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有那么重要吗
本章的标题是“中国的致富之路”，其实中国还未真正变富。然而，它在致富路上的步伐快于历史上任何国家。
可是……这又怎样？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发生了巨变。中国人感到困惑；很多人下岗，或与当下的中国脱节。
当代中国电影反映出这些困惑，有时也表现了对某种痛苦的探索。很多影片，如《洗澡》和《幸福时光》，都表现了有人到深圳追寻财富后家人分离的状况。这类影片展现出一种让人心痛的感觉，但不是富人们的感觉。其中传递的信息是：各种新机会正在破坏旧有的生活方式。另一常见主题是完全的迷惘：在《十七岁的单车》里面，骑自行车的快递员发现，他唯一的财产被偷了，所以当他试图加入资本主义体系时，最后却陷入了痛苦和暴力之中。在动人的《幸福时光》中，一群好心的朋友在工厂倒闭、自己下岗后，千方百计照顾一个盲人女孩。他们假装在经营一家公司，但却没想到，其实办一家真正的公司似乎更为容易。而那个在20世纪90年代长大的女孩却能清楚地“看”到，她其实有能力自己谋生。
身处一场革命之中并不容易。很多20世纪70年代的年轻男女是在中国农村地区成长起来的，他们作为农业社会的一部分参加工作，拿“工分”，按上级指示办事，拥有社会和国家提供的基本生活条件。他们的儿女却是在另一种环境中长大，那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生活依然艰难，但周围有了更多的钱、更多的选择。土地非常宝贵，当耕作方法改进后，农村出现了更多的剩余劳动力。有些人做到了父辈被禁止做的事情：到城市去寻找工作。在迁移过程中无数人与家人分离。虽然新机会大量涌现，但随着某些国有企业的衰落，旧有的社会保障体制变得支离破碎。
与此同时，工厂的条件十分恶劣。在难以确保安全的环境中，拿微薄工资的员工长时间工作。BBC的一位记者曾报道过李春梅（音译）的故事。2001年下半年，她在连续工作16小时后死去。她的工友发现她倒在浴室的地上，鲜血从嘴和鼻子里渗出来。然后还有周现宾（音译），因在一家油漆厂触碰到高压电线，他的双脚被烧焦。这是经济增长的代价吗？值得吗？
《卫报周刊》（Guardian Weekly）曾刊登对马丁·沃尔夫著作《全球化为何可行》（Why Globalization Works）的书评，后来该报纸又发表了一封充满愤怒的读者来信。信中以幸灾乐祸的笔调幻想着沃尔夫本人如何被迫在一家血汗工厂工作。
这种反应有点恶劣，就像希望每个穿T恤衫的人都遭受被饿死的诅咒——缺少逻辑性。马丁·沃尔夫在这个问题上是正确的：血汗工厂强过他们之前面临的恐惧，而且是迈向更美好生活的一条道路。
将当代中国与早期的乌托邦相对比是不公平的，也是不恰当的。富裕国家或正在迅速致富的国家都掌握了经济学的基本道理，这些我们已在本书学过：与稀缺力量和腐败做斗争，纠正外部效应，努力使信息公开化，建立恰当的激励机制，与其他国家打交道，还有最重要的：全力拥抱市场，这能同时完成以上的大部分工作。喀麦隆的贫困夺去了很多生命，因为贫困是能够杀人的，它同时剥夺了人们自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和能力。印度比喀麦隆强很多，但却比中国差很多，它还非常穷，有50万国民因为麻风病被毁容，而这种病只需用一杯啤酒的价钱就能治好。经济学事关重大。看看喀麦隆、印度，再看看美国、英国、比利时，反差之大一目了然。
最后，经济学的中心是人——这一点经济学家们解释得不够。经济增长关乎个人更好的生活——选择更多、恐惧更少、艰辛更少。像其他经济学家一样，我相信血汗工厂好于其他选择。但是，如果我不相信他们正在走向更好的生活，我就不会如此热情地支持中国的改革。
这就是为何我为中国的最新消息感到欢欣鼓舞。财富并没有得到平均分配，但它正在从上海、深圳等“黄金海岸”地区慢慢渗入内地。中国内地的经济增长强劲，1978—1991年的年增长率为7.7%，1978—1995年，中国2/3的省份经济增长率高于世界任何其他国家。但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正感受到差距。多年支付低工资之后（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供应好像是无限的），黄金海岸的工厂开始出现民工荒。外资企业因为待遇好一些，所以招工相对容易，而且工人流失率较低。但工资必将提高，工作条件必将改善，因为中国内地正在迎头赶上。
2003年，杨丽（音译）像很多中国工人曾经经历的那样，背井离乡到珠江三角洲的一家工厂工作。一个月后，在上完了13小时的班后，她决定回家，自己去创业——开一家自己的发廊。“在工厂里每天就是工作、工作。”她说，“我现在生活得很好。”杨丽有了真正的选择权，在她生活的这个国家，这些选择对她的生活质量非常重要。她尝试了在工厂工作，并确定那不适合她，现在她说：“我可以随时关掉这个发廊，只要我愿意。”
经济学就是关于杨丽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