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增长中走出计划时代
像苏联的经济联盟一样，中国的工业部门也是在计划制订者的控制之下。例如，计划规定某钢铁厂生产特定数量的钢，这些钢将被用于某些特定目的，而为了这些钢的生产，需要运来标准数量的煤（据说每吨钢生产需要0.8吨煤）等等。就算低级官僚提供关于成本和数量的真实信息，做计划时的计算工作也是极其复杂。所有人都可以说他们的机器和原料质量差、不够用，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生产出了足够多、足够好的产品。因为缺乏一个“真话世界”，所以他们的话是真是假无从知晓。然而，即使将早期的乌托邦梦想放到一边，这种系统也只能一时有效，因为每年计划制订者都拿前一年的计划来指导自己。
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调整生产要求和进行资本投资的工作越来越困难：这就是为什么1976年时，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比20世纪50年代时低很多。市场体系能做得更好，但创造一个市场体系却没那么简单。没有支持市场的各种制度，市场就无法有效运转：在市场经济中，人们需要提供贷款的银行，需要解决纠纷的合同法，需要利润不会遭剥夺的信心。相关制度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与此同时，计划经济中很多劳动者参与的是无收益的劳动。这些问题在工业部门最严重，因为工业部门与计划体制联系最紧密，工业部门是政府创造储蓄的媒介，工业部门还是大部分政府投资的资金来源。
如果邓小平决定直接放弃计划，一夜之间转向市场体制，最可能的结果是急急忙忙建立财产权、金融部门的崩溃（因为政府主导的很多银行发放的贷款根本无法收回）、大范围失业，甚至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事态可能很快好转，但也可能难以好转。在20世纪90年代的苏联，这种“休克疗法”就造成了经济崩溃。
而且，这种极端的改革还可能冒犯既得利益阶层，包括大量平民，所以改革措施在政治上成为不可能。因此，邓小平与意见一致的改革者们采取了一种暂时性的策略。在1985年，“计划”的规模被冻结，政府规定的生产规模不再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长。同时，国有企业可以按照自身意愿扩大生产。高效的煤矿企业可能发现，高效的钢铁企业为生产更多钢铁而需要购买更多煤，而多生产出的钢铁又会被卖给高效的建筑企业。效率低的公司若想扩大生产，则会无果而终。
事实证明这种策略非常有效，原因有几个。
第一，很容易理解，冻结计划规模的承诺是言而有信的。这个言而有信的承诺很重要：如果计划制订者不断根据外围市场的信息扩大和更新计划，那么市场将很快停止产生有用的信息。而工厂管理者如果认识到，他们做出的任何成功改变都很快被吸收入下一年的计划，那么他们就宁可不再改变。
第二，因为计划已固定下来，某种程度的稳定性就得到保证。有工作的劳动者就不会失业。情况不会变得更糟，但如果经济能增长，情况就可以变得更好。很多人抓住了这个机会，宁可不远千里、背井离乡去条件差的纺织厂长时间做工，也不愿像原来那样，在边际性的贫瘠土地上艰难谋生，甚至无法谋生。
第三，市场正是在它应该在的位置运转：边际地带。要记住，对于一个经济体的有效性来说，真正重要的是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想象一位工厂管理者，他正在考虑是否在计划外多生产一吨钢材，而且要从中获得利润。如果他知道边际成本（多生产一吨钢材的成本）和别人给出的价格是市场价（这反映出这吨钢材带给别人的收益），那么他就可以做出正确决定：如果市场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就投入生产。工厂的这部分产出将是有效的。
至于对其余的钢材做出何种决定，那与产量是否有效无关。在10吨钢材中，可能有9吨是根据国家计划生产并分配的，但对效率来说，重要的是关于第10吨钢材的决定。
这就说明，有效率的企业可以扩展，可以满足额外的需求：在第10吨钢材之后就会有第11吨、第12吨。这种需求来自经济体中正在扩展的部分——它们真正需要产品的供应，而非计划制订者。企业管理者会保留利润，并进行再投资，并且有动力去确保这些投资有利可图。
相比之下，低效的公司难以成长。只要政府一直通过计划补贴它们（在20世纪90年代，政府逐渐停止这种做法），它们仍可以继续保持生产。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规模在2003年时已比1985年计划被冻结时多了4倍，这类公司的重要性已很快萎缩。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经济已在增长中走出了计划时代。
市场和稀缺力量
我们知道，市场体系限制公司的稀缺力量。多数公司面临着竞争，而在经济体中竞争不太激烈的部门，往往时间一长就会吸引来新的竞争者。竞争和新公司的自由进入能够限制稀缺力量，从而强有力地推动了有效生产、新创意、消费者选择的多样性。
中国的改革者需要鼓励公司进入市场，需要限制稀缺，但同时不能采取一下子放开的策略，因为那样可能造成不可预见的危险。他们希望改进国有企业的表现，引进公共部门的新公司作为竞争者，逐步推动私营企业的发展，慢慢向国际的竞争者开放。如果一个方面的竞争还不奏效，还有其他方面。起初最重要的竞争者是地方政府拥有的“乡镇企业”。尽管名头听起来不够响亮，但它们常常是大型的工业企业。后来，私营公司和外资公司也被允许建立和发展。
1992年下半年时，只有14%的工业产出是由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完成的，而国有企业完成了近一半。剩余部分大多数是由地方政府的乡镇企业完成的。中国经济的奇迹真的不在于私有化。重要的不是谁拥有这些公司，而是这些公司被迫在一个相对自由的市场中去竞争，而这个市场压低了稀缺力量，带来了“真话世界”的信息和激励机制。
效果甚至是可测量的。回想第一章，我们发现高额利润经常是稀缺力量的标志。如果新加入的公司和更激烈的竞争在削弱国有企业的稀缺力量，那么我们可以预料，它们的利润率下降了。
事实果然如此。20世纪80年代中国公司的利润率非常高：很多行业的利润率超过50%（对一个竞争较充分的经济体，你可以指望的利润率是20%，而且经常更低）。由于国家计划中定价的随意性，各个行业的利润率也各不相同：炼油行业的利润率几乎达到100%，而铁矿开采行业的利润率只有7%。无论哪个行业，都是由政府收回利润，然后进行再投资。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利润率开始下降，而且出现了“群雄逐鹿”的局面——利润最高的行业受到来自地方政府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最强有力的挑战。在20世纪90年代，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幅度超过1/3；在利润最丰厚的行业，下降幅度至少为一半。所有这一切的效果是：减少了浪费，中国消费者的钱有了更高的回报，中国成为世界市场上一位有潜力的竞争者。稀缺力量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