总是不时地拖延一些事情。就说我吧，我在2007年春就收到了你的电子邮件，到现在才回信。如果这期间你已经解决了问题，就请原谅我的拖延。不过，我的回答可能仍然有用。
我想我们可以按照如下思路来假设一个效用函数。在圣诞节期间有一棵圣诞树能够带来正面效用，但是边际效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一段时间过后，边际效用为负，那棵圣诞树成为一个麻烦，既没有用处，也不能做装饰。
鉴于吝啬在经济学模型中是一种美德，让我们假设，如果那棵圣诞树（假设是塑料的）能够保持一年，那么到下一个圣诞节时，它的存在不会像旧闻一样毫无价值，而是会像从前一样受欢迎。我们还假设，装饰圣诞树和拆掉它都会带来负面效用，尽管以我的经验看来，未必如此。
所有简化的假设都会让人更偏向于保留圣诞树。虽然如此，对模型进行几次数列运算的结果表明，几乎在所有情况下，你拆掉圣诞树都会更快乐。即便现在已经是12月月初，我还是建议拆掉你的圣诞树，并在圣诞节前夕好好享受重新装扮它的喜悦。
如果那棵树仍然立在那里，我认为你的问题不仅仅是简单的成本——收益分析，而是将短期棘手行动往后推迟的严重拖沓倾向。我已经建立了一套制度来处理这类问题，它的名字叫作“新年决定”。
——从头开始的卧底经济学家
在我以前居住的公寓楼，我曾经把车暂时停在另一个租客的车库里。那个租客找人来固定住了我的汽车的车轮，并让我出这笔费用——120美元（69英镑）；尽管他其实根本没有车，尽管他知道这车是我的。在此之前，我与这个人没有发生过任何口角。
那个租客在这件事上没有得到一丝好处，除了我恶意中伤他的话，而我则损失了120美元。为什么他不装作没看见我的车，或者上来敲我的门说：“瞧，我已经打电话叫人来固定你的车轮了，除非你用其他办法来劝劝我。”我本来还可以请他喝几瓶啤酒。但他没有这么做，在他的行为背后，合理的理由是什么呢？
——杰里米·库克
亲爱的杰里米：
你有理由感到困惑。显然，这位邻居在你所描述的狭义场景中没有最大化地利用他的谈判筹码。不过，我觉得必然有一种逻辑来解释所发生的事情。
博弈论是经济学家的一种分析工具，用以分析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彼此之间必须谈判、合作、竞争或者做其他事情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结果。博弈论的本质就是，每个人都将预期对方能够预料到自己可能的行为，并对此做出反应。
博弈论显示，有时候非理性是一种高效策略。看似没有逻辑的人其实是在按照他自己的方式行事。例如小孩子、恐怖分子、老板、狗和晚年的夏尔·戴高乐。
你的邻居也许已经估算过，向你表明惩罚你的意愿不会立即产生个人收益，不过长期来看他是受益的。或许他是非理性的，但也是理性的非理性。
——非理性的卧底经济学家
在奥运会的女子个人体操比赛中，关于评分有过几次争议，专家们都认为美国的体操运动员因此而错失了金牌。问题是，体操强国的专家不可能当评委——如果他们国家的一位选手参加比赛，他们就无法当评委，因此，剩下的评委都是来自没有体操传统的国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多尼·约瑟夫，美国加州洛杉矶
亲爱的多尼：
在体育赛事中，首要目标就是赢得评委们的一致认可，差错是在所难免的。不过，正如体育经济学家史蒂芬·西曼斯基提醒我的，在两种错误（偏见和差异）之间存在一种权衡。使用公正无私但缺乏经验的评委应该会减少偏见，但会加大评分结果的差异。真是个痛苦的权衡。
民族自豪感并不是偏见的唯一源泉。评委们有朋友，他们也许认识比赛选手或者他们的教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著名的美国管弦乐队开始引入了一种“盲测”，也就是音乐家在帷幕后面进行演奏。这种做法是为了消除对某位特殊老师的学生的偏袒。经济学家克劳迪亚·戈尔丁（Glaudia Goldin）和塞西莉亚·劳斯（Cecilia Rouse）的研究结果出人意料，更多的女性在盲测中获得了成功，这不仅消除了性别歧视，也消除了偏袒心理。
体操运动员几乎不可能在帷幕后面表演，尽管我认为他们可以戴着巴拉克拉法帽进行比赛。我所能够建议的是一种非传统的报酬体系。每个评委应该独立地给出评分，只有当其他评委对此没有异议时，她（他）才能够得到报酬。如果他们想得到报酬，就需要在“焦点分数”上进行协调。显而易见的焦点分数是他们对体操运动员表演的真实评价。
这确实值得一试。当然，如果评委们无法统一意见，那么他们得到的报酬恰恰是他们应该得到的——什么都没有。
——独立客观的卧底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