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利益集团的力量
据说哈里·杜鲁门只邀请“只有一方面意见”的经济学家，因为这样的经济学家不会发表意见后又说“另一方面……”。总是有更好的演讲稿撰写人的罗纳德·里根曾说过，应该仔细追究那些“100个问题有3 000个答案”的经济学家。
确实有道理，经济学家并不总是意见一致，但很少有哪位经济学家不对自由贸易的优点抱有热情。经济学家近乎一致的观点是：全球自由贸易将是巨大进步，而且，即使其他国家拒绝降低贸易壁垒，那么我们也该去做，否则我们就是傻瓜。
经济学家估计，自由贸易能带来巨大好处。例如，19世纪50年代日本在美国逼迫下开放港口后，它开始往热情的世界市场出口丝绸和茶，并换取棉衣和毛衣。棉花和毛衣在日本很贵，但在国际市场却很便宜，结果它的国民收入增长了2/3。
最近的例子，乌拉圭回合的贸易谈判使得全球贸易壁垒从1994年开始有所缓解，据估计这已使全球总收入增加了约1 000亿美元。如果农产品、工业品、服务的关税减少1/3，增加的收益将达6 000亿美元，约为全球总收入的2%。将所有贸易壁垒都去除，全球总收入的增长将超过6%。这些数字肯定低估了潜在的好处，因为它们只包括了最直接的收益，即让较廉价的产品从世界市场进入被保护的市场，因此，这是大卫·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直接应用。其他的好处可能与普遍的看法相反，因为大多数人认为贸易是跨国公司的朋友，但实际上自由贸易能够推动国际竞争，从而削弱大公司的稀缺力量。自由贸易还鼓励采用新的工作方式和更好的技术。有些人甚至认为自由贸易还能推动和平，因为各国的贸易关系增强后，它们就没理由再陷入战争。
如果自由贸易真的有这么多好处，为什么世界上仍有这么多贸易壁垒？为什么政治家不通过降低贸易壁垒来轻松获取选票？为什么当初日本人必须被迫实施一种政策、使国家的收入几乎翻番？遗憾的是，在多数国家（无论穷国还是富国），影响力大小不一的特殊利益集团有各种理由反对自由贸易。
关税往往给多数国家强加上一笔小小的、隐蔽的成本，这笔成本的形式是商品的更高价格。关税将更高成本强加在外国人头上，而他们没有投票权。对人数很集中的某些集团来说，关税的益处却是巨大的，而这些集团往往是工会组织强大的行业和大公司。如果选民信息很灵通，能够全面理解经济理论，那么在民主国家，贸易保护主义者将被选下台。但如果人们消息闭塞，不了解关税加在他们头上的成本，那么因为特定关税对特定选民的影响很小，所以关税问题甚至不会进入他们的考虑范围——尤其是，如果争取贸易限制政策的运动伪装成反对血汗工厂等的运动。由于这些消息闭塞的选民的惰性和不安，改革的努力会遭遇挫折，与此同时，特殊利益集团却非常清楚贸易保护主义给他们的好处，所以投入大笔资金，不遗余力地展开游说，维护他们狭隘的利益。
相对于脆弱的民主国家或不民主的国家，如喀麦隆，在健康的民主体制中，特殊利益集团的力量更小。如果特殊利益集团是贸易壁垒后面的部分原因，那么我们可以期待，民主体制更健全的国家拥有较低的贸易壁垒。
数字确切表达了这一点。1999年，美国的平均关税是2.8%；在欧盟，平均关税是2.7%；在新崛起的“四小龙”之一的韩国，关税是5.9%；作为经济改革典范的阿根廷，关税是10.7%；在巨大的经济体中国和印度，关税分别为15.7%和29.5%。我们已经知道，可怜的小国家喀麦隆平均关税是令人惊愕的61.4%，贫困与腐败无法减轻。
情况好像是，即使我们能够给我们的政治家施加压力，令他们通过降低关税为大家做好事，而贫穷国家的政府也应承担同样的责任。既然关税伤害他们的国民，为什么他们还坚持高关税政策？或许因为在国际上的孤立有利于国内政治稳定。作为世界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政治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肯定是终身制的领导人，这正是美国长期制裁的结果，制裁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结果。在10年的制裁之后，萨达姆·侯赛因的统治好像更牢固了，使他下台的不是内部变化，而是外力。缅甸和朝鲜在国际上名声不佳，但政府却非常稳定。
这说明了为什么日本人必须开放、大幅度提升国家的收入。孤立政策不是为了日本人民，而是为了统治者德川家族的利益。历史学家珍妮特·亨特（Janet Hunter）得出结论：
政治控制的机制由严厉的管理制度提供支持，而这种管理制度就是要使全体民众中间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动最小化……1640年，日本在切断本国与外部世界所有联系后，可能造成危害的国外影响力被最小化。
虽然这些精心设计的措施成功地维护了德川家族约两个半世纪的统治，但它们不可能阻止所有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化……重新开放、与美国和欧洲列强接触后，事态很快到达一个危机爆发点……从1853年开始，在美国要求建立正式关系的问题上出现危机后……德川家族很快走上了下坡路。
特殊利益集团一直在努力定义美国的贸易政策，而且取得了程度不一的成功。贸易壁垒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而国会代表尽量维护自己选民的利益，要求保护艾奥瓦的农业、宾夕法尼亚的钢铁业、佛罗里达的糖业、密歇根的汽车制造业。通过相互交换选票，他们通过了一项又一项的关税，而如果总统从某个贸易谈判回来，手里拿着降低贸易壁垒的协议，他们会拒绝批准。
总统往往是自由贸易的热情支持者，因为他们需要整个国家的选票，所以不太支持代表地区利益的贸易保护主义。确实如此，1934年，罗斯福总统说服了国会，使他和未来的总统有权预先批准贸易协定。此后20年间，美国的关税税率从大约45%降到大约10%。现在，总统对贸易政策承担责任，所以关税税率一直在下降。
当然，总统并非完全免疫于特殊利益。近年来的总统选举中，因为佛罗里达的选票很重要，所以就有了对糖业生产商的贸易保护政策，而这却损害了全国的利益。没有完美的政治制度，但民主体制往往更支持贸易，因为降低贸易壁垒有利于普通人。
