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农业革命
上海之行足以引起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问题的答案可以在中国各地找到。在驶往中国内地城市郑州的火车上，我就发现了几条线索。
第一，火车本身就是一条线索：它比英国的火车更舒适、更迅速、更准时，中国的公路网和铁路网好像状态极佳。第二，中国好像有很好的教育系统——我与一位经济学博士痛痛快快地下了一盘国际象棋，结果被战败了。这位年轻人从未离开过中国，但能以流利的英文温和地探讨一些深层问题。第三，虽然火车上人很多，但小孩却少见，而且没有大家庭。中国实行“每个家庭只要一个小孩”的政策，所以妇女有时间去工作，而大部分人口处于中等年龄，既不老也不小，他们能为将来储蓄。大量的存款可用于公路、铁路等的投资。至少中国拥有人力资源、基础设施、金融资本，而这些正是传统经济增长模型所需的要素。然而，好像这些资源并非总能得到恰当的使用。我们已经知道，没有正确的激励机制，它们就会被浪费。
建国初期，这种浪费具有传奇色彩。中国最初的发展计划有两大重点：大规模投资钢铁等重工业，另外采用特殊的农业技术，以确保中国的众多人口能够填饱肚子。这样的政策重点是可以理解的。中国的北方省份富有优质煤炭，这自然为经济革命提供了基础。煤炭、钢铁、重工业曾是工业革命的基础，这已得到英国、美国、德国等主要经济体的验证。与此同时，农业必须成为中国政府的工作重心，因为肥沃土地并不多，但必须供养这个国家十几亿的人口。坐在驶往郑州的火车上，我透过车窗看着河南省，中国人口最密集的省份之一，那里是一片冰冷的原野。
这种双向发展的政策被称为“大跃进”。它好像有道理，但却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失败。中国的领导人实行这种政策是基于一个隐藏的前提：只要人民艰苦奋斗，奇迹就能发生。可单靠热情是不够的。村民们被命令在自家院子里修建炼钢的小高炉，但没有可供使用的铁矿石。有些村民将好钢好铁——劳动工具甚至门把手熔化，以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指标，结果那些小高炉里炼出的钢都不能用。
工业政策是一出闹剧，农业政策则是一出悲剧。大跃进将很多劳动者调离农田，让他们去大炼钢铁，或去修水库、公路等公共设施。人们捕杀吃谷物的鸟类，结果造成虫害猖獗；注重深耕密植，以增加产量，可稻米由于种得过密，无法生长，但许多地方搞弄虚作假以展示工农业的成功。
当然，粮食产量下降了，这本来还不会造成巨大灾难，但国家仍坚持政策是成功的。就在粮食歉收的同时，1958—1961年，中国还将粮食出口量增加一倍，以显示农业政策的成功。与此同时，却有很多人在饥荒中饿死。
1976年，毛泽东与世长辞。经过一个短暂的过渡期，邓小平在1978年12月成为新一任领导人。仅仅5年后，中国经济就发生了难以置信的变化。粮食产量增长了40%。为什么？因为这些计划制定者将“真话世界”带到了中国。正如我们在喀麦隆发现的那样，激励机制至关重要。在1978年之前，中国是世界上激励机制最差的国家之一。
当时，中国农业生产是按照地区，将二三十个家庭组织成一个集体。人们劳动拿“工分”，而这些工分是按照集体整体产出给予的。个人很少有机会通过多干活或聪明才智获得发展。结果就是人们既不愿多干活，也不愿发挥聪明才智。
政府也从本国粮食有盈余的地区购买粮食并重新分配，但在这么做时压低价格，这就打击了土地肥沃地区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他们不愿全力去耕种自己的田地。这套系统本为提高中国农产品产量，使国家做到自给自足，但效果却适得其反。1978年，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同20世纪50年代中期时一样低，而50年代中期正是“大跃进”前夕。
邓小平没有多少时间去顾及这些荒唐事，他马上开始实施改革，宣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为改善农业，他必须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他首先提高政府收购粮食的价格，升幅接近25%。在收购农民的余粮时，价格上涨了40%多，这大大增强了土地肥沃地区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几个集体开始实验将土地承包给个体农户。政府没有打击取缔，而是允许这种创新，看它是否有效，就像市场经济允许小规模的实验那样。从集体租来土地的农户积极性大增，不但愿意努力劳作，而且想出各种好办法，因为他们能够从自己的成功中直接受益。粮食产量马上开始增加。这项实验得到了推广：1979年，只有1%的集体采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3年时，98%的集体已进入了这套体系。
与这些改革相配套的有很多其他开放措施：允许粮食零售价上升，进一步激励农民生产市场所需的东西；放松对地区间贸易的限制，使得每个地区都能够享受到比较优势；生产指标不久后被摒弃。
成果非常明显：在20世纪80年代前几年，农业产出每年增长10%。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半以上的增长不是因为更辛勤的劳动或机械的采用，而是因为更有效的种植和收获方法。生产率之所以能够提高，主要由于放弃了集体体制。在改革5年之后，农民的平均收入翻了一番。是邓小平通过利用市场和价格的力量，完成了大跃进。
回想第三章的“真话世界”，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些统计数据。部分由于意外的事件，部分由于仁慈的纵容，部分由于有意的设计，邓小平将“真话世界”引入了中国农业领域。一些人有好想法、好运气，又肯努力工作，他们成功了。糟糕的主意很快被摒弃，好主意迅速推广。农民们开始更多地种植适销对路的作物，更少地种植费力不讨好的作物，这都是引入价格体制后意料之内的结果。中国开始踏上新的发展之路。
这样一条道路不可能只停留在粮食方面。农业改革成功后，邓小平为下一步的改革赢得了巨大动力和广泛支持。注意力需要转向经济的其他部分，就是包括郑州在内的各个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