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将来投资
郑州不像上海那样令人震惊。它脏乱、拥挤，而且尽管是一个大的铁路枢纽，却有些与世隔绝的感觉：我们在郑州待了近一周时间，却没看到一张外国人的面孔。不过，在自己独特的方面，郑州还是像上海那样令人印象深刻。这座远离西方世界的城市其规模与伦敦相当，在我们的导游手册上，它是“混乱不堪、缺乏规划的典范”。不过，郑州至少展现出中国的经济革命已超越了沿海省份。40层的大厦赫然矗立在巨大的火车站旁，有很多现代化的银行、巨大的商场和酒店、冷冰冰的水泥过街天桥，到处都是广告。
要建设这些高楼、铁路、公路，需要大量投资。针对这些来自投资的道路与工厂、住宅与写字楼，经济学家已经为它们贴上了标签，他们称这些建筑物为“资本”，而所有持续性的发展都需要资本。资本可以来自国内或国外的私人投资者，他们希望能够赢得利润；资本也可以来自政府，政府的投资要么来自税收收入，要么来自强迫性的储蓄计划。
常识说明，如果你想明天比今天更富有，就应该花钱去投资，而不是马上花钱去享受商品和服务。你可以投资于教育、房产或银行账户。无论哪种方式，如果你今天少消费一点，然后用省下的钱去投资，那么你明天就会更富——如果是好的投资方式的话（在自家后院建小高炉不行，建一座屋顶漏水的图书馆也不行）。
国家发展中有一块并不神秘的内容，它基于一种简单的原则：今天的储蓄和投资使你明天更富有。在环太平洋地区快速发展的经济体里，储蓄率一直很高。然而，正如我们在第八章所知，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市场经济无法直接决定要进行更多储蓄和投资。在喀麦隆，多数人不愿去储蓄：他们不能拿钱去投资公路等基础设施，而且如果他们开办工厂和商店，对政府是否会允许他们干下去也没有信心。只有少数例外，如在移动电话行业，因为是先缴费再使用，所以如你所料，经营非常成功。很多贫穷国家都想吸引外资，但连本国公民都缺乏信心，要到国外去投资。难怪储蓄率那么低，而存款中投资于喀麦隆的比例就更低了。不提供一个安全的投资环境，喀麦隆政府就无法鼓励投资。
中国的社会主义政府在获取资本方面没有问题。市场经济无法直接决定更多地进行储蓄和投资，但社会主义经济往往能够做到。资本来自政府的计划，几乎所有存款都可以被政府或国有企业使用。在两种情况中，都是将个人口袋里的钱拿出来，然后由政府或企业代表他们去投资。还有大量可供使用的资本：国民收入中约1/3被节省下来，大致相当于喀麦隆的两倍。
起初，中国能够用这些资本获得相当高的回报率。在20世纪50年代初，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重建基础设施和工业，每投入100元能为中国增加40元的年产出，这是相当不错的回报率。这不应令人感到惊讶。中国政府面对的任务足够清晰，尤其是战争和革命期间遭破坏的部分需要修补。一切需要的只是政府下达命令。
后来麻烦来了。即使“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撇开不算，中国发现，从投资中取得高回报已越来越难。到毛泽东去世的1976年，每100元的投入只能为中国年产出增加18元，这种回报率还不到20年前的一半。因为政府和国有企业将国民收入中很大部分用于投资，所以投资效率的降低造成了巨大浪费。
心存同情的分析家可能会得出结论：经过明确的投资之后，回报率的降低是不可避免的。这对日本、美国等先进国家来说确为实情，但在1976年，中国仍极度贫困。没几个人拥有汽车、电话，在农村也没有多少人能够使用电或自来水。在如此贫穷的国家，只要投资提供现代生活的基本条件，就能够获得高额回报。这个国家需要进行大量有效的投资。
在明确命令人们去制造什么、建设什么或种植什么时，就不必担心如何投资的问题。但随着人口的增多、技术的发展、长期性投资的进行，计划经济与记忆中的价格体系越滑越远。世界上真正的市场经济在迅速改变。在韩国，80%~90%的劳动者、土地、资本在劳动或被使用时，其在20世纪70年代的目的，已不同于1960年时的目的。在1960年，农业产出占整体经济的45%，而制造业产出不足10%。到20世纪70年代初，制造业比例已高于农业。更重要的是，在这些行业内，劳动者得到培训和再培训，不断有公司开业和倒闭。韩国的出口企业过去制造玩具和内衣，现在则制造内存条和汽车。在1975年时，如果韩国政府的计划制订者按照1960年的过时信息来管理经济，那么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幸运的是，没人这么做。
为从大规模的投资中获得更多回报，中国政府开始逐渐转向市场体系。成功的农业改革已铺好了路，整体经济中更加复杂、远未涉及的改革还要跟进。邓小平掌舵15年之后，投资回报率提高了3倍，每投入100元，中国的年产出就增加72元，每笔投资只需500天就能收回成本。这不是因为政府缩减了投资，只挑选最好的项目上马。事实完全相反：投资规模甚至高于20世纪70年代。难怪中国经济的发展如此壮观。但是，高投资回报率是如何获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